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基本特征是道德政治。他注重道德，关心政治，热心教育，又“罕言利”，因而历来的研究以及对孔子以及儒家学说的评价主要集中在道德、政治以及教育方面。其实，孔子对社会经济问题并不轻视，其经济思想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来说，并不亚于其道德与政治学说。值得后人深入挖掘与认真总结。孔子经济思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一是义利思想，它涉及的是道德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二是理财思想，它涉及的是国计民生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富国与富民的关系。限于篇幅，本文就孔子的理财思想试作阐述。
一
孔子生当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这是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代。随着铁器的发明与牛耕的推广，大量荒地得到开垦。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带来社会安定和人民富裕。相反，它引起了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与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其结果是天子式微而诸侯争霸，私家强于公室而大夫擅权，甚至于陪臣执国命。同时，各诸侯国家为称霸中国，纷纷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由于干戈不息，军费支出浩繁，致使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各诸侯国家大多注重开拓财源，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如齐国管仲实行“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韦昭注曰：“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以级差赋税的形式来发展经济，增加税收。鲁国亦于鲁宣公十五年实行“初税亩”。杜预注云：“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犹不足。’遂以为常，故曰初。”（《春秋经传集解》）鲁国在“初税亩”以前实行劳役赋税，税率为百分之十。至鲁宣公时，由于财政支出激增，加之粮食歉收，国库空虚，因而田赋加征百分之十的实物税收来缓解财政困难。总之，加征赋税，开拓财源，增加收入是当时各诸侯国普遍采取的政策。其结果赋役负担日趋沉重，社会经济发展与农民生活深受影响。
针对春秋末期的这一状况，孔子提出了以民富国富为主旨的理财主张。其学生有若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十分明确地表达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论语·颜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乎？’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彻”为周代田赋制度，实行劳役赋税，税率为百分之十。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孟子·滕文公》）认为夏商周尽管田赋制度名称不同，农奴授田不一，但税率都是百分之十。如前所述，鲁宣公“初税亩”，田赋课征已实行百分之二十的税率，比西周时加重一倍。至哀公时财政依然入不敷出，以至哀公又萌生加税之意。而有若却答以恢复周代彻法，并阐明轻税富民，民富国富的道理。这一主张虽不能解鲁哀公之近渴，但它所蕴含的减轻税负，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理财思想是颇有见地的。它既符合孔子爱人、惠民的原则，也反映孔子对经济与税收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这在二千年前的古代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
孔子注重民富，认为民富是国富的基础。《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不但是社会最主要的劳动生产部门，而且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农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收入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国语·周语》载虢文公言曰：“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对农业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充分的说明。在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由于耕作技术相对落后，土地资源十分丰富，因而人口特别是农业劳动人口的增加能够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孔子赞赏人口增加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孔子接着说富之，即让农民安心农业生产，发展经济。
孔子主张君子、小人之分。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小人当然是指劳动者，从政治上讲这是贬低劳动者，不可取。但是在那个时代这是顺理成章的。同时，孔子的君子、小人之分还带有社会分工的含义，认为小人求利、怀土、怀惠，是同劳动者的身份和工作性质相联系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孔子承认劳动者有其自身利益以及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对待小人的态度与认识不无可取之处：它体现了孔子重视社会经济活动，认识到社会分工的必要，主张以物质利益来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正因为此，孔子“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日》）把民与食放在政务之首。主张富民，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论语·尧日》）可见，顺应劳动者求利致富之心来发展经济，来富民富国，既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是孔子理财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重视农业生产，但并无抑商之意。其学生子贡经商致富，孔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億侧屡中。”（《论语·先进》）虽不以为然，但对于子贡经商致富本身没有责难的意思。比之法家的重农抑商，孔子的经济思想更为开放。
三
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减轻劳动者的负担，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剩余产品十分有限，而赋役负担又相对较重的情况下，其作用就显得更为明显。由此，孔子提倡“敛从其薄”，“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即主张轻徭薄赋，发展经济，藏富于民。
《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杜预注云：“丘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疋，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春秋经传集解》）鲁国执政季孙为加征军赋一事，派冉有去征询孔子的意见。孔子不作正面回答，但私下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孔子认为赋税课征应该遵循礼的规范。礼是西周以来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的统称，就赋税制度而言，西周时田赋征收实行彻法，税率为百分之十，军赋以丘出赋。孔子认为西周的赋税制度是周公制定的，税收负担适中，体现了从轻课征的原则和惠民的思想。季孙欲在丘赋之外另行加征，是不符合礼的要求的，是贪冒无厌的行为。并提出“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的税收课征原则。轻徭薄赋在于减轻税负，发展经济，使百姓无冻绥之患而有所积余。它既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能丰富税源，扩大国家财政收入来源。这也就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道理。
对于“季孙欲以田赋”一事，《国语·鲁语》记载的侧重点与《左传》有所不同，其中孔子所说为：“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对赋役课征的内容、方法及原则作了具体阐述。其一，主张劳役赋税，而且要视土质、远近实行级差课征。孔子在《春秋》一书中，以“初税亩”三字寄寓他主张劳役赋税，反对实物赋税；主张轻税，反对重税的思想，与此一脉相承。从赋役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孔子主张劳役赋税显得保守、落后，不足取。其二，提出根据商贾的实际收入课征商税。韦昭注云：“里，廛也，谓商贾所居区域也。以入，计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财业有无以为差也。”征商体现了孔子农商均税与薄敛的思想。以此亦可为前述孔子不抑商佐证。其三，要求区别对待，减轻徭役。韦昭注曰：“力，谓徭役。以夫，以夫家为数。议其老幼，老幼则有复，除也。又议其鳏、寡、孤、疾而不役也。……无军旅之出，则止不赋也。”认为徭役应以青壮年为主，而且是有征战之事则出，无则已。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适时征发徭役，就能促进农业发展。管仲说：“无夺农时，则百姓富。”（《国语·齐语》）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其四，田赋须有限额，应以周公之籍为依据。总之，《左传》、《国语》所记内容虽各有侧重，甚或错失之处，但是孔子主张轻徭薄赋的思想则是十分明确的。
税收负担的加重，势必影响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的稳定。孔子依据周礼，主张轻徭薄赋，看似保守，于国计民生则不无好处。正因为此，对于聚敛的行为孔子一概加以反对。《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冉求在孔子学生中以理财治赋见长，但因其为季氏聚敛而被孔子斥责。可见主张轻徭薄赋是孔子的一贯思想，也是他理财思想的主要特点。
四
与财政收入上提倡轻徭薄赋相联系，在财政支出上孔子主张节用。他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为节用，才能薄赋，所以孔子把节用与爱人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节用也是富民的途径。节用主张主要表现在：
其一，主张去奢从俭。《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如前所述，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礼是立身之本，立国之本。而且在政治上还以复礼为己任。但当林放问到礼的本质时，孔子认为奢不如俭。孔子注重丧与祭，提倡孝道，认为孝亦为政，但在谈到丧礼时认为仪不如戚。把俭与礼的本质联系起来说明，在孔子看来俭不仅仅是手段，而是制度与政策的内在要求。所以他又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逊也，宁固。”（《论语·述而》）宁愿简陋寒伧，不图奢侈豪华。又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当然，宁俭，宁固也要恰如其分。《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是孔子学生中最有商业头脑的，因鲁君不临祖庙告祭，他就准备省下告祭的羊。在孔子看来爱羊废礼，过犹不及，不可取。重要的是要用之有度，恰如其分。
其二，要求节制财政支出。孔子节用思想主要表现在节制政府支出和个人消费两方面，就政府支出而言，春秋时期莫过于军费。《论语·卫灵公》：“卫灵公向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春秋时期由于诸侯称霸，相互攻伐征战是家常便饭。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一起，不但生灵涂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军费支出激增，人民负担沉重。可以说，春秋末期各诸侯国家普遍出现的加征赋税，扩大财政收入来源，其主要原因是军费负担过于沉重。孔子主张足兵是要求保持必要的武备，以保卫国家安全。他反对战争特别是侵略战争，其原因之一就是军费支出浩繁，人民负担沉重。所以他不言军事，主张“有军旅出则征之，无则已”，重点在于无则已。对于政府的日常支出孔子同样主张节用。例如上述对祭祀活动主张宁俭，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对管仲的态度及其评价。管仲是春秋齐国的执政大臣，曾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认为他有大功于中华民族，并许他以仁。但对管仲为政治国过于奢靡的做法则不以为然。《论语·八佾》：“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认为管仲下属官吏人多事少，是不俭。同时，管仲身为大夫却与国君攀比，是违反礼的等级名分规定与宁俭的原则。春秋末期统治者奢侈成风，如鲁国季氏身为大夫却享用天子之乐舞。（《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在古代社会家国一体，统治者个人的消费行为与国家财政支出联系在一起。所以无论公共支出还是个人消费都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状况。正因为此，孔子强调“政在节财”（《孔子家语·辨证》）。
需要说明的是，孔子主张实行等级制度，因而，判断个人消费的奢与俭的主要依据为是否符合礼的等级名分规定，而不是个人的经济条件。上述孔子对管仲，对季氏非议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遵循礼的等级消费规范。身为大夫却享用天子、诸侯的待遇。对这种等级消费规范孔子是身体力行。《论语·颜渊》：“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颜渊与孔子有师生之情，孔鲤与孔子有父子之爱。即便如此，孔子认为他作为“从大夫之后”，按照礼的等级名分规定“不可徒行也”。所以拒绝了颜渊父亲的要求。同时，孔子亦不赞成厚葬颜渊。《论语·先进》：“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杨树达先生按：“孔子丧颜渊若丧子。而门人不从孔子之言，厚葬颜渊，孔子之志不行。故云予不得视犹子，所以责门人也。”（《论语疏证·先进》）显然，在孔子看来厚葬颜渊不光是奢俭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违反了礼的等级名分规定，以颜渊的身份不应该享有厚葬的待遇。就个人消费而言，孔子是赞赏俭朴的。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赞其学生仲由穿着简朴，与富人为伍而不以为羞。
五
孔子主张薄敛与节用，并不是以此否定国家财政收入的合理性与必要性。相反，孔子对赋役课征与国家财政状况是十分重视的。《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朱熹注曰：“言仓廪实而武备修，然后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离叛也。”（《四书章句集注》）“足食”与田赋课征相联系，“足兵”与军赋课征相联系，田赋与军赋是春秋时期最主要的赋税收入。孔子认为赋税收入不但必要，而且在数量上要有相应保证。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国家履行职能的财政需要，也才能取信于民。当然，这种足并非任意加重赋役负担以满足不必要的财政支出。否则就成了聚敛。
满足国家财政收入需要，涉及到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平衡，以及确定合理的赋役负担。就收入而言，孔子主张轻徭薄赋；就支出而言，孔子主张节用。因而从总体上看孔子是要求节制财政，藏富于民，在此基础上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关于赋役负担孔子认为田赋以百分之十的税率为宜，军赋则以丘出赋，这是依照“周公之典”行事。对这个问题孟子与白圭曾有一番议论，值得一读。《孟子·告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宝、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飨，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尧舜之道”即百分之十的税率。孟子认为少于百分之十，政府难以履行职能。多于百分之十，则影响民生，有贪得无厌之嫌。应该说孟子的说法反映与继承了孔子的思想。
古代社会其政治与经济活动相对简单，政府管理比之现代社会是面狭事少，因而对财政收入的需求相对较低。加之孔子主张德治，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主张简化行政管理，实施道德教化，认为德治“惠而不费”。在财政支出上，又要求节用。因而以百分之十的田赋收入来满足财政需要，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还有军赋与贡纳等其他收入，但主要以田赋负担来衡量财政收入的合理性。再说，税负减轻，有利于经济发展与培养税源。经济总量增加，即使税率偏低其税收总量也会因此增加。汉初七十年，轻徭薄赋，民殷国富，就是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这也是孔子主张民富而国富意义之所在。
六
孔子提出民富而国富的理财思想，不但要求从富民的角度处理好财政分配关系，而且对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亦十分重视。《论语·季氏》：“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有必要先予说明，对孔子的这段话有不少论述认为是要求实行平均主义。更有甚者，把其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果真如此，孔子也就成了平均主义的创导者，平均主义于是成了中国传统分配观的主流。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孔子作为社会等级统治论者，难道在政治上强调君君、臣臣，在伦理上注重父父、子子，在人格上突出君子、小人，而在经济上会要求实行平均主义的吗？显然，这种解释望文生义，有违孔子本意无疑。
对孔子这段话后儒的解说甚为明了。西汉董仲舒曰：“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守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用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篇》）南宋朱熹曰：“寡，谓民少。贫，谓财乏。均，谓各得名分；安，谓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颛臾，患寡与贫耳。然是时季氏据国，而鲁公无民，则不均矣。君弱臣强，互生嫌隙，则不安矣。均则不患于贫而和，和则不患于寡而安，安则不相疑忌，而无倾覆之患。”（《四书章句集注》）董仲舒和朱熹是秦汉以来公认的儒学大师，他们的解说甚合孔子原意。在董、朱两人看来，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主张，无非是要求以礼的名分规定来实现政治上的等级统治和经济上的等级占有。即董仲舒所说：“制人道而差上下也。”朱熹所说“均，谓各得名分”。这种等级占有制要求在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中，既有同一等级之内的均等，又有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同时，为缓解社会矛盾，不同等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又要有一定的限度。既董仲舒所说“使富者足以示贵”，“贫者足以养生”，“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可见，孔子所谓的均并非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之间在经济利益分配上的平均，而是等级占有，贫富差别。它与礼的名分规定相一致，与政治上的等级统治相合拍。
这一思想孔子在其他场合也多次作了表述，如前所述他斥责冉求为季氏聚敛的原因之一，就是季氏富于周公，不符合礼的等级分配规定。又如，孔子曾就晋赵鞅，荀寅铸刑鼎一事发表评论，认为恪守礼制，贵贱不愆，贫富有差。若以刑法为准绳，则“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其坚持礼制，实行等级分配的态度十分鲜明。
孔子的这种等级分配观是与西周以来的等级分配方式相联系的。《国语·晋语》：“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有加。”不同的阶级与阶层依据各自的社会地位占有多寡不等的经济利益。与这种等级分配制度相联系的是政治上的等级统治。《左传》桓公二年：“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凯觎。”从等级分配观出发，孔子一方面要求确认不同阶级与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差别，防止上贫下富现象的出现；另一方面又要求兼顾下层人民的经济利益，维持其赖以生存的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以免贫富悬殊，激化社会矛盾。这就是孔子讲均讲安的思想内涵及其用意之所在。
七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着眼于争霸称雄，追求富国强兵，大多急功近利，对孔子及儒家学说颇为冷漠。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泯没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西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孔子更被誉为万世师表。从而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就理财思想而言，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其一，提出民富而国富的理财主张。中国历史上在如何处理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富民，提倡轻徭薄赋，发展经济；要求节用，控制财政支出。认为民富可以国富，反之，则否。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主张富国，实行重税政策，垄断山海之利，认为唯此方能富国强兵。从历史的经验看，儒家的理财思想有长久之功，法家的理财主张收一时之效。秦始皇以法家学说为指导并吞六国，一统天下。然而好大喜功，滥用民力，终因竭泽而渔二世而亡。汉初政治上清静无为，经济上轻徭薄赋，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历七十年而民殷国富。秦重税富国，二世而亡；汉轻税富民，七十年而强。可谓史之明鉴，需要说明的是汉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但在薄敛、节用与富民等方面与孔子及儒家思想有会通之处。因而汉初经济政策的成功间接反映了孔子及儒家经济思想的认识价值和实践意义。大凡封建王朝开国之初都推行儒家的富民政策，并取得较好的效果。因而孔子及儒家的理财主张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治国理财的主导思想，中国封建社会所出现的繁荣局面与之息息相关。
其二，主张薄敛、节用，缓解社会矛盾。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二千余年，政治上时清时浊，经济上时兴时衰，封建剥削与压迫则不断加深。贫富悬殊，土地兼并严重，赋役负担沉重，盐铁等不时实行专卖，下层人民的经济利益几乎被剥夺殆尽，生产生活日趋艰难。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不但破坏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必将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孔子对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后儒亦以孔子民富而国富思想为依据，评击不时出现的土地兼并和赋役负担过于沉重的局面以及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要求抑制兼并，均平赋税；薄敛节用，宽纾民力；发展经济，缓解矛盾。从历代封建王朝的兴衰和社会经济的起伏来看，孔子这一主张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有利于国计民生。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