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1472—1529）从少年时代起，就立下了做圣贤之志。他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开拓了对人道的追寻。如何透过其思辨形式，考察其学说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吸取其中的精华？就此，谈几点粗浅的意见。
一
王阳明的学说有何特点？简言之，有以下诸端：
（一）称颂人的伟大与尊严。王氏创建其学说的起点——“龙场悟道”时，即以昂扬人的主体意识为旗帜，宣称“吾性自足”。其后，又提出不论贫富贵贱贤愚不肖只要致良知，均可以为圣人。强调说：“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①]这就是说，学子为学，不仅要学做圣人，而且帮助他人成为圣人。王氏有句名言：“人者，天地之心。”[②]人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天的尊崇地位，至于人是否比自称为天的儿子的封建帝王更尊贵呢？王氏虽未明言，却是很值得深思的。在王阳明的笔下，不仅人是至尊无上的，而且人的良知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原和主宰及一切是非的准则和言行的指南；古往今来一切事事物物，一切理论，思想主张、学说以及人们的言行，都必须受到真道、常道即良知的审视；凡是同我心中的良知未合的皆不能苟同，不能以孔子或其他人之是非为是非。他的这种思想主张，大大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动了人们对人道的追寻，开启了此后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批判思潮。
（二）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王阳明作为一代儒学大师、政治家、教育家，其学说充满忧患意识。为了“医国”济世，他创“知行合一”说，以为“对病的药”，[③]颇具经世致用精神。他力图将衰耗颓塌的明王朝恢复到有无相恤的“仁厚”之世，而至于“三代王道之治世”，最后达到至善的自由、平等、幸福的大同理想社会，表现出一种对天下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及为人类谋幸福的真诚愿望。
（三）一定意义的平等思想。在王阳明的笔下，人的良知，不论富贵贫贱贤知愚不肖，不论男女都是相同的，人的胸中“各有圣人。”[④]每个人做圣人的机缘是没有多大差异的，而在一些地方满街都是圣人，也即是说人人都做了圣人。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王氏的心目中，不仅赋予自然人以平等，而且赋予人在社会上一定的平等地位呢？虽然，王氏并没有论及人在社会中应享有自由平等之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产生这种思想；然而，在他的许多言论中确乎孕育着一种朴素的平等思想。如他指示其学子去启发愚夫愚妇成圣成贤时，一定要以愚夫愚妇的身份，而不能以先知（圣贤）的身份同他们交往，即以平等的态度同他们相接。当其学生称颂他说：“先生譬如泰山在前”，王氏即谓：“泰山不如平地大”，[⑤]等等。又如对《大学》一书中“明德亲民”的解释亦颇富新意。他说：“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对己之称也。曰民焉，则三才之道举矣，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亲矣；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亲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推而至于鸟兽也，而皆有以亲之，无非求尽吾心焉以自明其德也。”[⑥]在此，“亲民”一词已无上对下之意，而是一种平等的称谓，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扩大公无私之仁”，德及天下之人以至鱼虫鸟兽草木为出发点和归宿。他的这番议论，虽不乏乌托邦的思想，然而这却是他同南元善在论为政之道时所发并书之于壁的妙论，应当说这不是即兴之谈，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中不难窥见他理想的社会是充满爱心、人道和平等的乐园。
（四）颇具开放性和适应性。王阳明的学说是在中国社会面临巨大变化的情况下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一些命题，在儒学内部都具有革新倾向。其开放性，适应性表现在：
（1）在指导思想上，王阳明一方面提出学贵自得，以己意判断是非，以己意解经，突破传统的重围，多出独解，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从日用常行、生活实践中体验义理，深造自得，求得真知。前者倾向于主观唯心评说古今；后者则倾向于在生活践履以至社会实践中求得真知。总之要突破传统的藩篱，独立、自由思考问题。后世学人喜其直捷活泼，富有生机，即在于此。
（2）研究对象不囿于儒经。在王氏看来，不论是儒经，还是佛、老二氏之经籍，均可为其所用。他既出入佛、老，又批判佛、老；他既以儒学为基点，以儒学复兴为己任，又对儒学有所批评。这不仅适应了儒、释、道相互融合的大趋势，而且大大扩大了视野，使他从更广大范围吸取有用的思想资料，构建其思想体系。
（3）成圣成贤向平民百姓开放。长期以来，做圣贤的只限于统治阶级中的所谓“上智”之人。王阳明则倡说人人心中都有个圣人，只要致其良知，人人都可以为圣人，将圣哲的殿堂向凡人开放，鼓励人们发扬人的主体精神，追寻理想人格。
王阳明的思想主张，内容极为丰富，包括了政治、哲学、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自“龙场悟道”以后，他始终讲学不辍，弟子广布天下，形成历史上罕见的大学派，阳明学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学说。王阳明去世以后，以他为宗师的思想流派，竟相阐发师说，有的恪守师说，有的适应形势之变化，发展和演变阳明之学。王门后学对王氏的思想主张所阐发的理论观点，是否属于阳明学的范畴呢？我个人的意见是肯定的。正如中国儒学创自春秋时代的孔子，此后两千多年间，其学说一再为后儒所推演发展，而儒学之名称却未尝变易一样，王阳明作为阳明学的奠基人，其学说无疑是阳明学的基础；而阳明学亦应包括继其统系的思想主张在内。果如是，则清初三大儒黄宗羲、孙奇逢、李颙及陈确、毛奇龄、唐甄等的思想主张，均属于阳明学的范畴，并对阳明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然这种发展，其中也包括阳明学派内部的论争、批判，特别是这个学派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⑦]明代中叶，长江流域的个别地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明中叶以后到清初近二百年间，也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特别是明清之际社会大动荡的时局和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思想的斗争、发展和演变。王阳明正处于这一社会大变局的开端；阳明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也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大变局、大动荡的历史时代。而阳明学派巨子李贽、黄宗羲、陈确、甄等之所以能够逐渐透过封建正统思想的重重迷雾，抒发一些民主性的思想主张，是同上述社会条件分不开的。作为阳明学奠基人的王阳明，虽然不是启蒙思想家，但是明末清初阳明学派学者的许多启蒙思想主张，却可以从他那里找到源头。其在近世思想启蒙的历史长河中的启迪之功，是不可低估的。又由于当时社会的新因素尚处于萌芽之中，旧的传统、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在各个领域还居于绝对优势。王阳明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大员，他的学说虽不乏平等、进步、革新的思想因素，却又认为维护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等传统是不可动摇的。从整个阳明学派学人的思想主张而论，都突出地呈现上述的两重性。
二
关于王阳明及其学说对近世中国的影响，笔者认为：阳明学作为中国儒学最后一个高峰和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虽然在清代前期已基本上终结，但它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超越时空的。作为阳明学奠基人的王阳明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亦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必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瞩目。
就近世中国而论，除阳明学派学子直承其统系外，晚清不少志士仁人对王阳明莫不尊崇礼赞。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焦循力图重举王氏之旗帜，致天下于长治久安；林则徐称赞王氏为“国家所祷祈以求”之才；[⑧]姚莹仰慕王氏之“为人”，[⑨]对人非议王氏表示异议说：“阳明自有是处，我辈不及阳明之处多矣，未可议之。”[⑩]魏源更直截了当地称颂陆、王皆“百世之师”。(11)此后，学习西方的思潮在神州大地兴起，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对王阳明的崇拜可谓五体投地，称其为“有明三百年中第一伟人”，有如“皎日当空”。(12)左宗棠亦称王氏为“卓然一代伟人，……亦断非寻常儒者所能几及。”(13)康有为亦偏好“陆王”，其弟子梁启超在其论著中更多征引王氏之言宣传其思想主张。在清末革命派中，宋教仁、陈天华等亦多“服膺”王氏之言；更有人把王阳明抬到“亚圣”地位；(14)宋教仁还用王氏的言论来对照自己的言行，自我反思，痛砭己过，“在事上磨炼”；章太炎对佛学、阳明学的态度几经变化，其在辛亥革命走向高潮之际，就曾利用王阳明的思想资料陶铸其革命理论。由此可见，王阳明对近世中国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就其对近世政治、社会思潮的影响而论，积极方面主要有：
（一）王阳明宣传人皆可以为圣人，称颂人的尊崇，抒发了某种意义的平等思想，启迪了明末清初阳明学派巨子追寻人道的思潮。此后，这种思潮不绝如缕。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魏源宣言“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人者，非侮慢天乎！”(15)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斩断了中国独立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晚清80年间，西学的涌入，中国内部的这种民主性思想与其融合，形成了晚清变革、改造中国的民主主义潮流。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派人物倡导的变法维新运动，达到高潮。20世纪初孙中山倡导民主共和，推翻了清朝，创建了民国。至此，发轫于三四百年前、起于青萍之末的民主性思想，在“欧风美雨”席卷之力的催迫下，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以民主主义改造中国的狂飚。应当看到，明中叶以后，中国具有民主性的思想发展是相当艰难的。人们曾称赞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类似《人权宣言》；及至清末梁启超作《新民说》，又有人将其比作《人权宣言》。如果这些评说都接近事实，那么中国的两个“人权宣言”竟相距二百多年；可喜的是，梁氏在《新民说》中所描述的“新人”已具有“天赋”自由、民主、独立之权。从王阳明的“圣人观”到梁氏的“新民说”而孙中山的“民权学说”，经过漫长的岁月，终于完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的发现”的历程。虽然，其中西学之涌入的意义不可低估，而阳明之学的启迪导引之功，亦是不可没的。
（二）王阳明宣扬心性之学，不复以孔子及其他任何古圣先贤之是非为是非，不复崇拜古人。在近世三四百年间，不少志士仁人受阳明学的影响，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进行猛烈抨击，在明清之际形成了一股社会批判思潮，李贽、黄宗羲、陈确、唐甄的思想主张尤为人所瞩目。及至晚清愈演愈炽，国学大师章太炎《论诸子学》，对孔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三）王氏之学昂扬人的主体精神，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面对当世朝纲不振，政治腐败，他力挽狂澜；虽屡遭困厄，却满怀信心，尽心天下国家，追寻理想人格，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炮舰，撞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逐渐沉沦，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人们四顾茫茫，看不清前途，找不到救星的时候，阳明之学和其他心性之学夸大心力的作用，昂扬人的主体意识，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种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人的主体精神的昂扬，催促着人们夙夜匪懈，为国家民族去奋斗、抗争，临难不苟，临危不惧，前仆后继，为国献身。虽然近世中国志士仁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的张大，有多方面的因素，然而却不能不说同王阳明倡导的上述思想主张有一定的关系。
当然，王氏之学同任何学说一样，有它的局限性，有它的消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一）王氏过分夸大人的主体精神，助长了人们过急过热的情绪，往往使人脱离实际，不利于认清国情。就清末的革命运动而言，革命党人由于对中国国情认识不足，对内忽视跟封建主义势力作斗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对外忽视跟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斗争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更没能发动以工农为主体的群众起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封建主义势力的斗争。当革命党人沉浸于庆祝共和欢乐声中之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却猛扑过来，使辛亥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当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更不能委诸王氏及其学说；但阳明之说的某些消极因素，对革命造成了某些不利影响的确是存在的。
（二）王氏倡导狂放、悍然独往，固然有利于人们从封建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但也助长了受其影响的人孤高自傲、脱离群众。这种情况代有其人，屡见不鲜。在晚清改造中国的运动中，有的人‘唯任主观’；有的革命团体出现比较严重的离心倾向；各团体之间难以联合奋斗，同上述狂放、悍然独往的思想作风，不无一定关联。(16)
（三）王氏以尊德性为宗，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为追寻一种理想社会而奋斗，倡言克私为公，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其将人们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归结为“尊德性”，不言而喻，其他一切学问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多余的。阳明后学不乏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但从其理论发展的逻辑看，阳明学中的确存在教人束书不观的思想因素。这种重德行、轻问学的思想，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消极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阳明学派中堪称为思想家者比比皆是，而以科学发明见称者却极为罕见。这同其重行而轻问学当有一定关系。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学说，作为一种带有某些忧患意识，昂扬人的主体精神、追寻人道、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的学理，对近世中国社会的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综观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对王阳明的学说，应持何种态度？王阳明的学说作为明清时期启蒙思想的先导，无疑有较多的积极因素。如他的尊重人，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仁爱”思想，“尊德性”、克私为公、追寻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思想，执着追求真理、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思想，等等。在正确指导下，经过分析与研究，适当地加以吸取，无疑对树立文明的社会风尚，提高人们的素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至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王阳明的学说虽欲突破传统，由于时代的限制，却又囿于传统，无疑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矛盾的一面。如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存理灭欲”的思想，等等。由于其学说具有突出的两重性，因而其消极因素往往同积极因素杂揉在一起。如何在发扬其积极因素的同时，克服其消极因素，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作为一种思想资料，即使是王阳明学说中的某些积极因素，爱国进步的人们可以利用，其他社会势力，甚至反动派也可以利用。因而不能因为它有某些积极因素为有识之士所利用，就夸大其作用；亦不能看到它的糟粕或某些积极因素为反动派所利用；就忿恨而全盘否定，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给予科学的评价。
（二）对待文化遗产，要有一个科学的文化观。就王阳明及其学说而论，无疑具有其时代性和维护封建统治的阶级性，但如果仅仅看到这一方面，也就无“继承”可言。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吸取利用王阳明学说中的精华，就是因为它的内容中具有某些超越性的财富。如他所谓的“学贵自得，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要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坚持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我国古化文化遗产中即闪烁着永恒的正气之光。又如他对人道的追寻，倡导尊重人、昂扬人的主体意识，力图找到一种实现人的人格完美（成为圣人）和理想社会之路，其中即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对人类之爱，对全人类的责任感。正是因为王阳明学说中的某些超越性的因素，才能在其后的几百年表现出强劲的影响力。
（三）评价王阳明的学说，要把它同那个时代的发展趋势联系起来，抓住其学说的本质和基本趋向。长期以来，不少学人往往把王氏视为主观唯心主义者而多所苛求，以至于全面否定。如果把王阳明的学说同明代中叶开始的社会发展趋势结合起来研究，就会清楚地看到，他夸大心力的作用、昂扬人的主体精神，追寻人道，亟欲突破传统，是同当时刚刚破土而出的市民阶层欲摆脱封建束缚的要求相适应的；它之所以又囿于传统，亦是由于市民阶层的力量还很微弱。如果结合王阳明身后阳明学派巨子发展演变阳明学所抒发的思想主张，王氏的学说适应时代发展大趋势的特点，就更为明显。而人们指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辩哲学正是同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呼唤发挥人的主体精神、突破封建传统的革新倾向联为一体的。因而评价一个人物及其思想主张不能简单地以唯心或唯物为标尺，而应从整体上视其思想主张和活动对社会是否有利。因此，对王氏的思辩哲学应作具体分析。实际上，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心力决定论者，(17)历史地评价其贡献和思想体系，并不等于在今天还要继承和坚持其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这在学界同仁中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
（四）王阳明以中国封建社会的全才而闻名于世，其所奠基的阳明学作为人类文化的瑰宝，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必将继续对人类文明发生积极的影响。关心、支持阳明学的研究，必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科学地探讨王阳明学说的历史地位、重大贡献及其影响，交流学术见解，对推进王阳明及其所奠基的阳明学的研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扩大中外文化交流，都将是有益的。
注释：
① ④ ⑤《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册，第103、93、117页。
② ⑥《亲民堂记》，《王阳明全集》上册，第251、251页。
③《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上册，第5页。
⑦《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0页。
⑧《致邵懿辰》，《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页。
⑨《鸦片战争人物传记·姚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六），第329页。
⑩姚莹：《康輶纪行》卷八。
(11)《王文成公赞》，《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9页。
(12)《续选八家文序》，《韬园文录外编》，第260—261页。
(13)《答王璞山》，《左宗棠全集》卷十二，第10136页。
(14)刘师培：《王学释疑》，《左庵外集》卷九。
(15)《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册，第44页。
(16)参见拙著：《心学与辛亥风云》，《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7)参见拙著：《阳明学与近世中国》一书从魏源到章太炎的有关论述，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