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子（本文所言告子若无特别说明，均指《孟子》中的告子）是与孟子同时的著名儒家学者①，其性无善恶论以及不动心、仁内义外等学说在先秦哲学史上独树一帜。但是，告子生平却不为人所知。东汉赵岐注《孟子》时最早交待告子其人：“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而不能纯彻性命之理。”② 围绕赵岐注，后世学者展开了激烈争辩。就争辩的内容而言，涉及告子与浩生不害、告子与《墨子》中的告子是否为同一人，告子与墨子、孟子等是否为师生，告子是否属道家学派。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告子与浩生不害
赵岐、阎若璩、焦循等认为告子与浩生不害非为一人。但是，阎、焦二人却又误以为赵岐注告子为告不害，系将《孟子·尽心下》中的浩生不害与《孟子》之《公孙丑》篇和《告子》篇中的告子混为一人。焦循云：“赵氏以告子名不害，盖以为即浩生不害也”③，并引用阎若璩之语：“浩生，复氏。不害，其名。与见《公孙丑》之告子，及以《告子》题篇者，自各一人。赵氏偶于《告子篇》误注曰名不害”④。其实，赵岐并未混淆告子与浩生不害。其注浩生不害曰：“浩生，姓。不害，名。齐人也”⑤，未言“浩生”即“告”，浩生不害即告子，浩生不害兼治儒墨之道等等；其注告子，也未言告子是齐人。不能因告子和浩生不害同名而臆断赵岐注告子有误。历史上同名或同字者甚多，孔子弟子原宪与孔子之孙孔伋的字即皆为“子思”。孙世扬对焦、阎的“误解”加以指责曰：赵注未尝言浩生不害即告子，“告子之名不害，今虽不可考而知，亦无由知赵注无所本也”；阎氏谓赵氏误注，“夫何以明其然邪？”⑥ 由上可知，告子、浩生不害为两人，这本不成问题，由于阎、焦误读赵注而使之成为“问题”。也就是说，所谓“告子与浩生不害是否为一人”乃假问题。
二、告子与《墨子》中的告子
赵岐注告子未曾论及《墨子》中的告子。《孟子》中的告子与《墨子》中的告子是否一人为后世所争论。孙诒让注《墨子》中的告子时引苏时学之语：“然此告子自与墨子同时，后与孟子问答者，当另为一人”⑦，并以苏说为是。这是说，《墨子》中的告子与墨子同时，《孟子》中的告子与孟子同时，而墨子和孟子又是两个时期的人，所以，两个“告子”不是一人。另外，孙诒让还推测赵岐言告子“兼治儒墨之道”的根据也许是《墨子·公孟》中所载墨子师徒谈论告子的文字，从而错把两个告子当作一人。他说：“《孟子·告子篇》，赵注云：‘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于孟子’。赵氏疑亦隐据此书，以此告子与彼为一人。”⑧ 苏、孙断定《墨》、《孟》中的告子为二人，但是，孙诒让所引苏氏的论据不充分。假若告子年幼于墨子而年长于孟子，其年轻时遇见墨子，晚年遇见孟子，这种可能性应是存在的。孙氏推论赵岐注告子“兼治儒墨之道”，采用了《墨子》中的有关文字，没有客观依据，也没有辅证材料。其在此基础上得出赵岐“以此告子与彼为一人”的结论，当然缺乏可信度。事实上，赵注根本未涉及两个告子间的关系，是孙氏想当然了。
梁启超不同意孙诒让的观点，他由《墨子·公孟》“记墨子与告子语，而告子又曾与孟子论性”，“参合两书言论”，断言二者“为一人无疑”⑨。此外，梁启超还反驳孙诒让曰：“孙氏据赵岐《孟子注》谓告子曾学于孟子，疑其年代不相及，因谓当是二人。今案《孟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非惟不是弟子，恐直是孟子前辈耳。”⑩ 其实，《墨子》中告子的言论与《孟子》中告子的言论并无明显相同处，这恰好说明二者不是一人。梁氏据此证明二者为一人，可谓用错了证据。再说，告子是否系孟子弟子与《墨》、《孟》两书中的告子是否为一人，乃两个问题，即便告子未曾学于孟子，也不能直接推断两个告子原本一人。孙世扬、李应南与梁启超的看法相同，肯定《墨》、《孟》中出现的告子系一人，但未予系统证明(11)。
此外，郭沫若先生也肯定《墨》、《孟》中出现的告子系一人，但未作说明(12)。庞朴先生断定“墨、孟两书中的告子实系一人”(13)。庞先生的理由是：判定两书中的告子是否一人，主要在于两书所载的告子思想是否“一贯”。而“参合两书言论，有两个很明显的共同点，一是两书的告子都善辩；再是都不否定仁义”(14)。其实，先秦诸子多善辩，墨家也不否定仁义，就是初期道家也不否定仁义。庞先生的证据不甚充分。再说，庞先生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拟进一步弄清“两书中的其余各点，有无内在联系？它们与这两个共同点（特别是不否定仁义这点）有无必然关系？”(15)
我们以为，赵岐虽未注明两个告子有无关系，但是，若他们为同一人，赵氏极有可能注出；若不是同一人，赵氏似乎无必要说明，因为姓告而被尊称为子者决非告不害一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告子与《墨子》中的告子非一人。再从《孟》、《墨》两书所载的两个告子的言论来看，《墨子》中的告子与墨子的仁义理论有相通之处，至少，前者肯定后者的仁义观，只是他们躬行仁义的路径不同而已(16)。墨子曰：“仁义之为内外也，非”（《墨子·经下》）(17)，反对仁内义外，也就是说，反对仁义的内外分别，《墨子》中的告子应赞同墨子的这一主张（两人的仁义理论相通），而《孟子》中的告子不顾孟子的驳难，坚决主张仁内义外。《墨子》中的告子自以为能“治国为政”，《孟子》中的告子则自始至终不言“为政”。此外，告子成名于人性论的研究，《墨子》中的告子未言及人性。两个告子既然无丝毫相同甚至相似的思想，他们应是没有学术联系的两个人。当然，《墨》、《孟》两书所载的两个告子的思想分别出于墨子师生、孟子本人的论辩需要，并非两个告子的思想的全部，据此辨析两个告子的关系，难免不当之处。不过，在新材料出现之前，我们基于现有资料所作的上述分析应是合理的。
三、告子与孟子
赵岐明确断言告子尝学于孟子，理由是“告子能执弟子之问”(18)。事实是，告子与孟子屡屡论辩且非常激烈，告子并无谦卑之辞，而辩论又基本上采用孟子诘难、告子辩护的形式，并非赵岐所言的告问孟答。因此，赵氏的理由不成立。胡煦从赵氏观点，谓：“告子，孟子之弟子也。”(19) 其理由是：告子对于性“往复辨论，不惮烦琐”，且“由浅入深，屡易其辞”，最后归向“性善之旨”(20)，即回归孟子的性善论。为此，他论证道：“其始杞柳之喻，疑‘性善’为矫揉，此即性伪之说也。得戕贼之喻，知非矫揉矣，则性中有善可知矣。然又疑性中兼有善恶，而为湍水之喻，此即善恶混之说也。得搏激之说，知性本无恶矣。则疑‘生之谓性’，此即佛氏之见也。得犬牛之喻，知性本善矣。则又疑‘仁内而义外’，及得耆炙之喻，然后知性中之善，如是其确而切、美且备也。”(21) 此是把孟告论辩时的文字加以歪曲，设想出所谓告子走向性善之路，完成对自我的否定。苏时学云告子是“与孟子问答者”，孙诒让引之而未予解释，梁启超便以为：“孙氏据赵岐《孟子注》谓告子曾学于孟子”，认为孙诒让视孟子为告子师。其实，苏氏的告子“与孟子问答”，与其说依据的是赵注，不如说依据的是《告子》篇；与孟子问答也不可等同于问学于孟子。客观地说，孙、苏二人对告、孟关系未作说明，梁启超曲解孙、苏文字，意在反驳孙、苏的两个告子是二人的说法。
阎若璩、梁启超、孙世扬等排除告、孟师生说。阎氏以为告子尝学于孟子、执弟子之问等为赵岐“臆度”(22)，梁启超由《孟子》文本出发，断定《孟子》中告、孟论辩的记载，“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梁氏的这一证据异常坚实，可惜没有展开并予以说明。孙世扬则从三个方面证明告子非孟子弟子：《孟子》中的《公孙丑》篇、《万章》篇均以弟子之名命名，而《告子》篇以“告子”名篇，“称子而不名，盖尊之亦远之尔”；《公孙丑》篇有孟子所云：“告子先我不动心”，其“先我者，盖谓其年齿长于我也，非必如赵注所谓未四十也”；孟子与告子问答时不称告子之名，应答弟子之问时亦不称告子之名(23)。概言之，《孟子》称告子为子，告子年长于孟子。孙氏抓住告子被尊为“子”，否定孟告有师生关系，颇为精彩。因为公孙丑、万章、陈臻等孟子弟子均未被称作“子”。不过，孙氏从年龄的角度探讨孟告关系，似不可取。因为长幼关系不能完全等同于师生关系，二者标准不一。学生同老师年龄相近或长于老师的现象并不是没有。例如，颜路、颜回父子同师于孔子，而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依此推算，颜路与孔子年岁相仿，且有可能年长于孔子。再说，孙世扬解“先我”为“年齿长于我”是错误的；孙世扬、梁启超等谓告子年长、告子恐是孟子前辈，是基于《墨子》中出现的告子即是《孟子》中的告子这一假设或前提。就目前的材料分析，尚无法确证二人的长幼。
我们以为阎、梁、孙三人关于孟、告无师生关系的观点基本可信。通过比较告子与孟子诸弟子的言论和事迹、告子与孟子的哲学思想，我们会更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1）告子与孟子诸弟子有“异”。据赵岐《孟子注》考释，孟子弟子有告子、乐正子、公孙丑、孟仲子、陈臻、公都子、充虞、季孙、子叔、高子、徐辟、陈代、彭更、万章、咸丘蒙、屋庐子、桃应、滕更、盆成括等十九人。不过，依从《孟子》文本，季孙、子叔、高子不似孟子弟子，恐为赵岐误注。这样，孟子弟子只有十六人。除告子以外，孟子另外十五名弟子或问学于孟子，或在孟子与第三者之间传话，或为孟子效力，或被孟子褒贬（评价），或兼而有之。其中，问学者最多。告子载于《孟子》的《公孙丑下》和《告子上》。前者记述孟子和公孙丑关于告子“不动心”的问答，二人均称告子为“子”；后者记载告子与孟子关于人性问题、仁义内外问题的论辩，而辩论的形式是孟子问、告子答。可见，告、孟不应存在师徒关系。
（2）从哲学思想内容上看，孟、告二人不相同。在人性的本质、内容与价值方面，告子以人的自然本性为人性本质，以食色为代表的感官需求和欲望为人性内容，以性无善无不善排除人性的伦理价值的两面性，持守人性价值的中立性；孟子则以人的社会道德属性为人性本质，以仁、义、礼、智为主体的道德规范为人性内涵，以性善论高扬人性的道德意义。在义之于人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方面，亦即义的成因方面，告子力主“义外”，宣称仁由己而发，义因彼而生；仁为我固有，义非我预有，“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并举例论证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孟子·告予上》）。这是说，属于仁的“爱”发自于我，属于义的“长”（尊敬）产生于对方年长。而孟子认定“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即道德根植于心灵，而强调道德的内在性、先天性(24)，持守“义内”说。在“不动心”的精神境界方面，告子的“不动心”指“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肯定后者，批判前者。由“动心”走向“不动心”的过程，就是培养勇气的人生炼养过程，即孟子所宣扬的养“浩然之气”的过程。由于孟子主张义内在于人，便以为浩然之气“配义与道”，乃“集义所生”（《孟子·公孙丑上》），并据此指斥告子的“义外”说未明义之本质与由来(25)。如果告子是孟子门徒，其思想内容应与孟子相同，或有所同，或者至少有孟学影响的痕迹，绝对不会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这般模样。此外，从争论的情形来看，孟子仅仅是站在自己的立场批驳对方，并未击倒对方，其在义内、义外的争辨中尚处于劣势。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告子与孟子无师生关系，二者的论争是两种思想观点、两个哲学家的对等的交锋。
四、告子与墨子
否认告子与《墨子》中的告子为一人者均未触及告、墨关系。原因是，告子与孟子同时，与墨子不相及。这样，墨子是否为告子师即不成为问题。而肯定两个告子是一人者，大多认为告、墨有师生之缘。历史上，赵岐最早谓告子兼治儒墨之道，指出告子有习墨的经历，但其告子“尝学于孟子”之语隐含有否定告子师从墨子的可能性。翟灏引《管子·戒》“仁从中出，义由外作”，《墨子·经下》“仁义之为内外也”，《墨子·经说下》“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墨子·公孟》“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告子曰：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墨子曰：‘不可。……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26)，未作任何分析，论证告子“远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27)，乃墨子弟子。翟氏的论据经不起推敲。其一，《管子·戒》系后人追记管仲对齐桓公的劝诫，其“仁从中出，义由外作”，很可能为稷下学者所加。再说，《管子》是稷下学者的作品集，《戒》篇所记管仲话语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在先秦思想史上，拔高仁的位置，论述仁的内涵与价值应始于孔子。其二，翟氏所引《墨子》史料有断章取义之嫌。实际上，墨子及其后学是反对仁内义外的。《经下》原文为：“仁义之为内外也，非”，《经说下》原文为：“仁，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其为‘仁内也，义外也’，举爱与所利也，是狂举也。”这是说，仁义（爱利）是内在的，无内外之分；仁义的对象（所爱所利）是外在的，亦无内外之分。“义外”是混淆了义（利）与义的对象（所利）这两个概念，错把义的对象当作义。事实上，告子“义外”指义产生于外在对象，墨家后学先设定“义内”，再把告子的“义外”解释为义的对象是“外”，未得告子意，显是误解。其三，《墨子·公孟》中的文字是否能够证明墨子与《墨子》中的告子是师生关系，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即便这二人是师生关系也不能证明墨子与《孟子》中的告子是师生。前文已述，两个告子各为一人。孙世扬、李应南皆谓告子为墨子弟子。孙氏云告子“尝学于墨子，赵氏谓其兼治儒墨之道，信矣”(28)；李氏云告子“兼治儒墨之道，尝学于墨子”(29)。但孙、李二人均引《墨子·公孟》的相关史料作证，与翟灏陷入相同的误区，即以两个告子为一人，以《墨子》的有关文字证明墨子与《孟子》中的告子的关系。
我们以为，从《孟子》的记载来看，看不出墨子与告子有丝毫联系，更看不出二人有所谓师生关系；比较告、墨学说，甚至难以发现告子曾经有习墨的痕迹。大体上，告子未受墨家影响。第一，如前文所述，告子提倡仁内义外，墨家反对仁义的内外分别。并且，告子仁义并称，而墨家“贵义”。墨子曾云：“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是“天下之良宝”（《墨子·耕柱》），把“义”的价值推向极致。第二，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不动心”等理论，墨家不但没有，而且基本上未对心、性作哲学阐释，将之剔出哲学思考的范围；墨家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主张，告子同样未有涉及，而且未将天命、鬼神、社会政治等纳入自己的哲学视野。此外，告子曾以“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子·告子上》），论证性无善无不善，含有性的发显有善恶两种可能性，这与《墨子·所染》篇旨类似，论证手法一致。或许有人会据此说明告子受墨子影响。可是，据王充云：“夫告子之言，亦有缘也。《诗》曰：‘彼姝之子，何以与之’。其《传》曰：‘譬犹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朱则赤。夫决水使之东西，犹染丝令之青赤也”（《论衡·本性》）。这里，王充把告子人性论的源头推至《诗》及其《传》。此外，考虑到孔子删《诗》，孔门后学为之作《传》这一事实，《墨子·所染》中的“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反而出自儒家，《所染》的旨意也是儒家思想的发挥。
五、告子与道家
崔述在《孟子事实录》卷下之《杂纪》中云：“《孟子》书中凡所辩者多杨、墨之说，不必其明言杨、墨也。是故，性之犹杞柳，犹湍水，生之谓性，食色之为性，皆杨氏之说也”(30)。这里，崔述以为告子祖述杨朱人性学说，这意味着告子曾习道家，深受杨朱影响，有可能是杨朱学派的人物。
我们认为告子与杨朱之间不存在学术联系，告子更不可能属于道家中的杨朱学派。第一，杨朱思想的核心是“贵己”（《吕氏春秋·不二》），即“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泛论训》），讲求内保全本然之性（真），外不被物伤，身心超离内外束缚，自在自由。这是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形上提炼。由于“贵己”不符合仁义，孟子解之为“为我”（《孟子·尽心上》），把杨朱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歪曲为人我关系层次上的极端利己。这表明，杨朱哲学超越了道德境界，杨朱之性属形而上的本然之性，杨朱“贵己”专注于自我的存在价值(31)。而告子之性指形而下的食色欲望，告子的性无善恶是从人我关系的层面、从伦理道德的维度探求人性的价值指向。第二，杨朱的另一重要思想是名辩。《庄子·骈拇》言杨朱与墨子一样，“骈于辩”，“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告子善辩，却没有名辩理论。第三，告子的仁义思想、不动心境界，杨朱均未论及。
郭沫若先生在论述告子的学派归属时说：“（告子）关于性的主张是道家的观点，而他不非毁仁义还保持着初期道家的面貌。”(32) 这是说，告子乃道家人物，属道家学派。我们知道，老子不言“性”，与告子同时的庄子所言的性指“生之质”（《庄子·庚桑楚》），也即人之得于道的内在生命特质，因此，郭先生谓告子“关于性的主张是道家的看法”的观点，是不准确的；先秦诸子中不非毁仁义的学派还有儒家、墨家等，从告子不非毁仁义来判断告子属道家，也不准确。此外，郭沫若先生认为《管子》中的《心术》、《内业》是宋钘、尹文一派的遗著，又认为告子的“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公孙丑上》）“分明是‘毋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管子·心术下》）的另一种说法”(33)，从而又推断告子不仅属道家，而且是道家中宋钘一派。关于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前文已述，乃指“不动心”的精神境界，它涉及言、心、气三者的关系，至于《管子·心术下》的“毋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则是指心之修养方法，它涉及物、官、心三者的关系，二者具有本质不同，以此证明告子属道家中的宋钘、尹文学派，不妥。再说，郭先生谓《心术》等篇系宋钘、尹文遗著的观点，也受到学界的质疑。庞朴先生受郭沫若先生所影响，认定告子“是一位道家者流”(34)，其论据同郭沫若先生颇为相似。这里，不再重复说明。
由以上的辨析，我们可知，告子姓告，名不害，与浩生不害、《墨子》中的告子均非一人，与墨子、孟子无师生关系；告子不是道家人物，更不是杨朱学派或宋钘、尹文学派中人。关于告子的学派归属，我以为告子是儒门中人，我在《告子哲学的儒家归属》(35) 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证。
注释：
① 陆建华：《告子哲学的儒家归属》，载《文化中国》（加拿大），2003年第3期。
② 焦循：《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④⑤ 焦循：《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上》。
⑥ 孙世扬：《告子辨》，载《制言半月刊》（苏州）第2期，1935年版，第34页。
⑦⑧ 转引自孙诒让：《墨子间诂·公孟》，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2001年版。
⑨ 梁启超：《墨子年代考》，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页。
⑩ 梁启超：《墨子年代考》，载《古史辨》第四册，第252页。
(11) 参孙世扬：《告子辨》，载《制言半月刊》（苏州）第2期。李应南：《告子传略》，载《中山学报》（广州）第2卷第1期，1943年8月。
(12) 郭沫若：《宋钘尹文遗著考》，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郭沫若：《名辩思潮的批判》，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14)(15) 庞朴：《告子小探》，载《庞朴文集》第一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55，155页。
(16) 《墨子·公孟》载告子称墨子“言义而行甚恶”，墨子认为这是“称我言以毁我行”，“言仁义而不吾毁”；墨子弟子认为“告子胜为仁”，墨子评价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
(17) 此句原作：“仁义之为内外也，内”，孙诒让云：“末‘内’字误，疑当为‘非’”（《墨子间诂·经下》）。
(18)(19)(20)(21)(22) 转引自焦循：《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上》。
(23) 参孙世扬：《告子辨》，载《制言半月刊》（苏州）第2期。
(24) 《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25) 《孟子·公孙丑上》：“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
(26) “告子曰：言义而行甚恶”，孙诒让以为当作：“告子曰：墨子言义而行甚恶”（《墨子间诂·公孟》）。
(27) 转引自焦循：《孟子正义·告子章句上》。
(28) 孙世扬：《告子辨》，载《制言半月刊》（苏州）第2期。
(29) 李应南：《告子传略》，《中山学报》（广州）第2卷第1期，第44页。另，“儒墨之道”，李氏原作“儒如之道”，今据文意改。
(30) 崔述：《崔东壁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页。
(31) 学术界有人认为今本《列子》中的《杨朱》篇为杨朱所作，即使不是杨朱所作，也保存了杨朱的思想史料。我们认为，若今本《列子》为列子所作，则《杨朱》篇与《列子》中的《黄帝》篇、《仲尼》篇等一样，系列子的作品；若今本《列子》为魏晋时的伪书，则《杨朱》篇更不可能为杨朱的作品。为了慎重起见，本文论及杨朱时未援引《杨朱》篇的史料。
(32) 郭沫若：《宋钘尹文遗著考》，《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570页。
(33) 郭沫若：《宋钘尹文遗著考》，《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第571页。另，类似的说法还见于郭沫若：《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
(34) 庞朴：《告子小探》，刘贻群编：《庞朴文集》第一卷，第160页。
(35) 陆建华：《告子哲学的儒家归属》，载《文化中国》（加拿大），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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