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浙东通儒
黄以周，祖籍浙江定海，本名元同，后改名以周，号儆季：以周生于道光八年(1828)，年十二，遭鸦片战争、英军攻打定海，随父迁居镇海。
以周父式三，字薇香。号儆居，治学会通汉宋，兼明史法，为嘉道时浙东通儒，著述极丰，后人辑为《儆居遗书》。以周幼承家学，于群经子史皆有述作。同治九年(1870)中举，后得教职，补分水县学训导。光绪九年，为江苏学政黄体芳延就南菁书院任山长，崇朴学，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为宗，江南诸高才多出其门，冯一梅、林颐山、陈庆年、张锡恭、曹元忠、元弼兄弟得其真传。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周辞去书院教职，居仁和(今杭州)半山，卒于次年。
以周一生精力多萃于诸经诠释。最大著作为<礼书通故》，“草创于庚申(咸丰十年，1860)，告蒇于戊寅(光绪四年，1878)”(《礼书通故，叙目》，第六册，页2713)”，此外尚有《经训比义》、《于思子辑解》及《儆季杂著》等。《礼书通故，叙目》言：“七岁读《小戴记》，谨承庭训，略识小节。三十而后，潜研诸礼。”，(《礼书通故，叙目》，第六册，页2713)其一生治学，荟萃于《三礼》。
二、博文约礼
浙东学术，乃式三、以周父子思想之重要来源。章太炎云：“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而说礼者羁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检论，清儒》)浙学开自黄梨州，善于结合史实和文献，斯同、斯大兄弟深得其传。斯大自序《学礼质疑》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强调融会经传，“旁通而互见”，讥讽“杂以谶纬”、“周说穷即推为殷夏”之陋说。其书通考制度，尤重祭祀、宗法和丧服，图文相合，秩密精确。斯同熟精明史。特重礼学。可以说，浙学最善以史法会通礼典。
黄式三治学强调会通汉宋：“经无汉宋，曷为学分汉宋也乎?自明季儒者疏于治经，急于讲学，喜标宗旨，始有汉宋学之分。”(《儆居集，经说三，汉宋学辨))因汉、宋兼采。则于考据、义理并重：“理义者，经学之本原；考据训诂者，经学之枝叶、之流委也。削其枝叶而干将枯，滞其流委而原将绝。”(《儆居集，杂著一，汉郑君粹言叙》)然所谓义理者究何所寄托?式三以为先加博学之功，再约之以礼，方“不畔于理”。
以周继承父说，于心性义理有深刻探讨，认为先秦荀子、宋代陆子心性说皆落于一偏：“荀卿力劝入学，而并诋德性为恶，谓礼义出于圣人之心，常入学而后能明礼义，是问学取诸外，而德性无诸内矣。宋儒谢上蔡后陆象山大反荀卿之说，则又谓此心虚灵不昧，万理必具而不待外求，是德性求诸内，而问学又遗诸外矣。”pJ以周则认为孔门之学核心在于礼。《文钞，颜子见大说》以被宋儒盛称的颜回为例，探讨圣门传学。宋儒乐道“孔颜乐处”，以周备称之而下一转语：“颜子所乐者天而乐天之学由好礼始。……颜子所见之大，虽无容轻拟，要不越《中庸》所谓优优之礼矣。由博文以约礼，既竭一生之才能克己以复礼，遂安三月之仁。夫子所循循诱人，颜子所拳拳服膺，倘有大于此者乎?”以周又盛称朱子能得圣学之大体。以周以礼学绾合汉宋、郑朱，又径以礼学上溯孔门，此实发明顾亭林“经学即理学”之说而更见融通。经学起自汉儒，难免拘泥家法，道学昌自宋儒，时见玄虚蹈空。礼含制度之实，兼心性之修养，有大义而无门户。缪荃孙云：“(亭林)先生以经学为理学，即以礼学为理学，顾氏之训，至先生而始阐。”pJ诚为知言。
但以周撰(礼书通故》，乃有为而作，所谓“发明经意”，致意于古礼的阐扬。《通故》一书论历代典制，斥言旧说“据后世礼”、或某朝行礼“非古”，比比皆是。此撰作精神，与浙东本土礼学实大有区别。(通故》一书，因其专意发明古礼，故而醇美精湛，使人能把握经义的源头、先王制作的用意，而不是一味以后世制度之流弊、行礼之谬误逆斥古礼迂腐不合情。是以<通故》一书总揽文献史迹而断以古礼，较此前秦蕙田之《五礼通考》，渊博或不及，发掘古义则远过之。
三、黄以周与皖派经学
以周之学能超拔前儒者，固在能传浙东史学之规模堂庑，而其识断精审，则不得不追溯至皖派之礼学。章太炎谓“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检论，清儒》)，可为考察以周父子学问之依据。
清代皖学起于江永、戴震，“综刑名，任裁断”，以深邃密察为贵。江永惜朱子晚年修(仪礼经传通解》未成而殁，遂依黄幹所补《丧礼》门为式，以之大宗伯)吉凶军宾嘉五礼之次，增损獎括，成<礼书纲目》八十八卷。东原承师风，亦重礼学，早年绘(考工记图》，翼赞郑学，为纪昀称赏。江永高弟尚有金榜专治《三礼》，撰《礼笺》十卷，详稽制度，精确不刊；又有程瑶田撰《通艺录》，详究名物度数，图文双辅，精密过于东原。此可见江氏学风之流衍。
凌廷堪，私淑东原，撰《礼经释例》，分别科条，有功《仪礼》甚巨。戴震弟子尚有金坛段玉裁，撰疋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以声音贯穿文字，精确不移；曲阜孔广森，撰(大戴礼记补注》<礼学卮言》。解疑释棼，说多精审；兴化任大椿。撰《弁服释例》<释缯》，详究经例，有功名物。凌氏弟子胡培晕，撰《仪礼正义》，搜罗甚广。案断亦精，然非完书。胡氏弟子杨大堉续成之，则稍逊师作。此皆可见戴学影响下的礼学撰述。
综此而论，皖学重心之一在礼学。以周《礼书通故)于皖学诸家江、戴、程尤多称引，《射礼通故》多次暗引绩溪胡肇听说。以周(儆季文钞》卷三(复胡子继书》盛称绩溪胡氏之礼学与服膺之情，以周撰次<礼书通故》，胡、杨《正义》是其重要参考书。以周深研有年，遂能析其利弊。《复胡子继书》云：“研六所著之篇体例既善，疏解亦精。杨氏所补，浅陋太甚。……研六之书所见有异于郑，或补之、或正之，未尝与郑为难。杨氏则爱今薄古，罗列异说以与之敌，研六无是病也。研六之书荟萃群言，折衷一是。虽或胪陈异说，亦分正备。杨氏则淆称杂引，胸无主见，上节录甲说，下节录乙说，甲乙两说本不相蒙，遂使上下经文脉络断，研六无是病也，研六所著书虽未完而全经大侣了然胸中，同此一说，此详彼略，视绎义之重轻而先后之。杨氏则随见随录，全无权衡，甚且研六所著之篇云‘说详某篇某语下’，屡检杨氏所补，竟有不判析一字，是微降昧其师教，直未卒读师书也。”斥责杨氏之陋，其舌，以周弟子曹元弼有志于《礼经纂疏》，虽未完成，固承乃师之意也。
章太炎云：“先师德清俞君及定海黄以周元同与先生(孙诒让)三皆治朴学，承休宁戴氏之术。”((太炎文录》卷二《瑞安孙先生伤辞》)可见以周礼学与戴学之渊源。
四、训诂举大义
清儒治经所以超越前儒，在以声音训诂贯穿经文。但以周之经学又非俗儒之拘守章句、破碎大道。而在能够创通大义。
以周论汉儒注经体例云：“汉儒注经各守义例，‘故训”传说’体裁不同。读《艺文志》犹可考见。故训者，疏通其文义也。传说者，征引其事实也。故训之体，取法《尔雅》；传说之体，取法《春秋》。”rq认为<毛诗故训传圹以故冠传’’，乃“故训”体之代表。而齐、鲁、韩诸家“故与传画分两书”，多采杂说，虽举大义，或乖本指，东汉通儒惩其流弊，遂讲求训诂，注经或名“注”，或称“解诂”，实可溯源毛诗。又云：“凡解经之书，自古分二例，一宗故训，一论大义。宗故训者，其说必精，而拘者为之，则疑滞章句，破碎大道；论大义者，其趣必博，而荡者谓之，则离经空谈，违失本真。博其趣如《孝经》、精其说如《尔雅》，解经乃无流弊。”(0以周以为《孝经》(论语》皆属古“总经类”，皆为解经之书，尤以《孝经》为群经义理之总会。欲精其说，舍训诂不能为；欲创大义，又非博通不能办。合《尔雅》《孝经》之长，可得古学之法。故以周治经，虽宗汉师故训，重视家法的辨析，亦兼采近儒新解，更博稽史志以为疏通之证，而一以群经本文为断。
以周《礼书通故，叙目》表明治经取向：“夫西京之初，经分数家。东京以来，家分数说。一严其守，愈守愈精；一求其通，愈通愈密。诸博士，其守之精者也；戴、许二书，其通者也。郑所注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其密者也。”(册六，页2721—2722)专精易导致固陋，此汉博士之弊端。故以周于精严之外更求博通之道。其称郑玄之学为“密”，乃兼具精、通之谓。
以周撰有《十翼后录》二十四卷、《周易故训0订》一卷、<周易注疏剩本》一卷。《周易故训订》乃以周少作《十翼后录》之修订，《周易注疏剩本》变化体例，是晚年对《周易故训订》的改编。简约而更精湛。《周易故训订》前有咸丰乙卯自序。时以周二十八岁。序文云：“学者必广搜古注，互证得失，务求其是。若夫舍古求是，讵有独是。然学必求古。而古亦未必其尽是。古人《易》注充栋，多至千百家，即周之所旁搜而得见者亦不下四百余家。……愿学者执是而从，毋矫异，毋阿同，斯为善求古、善求是也已。”可见以周为学不同于吴派惠氏之泥古，而以实事求是为宗旨。
《故训订》考订文字，以陆氏《释文》、李氏《集解》所引旧义为据，证以《说文》《广雅》等。如遇异解，则备录之，而不轻改。其诠释兼采汉宋之说，不偏主义理与象数。检视其书，引说由汉魏至明清近百余家。然以周于旧说并非无所去取。汉儒之卦气、爻辰、纳甲、飞伏、世应说，宋之先天太极说等，绝不羼人。这方面比惠栋、张惠言据守汉学、时见拘泥多所不同。
《汉书，儒林传》有“训故举大谊”之语。实是以周学风之最佳描述。黄家岱据父之口说整理《尚书讲义》，自序开头便称：“读书观大意。谓能提纲挈领，深知大义之所在也。”
五、《礼书通故》所见以周之学风
以周《礼书通故》之撰，根柢仍在训诂小学。以周平素治学，似亦远承戴震由字通经之训。<丧礼通故》谓：“训诂不明，有害礼意。”(册二，页437)
清儒长处在声韵训诂，为后世诟病者亦在此，以周多有先见。《六书通故》云：“郑注参用今古文，无非取其当文易晓而已，古文多假借，今文每以正字易之，正字易晓，故注从今文；其经典相承之假借亦易晓者，故注兼从古文。视示分正俗。视字正易晓，登升皆假借，升行久，亦易晓故也。近之治汉学者。字不分正借。动以难晓字易之，此大惑矣。”(册四，页1698—1699)郑氏为通经义，于古今文必辗转通之。清学末流，好用怪字，虽自名郑学，实非郑意。此清学之流弊。《六书通故》又云：“考孳乳之字有从古文本字者，……《说文》并载其字。若从古文假借字以为声者，……初不取其本义，于借义明者既别著之，其借义失者不复著录，故《说文》有云从某声而无其篆，皆假借久而失其本义者也。……《说文叙)所谓载疑阙疑者，阙此类也。……必强说之，适以滋惑，此许书之慎也。”’(册四，页1703—1704)观此方知治学贵能贯通群书，创通条例，而不在就一事一证而轻立新义。《儆季文钞》卷三《答吴孟飞书》论清代《易》学流弊云：“经学之盛推乾嘉时，而说(易》之坏亦于斯为烈。……近时讲学之通病只求解于一章一句，未尝融会全经，说《易》更谬。”《礼书通故》博辨众说，但不武断。《丧祭通故》斥“王(引之)好改经文以就己见，……难信。”(册二，页578)，《丧服通故》论“丧服冠受升数”，详辨诸家之说，末云“凡疑义无确证者，不如从旧为安”(册一，页403)。《宗庙礼通故》论庙制，称刘敞改经强说，“尤为无忌惮者”(册二，页725—726)。皆可为考据学之针砭。
<通故》结撰不易，成书后又经数次改订，可见精益求精之心。对于《礼记，王制》的成书时代，众说纷纭，《王制》孔疏引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黄式三《儆居集。经说一，王制封国说》本之云：“贾谊已死，文帝始行其言，犹虑诸国不信法，作《王制》一书以谕之。”以周不从父说。遵郑义。孔疏引郑玄《驳五经异义》云：“《周礼》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后大贤所记先王之事。”引《郑志》答临硕云：“孟子当赧王之际，《王制》之作，复在其后。”《职官礼通故》云：“《王制》作于六国之时。非汉博士作矣。卢氏之说本于《史，封禅书》，后人多宗其说。但考《封禅书》本文曰：‘文帝召鲁人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明年，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据《史》所言，博士之所作者为改历服色之书，本不名《王制》，而其所作<王制》则谋议巡狩封禅事，故《史》于《封禅书》载之，《汉书》亦于《郊祀志》言之。今《礼记，王制》所记。于改历服色既未之及，即篇内亦述《虞书》巡狩之文，而于帝王之封禅制度绝无一言，则《礼记》之《王制》必非汉博士作明矣。”(册四，页1406—1497)显驳其父。以周日后撰《礼说》，于《田制异同》篇又申此义。可见以周为学之不苟同于先人。
以周之学术渊源略明，则可略言其在清代思想史之地位。清学重考核之风开自顾亭林、黄梨洲。亭林倡“经学即理学”，开辟一代学风。乾嘉时清学极盛，其弊随之，为史学之衰颓、经世思想之匱乏及心性义理之不修。其间虽有戴震、程瑶田、凌廷堪、焦循诸人稍能讨论心性、创发义理，终至消歇。至常州今文之学起，学者知陈古刺今，傅古经以时政，然亦拘守家法不能解，如张皋文之《易》、凌曙之《公羊》、戴望之《论语》等。其后，求博通经传且能创发大义者绝鲜，然学者惩汉、宋学之流弊，已知研求会通之术。陈兰甫《汉儒通义》、《东塾读书记》刺取古人说经之语比对牵合，未能融通无间。曾国藩服膺杜佑、马端临之学，又惩汉宋学门户之流弊，深知博通之道在典章制度，奉秦蕙田《五礼通考》为熄汉宋、起人心之圭臬，影响至巨。
黄式三、以周父子承浙东史学之正传，恭法程、朱，近尊黄、万。于史学中渗入儒家理想。式三所长在心性义理、史法讨论。精治《文献通考》，撰次《周季编略》，而以周所长在于礼学考证，其兼通子、史亦多任书局校雠之役、《杂著》中《史说略》乃校读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之札记，杂考制度，罕有通论，其史法稍逊乃父。然以周之学与其父最大差异在于以周心中存有考证古礼、发明经义之大关怀。知考古礼，立论不免多回护古经，重制度过于人情，重古代胜于后世。故论博通，以周似不如式三。论精醇，式三则略逊以周。而二人皆能纠汉宋之偏。折衷以崇礼，以礼学融合心性义理与经义考证。清中期以来渐盛之崇礼思想至黄氏父子而得一提升和总结。
参考文献：
[1]本文所引《礼书通故》，依王文锦整理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
[2]《儆李文钞》卷一，《德性问学说》，清光绪二十年 江阴南菁讲舍刊《儆季杂著》本。
[3]《续碑传集》卷七十五，《中书衔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
[4]《史说略》卷二，《读汉艺文志一》，《儆季杂著》本。
[5]《史说略》卷二，《读汉艺文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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