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参加《中国哲学史》文科教材编写时，承担的任务是写朱熹和宋明部分的总论，在研究这些史料时写成此文。此文于1981年写成后发表在《四川图书馆学报》等杂志上。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字仲晦，自称晦庵，江西婺源人。其父朱松，原为南宋的吏部员外郎，"以不附秦桧和议"，被降职到福建去做"政和县尉"和"尤溪县尉"。朱松在尤溪做县尉时，得子朱熹。所以朱熹只是祖籍在江西，而他本人是出生在福建。朱熹后来提倡的理学，也因他的主要活动地区在福建，而称之为"闽学"。朱熹十四岁时，其父便去世。十九岁时，朱熹中进士。二十二岁时，任同安县的主簿。三十一岁时，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通过李侗，朱熹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的哲学。特别是他把儒学、佛学和道学三者融为一体，建立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并用这种哲学体系来代替隋唐时期宗教化了的哲学体系。朱熹的这种哲学，自南宋末年以来，不仅成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官方统治思想和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而且是培养、训练封建统治人才的最高准则。它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后期都占据统治地位，对日本等东方各国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朱熹死后，最早为他写"年谱"的是朱熹的"门人李果斋"。李果斋把朱熹的言行，大体按时间顺序编成"三卷"，并由四川临邛的魏鹤山（名了翁）为这本书作序。魏了翁在序中，不仅提到了朱熹的理学是通过李侗而继承了二程、周敦颐等学术的全部"精蕴"，并且赞扬朱熹是把断绝了"千数百年"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的"大道"加以全面恢复的第一人。魏了翁认为："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朱子年谱》原序）。但李果斋所作的这部朱熹"年谱"，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便不再留传。在以后明代人所修订的《朱子年谱》中，只保留了魏了翁所作的原序。
在南宋时期，除出版了李果斋为朱熹所写的这部近似"年谱"的作品外，还有朱熹另一"门人黄勉斋"为朱熹所写的《朱子行状》。据明人汪仲鲁说："在当时年谱与行状，二文并传"。"年谱"所载的是"求师取友，注述本末，出处进退，居官莅政，前后次第"，而且是按"年月书之"；而"行状"则"重在记述""明求端用力之精义微旨"、"造道成德之渊奥要归"和"承先贤道统"的"真传"的认识和体会上。（明洪武甲戌年，汪仲鲁《朱子年谱》序）
到了1394年，即明洪武二十七年，朱熹家乡为朱熹管理宗祠的朱境，又将他手中所掌握的朱熹"年谱"出版，并请求汪仲鲁为这本书作序。但朱境要求出版的朱熹"年谱"，是南宋时李果斋所写的原本，还是朱境等在李果斋的原本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汪仲鲁没有明确说明，只说在南宋时有"年谱与行状并存"这个事实。他指出朱熹是位"集诸儒之大成"、"立师道以救万世"的人物，并说在明代洪武年间，朱熹的学术已经是海内外凡有血气者，莫不以"家有其书，人诵其言"作为夸耀。但他又说："经焚之余，此文或不能尽见也"（洪武二十七年，汪仲鲁《朱子年谱》序）。这究竟是指宋宁宗时有人请求将二程、朱熹等理学家的"文集"、"语录"之类的书籍"全部销毁"，以后又将赵汝愚、朱熹、彭龟年等列为"伪学"、"逆党"加以打击，使程朱的书散失了一部分呢？还是指李果斋所写的朱熹"年谱"曾经遭到焚毁或散失？汪未说清楚。汪仲鲁虽接着又说了一句："诚得此而寓目焉"，即他亲眼看到了一部朱熹的"年谱"，但他所看到的朱熹"年谱"，是宋代的原本，还是朱境等编写的朱熹"年谱"？他始终未交代清楚。总之，在明代洪武年间，由汪仲鲁作序，朱境等出版了一部朱熹的"年谱"，是一个事实，这部"年谱"称"洪本"。
到了1506年，即明武宗正德元年，朱熹祖籍江西婺源的戴铣，又将洪武年间所出版的朱熹"年谱"，"因其旧而修之，厘为十有二卷"（正德丙寅年，《朱子实纪》序）。即将原本加以补充，整理成为十二卷，取名叫《朱子实纪》，而不叫"年谱"。为什么要做这种改变呢？他认为："年谱"只能是记述朱熹生前的活动，而"实记"则可以把朱熹死后南宋王朝对他"追封"表彰等活动"并包而无遗"地记述下来，如"史家有世表、年表"一样。而且戴铣又发现南宋李果斋所写的朱熹"年谱"，"屡经锓补，颇涉淆舛"，再加上"事或逸于时，文浸增于后，未有粹其全者"（同上）。就是说，李果斋所作的朱熹"年谱"，经过几次出版和增补后，其中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地方。有些事是李果斋写"年谱"时便被遗漏的，有些事则是在成书之后才被发现的。所以原书没有把朱熹的全部事迹和学术活动的全面情况记载下来。戴铣便负起了把原有的朱熹"年谱"修改为十二卷《朱子实纪》的责任。从戴铣所说的"李氏之书，屡经锓补，颇涉淆舛"一语来看，朱熹"年谱"除有南宋时李果斋所编写的朱熹"年谱"外，还可能有当时其他刊行的版本，所以才有"屡经锓补"的"屡"字，而戴铣则是在这个"屡经锓补"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的。
1552年，即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朱熹的"同邑"李默，根据当时"侍御元山曾君佩""按闽至建阳"，从朱熹的十一世孙朱凌那里看到了的朱熹的另一种"年谱"。由于朱凌"颇疑"这个"年谱""冗脱"，所以便托李默进行修订。根据李默的考证，认为"世传李果斋公晦，著紫阳年谱三卷，魏了翁为之序"一书，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便只有"其序固在"，而原本"年谱"已不复存。李默已指出：在魏了翁所作的原序中，只说"果斋辑先生言行"，而"不称有年谱"，怀疑原来三卷"年谱"的存在。考查朱凌所保存的朱熹"年谱"，又"多出于洪武、宣景间诸人之笔与朱氏子孙增益所成"。所以，李默认为这个"年谱""断非果斋之旧作"。（嘉靖壬子年，李默《朱子年谱序》）李默指出，这个"年谱"不仅把朱熹死后"数十年间，所得的褒典犹用编年之法"写在"年谱"里面，而且在文体上还采用了抬高朱熹、贬低陆九渊的"尊朱诋陆"的做法。李默说，朱熹"与陆氏之学，颇相违异"，主要是由于他们二人在治学的"途辙（上）所从入不同"造成的。他们"微言细行，具皆笃守圣谟"，在"进退取舍，与立朝大节"等问题上，并无根本上的冲突。所以李默便根据"侍御元山曾君佩"所提出的怀疑，与朱熹的后代子孙朱河等进行考证研究，再根据朱熹的"行状"、"文集"、"语类"等所记载的材料，进行了修订。经修订后，新的朱熹"年谱"对比旧的"年谱"，内容"存者十七"，李默认为主要是去掉了一些"猥冗"和谬误的部分。李默还把宋代黄勉斋所作的朱熹"行状"、《宋史》中的朱熹传和南宋时对朱熹的"褒典"也附在后面，与朱熹"年谱"合为五卷。李默所修订的这个朱熹"年谱"，后来被人称为"李本"。
在李默所修订的这个朱熹"年谱"中，有一篇朱熹的十一世孙朱凌所作的序。朱凌在序中指出：朱熹的"年谱"原本，是"宋李果斋所著"。而且在李果斋所著的这个原本"年谱"之后，又有"勉斋黄氏"为朱熹所写的"行状"。这样一来，就使朱熹的"生平履历，道学事功，始终大致尽矣"（明嘉靖壬子年朱凌著《朱子年谱》序），即达到了大体完善的程度。所以在南宋时期有关记载朱熹事迹的书，有这两部的存在，应当是事实。朱凌在重述我们所基本上知道的朱熹"年谱"的变迁过程时，又增加了一个"考亭仍婺叶侯重修本"的朱熹"年谱"，而且这个"年谱"还"附（有）书院题记"（同上），总的名称是朱熹《年谱行状》，是一部把年谱与行状合编而成的，记载朱熹事迹的书。据朱凌在序中所排列的次序，此书大概是出于1506年戴铣所编的《朱子实纪》之后和1552年李默重新修订的《朱子年谱》之前，即在明代洪武年间出版的《朱子年谱》和戴铣写的《朱子实纪》基础上综合而成。很可能这本总名称叫朱熹《年谱行状》的书，便是曾佩和李默认为有许多错误和"冗脱"，必须修改的那个底本，即后人称为"闽本"的那部朱熹"年谱"。因为朱凌说：这本年谱与行状合一的"重修本"，是把重点放在朱熹所建树的学术事业和从政功绩上的。因此其中可能有不少吹捧朱熹的材料和朱熹死后被追封的"谥议"等东西，这才使朱熹的子孙对它"世守以为家乘"。朱凌本人不仅读过此"年谱"，而且还"承先训如恐坠之"。所以当"侍御元山曾君佩"在福建的建溪接见朱凌时，朱凌立刻把这部朱熹"年谱"送给曾佩"披览"，但并未说送给曾佩的是戴铣所写的《朱子实纪》。曾佩和李默看后，觉得这个朱熹"年谱"的内容问题较多，认为它是"朱氏"子孙"增益所成"和"私家之言"。所以朱凌在序中提到的"考亭仍婺叶侯重修本"，很可能便是在1345年朱境等所出版的《朱子年谱》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朱熹在学术和政治上的功绩，整理出来的一部朱熹"年谱"。由于其书与序均未留传下来，使我们无法推敲他为什么要在朱境等出版的《朱子年谱》基础上和戴铣所编的《朱子实纪》之后，又要写此"重修本"的目的。
到了1700年，即清康熙三十九年，洪璟的家兄又将朱熹和陆象山的两家"年谱"进行核对，再"参以朱子从学延平，及与张敬夫氏中和三变之书，而合为一编"，并"附以黄氏行状、宋史本传"与历代对朱熹的"褒典廊记诸文"，在1552年李默所修改的《朱子年谱》基础上进行了整理，于金陵（今南京）出版。洪璟还指出，李默所说的原朱熹"年谱"中有"辩朱陆异同，从而疑其书之未尽善"，是"私家之言"，是不恰当的。洪璟认为：明代"洪本"朱熹"年谱"，是根据宋代李果斋所写的朱熹"年谱"而来的。李果斋本人曾"亲见"过朱熹与陆象山辩论，而采用的是"据实而直书"的做法。洪璟还指出，李默之所以要否认朱熹"年谱"中有关朱陆之争，朱熹批驳陆象山的事，主要是由于李默修订《朱子年谱》的时间在明嘉靖年间，当时正是王守仁所倡导的与陆九渊一致的"姚江之学方盛"的时期，不少人受了这派学术的影响，因此使李默产生了上述所谓"尊朱诋陆"和怀疑"年谱"为洪武年间明人所窜改的看法。但洪璟接着又肯定了李默在修订《朱子年谱》中，把朱熹的"大修荒政，条奏诸州利病"、"与陈同甫来往"和"毁秦桧祠"等材料写了进去，认为这是李果斋的原本所不及的地方，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洪璟的家兄在修订《朱子年谱》时，除基本上肯定明代的"洪本"朱熹子"年谱"是朱熹"门人李果斋"所作外，对其内容并未做大的修改。
到了1752年，即清乾隆十七年，读"朱子书数十年"的"白田先生"王懋竑又认为，明代李默所修订的《朱子年谱》多删改，把"原编"与所谓的朱熹"晚年定论"合为"一编"，是采用了一种"暗合，阳为表彰"，而实质上"阴移其宗旨"的手法，认为这是把朱熹晚年的思想改为与陆九渊基本上一致，造成了"后之人不辨其伪，而尊信之"，"为害"很大！（王懋竑：《朱子年谱》序）读"朱子书数十年"的王懋竑，为了忠实于朱熹思想的原意，就收朱子"文集"、"语类"所记述的事实，与"洪本"《朱子年谱》和"李本"《朱子年谱》一起，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又"博求所述诸儒之绪论，师友之渊源，与夫同诸子争鸣"等作品，然后折中于勉斋黄氏所作的《朱子行状》，以分别（年月）先后次序和朱、陆等思想上的异同，最后写成朱熹"年谱四卷"和"考异四卷"。又取朱熹《读程子书》后的"论学切要之语，分年编次为附录二卷"。王懋竑写成此书后，"未尝轻以宗人"。在他死后十年，才由他的外甥孙同辙、孙同敞二人请求他的儿子王箴传，把这部《朱子年谱》出版，并由王安国作序。王安国在序中除指出王懋竑写作此书的目的和经过外，还指出，王懋竑由于"深惧朱子之学不明，即孔孟之道不著，求年谱原本不可得，不得已笔削伪本，以反其本来面目"。这里所说的"伪本"，是指明代李默所修订的《朱子年谱》。经王懋竑进行了这样大的修订和考证后，便形成了现在留传下来的，按朱熹出生年月次序，再根据原有的明代洪武年间出版的《朱子年谱》以及《朱子行状》、《朱子文集》、《朱子语类》、《延平问答》、《张南轩集》、《吕东莱集》、《朱子师友渊源》和《陈同甫集》等有关材料，按年月补充而成的《朱子年谱》。这部《朱子年谱》的内容，比过去所有的各种版本都充实，而且比较符合朱熹本人的思想面貌。它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朱熹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方便。但王懋竑仍然是站在当时清王朝推崇朱熹哲学，把朱熹的思想作为最高统治思想这个立场上来写的。他搜集了不少材料，但对朱熹的一些错误却只字不提。所以，这部书仍然有它的片面性。但这部书与其他版本比较起来，还算是一部材料较全面的参考书，它为我们今天研究朱熹这个历史人物的思想，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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