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学是深深地植根于培育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中的一朵鲜花，她在百花争艳的学术领域中，以独有的魅力，享誉东方各国。时至今日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实学的基本观点，正在被社会各界所重视。为了弄清源流，需要认真研究宋代儒者对实学的开创性研究。
北宋儒者面临的社会环境，促使他们发动了复兴儒学的壮举，也引发了他们对实学的开创性研究。
赵宋王朝是在克服五代时期的混乱状况以后建立起来的。为了吸取王朝急剧更替，篡杀层出不穷，动摇统治地位的历史教训，他们选择了鼓吹儒学，恢复伦理纲常的路，借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就给宋代儒者提供了一个复兴儒学的大舞台，驱使他们粉墨登场。不仅社会流传“半部论语治天下”，而且宋真宗亲命核定《论语》、《礼记》等书的正义，完成九经义疏。这些措施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集权的推行。因而，北宋初年，社会稳定，读书之风盛行，充分地反映了历经多年战乱的人民群众的人心思安的心愿，创造了一个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共同繁荣的社会局面。这种局面在历史上也是不多的。
可惜，好景不长。落后的封建制度必然出现的一系列恶果接踵而至，皇帝昏庸，吏治腐败，横征暴敛，社会矛盾急剧尖锐，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急需提出挽救危局，治国安民的良策。而儒学的说教，道德的虚无，佛学的一切皆空等等显得苍白无力。正是在这种时候，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儒者中的一批有志之士，忧国忧民，痛心疾首。他们勇敢地抛弃了一些儒学中的陈腐之论，大胆地提出了治国在于“实”的实学观点和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恰似在沉闷的空气中响了一声春雷。
在这批有志之士的儒者中，站在前边的是李觏。
李觏（1009—1059），针对北宋中期统治阶级对外妥协，对内压榨，皇亲国戚和各级官吏的穷奢极欲，致使国弱民穷的社会状况，他在《富国策》中提出：
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盖城廓宫室，非财不完；舆服车马，非财不具；百官群吏，非财不养；军旅征戌，非财不给；郊社宗庙，非财不事；兄弟婚媾，非财不亲；诸侯四夷朝觐聘问，非财力不接；矜寡孤独，凶荒札瘥，非财不恤。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李觏集》第133页）
在这里李觏不仅明确地运用了“实”这个概念，而且明确地指出了治理国家必须有经济观点。这和当时流行的俗儒的义利观点，着眼点是多么不同。这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因为李觏生活贫寒，切实了解社会下层情况，痛感各级官吏“言行不相顾者，滔滔皆是”，主张求实治国。
吏治状况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李觏也注意观察了这个问题，他自己两次应试不中，饱尝了宦海之苦。他认为北宋中期的科举取士是“不见其人之姓名，不知其人之善恶，才不才，决于数百言，难乎为无先矣！”他批判当时官吏的升迁制度是“不求切实，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而无死，孰不可公卿者乎？”（《李觏集》第104 —105页）
他还说：“‘官，名也，事，实也。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上驰而下偷，文书具，口舌给，而信其行事，是见驽称骥，而不考之千里也。国不一官，官不一事，何从而得其实？盍贵之主者乎？”这就是说，他认为吏治必须考察实绩，不能只听其夸夸其谈。
在这里，他又用了“实”这个概念，主张吏治应该求实取才。
可见，“实”这个概念在李觏的思想里和他的笔下，已经是涵盖不同领域的哲学概念。
欧阳修（1007—1072）在主持编写史书的时候，也论述了“实”的重要。他说：“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具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新五代史·梁本纪论》）这就是说，欧阳修主张撰写历史必须“各传其实”，而不能隐讳，这在封建社会是很难行通的，这也正表露了欧阳修一贯的笃实思想。
程颐（1032—1085）和程颢一起，泛览诸家，出入佛老，体贴出天理二字，创造出了庞大的理学体系。他也多次从理学家的角度谈实学。他说：
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二程集》第2页）
这里明确地说明，理学家讲的实学是读经致用之学，使“至理推之于事”。不读经书不知“道”，不致用就是“空言无实”，他认为读书人的弊病就在于“患在空虚”。
读经致用的观点，程颐多次论述，可以说是不厌其烦。如说：
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二程集》第1187页）
穷经，将以致用也。如“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二程集》第71页）
经所以载道也，器所以适用也。学经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适用，奚益哉？（《二程集》第95页）
从上述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理学家所说的实学，不仅是读经致用之学，还要加上穷理二字。应该是读经穷理致用之学。
穷理怎样才能达到？程颐又提出了“实理”的概念。这对于理解他讲的实学内涵，也是很有益处的。他说：“实理者，实见得是，实见得非。”
这就是说，实理即实见之理。穷此实见之理而致用，就是实学，由此可见，理学家所说的实学是理学这个大题目下的一个小题目，不是和理学不同的的另一个大题目。
王安石（1021—1086）是北宋时期主持改革的著名政治家，他一生的言行表明，他的务实精神非常突出，而且功勋卓著。他的实学观点和程颐是不同的。比如：程颐说：“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这是从读经穷理致用的意义上讲实学。王安石对“实”的概念，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
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夫天下之事，甚为变，岂一乎哉？国有迹同而实异者矣。今之人然求合于其迹，而不知权时之变，是则所同者古人之迹，而多异者其实也。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也。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则其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圣人贵乎权时之变者也。（《王临川集》卷67）
王安石在这里把“实”和“迹”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使用。“迹”是事的外在表现，“实”是事的内在实质。如果办事追求“迹”同而“实”异其为害莫大。可见古人之形式主义地尊圣，今人之形式主义地学先进，都是追求“迹”同而“实”异，为害莫大。王安石注重物理之常，权变之势，都是注重实际。因此，他说：
某（王自谓）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向。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王临川集》卷73）
这段话是王安石注重实际情况的自我描述。为了注重实际，他不仅读圣贤书，而且“无所不读”，他不仅读书，而且求教于农夫女工，“无所不问”。这样，他笔下的“实”，内涵就丰富多了，实在多了。
北宋中期的吏治腐败是一大弊害，王安石推行吏治改革，也是注重实际。他说：
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
通过“试之以事”的方法考察一个人的德才状况，无疑是注重实际的好方法。
从上述可以表明，王安石推行熙宁新法，其根据就在一个“实”字。也可以说，实学观点和理论，是熙宁新政的精神力量。
综观北宋儒者，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都是很强烈的。如范仲淹的千古绝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在中国流传至今，而且享誉国外；李觏说的“以康国济民为意”，周敦颐倡导“志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等，都充分地表现出一代儒者的治国安邦，以民为本的愿望。而实现这个愿望必须注重实际，强调务实。因而，他们的务实精神都是很强的。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务实，他们比较一致，从宇宙观的角度讲务实，就不一致了。
北宋儒者对实学的开创性研究，突出贡献之一是发动了两次著名的社会改革。一个是庆历新政的实施；一个是熙宁变法的推行。这两次改革是连续着的。庆历新政是熙宁变法的序幕。熙宁变法是庆历新政的展开。这两次变法改革都是在实学观点和实学理论的鼓励和指导下进行的。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注重实际，力行实用，讲究实效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的理论，和法先王要“法其意”，不是“法其迹”的理论，怎么能够理直气壮地而且受到许多人拥护的施行新政和开展变法呢？两次改革虽然都以失败而结束，但它对后人的启迪力量是难以估量的。它给予后人的是前进的路标。因此，北宋儒者对实学的开创性研究，在中国历史上功不可没。
北宋儒者对实学的开创性研究，突出贡献之二是给儒学增添了新的活力。儒学发展到宋代，出现和形成了理学、气学、心学，这些学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思辨性、哲理性充实和丰富了儒学，使儒学有足够的实力和理论色彩和佛学、道学相抗衡。应该说，这些学派对儒学的发展都有自己的贡献。而实学观点和理论的开创，在中国思想史上显得尤其可贵，可以说独具异彩。求实、务实的实干精神，是中国人民自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以来的艰苦奋斗的哲理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新升华。
在结束本文之前，不能不表明的看法是，宋代儒者对实学虽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但没有丰富它，缺乏系统研究和阐释，他们没有能够把实在、实用、实效、实是、实事等重要观点联系起来研究，没有能够从方法论和本体论的关系上阐明实学的丰富内涵。我们只能从不同的学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涉及实学的言论中来了解实学观点和理论。这是北宋儒者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地位限制了他们。他们不得不把系统地研究实学，阐明实学的任务，留给他们的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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