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阳明的早年经历，①目前学界多以德洪主撰的《王阳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②为依据，着重强调其中不契朱子学及其逐步由出入佛老而归于儒学的因素，从而为阳明龙场之悟的学术独创提供背景支持。而在目前关于阳明弟子的研究中，学界对德洪的评价最无争议，大体不离“虽无大得亦无大失”③的基调，以“中道派”④论之。此似乎意味着思想“中道”的德洪在《年谱》中只是对阳明经历作一客观的呈现而无自身的立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本文主要依据阳明自述、黄绾《阳明先生行状》（以下简称《行状》）、湛甘泉《阳明先生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以及德洪《年谱》等材料，对德洪基于自身的立场而撰写的阳明早年经历进行检讨，从而为阳明思想的当下研究拓展一些新层面。
在《年谱》的形式上，德洪对有关阳明早岁经历的诸条目加入了相应的标题。《年谱》中阳明早岁经历之形成有一个过程。据钱明先生《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一文所载：嘉靖二十六年，钱德洪完成了自阳明出生到龙场的一段年谱；嘉靖四十一年，德洪全谱初成，并就正于罗念庵；嘉靖四十二年成刻。⑤罗念庵作为《年谱》的参订者，在《论年谱书》中对德洪言：
《年谱》一卷，反复三日，稍有更正。前欲书者，乃合卺日事。而观纲上言学，心若未安，今已入目。于目中诸书揭标，令人触目，亦是提醒人处。入梓日以白黑地别之。二卷、三卷如举“良知”之说，皆可揭标于目中矣，望增入。⑥
罗氏对《年谱》的主撰德洪“于目中诸书揭标”之举非常认同，并强调在第二卷、第三卷亦须加入如此“警醒人处”的标题，而且要求在附刻之时“以白黑地别之”。可见这些标题非常重要。但是问题正出在这些标题上。德洪所编撰的阳明早岁经历大多以时间上错置的形式为其所举之标题作论证。也就是说，所揭标题有很多与其所举阳明早岁经历并不吻合。此种不吻合不能体现《年谱》所撰阳明早岁经历的客观性，倒是十分清晰地反映了德洪自身的主观立场。这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格竹失败与“随世就辞章之学”
《年谱》“二十一岁”条言：
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函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⑦
格竹一事，黄绾《行状》未见有载；甘泉《墓志铭》亦未尝提及。德洪概是据阳明之言而有是条记载。阳明之言见之于《传习录》：“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⑧阳明基于圣贤要花大力量格物的思路而格竹，结果得出自己做不得圣贤的结论。由此说明，在阳明当时的思想中，圣贤与常人之间实有难以企及的鸿沟。《传习录》中言阳明格竹而“劳思致疾”，此与《年谱》“遂遇疾”并无太大的区别。但是《年谱》在后来的条目中，加大了此“疾”之影响。据《年谱》“二十七岁条”载，阳明因不契朱子“循序以致精”之格物读书之法而导致“旧疾发作”，“益委圣贤有分”。⑨此处的“旧疾”无疑是指格竹失败所遇之疾；“益委”之“益”表明德洪对阳明格竹失败而有的“圣贤是做不得”的无奈感叹的进一步强化。由此来看，德洪在措辞上加强了阳明此两次格物的关联。不仅如此，若是格竹确于“侍龙山公于京师”时进行，那么此乃阳明十七岁以前之事。⑩德洪却将此事系在《年谱》“二十一岁”条，从而使得此两次原本相隔十年之久的格物之举只相隔了六年。(11)就这一做法而言，德洪似乎亦通过时间的安排加大了两次格物之间的关联。实际上，阳明身体的异样与朱子格物之学的关系不可能如此紧密，阳明亦不太可能一涉及朱子关于格物的理解就“致疾”。此体现了德洪在阳明早年经历中强化了阳明不契朱子格物之学的立场。
不仅如此，德洪在《年谱》“二十一岁条”中还用格竹失败一事来说明阳明“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的实践与效验，德洪的良苦用心在于：正是由于践行宋儒格物之学而致疾，阳明才随世就辞章之学。此举无疑给阳明随世就辞章之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凭借。如此看来，是年条中阳明“随世就辞章之学”倒可能是更为切合实际的表达。(12)但是此并不表示阳明是年才从事辞章之学。
对阳明早年经历中“辞章之学”时段的理解，阳明自己的话语最有发言权。阳明在四十一岁所撰的《别黄宗贤归天台序》中言：“守仁幼不知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余，求诸孔子、子思、孟轲之言，而恍若有见，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贤于我，自为童子，即知弃去举业，励志圣贤之学。循世儒之说而穷之，愈勤而愈难，非宗贤之罪也。”(13)在阳明早年，读书登第与读书学圣贤无疑是可以兼顾而为同质的。但是在四十一岁回顾早年经历时，阳明则将黄宗贤“去举业”、“励志圣贤之学”与自身“不知学”而事举业相对待，并将自己的经历形容为“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此亦体现了举业与“圣贤之学”的异质性。不仅如此，阳明是年还曾对湛甘泉言：“某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于老释。”(14)在此处，老释又具有与举业、辞章之学的“邪僻”性质并不相同的地位与特性。另外，阳明关于早岁经历的集中表述主要体现在其四十七岁所撰的《朱子晚年定论序》中。其言曰：“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辞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薾，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15)由此表明，阳明实是将“业举”与“辞章之习”视为同质，(16)将“正学”、“老、释”与“圣人之学”视为同质，而视此两“同质”之间为异质。
以上述理解为基础，察考阳明早年经历，不难看出，阳明所言的“陷溺于邪僻者二十年”主要是指阳明从年幼到结束举业这段时间。据《年谱》载，阳明十九岁习举，二十一岁举乡试，二十二岁、二十五岁会试下第，举业不兴而结诗社，(17)二十八岁中举。从年幼到二十八岁以前的约二十年的时间，皆是“溺志辞章之习”的过程。由此来看，“随世就辞章之学”并非如德洪所言是阳明不契宋儒之学、格竹失败的结果，而是阳明人生早年经历的常课。德洪无疑预设了辞章之学与宋儒之学相对峙以及阳明不契宋儒之学这一立场。
二、不契朱子学而致疾与养生
《年谱》“二十七岁”条言：
是年先生谈养生。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18)
在《年谱》中，德洪将阳明谈养生此种异学的原因再次归诸于其对朱子学的不相契。而阳明真正谈养生的原因，实与其身体相关。阳明十七岁之前格竹致疾，而其在十七岁那年的新婚之日入铁柱宫，遇道士而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次早始还”。(19)因此，与其说阳明不契朱子格物说而有格竹之疾、“旧疾复作”，从而导致其对养生的重视，不如说，阳明身体本身有疾而使其对养生倍加关注。据相关材料载，“王文成公试礼闱落第，卒业南雍，走从尹游，共寝百余日”。阳明二十七岁这年会试下第，从道士而游。道士以“尔无长生分，其竟以勋业显”导阳明，阳明虽然“怅然惋之”，(20)但大概还是“听从了尹山人的劝导，接着再去应试，终于获得成功”。(21)由此来看，从道士游百余日而大谈养生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身体的异样，二是由于举场上的失意。而德洪将个中的原因追溯于阳明不契朱子读书格物之法而致疾，无疑体现了其自身维护其师阳明不轻染异端且不契朱子格物之法的形象的主观意图。
不仅如此，德洪的主观意图还体现在其对阳明三十一岁归越养生的理由的诠释上。在《年谱》“三十一岁”条中，德洪将阳明归越之原因拟定为：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阳明因反对“无用之虚文”而于八月上疏告归。(22)此实经不起推敲，因为长期从事辞章之学、自小一意科举的阳明如何可能在入仕之初即欲以反对“无用之虚文”而放弃仕途。另外，德洪系阳明“学古诗文”一事于是年条，但是阳明不太可能在是年既学古诗文，又在较短的时间以“无用之虚文”来自我反省。除《年谱》所言而外，德洪还提及了阳明归越养生的另一原因。德洪言：“吾师阳明先生出，少有志于圣人之学，求之宋儒不得，穷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筑室了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23)此处德洪将阳明十七岁以前的格竹致疾以及二十一岁的不契朱子读书格物之法而“旧疾复作”这两疾并而为“卒遇危疾”而作为阳明归越养生之原因。此再次体现了德洪在阳明早年经历中强化了阳明不契宋儒特别是朱子学的因素。
统合《年谱》的相关材料来看，阳明二十六岁至三十一岁，皆在京师。“京中旧游”概是结识于此时。“学古诗文”的时间概在阳明入仕以前。阳明二十八岁举进士而观政工部，在此以前的时间应较为空闲，与“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但是其二十九岁，授刑部主事，三十岁“差往淮甸审囚”，此时应是初次入仕的阳明较为忙碌的时期，必已无心于“学古诗文”。据黄绾《行状》所载，是时，阳明读书甚为用功。“日事案牍，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灯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养病归越，辟阳明书院，究极仙经秘旨，静坐，为长生久视之道，久能预知。”(24)由此来看，阳明此时勤奋读书，其所读之书为五经及先秦两汉书，既非“学古诗文”，亦非读“宋儒格物”之书；即便是其所受宋儒读书格物之法的启示而读书，在此亦不能看出其对宋儒思想的不契。不仅如此，此条材料还点出了阳明归越养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劳成疾”。关于此次生病，阳明在三十一岁作为刑部主事时所作的《乞养病疏》中言：“……自去岁（三十岁）三月，忽患虚弱咳嗽之疾，剂灸交攻，入秋稍愈。……乃奉命南行，渐益平复。……冲冒风寒，恬无顾忌，内耗外侵，旧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扬州，转增烦热，迁延三月，尪羸日甚。心虽恋阙，势不能前；追诵医言，则既晚矣。……期得暂离职任，投养幽闲，苟全余生，庶申初志。”(25)由此来看，阳明“暂离职任”并非是对“学古诗文”等辞章之学的反对，而是“过劳成疾”。德洪在《年谱》中将阳明归越的原因诉诸对“无用之虚文”的厌倦无疑体现了其自身的立场。
三、会仙释于心与悟仙释之非
《年谱》“三十一岁”条言：
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唯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僧惊起，即开视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已去矣。(26)
德洪在《年谱》是年条中以“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目之，并对之进行了证明。一方面，德洪举阳明放弃导引前知术、以此为弄精神而非道，说明其悟得仙家之非；另一方面，德洪举阳明欲出世而不能忘亲而复思用世来说明其悟得佛家之非。不仅如此，德洪还举阳明成功规劝和尚念母还俗之例来说明阳明之悟仙释之非的效果。其论证不可谓不完备。但是既有“悟佛老之非”在后，必有“会佛老于心”在前。其原因在于：首先，阳明筑室阳明洞而习养生，并在此方面表现出较强天赋。此德洪不仅表之于《年谱》中，言其擅长导引前知之术；还书之于《阳明先生年谱序》中，其言曰：“……乃筑室阳明洞天，为养生之术。静摄既久，恍若有悟。蝉脱尘坌，有飘飘遐举之意焉。然即之于心若未安也，复出而用世。”(27)德洪用“恍若有悟”以及“有飘飘遐举之意”来说明阳明心仪道教的状态。其次，与德洪“恍若有悟”这一较为保守的提法不同，龙溪的表达则更为大胆。其言曰：“……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缘洞天精庐，日夕勤修炼习伏藏，洞悉机要，其于彼家所谓见性抱一旨，非唯通其义，盖已得其髓矣，自谓尝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同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28)龙溪认为阳明“究心”老佛，并得其精髓。最后，阳明在其四十七岁所撰的《朱子晚年定论序》中亦言：“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薾，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29)由阳明以“圣人之学”语其对佛老之学的体会来看，龙溪的表达可能更为契合阳明的本意。在正学“茫无可入”而无法成就圣人之学之时，佛老实为阳明为学提供了入门的契机，使其“欣然有会于心”。
由此再来分析德洪对阳明“悟佛老之非”的证明。就阳明放弃导引前知之术这一方面而言，阳明可能确有“此簸弄精神，非道也”的感叹，但其放弃导引之术并不意味着其对道教养生之术的放弃。考阳明早年经历，因其对体弱之身的关注，其在十七岁、二十七岁、三十二岁皆有从事于养生之术的探究，其对道家养生之术必定深有研究与眷恋。德洪无疑将阳明“悟得道家之非”点得太易。就阳明放弃“思离世远去”之意而言，阳明所放弃的只是出世的形式，但并不意味着其对佛学的全盘否定。
既然如此，阳明此时对佛老的态度究竟是悟之为非还是会之于心呢？不妨回到阳明自身的言语中寻找答案。阳明言：“……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漏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30)由此可知，“依违往返，且信且疑”是阳明对佛老之态度。德洪以“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一语断之，尽管“渐悟”一词暗示了阳明对佛老思想的“依违往返”，但是其不顾阳明“且信且疑”的真实感受而将阳明三十一岁的经历直接点旨为“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无疑体现了自身强调三教之辩的立场。钱明先生亦言：“《年谱》作者为了维护阳明的形象，特地以‘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为开场白，且把阳明‘得道’的含义也说得含混不清，这实在应验了古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31)由此来看，用“会仙释于心”、“且信且疑”来点旨阳明三十一岁前后的思想状况或许更切合实际。
阳明三十一岁由于身体异样而归越，随着其对世儒与老佛关系的深入理解，其对世儒的不满或有所加深，其对古诗文的放弃与批评随之也成为合乎情理之事。王畿言：“弘正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阳明先师结为诗社，更相唱和，风动一时，炼意绘辞，寖登述作之坛，几入其髓。既而翻然悔之：‘以有限之精神，蔽于无用之空谈，何异隋珠弹雀，其昧于轻重亦甚矣！纵欲立言为不朽之业，等而上之，更当有自立处。大丈夫出世一番，岂应泯泯若是而已乎？’”(32)因此，“弘正间”正是阳明经过对佛老有会于心的理解之后，在三十四五岁前后对包括诗学在内的世儒辞章之学作出“无用之虚文”之批评在时间上的概说。(33)据王畿此处所载，阳明此时更为认同的是“心性之学”。由此来看，德洪将阳明反对辞章之学的思想上提为三十一岁，并将之视为阳明归越的最大理由，无疑掩盖了阳明借助于佛老思想与辞章之学关系的处理从而转向身心之学、“心性之学”的可能性。
四、首倡身心之学与结交甘泉
《年谱》“三十四岁”条言：
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辞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至是专志授徒讲学。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唯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34)
德洪将此条的标题列为“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并通过阳明“首倡”“身心之学”、强调“先立必为圣人之志”作为其“授徒讲学”的内容；最后提及湛甘泉对阳明此举的认同：“一见定交”，共倡圣学。德洪之立场实值得推敲。
首先，关于阳明结交甘泉以及阳明门人始进的具体时间，德洪与甘泉所言有所不同。德洪认为，阳明三十四岁之时，“门人始进”，后结交甘泉。然而湛甘泉撰《墓志铭》言：“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会甘泉子于京师……遂相与讲学”，(35)表明了阳明先会甘泉，后讲学授徒。对于两者在时间上的差异，钱明先生曾道出其中的原因：“因为德洪所记是把首倡‘身心之学’的功劳归于阳明一人，然后才与甘泉‘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但经甘泉一改，似乎阳明是先与甘泉‘一见定交’，然后才有‘归正于圣贤之学’的事发生。”(36)但是以上两种时间，何者较为接近于事实呢？察考阳明三十四岁前后的著述，阳明三十六岁所作的《别三子序》或可提供一些线索。(37)在此序中，阳明言：“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有志之士思而兴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废者，亦志之弗立，弗讲于师友之道也。……无师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盖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颜、朱守忠于山阴之白洋，得徐曰仁于余姚之马堰。”(38)德洪在《年谱》“三十四岁”条中言“师友之道久废”，概是依于此序。在此序中，阳明言“近年”即三十六岁或稍前得门人蔡希颜、朱守忠与徐爱。又由于徐爱曾撰《同志考叙》言：“自尊师阳明先生闻道后几年，某于丁卯春，始得以家君命执弟子礼焉。于是门下亦莫有予先者也。继而是秋，山阴蔡希颜、朱守中来学，乡之兴起者始多……”(39)因此，自称是阳明最早的弟子的徐爱是在阳明三十五岁会甘泉之后的第二年（丁卯）即阳明三十六岁时进门。由此来看，阳明与甘泉定交在前，“门人始进”在后。德洪在《年谱》中将“门人始进”的时间上提了两年，其用意无疑是将阳明“首倡”“身心之学”的影响提前。
其次，德洪对“立异好名”的理解与阳明有所不同。学者“溺于词章记诵”，阳明首倡“身心之学”。德洪言：“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当时授徒讲学非阳明一人，言“立异好名”，所指或非阳明称师讲学之举，而指其“身心之学”。阳明在对龙场之悟的影响进行论述时提及“立异好奇”。其言曰：“……其后谪官龙场……恍若有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厌此而趋彼也！此岂二氏之罪哉？间尝以此语同志，而闻者竞相非议，自以为立异好奇……”(40)可见，“立异好奇”乃指阳明对待释老的有别于世儒之态度。德洪虽举“立异好名”，实未见于此。不仅如此，阳明在三十四岁曾撰诗云：“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41)此诗体现了阳明在道教思想上所走的由外而内的转向。而此转向既契合了儒家身心之学的需要，亦构成了对世儒辞章之学的批评。因此可以说，阳明借助于对道教思想的认识而首倡身心之学。在此基础上，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阳明所倡身心之学与三教之辩无关，与是否经世无关，而是与阳明此时思想中内外关系的处理有关。身心之学与辞章之学的对峙恰是此内外关系的表现形式。正是由于由外而内立场的转换，阳明思想此时才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以内非外、以身心之学反对辞章之学的倾向。德洪无疑忽视了阳明思想的此种转换以及此种转换中身心之学与佛老思想之间的同质性。
最后，德洪对阳明与甘泉一见定交之原因的诠释与阳明、甘泉之理解皆有不同。德洪将阳明与甘泉定交的原因视为在“师友之道久废”之情形下的共同“授徒讲学”，并未涉及具体的讲学内容。而甘泉言其与阳明“遂相与定交讲学，一定程氏‘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指”。(42)与甘泉描述的先定交后定程氏之学的内容恰好相反，阳明认为，其在会甘泉之前，就已对周程有契。阳明言：“……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晚得友于甘泉湛子，而后吾之志益坚……”(43)《年谱》虽在阳明年“三十岁”条中提及有异人向阳明指点：“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但其后文并未提及阳明对周子与大程子思想的更多契合。与阳明之说相比，甘泉之说又将阳明对大程思想的契合推迟到了三十四岁以后。融通阳明三十至三十四岁的思想来看，此时是阳明对佛老有会于心的关键时期，正是借助于对佛老的体会，阳明才在立场上发生由外而内、由辞章之学向身心之学之转向。周程之学所具有的融三教而浑然一体的身心之学的倾向，恰可以构成阳明此次转向在儒学上的体现与证明。而此种体现与证明的获得，或是由于甘泉的激发。毕竟阳明三十六岁在《别三子序》所言的“予有归隐之图，方将与三子就云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遗风，求孔子、颜之真趣”(44)是在识得甘泉之后言及的。可见，赞同濂洛是阳明与甘泉定交倡学之基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基点背后，却蕴含着各自不同的立场。就三教之辩的立场来看，阳明似乎转向了儒家之濂洛。甘泉将阳明“始归正于”圣贤之学定为阳明三十四岁这年，亦有其道理之所在。但是，就阳明三教融通的立场来看，濂洛只是身心之学这一内涵在外延上的拓展而已，是身心之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为甘泉所激活、呈现出来。此才是阳明为学经历中结识甘泉之意义所在。甘泉未能识此意义，而是从自身严于三教之辩的立场出发，凸显自身在阳明由佛老归于正学过程中的点拨意义。德洪亦未能识此意义，而是从“授徒讲学”这一经历出发，强调阳明归正于儒学在前、结识甘泉在后，从而淡化了甘泉对阳明身心之学在外延拓展上的激活意义。
由此来看，在“会释老于心”的基础上，借助于释老而实现由辞章向身心之学的转向实是阳明早年为学经历的关键点。(45)阳明所言及的“圣人之学”亦是指“身心之学”，此学从未将释老之学排除在外。当然，此亦涉及阳明龙场悟道之内容与意义以及阳明对包含三教之辩在内的三教关系的更为细致的理解，笔者将另行论述。
从对德洪所撰阳明早年经历的检讨来看，德洪不仅夸大阳明不契朱子学的成分，而且还低估了佛老对阳明思想的巨大影响。在《答论学年谱书》中，德洪对念庵言及先师之学时曾言及其撰《年谱》之目的。其言曰：“（阳明）辛巳以后，经宁藩之变，则独信‘良知’，单头直入，虽百家异术，无不具足。自是指发道要，不必假途傍引，无不典畅旁通。故不肖刻文录，取其指发道要者为《正录》，其涉假借者，则厘为《外集》。谱中所载，无非此意。盖欲学者志专归一，而不疑其所往也。”(46)以阳明晚年“指发道要”、“不必假途傍引”为根据，将撰《年谱》之目的视为“欲学者专志归一，而不疑其所往也”，此无疑为德洪所撰《年谱》在言及阳明由辞章之学转向身心之学时，避开阳明对释老之“会心”，避开阳明对三教关系之融合，在立场上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诠释。
注释：
①通常“龙场悟道”是区分阳明早年至中晚年的一个标志，参见吴震：《王阳明著述先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页。因而本文将阳明的早岁经历锁定在“龙场悟道”之前这一时段。
②德洪《年谱》实有两个版本，一为隆庆本，一为崇祯本。前者载于明谢廷杰于隆庆六年汇编而成刻的《王文成公全书》中；后者载于明施邦曜根据隆庆本辑评而于崇祯八年（1635年）成刻的《阳明先生集要》中。本文所引《年谱》内容，凡未作具体说明的，皆引自隆庆本。
③（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6页。
④张学智先生言：“我们可以说，王龙溪是阳明后学中的狂者，江右学派是狷者，钱德洪则得中道。其学既抑龙溪又抑江右，庶几阳明真传。”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⑤钱明先生言：“《阳明年谱》最早是由薛侃、欧阳德、黄弘纲、何性之、王畿、张元冲分头搜集材料，邹守益汇总。嘉靖二十六年，钱德洪在嘉义书院率先完成了自阳明出生到谪龙场的一段年谱。十年后，邹守益委托钱德洪续其后，并编著了《王阳明先生图谱》一册。嘉靖四十一年，钱德洪与胡松赴江西安福丧吊邹守益，顺便将初稿拿到吉安，‘就正于念庵（罗洪先）诸君子。念庵子为之删繁举要，润饰是正，而补其阙轶，信乎其文删省，其事则赠矣。计为书七卷’（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嘉靖四十二年，由胡松、王健初刻于杭州天真书院（浙江图书馆、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有藏，卷首载‘钱德洪编述，王畿补辑，罗洪先制删正，胡松等校正’）。”钱明：《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45页。
⑥⑦⑧⑨（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366、1223、120、1224页。
⑩此在陈来先生辩之已明。陈来先生认为，《年谱》中“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的“始”“乃‘当初’之意，非指壬子二十一岁之时。盖阳明十一岁至十七岁皆随父寓京师，故‘始侍’也者并非指本年而言”。又由于阳明壬子二十一岁在越，“又岂能在京师官署中格竹”？因此，“亭前格竹一事”，“以‘始侍’之说参之，当在己酉(1489)阳明18岁以前”。参见陈来：《有无之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9-340页。
(11)在崇祯本《年谱》中，格竹一事被记于阳明“年十八岁”条，但是考其所言“后遍读考亭遗言……因见竹，取而格之，沉思不得，遂被疾”（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页）之语，其“后”字表明格竹一事的实际发生时间有两种可能：其一，仍可能是隆庆本说法的精简表达；其二，正如王晓昕先生所言，两个版本中，格竹一事所系不同，乃是“差别不可谓不大”中的“更有甚者”。王晓昕：《前言》，见载于《阳明先生集要》，第18页。
(12)王晓昕先生在认为阳明早岁经历存在由辞章之学到宋儒之学的异质之变的基础上，主要依据此条材料提出是年亦是阳明经历由宋儒之学到辞章之学的异质之变之开始。参见王晓昕：《王阳明为学历程探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3)(18)(19)（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233、1224、1222页。
(14)（明）王守仁：《别湛甘泉序》，《王阳明全集》第231页。
(15)（明）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序》，《王阳明全集》，第240页。
(16)阳明早在三十六岁所作的《别三子序》中即有类似的表达。阳明言：“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226页。
(17)《年谱》载：“明年春（22岁），会试下第……及丙辰（25岁）会试，果为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为耳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不动心为耻。’识者服之。归余姚，结诗社龙泉山寺。倒仕方伯魏瀚平明以雄才自放，与先生登龙山，对弈聊诗，有佳句辄为先生得之，乃谢曰：‘老夫当退数舍。’”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223-1224页。
(20)（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八《尹山人》，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59-260页。以上皆转引自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页。
(21)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第33页。
(22)(25)（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225、290页。
(23)（明）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357页。
(24)（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407-1408页。
(26)(29)（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225-1226、240页。
(27)（明）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序》，（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357页。
(28)（明）王畿：《滁阳会语》，《王畿集》，第34-35页。
(30)（明）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序》，《王阳明全集》，第240页。
(31)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第36页。
(32)王畿：《曾舜徵别言》，《王畿集》，第459-460页。
(33)吴震先生言：“根据这一记载（指龙溪的记录），阳明最终由沉溺于‘词章之学’转而立志于‘心性之学’，则是在弘治年间与正德年间之交，即1505年前后。”吴震：《王阳明著述先评》，第10页。
(34)(38)（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226、226页。
(35)（明）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401页。
(36)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第71页“按”语。
(37)此在钱德洪所撰《年谱》中亦提及此序。参见（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228页。
(39)（明）徐爱：《同志考叙》，《徐爱钱德洪董沄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56页。
(40)（明）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序》，《王阳明全集》，第240页。按：阳明弟子徐爱在《传习录》的篇首，亦曾提及“立异好奇”。其所指为阳明对格物之理解与先儒不同，“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参见（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页。
(41)（明）王守仁：《赠阳伯》，《王阳明全集》，第673页。
(42)（明）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401页。
(43)（明）王守仁：《别湛甘泉序》，《王阳明全集》，第231页。
(44)（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226页。
(45)此在明董其昌《合刻罗文庄公集序》中亦有证明：“……时文之变而师古也，自北地（梦阳）始；理学之变而师心也，自东越（阳明）始。”转引自钱明：《儒学正脉——王守仁传》，第72页。
(46)（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1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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