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和陕西师范大学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承办的“汉唐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10月22－25日在中国古都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以及西安地区陕西师范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文理学院等 19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议收到论文33篇。
10月23日上午，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原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杨波主持会议开幕式。国际儒学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赵毅武，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方光华，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江秀乐，陕西省社科联主席、陕西师范大学原校长赵世超，陕西省社科联名誉主席赵馥洁出席了开幕式。陕西师范大学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也到场聆听。国际儒联秘书长曹凤泉首先宣读了国际儒学联合会叶选平会长的致辞。叶会长在致辞中指出：儒学是中国的传统文化遗产，总结、继承与发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是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总结儒学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儒学，儒家文化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叶会长对此次会议寄予厚望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江秀乐在致辞中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欢迎与感谢，指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具有时代意蕴和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发展的动力。此次会议，对促进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作了学术性的致辞（全文另发），对汉唐儒学已有研究成果做了评价，指出未来的研究要注意西汉、魏晋南北朝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要关注对儒家经学的评价与研究，关注隋唐三教关系的研究等。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院长赵卫国亦代表学院向大会致辞。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西北大学黄留珠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静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白奚教授分别作了主题报告。23日下午至24日， 28位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广泛的研讨。
一、汉代儒学的基本特征
汉代儒学的基本特征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人民出版社金春峰编审认为，汉代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的核心是哲学，是当时社会的重要指导思想；汉代思想“大一统”的意义在于结束了战国时代的分裂混乱局面而使社会长治久安；汉代只有一个统一的经学，古文经学是其中的一部分；“经”的观念是当时思想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西北大学黄留珠教授把汉代儒学基本特征概括为三方面，即杂家化、经学化和谶纬化。陕西师范大学韩星教授指出，汉初儒家基本上都是以儒学为本，吸收各家思想学说，探讨政治统治的理论和社会治理的方法，呈现出思想整合的趋势。西安文理学院王美凤教授则将汉代儒学基本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即经学化、综合性、实用性和神学性，并指出这些特征深深地影响了魏晋隋唐时期儒学的走向。西安交通大学陈学凯教授认为，汉代儒学过于关注现实、依附政治，而对儒学自身的成长与未来的命运，以及儒学作为主导国家意识形态和引领社会政治大方向的历史使命缺乏认真系统的思考，由此也表现出诸多局限性。
二、汉代儒学的地位和思想精华
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从价值论的视角对汉儒的思想精华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汉儒的思想贡献在于为大汉王朝建构了以“三纲五常”为总则的主导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包括注重人伦的社会价值观，君权至上的政治价值观，尊卑等级的秩序价值观，重视家国的群体价值观和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等基本内容。同时指出其具有“天人感应”的神秘性、“阴阳五行”的必然性、“人道参天”的能动性、“忠、孝、顺”等义务的单向性等重要特征。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从比较分析秦王朝的短命与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的思想文化原因入手，指出两汉王朝注重“移风易俗”，提倡“孝治天下”，注意家庭伦理的重建和社会道德的重振，对于促进汉代社会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北京大学王中江教授系统论证了作为汉代儒学思想精华之一的人性论，认为汉代哲学家面对东周子学复杂多样的人性论，进行综合性很强的折衷与调和，通过改装东周时期主流的“人性平等论”、挪用孔子言论、诉诸于阴阳之气和元气、提出与之相应的教化论等步骤，将人性论模式转化成“人性不平等论”。山东师范大学王钧林教授对汉代孔子世家的世系与继承问题进行了考察，指出孔氏不是靠血统与军功而是靠立德与立言获得成功的著名世家。
三、儒家经典和观念在汉唐的传播与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考察了《论语》在汉代的地位与流传。在他看来，孔子创立的儒学具有“六艺之学”（“经学”）与“社会人生之学”（“子学”）的双重结构，进入汉代这一结构发生了变化，经学升为主线，子学降为辅线。汉代经学、子学的分类中，《论语》一书的地位尤为突出。陕西师范大学周淑萍教授从心性思想、仁义思想和民本、王道思想等三个角度分析孟子在汉初的影响，指出虽然汉初没有专门的孟子研究者，但孟子思想滋养了汉初思想家的思想世界、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构建。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针对学界把“三纲五常”视为封建时代社会控制系统之枢纽的观点，重点探究了这个观念在晋唐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他认为“三纲五常”在历史上的演进可分为先秦两汉的孕育形成期、魏晋至隋唐的淡化失落期和宋元明的高涨期，进而指出传统观点忽视了“三纲五常”曾在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长达六七百年处于持续低迷的事实，并指出“三纲五常”的地位和作用是由理学家特别是朱熹才得以提升和强化的。西安交通大学龚建平教授就《白虎通》的“天人感应”论做了深入的政治文化解读，认为其虽然有诸多荒诞，但是却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功能。
四、汉唐儒学的整体特征与国际影响
西北大学张茂泽教授认为汉唐儒学发展有两点为后人所肯定：一是人文精神；二是理性精神。他指出，汉代儒学是儒学思想史上宇宙论向本体论，天命论向道体论，生成论的历史思维向本体论的逻辑思维转变的历史环节；汉唐经学离开个人人格修养而欲以现实政治功利为义理以解经，存在诠释简单化的倾向；在以政治帮助学术文化界建设儒学式的精神家园方面，汉唐时期也进行了有益探索。中国政法大学俞学明教授从儒佛关系的视角分析汉唐儒学的特征，并将儒佛道三教关系视为“品”字形结构，上面是儒，下面是佛道，儒是根本。在她看来，汉唐儒学之所长并不在于思想的创造与革新，而在于对社会生活、政治法律制度的渗透；佛教思想推动了儒学的普及化，且佛教提出的问题、思考的方法尤其是思想框架激发了中唐儒学对自身理论圆满性的思考。上海大学朱承教授以两唐书《儒学传》为中心进行考察，认为唐代儒者以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为己任，即使是在儒家义理未曾得到很大发展的唐代，儒者的政治关怀依然得以展现。《孔子研究》彭彦华编审对汉唐儒学的国际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从秦汉至唐宋的近千年里，以中国为中心，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文化同化过程；从盛世大唐到宋元时代，中国的文化国力影响逐渐超出东亚“华夏文化圈”，通过启发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最后影响到全世界；从16世纪末开始，中国自身经历了衰落与磨难，中华文化从一种强势文化转变为弱势文化；21世纪伊始，中华文化迎来了伟大的复兴，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维护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主流文化之一的地位，应在“引进”的同时，努力传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五、董仲舒思想的内容、特征与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说，董仲舒是汉代儒学的中心人物。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对此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认为，董仲舒哲学是政治哲学，是为中央集权制这个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作论证的，包括大一统论、天人感应和独尊儒术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这三个方面是一体的，是汉代政治哲学的代表。首都师范大学白奚教授立足于天人合一思想这一中心，指出与《易传》和思孟学派所走的形上学的路子不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走的是神学的路子。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则是鲁学和齐学融合的结果：作为鲁文化主体和精华的儒学是其主干，属于齐文化的阴阳五行、黄老之学则是其辅翼。黄老之学对董仲舒影响很大，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阳尊阴卑这些后来被阴阳家吸收的理论都是黄老学的重要思想创造。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静研究员指出，先秦的百家争鸣从现代的眼光看是“思想活跃”，而古人的感受则是“思想混乱”。先秦儒家思想作为百家之学之一还只是一种意见，董仲舒完成了道德的超越性证明，使儒家跃出了百家意见对立的困境，儒家德目才成为“天理”。她认为董仲舒所做的思考是原理性思考，而不是一时一事的对策性思考。同济大学邵龙宝教授认为，董仲舒思想使先秦的天道观与王道理想进一步神圣化，使“大一统”思想进一步政治化和伦理化，使教化理念在信仰和实践层面双向展开。陕西师范大学丁为祥教授强调，董仲舒思想是其对自己时代思考的产物，董仲舒的天道观主要继承了墨家的神性主宰义同时统摄了儒道两家的道德超越义和自然生化义；其天人关系虽也包含着大一统并强化君权的要求，但根本目的却是要限制君权；其报应学说则是人伦之善的客观保证。
六、与汉唐时期相关的儒学发展与转型
汉唐儒学是先秦儒学的发展，研究汉唐儒学的特征不能不注意到与先秦儒学特征的关联。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对先秦儒学的特征做了新的阐述，指出孔子的仁学奠定了先秦儒学的基本特征，其理论内涵是人道与理性；孔子儒学与墨、道、法诸子相较中更能显出其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相结合的特征；在孟、荀那里，先秦儒学这些基本特征得以形成。
魏晋时期的儒学是儒学发展中一个重要阶段，然本次会议对此点关注不多，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则填补了这一空阙。他选取易学解释学的视角来探讨该时期的儒学特征，认为王弼易学解释学具有转变学风的意义，指出他尽扫汉易象数学，恢复义理学传统。指出玄学思辨的、空灵的、玄想的思想方法和老庄的富于艺术意味的特征结合起来，使中国的经学、史学、文学等经受了一次大的变革。这种解释学一直影响到二程和朱熹。
陕西师范大学林乐昌教授对“唐宋儒学转型”与“北宋儒学转型”的说法进行了辨析，认为所谓“北宋儒学转型”的模式是难以成立的。“唐宋儒学转型”的诠释模式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角度的、多层次的组合，“唐宋儒学转型”其实就是唐代经学形态向宋代理学形态的转型，不能将二者对立；对韩愈等唐儒的历史作用不能估计过高，真正的理学奠基是宋初三先生而不韩愈。陕西师范大学许宁教授从文化观的个案出发比较汉唐儒学，指出从文化系统看，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潮是百家之学，隋唐之际的学术思潮是三教之学；从文化价值看，前者是尊孔、后者是尊孟；从文化建设看，则二者又有立道、继统的区别；从文化主题看，前者是关注天人，后者是关注心性；从文化影响看，前者推动了汉代经学的成熟，后者则开启了宋明理学。
此外，也有学者对一些新发现的儒家文献的研究给予了关注。廖名春对清华简中一些文献如《金滕》、《尹至》、《尹诰》、《说命》与先秦的《尚书》做了比对研究，发现这些应该属于先秦《尚书》的范围。
大会于24日结束。国际儒联副会长杨波主持闭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这次研讨会取得的成绩作了基本的估计和评价。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学智、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对本次会议分别做了学术总结。本次会议在今年5月召开的“先秦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学术研讨会上的基础上，质量有所提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会议编写了前辈学者有关汉唐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的论述；第二、会议的论文一般比较紧扣主题，使讨论得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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