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职称：

哈佛研究教授

北京大学哲学讲席教授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AAAS）

国际哲学学院院士（IPP）

 

学术职务：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2008－）

国际哲学联合会（FISP）常务会员（2008- ）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主席（2008－）

 

学历：

1957年入台湾东海大学，师事徐複观，牟宗三先生，1961年大获学士。

1962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

1963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师从W.C.史密斯、Bellah（贝拉）等著名学者。

196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88年，获选为美国人文、艺术及科学院院士。

2010年，国际哲学学会（IIP）院士（代表中国 ）

 

荣誉博士学位：

美国里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

美国密西根大谷大学

中国山东大学。

台湾东海母校。

香港岭南大学。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at London University）

澳门大学

日本创价大学等。

 

荣誉教授：

获得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苏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最高荣誉顾问）、京都大学、创价大学、拉慢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等国内外知名学府的荣誉教授称号。

 

荣誉讲座：

印度哲学研究会邀请的国家讲座（1995）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1998）

第十八届世界哲学大会（波士顿，1998）

韩国茶山讲座

北京论坛（200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发表关于文明对话的讲演（2004）

世界宗教史大会（东京，2005）

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关西等八所大学系列讲座（2005）

第二十二届世界哲学大会Maimonides Endowed讲座（首尔，2008）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昆明，2009）

国际法哲学联合会第二十四届大会（北京，2009）

联合国文明联盟第三次年会（维也纳，2013）

 

曾任教职：

东海大学（1967-1968）

普林斯顿大学（1967-1971）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71-1981）

北京师范大学（1980）、北京大学（1985）、台湾大学（1988）、巴黎高师（1989）

哈佛大学（1981-2010）、哈佛研究教授（2011－）。

 

短期讲座：

曾在波士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史丹福大学、柏克利大学、华盛顿大学、图宾根大学、柏林大学、南非大学、土耳其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高丽大学、南阳理工、印度、马来西亚、巴西等100多所世界的重要的大学讲授儒家哲学与伦理。

 

曾任学术行政：

哈佛宗教研究会主席。

哈佛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86—2008），

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主任。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顾问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

 

主要学术著作：

《行动中的新儒家思想——青年王阳明》（Neo-Confucian Thought in Action: Wang Yang-ming's Youth，1976）

《中庸洞见》（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 An Essay on Confucian Religiousness，1976，修订版，1989）

《仁与修身》（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1979）

《儒家思想：以创造性转化为自我认同》（Confucian Thought: Selfhood a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1985）

《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Way, Learning, and Politics: Essays on the Confucian Intellectual，1993）

《具体之仁的全球意义》（Global Significance of Concrete Humanity: Essays on the Confucian Discourse in Cultural China ，2010）

《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Concrete Humanity>>（2009）

五卷本《杜维明文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2001）

八卷本《杜维明文集》三联出版社出版（2013六续出版）、《杜维明全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六续出版）。

 

获奖：

2001年和2002年，获第十届国际 Toeg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生态宗教奖。

2001年，获第九届国际“李退溪研究大奖”

2002年，获得联合国颁发的第二届“托马斯•伯利生态宗教奖。

2007年，获得哈佛美国人文学者协会颁发的“杰出人文学者终身成就奖”

2007年， 2009年，获中国首届“孔子文化奖”

2012年，获首届“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奖等。

 

简略传记

杜维明， 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成长于台湾。

杜维明是当代儒学思想家，长期致力于阐释儒家经典，参照各轴心文明及非轴心文明的多元核心价值，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儒家哲学。杜维明教授倡导“文明对话”，构建“对话文明”的论域，定义了中华文明具有“学做人”的文化特质及兼容并蓄的文化能力。杜维明同时解构了“文化中国”的概念，使其超越了地域与政治的版图，为研究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及文化特征提供了理论基础。杜维明教授创造性地转化了儒家传统，开拓了“第三期发展”的宽广视野。1985年杜维明在北京大学讲授儒家哲学课程，萌发了大六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意识。他还在全球一百多所著名学府任教与讲学，为各类重大的学术活动做主旨报告，实践了儒家“做学问”的精神与方法，为儒家伦理开辟了新思路，为儒家的“心学”在认识论及科学理性的领域中提供了新观点。杜维明是国际上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杜维明开展的讨论：

文明对话——人类各文明此消彼长，强势的霸道，弱势的扭曲，文明冲突甚至比版图扩张，经济侵略更为常见。杜维明倡导“文明对话”，进行了精辟的理论探研，主张做学问，并长期身体力行，从各国大学开始，逐步推广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退休领袖行动大会，及各类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进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政治理念的对话与交流。杜维明创建了“对话的文明”与“中国是一个学习的文明”等理论与概念，为国际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做出卓越的贡献。

    “文化中国”跳出了地理版图与政治版图的概念，以文化为核心，凝集了两岸三地，海外华人，与中国既没有婚姻，也没有血缘关系，但关怀中国文化的各国人士。杜维明教授的高瞻远瞩，为这一论域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伦理基础。

    现当代哲学的主导语境源于希腊与希伯来两大文明，价值判断基于理性判断，逻辑推理。中国，乃至于东方的传统哲学的思想与智慧全部都如同半月的暗面，由于角度不同，光芒被暂时遮掩。尤其是深受启蒙主义影响的当代中国人，常以欧美文化中的长处与自己传统文化的短处比较，如民主，人权，自由，选举与权威主义，裙带关系，男尊女卑。杜维明深入学习，在充分承认启蒙思想具有普世价值的前提下，明确指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智与智慧同样具有普世价值，同样应该得到世人的敬重，如儒学的“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学的“慈悲”，道家的“自然”。即梁漱溟之后，杜维明是来到北京大学讲授儒家伦理课程的第一人，指出“儒家哲学思想在现代转化的同时也会转化现代，它将走向世界，得到更广泛的实践”。

没有杜维明长期不懈地努力，没有杜维明的做学问，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也会复兴，哲学思想的“满月”情景同样也必将会出现。但是，正因为有了杜维明教授，有了杜维明的理论与实践，“复兴”的速度，“满月”的色彩一定会大不一样。

 

 儒学创新与现代转化：

杜维明认为：儒家的人性自我的实现，除了需要内在主体在自我修养中不断深化外，还需要在外在人际关系的层层拓展与交互作用中进行创造性转换。「自我转化」是思考的起点，它对儒家的「自我」意涵作了深度挖掘，将儒家的「自我」分析为身、心、灵、神四个层次。他指出：儒家之「修身」和「修己」是同义语，「身」与「己」有时可以互用，「身」即是「自身」的间称。并指出：「身体」或「身」、「体」，在儒家传统中是极丰富而庄严的符号，非body可以代替。所谓「以身体之」，可以想「身」所隐含的「体验」之殊义。儒学中的「自我」（self），不是封闭且孤立于世界的抽象实体，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和转化的过程。儒家的自我超升，绝不是离身心以成就神灵的模式，而必须以「身」体之，才可知「心」，才可觉「灵」，才可明「神」。身、心、灵、神四层次不是截然分离的四阶段，而是一个连续过程中互相融贯的四度超升。而这种自我的四度超升，就是自我「创造性转化」的过程。

    杜维明继承牟宗三儒学发展三期说，对儒学第三期的前景，曾有明确的展示。他用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轴心时代」思想，说明从先秦到西汉，儒学出现和发展的原因。并用日本学者岛田虔次(しまだ けんじ)的论断，指出宋元明清儒学，是东亚文明的集中体现，是针对佛教文化挑战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而对于第三期儒学的发展，则以爲是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

    杜维明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对儒家伦理与经济伦理、企业伦理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并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及现代化的不同类型、多元的现代性等宏观课题展开探讨。他的研究，不仅对于当前的经济发展及文化思考具有启发作用，而且对于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的理论建设，亦具指导意义。

    杜维明指出：儒学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有生命力，主要取决于儒学是否能经过纽约、巴黎、东京，最后回到中国。儒学只有在这些文化中生根，才能以康庄的姿态回到中国。儒学要在这个时代得到真正的发展，想要确立新儒家哲学与人类学的地位，必须通过与西方对话才能得以达成。具体而言，在超越层面上，儒学需要与基督教展开对话；在社会政治层面上，需要与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话；在深度心理学层面上，则是需要与弗洛依德主义展开对话。

 

孔夫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中国人的「道」，有情有信；普天下的「公」，古今一理。作为新儒家的代表，杜教授以大中华为背景，同时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在当今世界，他所推行的「道」，必将越来越能显现其普世的价值和恒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