接到出版赵吉惠先生纪念文集的征稿函时，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说起来，我和我所在的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不少同仁与赵先生都相识相知，尤其我的师辈，他们与赵先生长期来往联络，都是多年的老友。上个世纪80年代，我还在读硕士研究生，老师带领我们赴古城西安访学时就拜访过赵先生。后来，我院的不少研究生也得到了赵先生的大力帮助。在赵先生逝世周年之际，我们能有机会表述我们对赵先生的感激之情，也要向纪念文集的组织者表示感谢！
说到赵吉惠先生，我和周围的朋友们都会首先想到他与另外几位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儒学史》。我就职的曲阜师范大学地处孔子故里、儒学故乡，孔子儒学诞生在这里；我们所处的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专门研究机构。正因如此，大家都自然十分关注中国儒学研究。我们与赵吉惠先生的"缘分"当然也离不开"儒学"。"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曲阜师范大学（那时的"曲阜师范学院"）多次举行各种类型的"孔子学术讨论会"，赵先生曾经来曲阜参加会议，搜集材料。
据介绍，1980年，赵吉惠先生就应邀参加了"文革"后在曲阜召开的"全国首届孔子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论孔子天命观的伦理性质与自然本质》的论文，他认为再不能把孔子当作"唯心主义"的典型、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再也不能粗暴地批判孔子了，应当从伦理的义蕴去研究孔子思想，发掘孔子思想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他说，批孔的时代与尊孔的时代都应当成为历史的陈迹，现在已经进入了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孔子的新时代。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兴起之后，人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中国的传统文化，投向孔子和中国儒学，作为一位学识渊博、关注现实、善于把握时代脉搏的一位本色学者，赵先生也开始了他的孔子儒学研究。
《中国儒学史》是集体合作的成果，但作为"第一主编"，该书显然离不开赵先生的个人学术研究背景。赵先生在所著《21世纪儒学研究的新拓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曾经谈及这一点。赵先生说，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20世纪经历了一段戏剧性的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变的历史命运。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大陆60年代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等社会运动中严厉批判了孔子与儒学，使其遭遇空前的厄运。7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与中国大陆经济复苏之后，孔子与儒学又时来运转，其现代价值被东西方学者重新发现、重新肯定。在这样历史交错、风云变幻的年代，赵先生开始了自己孔子与儒学研究的步子。
20世纪80年代，虽然"文革"已经结束有年，但学术界仍然处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人们评价孔子儒学，也自然带有新时期历史、科学研究的起步阶段的特征。赵先生这一时期关注"儒学的历史定位"与儒学的历史演变，在儒学历史的方法上，不仅进行个案研究，也进行整体研究。那时期，人们似乎在接续"五四"时期的一些先驱，不少学者仍在谈论"真孔子"与"假孔子"的问题，也就是将"春秋末年的孔子"与后来"被后儒改造"以后的孔子加以区分。
赵先生也思考这样的问题，但不愿意停留在"传统"的、"保守"的研究方法上。赵先生长期从事史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他利用自身优势，思考孔子儒学的研究方法，引进西方流行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重构论"，试图用新的研究方法、新的观念研究孔子儒学。按照赵先生的介绍，这一时期，他已经开始思考儒学史上的种种问题，他思考"真"、"假"孔子问题，思考儒学的历史定位，也认真研究儒学的起源问题、儒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儒教文化圈与东方现代化模式问题等等。整个80年代，他"以中国传统文化史为大背景"，不断地构架"中国儒学史"，他在对儒、墨、道、法、名诸家思想进行比较研究之后，形成了"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的观点，以此为主轴，他不仅撰著了《中国传统文化导论》，还与郭厚安、赵馥洁、潘策先生共同主编了六、七十万字的《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赵吉惠先生等主编的这部《中国儒学史》卷帙浩繁，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根据我的印象，我周围从事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人几乎是人手一册的。据赵先生在该书《引言》中的介绍，这是一部专业性的学术史专著，也是一部比较专门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著作。从写作初衷上，赵先生及其同仁写作"儒学史"，并非一般地写儒家学派史，而是写儒家学说史、儒学演变史。凡是与儒学发生过重大关系，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典籍、事件，均拟写入本书。其中有的人物是研究儒学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有的人物则是批判儒学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另外还有一些是与儒学发展有过深刻联系的历史事件、社会思潮和文化典籍。该书以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演变为主线，以具体的章节为基础，力求突出学术思潮与学术问题。
值得称道的是，赵先生等人对于儒学史的研究，是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对待的。为了更好地整理、总结中国儒学文化遗产，他们最初计划分步实施研究。赵先生团结一批学者，作为系统研究儒学的第一步，大家首先进行个体的专门研究，撰写学术论文，对研究范围内的重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作为研究的第二步，他们集中群体优势和智慧，撰写了规模90万字的《中国儒学辞典》。第三步便是《中国儒学史》的写作，这是进一步发挥群体优势的结果。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发挥群体优势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儒学、培养儒学研究人才的过程。
我们以为，该书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它的开创意义上。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一部真正意义上系统研究与阐发中国儒学的通史性专门著作。赵先生也看到，过去的中国学术界有《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教育史》、《中国佛教史》等研究专著，但是还没有专门的《中国儒学史》。赵先生主编该书，目的主要在于解决中国儒学本身的问题，为中国儒学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衰落，概括出一个提纲挈领的逻辑结构和理论体系，初步探讨中国儒学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和规律，揭示儒学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旨在为深化中国儒学史的研究提供借鉴。
学术界有学者评论认为，赵吉惠先生等的这部《中国儒学史》，作为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儒学发生、发展和演变史的专著，开了儒学发展史通史研究的先河，第一次从历史的高度对儒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审视。显然，这样的评价正符合中国儒学史研究的历史实际。
在《中国儒学史》的"引言"中，赵先生谦称他们所从事的《中国儒学史》的写作是为深化中国儒学研究"抛砖引玉"，事实上，该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儒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赵先生等学者撰著出版《中国儒学史》之后，20世纪90年代不仅出现了好几部儒学发展史专著，而且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也都有重大突破。仅以"中国儒学史"类的专著而言，就有吴龙辉的《原始儒家考述》、刘蔚华和赵宗正主编的《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庞朴的《中国儒学》等。1998年6月，广东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组织撰写的七卷本《中国儒学史》，在卷帙规模上远迈前修。全书上自儒学的起源，下迄1949年，分七个大时段，一卷写一个时段，对儒学2500余年的历史做多层次、多角度的审视与总结，认真探索儒学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及其独特的发展历程，以揭示儒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精神，阐明儒学的思想理论贡献。各卷既上下衔接，又相对独立，合起来看，是一部儒学通史，分开来看，则是七部儒学断代史。这部260万字的多卷本《中国儒学史》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上篇幅至巨的中国儒学通史。此外，还有谢祥皓、刘宗贤主编的《中国儒学》。据闻，前几年有人正在谋划出版10卷本的《中国儒学史》，若追溯这样皇皇巨著的学术缘起，可能仍然不难说到赵先生等学者主编的这部重要著作。可以肯定地说，时间愈久，该书的开创意义愈加突显。
赵吉惠先生等学者对中国儒学的探讨并没有停留在儒学发展历程的研究与描述层面，赵先生本人和他们的研究群体除了进行个人的专题研究、编辑儒学辞典、撰写儒学通史，他们还有进一步的工作，那就是继续分工写作《儒学与现代中国》，通过这部书主要说明近现代中国社会各派政治势力如何利用儒学、改造儒学为自己的利益或政治统治服务，以及儒学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命运，以便于深入阐明儒学与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关系，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以便为制定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战略，为中国如何走向现代化，提供近现代的文化背景研究。很显然，他们也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研究的价值与重要意义，因此，尽管他们清醒地看到这样的研究需要高标准的认识能力、知识结构、理论水平以及对历史文献资料的鉴别、掌握与运用能力，但他们仍然知难而进，出版了《儒学在现代中国》（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在我的心目中，赵吉惠先生博学多识，具有很强学术敏感性与前沿意识，研究领域广泛。正因为这样，他对整个中国文化及其历史命运的思考才系统而富于见解。他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史、史学理论、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尤致力于儒学研究，成果卓著，撰写、主编了一批学术著作，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例如，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各种著作，赵先生先后出版过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著作就有《中国先秦思想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儒学命运与中国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国传统文化导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国学沉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国儒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他还主编了《海内外学者论儒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赵先生学术视野宽泛，惟其如此，他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才能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与探讨。
由于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密切关系，由于孔子、儒学与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来的不解之缘，人们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谁都不能离开对于孔子、儒学的研究与思考，因而，对于孔子、儒学的现代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关系的理解，都可谓众说纷纭。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剧烈动荡，中华民族遭受了太多的屈辱与磨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思考传统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就难免将二者联系起来。实际上，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任何对她的非整体性、非系统性、非全局性的研究都会造成结论的偏颇，再加上人们认识的出发点不同，思考的角度不同，更增加了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失准与失衡。
在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赵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的见解富于启发与借鉴价值。赵先生对中国儒学的研究注重正本清源，据介绍，赵先生1980年就曾经向徐仲舒先生请教了关于甲骨文中"儒"字的考证，后来则系统研究了近代以来学者原儒的观点，撰成了《近现代学者对"儒"之考辨与定位》，把20世纪学术界长期争论而得不到解决的学术难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赵先生的这篇文章还糅合到他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为后来不少儒学研究者所参考。他综合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将近代学者们"原儒"、"说儒"之类的观点比较、分析、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儒学之"儒"产生于殷商，是殷民中主持宗教仪式的人。由此，他探索了"儒"与"儒家"、"儒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他对儒学史的研究由此系统展开。
毫无疑问，作为历史文化，孔子、儒学都属于历史的范畴，但孔子思想同时也具有"永恒的范畴"。立足于今天，国人对于孔子、儒学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现在，许许多多的现象标志着人们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无论是官方祭祀孔子，还是民间经典诵读，虽然还有不少的非议乃至谩骂，但毕竟这表现了中华民族已经实实在在地"在文化上找到了自信"。很显然，一个自信的民族必须是一个开放的民族，但一个真正有希望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文化立足点的民族。我们要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弘扬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培养应该是弘扬基础上的培育。以前，我们虽然都知道对待传统要"汲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但在操作的层面上，却往往混淆了"精华"与"糟粕"的界限。中国人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往往也影响到外国，例如，美国中国学专家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就认为传统儒学已经成为僵尸，这样的观点其实十分具有代表性。
针对对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菲薄，赵吉惠先生撰写了《儒学在现代社会历史命运转换》，论证儒学在新中国虽然失去了主流文化地位，但其精华还有永存的价值，还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作用。赵先生曾经多次赴中国台湾、香港以及韩国等地讲学、学术交流，他注意考察了东南亚社会发展以及儒学在亚洲的传播与影响，系统研究了"儒教文化圈与东方现代化模式"，进一步深化了他对儒学历史地位与影响的认识。他很早就思考了儒学与宗教的关系，形成了"儒学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的观点。赵先生认为，儒学是在继承、发挥殷周礼仪文化的基础上，由孔子创立、孔孟发挥的政治伦理文化，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的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
在有关儒学特质这一点上，赵先生的认识其实有一个升华、提高的过程，或者说，赵先生观点的变化不是一个学术观点的简单的改变，它彰显出来的，不仅是赵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更是他认识儒学内涵问题的境界提升。赵先生自己说，本来他认为儒学有宗教性，在历史上起过宗教作用，但还不是宗教。后来他发现这个认识很不够，不符合历史的发展。他认为，儒学演变为道德宗教，已经成为历史事实。我们应该承认儒学既是生命哲学、政治伦理哲学，又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或曰世俗宗教。这不仅要从儒学结构本身、儒学的演变进行分析，而且要承认一种新的宗教观，用新的宗教观去诠释、定位儒学，用世界范围宗教观念的新变化，用宗教与信仰的世俗化、多元化观念去透视儒学，可能会对儒学的研究造成一场观念上的革命。
近代以来，学者在这一问题上进行了不少讨论。从前，受"五四"反传统精神的影响，有人力求做纯粹的孔子研究的"超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身学术研究对象之外，而不论孔子的"好"和"坏"，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超然"，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受着否定孔子、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潮流的影响。现在，儒学研究人员中有仅仅以儒学研究为"职业"而已者，孔子文化与儒家精神对其没有丝毫影响。有最为极端者，其行为恰恰与儒学精神相背离，有竟至于沦落为阶下囚者，不仅没有以儒学精神救世，反以自己的"学术成就"与"学术影响"，授人以柄，成为一些人嘲讽儒学的例证。二十年前，赵吉惠先生已经认识到，我们应该把孔子与道德提升为信仰、崇拜对象，把儒学理解成为道德宗教。
赵先生曾经提到梁漱溟先生所说："我们不要把宗教看成古怪的东西，他只是一种情志生活。"钱穆先生也说："若把中国儒家看作一种变相的宗教，……那是一种现实人生的宗教，是着重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上面的一种'平民主义与文化主义的新宗教'"他又说："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国宗教则为'入世'的；西方宗教是'不闻政治的'，而中国重量则是'以政治为生命的'"。赵先生提出这样的新观点，是基于他对所谓"宗教"的重新认识。同时，赵先生还看到，认同儒学是道德宗教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对中国文化固有的宗教性的理性肯定和科学概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的进一步揭示和深入挖掘，而且可以进一步在中华民族强化对伦理道德的信仰与崇拜，提高儒教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从而把遵循伦理道德规范，和谐天地人之间，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有利于推动全民的道德教育，有效地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质。认同儒学是道德宗教，还有利于同世界宗教接轨，有利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
赵吉惠先生关心社会，关注现实，他的研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学理的思索，立足于当代的社会实际，放眼于中国在世界的未来地位。他考虑如何研究和评价现代新儒家，预测21世纪的儒学前景，从而提出了21世纪儒学研究新拓展的思考与创意、预见，设计了新世纪儒学研究的新问题、新领域，他认为儒学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优秀成果，其思想精华在21世纪仍将发出灿烂的光芒，仍将不断被东西方文化所吸取。纵观今天的孔子儒学研究，我们已经看到赵先生的许多观点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学界共识。我们相信，赵先生对于儒学前景的展望，还会得到更多的证实。赵先生虽然逝世了，但他中国儒学研究的成果是留给后人的重要遗产，他对于孔子儒学的深邃思索仍会激励我们思考更多、更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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