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浙江宁波人，南宋著名学者，宋亡后拒不仕元，隐居乡野著书立说，《宋史》本传载其有《玉海》、《困学纪闻》等23种著作，王氏学生袁桷的《师友渊源录》谓其有《古易考》一书，但因亡佚，内容已不可考。《玉海》列天文、律历等21类，凡200卷，是王氏早年为准备博学宏辞科的考试而制成的资料汇编，该书重资料类纂而轻理论抽绎，里面虽有很多易学资料，但究竟体现其多少易学见解是很难厘清的，而成书于晚年的《困学纪闻》则不同，是其一生治学的积累，充分反映了其学术思想，展示了多样化的治易方法和易学思想。但迄今为止，学界还没有专门探讨王应麟易学思想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鉴于此，今拟通过《困学纪闻》等对王氏易学思想及其对后世学术的影响作系统梳理，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对其易学思想的关注和研究。
一、象数说与人文价值视域的融合
汉代易家在观象系辞思维定势的影响下，发明了各种取象说验证《周易》“辞”与“象”的一一对应关系，致使象数之学迅速衰落，至隋唐之际几近消亡，但汉人取数之法在宋代得以延存并获得一定拓展。与汉代易家注经不同，宋代学者多藉象数阐发所谓的大道义理，王应麟也是如此，但其依据的是汉人象数，而不是当时流行的图书之学和数理之学。他认为《周易》古经是一部象书，天下之“数”皆来自易卦，圣人观象系辞而成六十四卦，因此释易不可“忘象”，认为王弼说以老庄解易不是正道，而是“蒙庄绪余尔”、“系小子观朵颐”，因为在他眼中“象、数相为经纬”，是易卦必不可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对汉代象数非常重视，汉人象数之说如十二消息说、变卦说等在《困学纪闻》中大都得到体现。如其说：“《乾》初九，《复》也。‘潜龙勿用’，即‘闭关’之义。《坤》初六，《媚》也。‘履霜坚冰至’，即‘女壮’之戒。”此处，王氏用十二消息说阐易，认为《乾》卦初九爻为十一月《复》，十月末阴盛极幽，至冬至，一阳复生，但一阳在下极其微弱，应“闭关”静养，故“潜龙勿用”；《坤》卦初六爻为六月《骺》，一阴处下始生，“阴长则阳消，女壮则男弱”，“媚虽一阴甚微，然有渐壮之道”，犹如霜来而坚冰将至，故戒之以“女壮”。再如，他用变卦说即“之卦”法阐易，说：“《益》之《屯》曰：‘莫益之，或击之。’”《益》之《屯》，就是《益》为本卦，《屯》为之卦，即将《益》上九爻变为阴爻而成《屯》卦。但王应麟并未拘泥于汉人象数，而是将其与人文价值视域相融合，从处世哲学和君臣之道等角度挖掘了《周易》推天道明人事即法天地设政教的思想特质。
(一)视《周易》为直接指导人处世的言行指南
自孔子以“德”阐易后，很多宋代学者秉承孔子的解易进路创立了以“德”为核心，以“阴阳”、“三才”、“变”、“神(几)”等为主体内容的诠释体系和哲学体系，将《周易》视为德性之书，在与释道的对抗中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心性之学。虽然这种心性之学的终极目标也是指导人言行，但却绕了一个大圈，使其效用大打折扣。由于其过分强调内心自省而忽视对外在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个人与社会的割裂，所以在当时尤其是在南宋末期引起包括王应麟在内的很多学者的反思。王应麟说“夫子雅言《诗》、《书》、执《礼》，而性与天道，高弟不得闻”⑩，在他看来，既然孔子及其弟子皆未言“性”与“天道”(即“天理”)，那么道学家们所热衷的心性之学就极有可能不是圣人之意。他以“‘天理’二字始见于《乐记》，如孟子‘性善’、‘养气’，前圣所未发也”为由，认为道学家们所倚重的“天理”、“性善”、“养气”等心性理论源于孟子，并非孔子所言，所以心性之学非孔学正宗。正因如此，他未把《周易》看成关乎品德修养的德性之书，而是将其视为一部匡正个人外在言行的行动指南。
《周易》古经从卦爻符号到卦爻辞都符合或彰显了“时”、“位”思想，“十翼”将“时”、“位”思想理论化，提出“当位”、“失位”说来指导人避失趋正，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认为通过“待时”、“顺时”、“随时”、“趣时”、“时行”等就能变失为正。在“十翼”看来，人之所以有凶祸，原因在于人不能依“时”居“位”，因此认为只有“趣时”、“时行”才能获吉，才能找到施展才华的环境和场所。于此可见，“位”是指人在自然和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是空间概念，具有稳定性；“时”是指与“位”紧密联系的时间概念，具有延续性。因此《周易》反映了古人“时”、“位”合一的时空观。这种时空观念对后世学者尤其是儒家学者的言行和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应麟就以此阐解易理。
首先，他认为人应“顺时”而言、“待时”而行。他说：“‘潜龙以不见成德’，管宁所以箴邴原也；全身以待时，杜袭所以戒繁钦也。《易》曰：‘括囊无咎无誉。”’此处王氏以三国管宁用潜龙之德规劝好友邴原要谨言慎行不要恃才傲物和杜袭在荆州避难与繁钦决裂两事，说明了人处危难之际不能恃才逞能，要“顺时”而言、“待时”而行，否则将招致杀身之祸。其次，他认为人不但“顺时”而言、“待时”而行，而且还要“时行”，即主张个人要据“时”发言施行。他认为，在抗金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秦桧等人奴颜婢膝签订绍兴和议，在主战派失利的情况下，主和派不知积极备战，反而屈膝投降签订隆兴和议，开禧年间韩侘胄怂恿宋宁宗贸然北伐大败而归等，都是不识时务的小人所为。在他看来，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随时”而“行”，这些人不但祸国殃民，而且本人或遗臭万年，如秦桧等人，或被迫卸甲归田，如张浚等人，或身首异处，如韩侘胄等人，因此他说：“绍兴、隆兴，主和者皆小人；开禧，主战者皆小人。”此外，他认为人在逢时得位之时，既要“时行”，又要具有物极必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他曾以《泰》之九三、《否》之九四爻的爻位为据，阐释泰极之时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否极之际要坚定信心团结众人以待太平盛世。由此可见，王应麟将《周易》视为直接指导人立世的言行指南，在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阐释了《周易》所强调的由“位”及“时”、“时”“位”合一的安身立命之学，与程朱道学将《周易》视为德性之书迥然不同。
(二)视《周易》为政治哲学典籍
细读《困学纪闻》可知，在王应麟的心目中，《周易》不但是一部处世哲学典籍，而且还是一部法天地设政教的政治哲学典籍。首先，王应麟秉承孔子的认识，认为《周易》涵摄君臣之道。他从阴阳居位和感通角度着眼，认为君臣之间既要严格区分，即必须恪守君上臣下的礼仪原则，又要相互交感，即上情下达、下情上通，否则丧邦失国，因此他说：“古者君臣之际，分严而情通。‘上天下泽，《履》’，其分严也；‘山上有泽，《咸》’，其情通也。不严而为《未济》之三阳失位，不通则为《否》之‘天下无邦’。”尽管王应麟以《序卦传》“《履》者，礼也”和《咸·彖传》“《咸》，感也”去描述君臣关系有迂腐之嫌，但在权臣当道、皇帝昏庸、言路不通的南宋末期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义。作为臣子如何才能格己正君呢?他根据“当位”、“失位”说认为失位之臣爻只有进贤正己才能使乾阳之爻居九五之君位，因此他说“惟进贤可以正君”、“惟正己可以格君”。其次，他认为《周易》内含治乱之道。在他看来，君子、小人在治国之中是正邪分明的两类人，是“弗兼与”的，因为信任重用君子则国家大治，听信小人则必然导致国家大乱，所以其在阐解《随》卦九五爻和《兑》卦九五爻时说“信君子者治之原”、“信小人者乱之机”。此外，他认为《周易》通篇贯穿着忧患意识，为治国者提供了一套防微杜渐、物极必反的思想和学说，因此其于《困学纪闻》卷一首条就开宗明义：“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易》之道也。”但如何获吉求安呢?他认为必须防患于“未然”、戒患于“将然”，他说：“《易》贵未然之防，至于几，则危矣。”他又从《泰》卦上六爻“城後于隍”和《既济》卦上六爻“濡其首”进一步指出治民保邦应于未乱未危之时，如治乱保国“不于其未，而于其既，则无及矣”。这样王应麟从君臣相处之道、治国之道和防患之道等层面，论证了《周易》本天道立人道是圣人为后世立法的教科书，与朱子视《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
总之，王应麟由象数出发，以人文价值视野审视《周易》经、传，并依照先安身后治国的进程挖掘了其中的处世思想和君臣之道，除未将《周易》视为德性之书之外，其他方面与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是一致的。与其他儒家学者一样，王应麟依据“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原则，在读书为学不能治国平天下时，选择了隐居乡野著书立说这种独善其身的生活方式。他以朱子“收敛其德，不形于外”阐释自己俭德避难的原因，又引王弼《颐》卦初九注“安身莫若不竞，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则福至，求禄则辱来”，进一步说明不与元统治者合作的理由。由此可见其致命遂志的品格，同时也体现了其独行于乱世的无奈。
二、寄历史反思于易学研究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述易学流变时提出的“两派六宗”之说大体符合易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但将李光、杨万里视为“参证史事宗”的开创者并不妥当，因为援史解易作为一种释易之法由来已久。就现存文献而言，今本《易传》开以史解易之先河。《系辞传》下篇第二章讲述了从包羲、神农至尧、舜时的发展过程，用人类社会发展“史”阐释了圣人观象制器之“理”，显然属于以史解易的范畴。汉代郑玄和荀悦、东晋干宝等人皆长于此法。至两宋时期史学昌盛，学者多精于史笔，不管是义理派还是象数派，如欧阳修、司马光、邵雍、程颐等人，都常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人类发展史去阐说易理或描绘宇宙变革过程等，也属于以史解易，这些人皆早于李、杨二人。此外，与杨万里同时代的洪迈等人也曾以史解易，所以四库馆臣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以史解易为很多宋代易家采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与杨万里等人相比，王应麟援史的内容和模式更加丰富多样。《困学纪闻》易类条目凡184条，其中28条以明确的古人或古史解易，另外还有多条含有“史”的因素或从社会发展史角度进行阐说。此外，《困学纪闻》考史类中的很多条目，或说理，或解史，或史易互解互证。总而言之，其援史方式之多、内容之详尽，皆在程颐、李光、杨万里之上，而且援史解易为其主要阐发方式，在内容、模式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
(一)多样化的援史阐易模式
1 “史事+卦爻辞／易理”模式。如其解《剥》上九爻“硕果不食”说：“召平、董公、四皓、鲁两生之流，士不以秦而贱也。伏生、浮丘伯之徒，经不以秦而亡也。万石君之家，俗不以秦而坏也。《剥》之终日‘硕果不食’，阳非阴之所能剥。”王氏着眼于《剥》卦一阳而五阴的阴阳格局，以召平、董公、四皓等历史人物之行之事自比宋亡后的身世，阐明了君子(即上九之爻)处逆境或乱世(即《剥》卦五个阴爻)只要怀有坚强意志就能成就一番事业的道理，即“‘硕果不食’，阳非阴所能剥也”。这也表明了他晚年隐居乡野著书立说以传后世的决心和缘由。
2 “史事+易理+史事+易理”模式。如其解《坎·彖》和《既济·象》时说：“下阳举而虢亡，虎牢城而郑惧，西河失而魏蹙，大岘度而燕危，故日‘设险以守其国’。狄患攘而民怨结，宗藩弱而戚党颛，柄臣描而宦寺恣，寇叛平而方镇强，故日‘思患而豫防之’。”此处，王氏从《坎》卦上下重“险”的卦象入手，以魏惠王不积极备战而割西河之地于秦致使国势危机、慕容超不听公孙五楼守大岘之策而国破身死等史事，阐释了“设险以守其国”的道理；其根据《既济》卦水灭火而大吉的上下卦象，以汉景帝削藩致使戚党之祸频发、汉和帝诛窦宪宦官和汉灵帝时阉宦擅杀三公等史事，阐述了“思患而豫防”的重要性。
3 “卦爻辞／易理+史事”模式。今本《周易》先《乾》天而后《坤》地，《屯》卦次之而日“利建侯”，王氏从卦序着眼，认为卦爻辞包含的封建治国之道是与天地一起产生的，即“封建与天地并立”，认为“共和存周”的原因在于周天子实行分封制，即实行了卦爻辞中的封建治国之道，而“匹夫亡秦，五胡覆晋”的原因在于秦、晋实行的郡县制违背了这种封建治国之道。可见，王应麟以周、秦和晋的兴衰史，证明《周易》古经中的治国之道，尽管这种历史史观是落后的，但无疑是用历史的视角去认识和理解易道的。
4 “易理+史事+易理”模式。如王应麟以一阴而临五阳的阴阳态势阐释《媚》卦之义，先以齐桓公称霸诸侯而代齐之势已现、匈奴朝见汉宣帝而王莽篡汉的条件已在此时呈现、李世民杀兄逼父而取代李唐王朝的武氏此时已生等历史事件，阐发了极盛之时常潜伏危机之兆的道理，告诫人们要具有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阐发了“圣人谨于微”的道理。但朝代更替是历史的必然，因此王应麟这种先验存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二)藉史寄寓忧患意识
王应麟并不为援史而援史，而是在援史过程中揭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与李光、杨万里等人隐晦的表达方式不同。王应麟前五十年生活在南宋末期，风雨飘摇的政治时局使其具有浓重的忧患意识。如果说忧患意识是宋代学者共有心态的话，那么王应麟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如《困学纪闻》开篇首条说：“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易》之道也。处忧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惧乎?故《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他认为《周易》通篇讲述的都是忧患之道，是圣人告诫后人身处乱世时的行动指南。王氏此言，既契合《易传》所强调的物极必反的道理，也与历代易家阐易所普遍具有的忧患意识相吻合。就单卦而言，上九爻或上六爻为事物发展的最高阶段，但此爻并非万事大吉之爻，如《屯》“泣血涟如”、《需》“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讼》“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等，爻辞多不吉或凶险，处事物发展的最高阶段或最后时刻而戒以凶险之辞，显然蕴含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就六十四卦而言也是如此，《序卦传》作者认为易卦在排序上体现了忧患之道，其说“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即事情完成后必含有危险因素，故六十四卦以象征事情未成的《未济》卦作结，亦是“物极必反”的表现。“物极必反”反映在人的情感意识上就是居安思危，因此《系辞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正因如此，历代易家阐释卦爻辞时皆有此意，王应麟更是如此。如其解《坤》初六爻说：“履霜戒于未然，月几望戒于将然。《易》贵未然之防，至于几，则危矣。”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再如，其解《姤》之初六“赢豕蹢躅”及《明夷》之六四“人于左腹”时，前面引唐高宗采许敬宗之言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致使武氏改唐为周，后面引杨畏荐邓润浦，而邓力劝宋哲宗改元绍圣之事，揭露了“以隐僻之道，自结于上”的小人侍君之道，表达了对小人把持朝政的愤懑和忧虑之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总而言之，王应麟在汉代象数之学的基础上，采取史易互解互证的方法，丰富了援史解易的模式，将参证史事易推向纵深，其与李光、杨万里等人皆可称为参证史事宗的代表。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其寄历史于学术的治学之法为后世学者尤其是乾嘉学者所借鉴。
三、考证与辑佚：开清代学术之先河
融历史反思于学术研究是王应麟与其他汉宋易家的一大区别，也是其易学研究的一大亮点。此外，其易学研究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文字典章的考证和前贤易著易说的辑佚。
注重考证。两宋时期的很多学者不但无视文字与典章的考证，而且疑经、改经。王应麟认为，郑玄注易改字多穿凿附会，因此反对学者注经改字的做法，认为王弼与韩康伯二人生活时代相去甚远，否定了《周易正义》韩康伯“亲受业”于王弼之说固，等等，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困学纪闻》中存有多处，充分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学风范，故四库馆臣赞其“考证是非，不相阿附……能知汉唐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底，未可妄诋以空言……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正因如此，这种学风被其后的乾嘉学者所秉承。
辑佚前贤易著。汉代易注在《周易正义》颁布后多亡佚，郑玄的《周易注》也难逃厄运，但是书“至《中兴书目》始不著录(案《中兴书目》今不传，此据冯椅《易学》所引)，则亡于南北宋之间，故晁说之、朱震尚能见其遗文，而淳熙以后，诸儒即罕所称引也”。鉴于此，王应麟旁摭《周易集解》、《三礼》等诸多典籍而成《周易郑康成注》一卷，为后世学者考先儒象数之学提供了方便，更重要的是对后世学者尤其是清代学者散佚文献的收罗和整理产生了重要影响。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惠栋在《周易郑康成注》的基础上，经过增删而成《郑氏周易》三卷，这样经过王应麟、惠栋二人的努力，郑氏易注得到一定恢复。除《周易郑康成注》这样有意为之的辑佚之作外，王应麟博览群书，在《困学纪闻》中引用了很多易著，而其中的某些易著已亡佚，因此该书在客观意义上也起到了辑佚作用。此外，《困学纪闻》引用的一些典籍与现存版本有一定差异，因此又具有一定的参校价值。如其载“‘八能之士’，见《易纬通卦验》：‘或调黄钟，或调六律，或调五音，或调五声，或调五行，或调律历，或调阴阳，或调正德所行’”，“或调正德所行”，通行本《易纬·通卦验》作“政德所行”，与王氏所引稍异，但《礼记·月令》正义与王氏所引同。可见《易纬》在宋代有多种版本，王氏所见与今通行本不同，因此在校勘通行本《易纬》时我们可将王氏所引作为参考。再如王安石《诗说》早已亡佚，由王氏所引我们可知王安石运用卦气解说《豳风·七月》中“月”、“日”并存问题，角度独特阐释新颖。类似资料还有很多，如京房的《积算法》早已亡佚，《困学纪闻》中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材料，对我们了解该书部分内容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些资料皆由王氏所引而留存，我们可以对散佚的易著或易说进行探究，因此王氏在易学文献的保存上功不可没。众所周知，清代学术与宋代学术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考证，言之有据，从而避免了后者因专注义理而造成的游谈无根的弊病，这也是前者对后者批评和反思最多的地方。此外，对历代文献，尤其是亡佚文献的汇集和整理也是清代学者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如前文所述，王应麟早在清代数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从事这项工作了，而且其开创的考据方法和基本原则，对后世尤其是清代学者影响深远，如顾炎武的《日知录》不仅学习其融历史反思于学术研究的路数，而且在形式上也模仿了《困学纪闻》的札记体例。此外，闫若璩的《潜丘札记》、王引之的《读书杂志》等也受其启发或影响。正因如此，梁启超称其为“清代考证学先导”。
综上所述，王应麟在图书易、数理易、儒理易盛行的宋代，不但没有像其他易家那样批评汉代易学，而且与朱震等人一样对汉人象数说持肯定态度，不同的是朱震等人以恢复汉代象数为己任，而王应麟则以此为工具，通过变卦、互体等取象说充分挖掘其中的处世和治国之道，即将象数思维与人文价值视域融为一体。在这一点上，王应麟易学与邵雍等人的数理易有相似之处，目的都是阐解大道易理，区别在于数理易以“数”为本、通过“数”的推演去凸显宇宙变化背后隐藏的所谓逻辑“数理”。此外，其易学与朱熹等人的儒理易都遵循象数至义理的程式，都是为了揭示其中的圣人之道，都是为了向世人提供安身立命之道，都遵循儒家“修”、“齐”、“治”、“平”的人世路线，不同的是，王应麟没有像朱熹等人那样去建构以内在涵养为主体内容的心性之学，而是秉承了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直接阐发其中的处世哲学和治国理想，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而且他阐发的易道不是一阴一阳之道，而是一种独阳无阴之道，其提出的“《易》之终始皆阳”的观点，与叶适“道者，阳而不阴之谓也，一阴一阳，非所以谓道”的崇阳黜阴思想如出一辙，二人一前一后将“尚阳”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推动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发展和兴盛，为浙东经世事功体系的架构提供了理论基础。要之，不管是在解易进路、释易方法上，还是在对后世学术形态嬗变的影响上，王应麟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可被称为一代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