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书，历来被认为是道家的经典著作之一，与老聃的《道德经》齐名。其作者以“汪洋辟阖、仪态万方”之言，弘扬了老子的思想，奠定了道 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虽然是道家的经典之作，但综观《庄子》全篇，其中关于孔子及儒家的记叙和议论，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甚至有些篇章全部都在讲“儒家”的人和事，如《胠箧》篇、《盗跖》篇、《渔父》篇等。“道不同不相为谋”，儒道两家作为两个不同的思想流派，双方自然都会对对方的观点、行为进行评价、批评，甚至于以否定的态度批判，这都是人之常情。然而，在《庄子》书中，除了批判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主张等外，还有相当的篇幅是借孔子之口或行为来宣扬道家的主张的。这样，在整部《庄子》书中，孔子的形象便出现了正反并存的矛盾现象，显得扑朔迷离，难以把握。《庄子》书中孔子的复杂形象，虽属“以重言为真”的写作方法，但这种以大量的篇幅、借重别派人物的言行来宣扬自己理论主张的论证方法，毕竟少见。分析这种现象，对于梳理儒道两家思想的渊源是有意义的。
一
孔子在《庄子》书中，首先是被塑造为道家正面的形象。有时既有儒者性格而又极力宣扬道家思想，有时又直接以道家人物的形象出现，成为道家理论的代言人。
第一，孔子既有儒者性格又极力宣扬道家思想的形象，在《庄子》内篇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中我们还可以领略到孔子那一种“儒家君子”的风范。
《人间世》篇中记述，颜回将至卫，请行于孔子。孔子第一句话便说：“嘻，若殆往而刑耳！”又曰：“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作为儒家学派的至尊人物，作为颜回的老师，孔子本应以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性格和积极的入世态度鼓励颜回前往，但他却以道家明哲保身的哲学，首先为颜回至卫的后果着想。他接着指出：“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这显然是老、庄“绝圣弃知”的主张。评论忠君的关龙逢、比干为“好名者”，这亦非儒家向来的思想主张。孔子又指出：“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认为“仁义”乃害人之言，这显然又是道家的观点而与孔子主张的以“仁义”育人的观点背道而驰。但《庄子》一书的作者并没有把孔子完全作为道家人物来塑造，而是同时也把他作为儒者来表现。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事于孔子。孔子先以“命”、“义”这两种“天下之大戒”提出“孝之至”、“忠之盛”的观念，指出“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又提出：“凡交近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无迁令，无劝成”。这些都是孔子所主张的，是儒家的思想。接着，作者笔锋一转，从孔子口中又带出道家的思想言论：“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以之作为结语。这正是作者手段的高明之处：先提出儒家的主张，肯定了儒家思想中的合理成份，再以道家的理论作总结。这样，一方面以其对儒家公允的态度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也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作出推论：道家思想正是儒家理论的基础！
孔子的这种形象，在内篇的《德充符》、《大宗师》等篇中都可以看到。在《庄子》的外、杂篇中，也有类似的写法。不过，在这些篇章中，孔子的形象，寓言化成份比较多。在其中，孔子作为一个幡然醒悟的形象，接受了道家的批评和劝导。如《山木》篇、《则阳》篇、《让王》篇、《渔父》篇等。
先把孔子作为一个儒者来写，进而又通过孔子之口提出道家的主张，或是通过孔子的行为来肯定道家的理论，这是《庄子》一书作者常用的手法。它使孔子的形象显得丰满，又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因而使文章的论证更为有力。它作为一种成功的艺术手法，几乎贯穿了整部《庄子》。
第二，在《庄子》书中的一些篇章里，直接把孔子塑造为一个道家人物，而不刻画孔子儒者的性格。
颜回告诉孔子：“回忘仁义矣”，“回忘礼乐矣”。孔子的两次回答都是：“可矣，犹未也。”在颜回提出“坐忘”之后，又曰：“同则无所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孔子本是提倡“仁义”、“礼乐”的，但这里，他显然否定了“仁义”、“礼乐”的提倡，要求达到“坐忘”的境界，这就完全是一个道家的形象了。这一形象，见于《庄子》内篇之《大宗师》篇中。在外、杂篇中，这种形象表现得更为明显。
《知北游》篇中，颜渊问“无有所将，无有所迎”的境界，孔子回答说：“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接着，又指出：“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师，故以是非相也。”批评了儒墨两家以不同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其他学派，以至于互相诋毁。最后，提出了“至言去言，至为去为”的观点，说明了固守无为之道，虚怀若谷、随物应变，就可以与外界不发生矛盾，这正是道家“无为”的主张。在《徐无鬼》篇“仲尼之楚，楚王觞之”一段中，孔子也提出：“名若儒墨而凶矣。”批评儒墨两家以名声相标榜，以为道全在自己手中，而把他家的学说都看作是错误的，这是危险的。最后，说明只有做到无为、无求、“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己”，遵循天道，才能无惑。
这种通过孔子之口直接否定儒家的写法，在《田子方》、《达生》等篇中也可以见到。显然，这里的孔子，也是《庄子》一书的作者塑造出来的寓言化形象。
总之，把孔子作为道家的正面人物来写，一方面肯定了儒家理论主张中的合理成份，如“忠”、“孝”，“相靡以信”、“忠之以言”，“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无迁令、无功成”，等等；另一方面又以孔子为“工具”，通过孔子之口，批判儒家的思想主张戕害人性的地方，宣扬道家的理论。这种形象，也只有在《庄子》书中，“以重言为真”的写作手法中才能塑造出来。
另一方面，孔子在《庄子》书中还被作为道家的反面形象出现，主要是以之以驳论的靶子、讽刺、批判的对象。由于儒道两家实现其社会政治措施有所不同，儒家是以“仁义”治人，道家主张“返本”，使民心自化，反对过份地提倡“仁义”，有为治民。《知北游》篇的作者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这样，儒道两家在理论、主张上自然而然地便会产生冲突，这也就使《庄子》一书的作者以另外一种笔调，正面地、直接地、尖刻严厉地批判儒家思想。于是，孔子便被作为道家的反面形象出现了。
《天下》篇开篇便指出：“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又批评“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认为各家学说都是一管之见，偏执于一方，背离了大道。《庄子》书中对各家（包括儒家）的批判，皆基于此。《马蹄》篇尖锐地指出：“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认为朴素无知才是人之天性，圣人提倡仁义礼乐，是败坏人性的罪人；人们争智好利，完全是提倡仁义的结果，圣人是破坏道德的罪人。《胠箧》篇进一步提出了“绝圣弃知”的主张，“彼圣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这便决定了，孔子及其主张在同类的篇章中必然是主要的攻击对象。
《庄子》书中批判孔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道家人物之口来批评。在《庄子》外篇中，有五篇提到孔子问道于老子的问题。通过老子之口，批评儒家过份强调仁义礼乐而扰乱民心，损害人性的淳朴。《天地》篇中，老子批评孔子“有治在人”，有心于治的做法，指出“要任万事万物”的本性自然而然地发展。《天道》篇记录了孔子“西藏书于周宝”问老的事情，通过老聃之口，批判了孔子以仁义为首的政治主张，“噫，夫子乱人之性也”，指出孔子的所做所为是扰乱人性的。天地间本来有自然的秩序，无须人为地进行干扰。《天运》篇记述孔子南至沛见老聃，并语之以仁义，结果被老子一一驳倒，“夫仁义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指出仁义使人迷失方面，天下日乱一日。最后以孔子醒悟而老子曰：“可，丘得之矣！”赞扬了孔子，但实际上，无形之中已贬低了儒家。这是写得比较成功的一个部分。《田子方》篇通过老聃教导孔子“无为而才自然矣”，以及孔子的觉悟，“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指出了道家的真义，并通过孔子之口，说明儒家的理论正如“醯鸡”一样渺小狭隘。《知北游》篇主要是通过孔子请教“至道”于老子，宣扬“道”的思想，道产生万物、支配万物，而又是“不可闻”的。在这几段中，通过老子之口来批评儒家，其笔调还是比较温和的，而在其他的一些章节中，对孔子及儒家的批评，就显得相当直接、尖锐和深刻。
例如，《天地》篇中，汉阴大人“忿怒作色”地反驳了子贡使用机械的建议，并批评他有“机心”，又大骂孔子为“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孔子知道后，对子贡说：“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见识之哉？”竟表现出一种认同、赞赏的态度。这里的孔子，被塑造为儒家的“叛逆”，与那个坚持“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①的孔子，简直有天壤之别。作者塑造出这样一个形象，是想通过儒家圣人孔丘及其弟子对汉阴丈人甘拜下风的行为，来批判儒家善为机心而祸害天下人心，从而反对儒家的主张，倡导道家的理论。
二是通过道家以外的其他人物之口来批评孔子。《天运》篇通过师金之口，指出孔子“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又以丑妇效颦为例，说明礼义法度应根据时势不同而相应地变化，讽刺孔子不顾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固执地推行周朝礼教的那一套，如陆地行舟、东施效颦一样可笑，因此他说孔子“夫子其穷哉”。这样的批评，已颇为严厉了，但《庄子》书中，对孔子和儒家最为入木三分的批评，当推《盗跖》篇。
盗跖称孔子为“鲁国之巧伪人”，并谴责他“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士，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孔子晓之以“三德”，功之以利，但盗跖不为所动，又把孔子批驳一番。他通过尧、舜、汤、武、神农、黄帝、伯夷、叔齐、鲍焦、申徒狄、介子推、尾生、王子比干、伍子胥等等一系列例证和推论，批判了历史上所谓的圣贤忠孝之士，指出他们都是名列之徒，从而得出圣人和盗贼是没有区别的观点。他质问孔子：“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孔子最后，“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这一篇，对孔子及儒家的批评，在先秦著作中，其激烈、尖锐的程度，是无以伦比的。儒家主张的仁义礼乐和推崇的圣人、圣贤忠孝之士，都被一一批判；而作为儒家至尊人物的孔子，在盗跖的批驳中，也黯然失色。
不难看出，孔子被塑造为道家的反面形象，矫饰成份很多，其中一些甚至与历史上的孔子大相径庭。因此，这里的孔子，只是一个文学形象。这反映出作者对儒家和孔的全面否定。但其论证中带着许多的感情色彩，表面上看，是痛骂了孔子和儒家，但实际上，其论证的力度反而不如把孔子塑造为正面形象强。
二
综观《庄子》全篇，除了少数篇章外，几乎每一篇都提及孔子及其门人，或以之作为宣传道家思想的“工具”，或以之作为攻击儒家理论的靶子，使孔子的形象显得复杂而多变。其原因，应从《庄子》一书的写作手法入手研究。
《庄子·天下》篇指出，因为“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所以，便“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寓言》篇也指出，《庄子》一书，“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这就说明了，“以重言为真”是《庄子》书中最重要的文学手法之一。这种借重别家人物之言的方法，主要是为论证树立一个作为论据的形象。这样做，并不会使其论证显得荒谬，因为它实际上是通过严谨的内在逻辑推导来证明其观点的。例如《逍遥游》篇中，小鸟一方面是无法了解大鹏鸟在高空飞翔而被描写为自作聪明的“小知者”，但另一方面，在许由的一段话中，却变成了安份与无欲者的例证。“鹪鹩巢与深林，不过一枝”，作者显然肯定了在一根树枝上栖息即感满足的小鸟，这实际上是作者的艺术点化。可见，在《庄子》一书作者的笔下，一切形象都没有绝对的好坏、大小之分，这也正是《齐物论》篇中所主张的。
孔子在《庄子》书中，首先是作为一种论证的“工具”出现的。他的一切形象，都是借助于“重言”而塑造出来的，所以，无论是道家的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孔子的形象在《庄子》书中表现出来的是艺术真实而非历史真实，他以何种形象出现完全在于作者论证的需要。因此，对《庄子》书中孔子形象的理解，首先应基于这一点。
虽然，《庄子》书中孔子的形象是通过文学手段塑造出来的，但作者在整部著作中安排了形形式式的孔子形象作为论证的依据，也并非“无风起浪”，而是有其内在的原因的。因此，对《庄子》书中孔子形象的理解，一方面既要认识到这只是一个文学形象，不能与历史的孔子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一文学形象与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第一，孔子的气质、行为同他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些不协调、不一致，为《庄子》一书的孔子形象提供了比较灵活的素材和论据。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孔子为人行事，有时表现为“温良恭让”，有时又表现为“发强刚毅”，有时表现为“冲淡恬退”，视富贵为浮云；有时又表现为“内热栖皇”，奔走于诸侯之门；有时表现为“无可无不可”，通权达变，有时又表现为择善固执，至死不变；有时表现为“用舍行藏”，有时又表现为“知其不可而为之”②。表面上看，这是一种矛盾的“双重性格”，但实际上却只是孔子为人处事中表现出来的的“表面行为”，究其本质，还是统一到孔子所推崇的“道”中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表面上看似互相矛盾的行为，使《庄子》一书的作者可以以其性格的某一方面来塑造孔子的形象，为其论证服务。
第二，儒家两家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和渊源。虽然，历史上如司马迁所说的“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家，儒家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但这并不排斥儒道两家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逻辑联系。
首先，二者在理论上有所交叉。一方面，从根本上说，儒道两家实现其社会政治理想的措施虽然不同，一为仁政，一为返本，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以“民本”为主旨的。仁政也罢，无为也罢，都是要求使民之意旨得以显露，安居乐业。老庄讲“无为”，但最终还是“为”：“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③这是“无为而为”的主张；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但也讲“无为”。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而而已矣。”④又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⑤这是“不言之教”。孔子讲仁义礼乐并强调以之治国治民；老庄亦讲仁义：“远而不可不居者，义也；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节而不可不积者，礼也。”⑥只不过老庄主张无使之显于名：“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人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⑦另一方面，就《庄子》一书本身而言，其中某些理论与孔子之道并不相悖。《在宥》篇中提到“法”、“义”、“仁”、“礼”、“德”，《天道》篇中也提到“三军五兵之运”，“赏罚利害五刑之辟”，“礼法度数形名比详”，“钟鼓之音羽旌之容”，“哭泣衰绖隆杀之服”。《天下》篇中称儒家为“君子”“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给儒家以一定的肯定和地位，并承认其仁义礼乐于治国化民亦有相当的效用。由此可见，儒道两家的某些理论，是互相涵盖的。因此，孔子的思想、言行，只要为道家所肯定的，便会被《庄子》一书吸收、表现，从而使他以道家的正面的形象出现，反之，则成为讽刺、批驳的对象。《庄子》书中所肯定的，是孔子谦虚、博大的胸怀，在《德充符》篇叔山无趾一段中，孔子曾以知错能改的形象出现；也肯定了孔子无己爱人的精神，《山木》篇中，作者显然肯定了孔子“恐其（指颜回）广己而造大、爱己而造哀”而劝解颜回的行为。另一方面，《庄子》又认为儒家过分强调仁义礼乐，违反了天道和人性的本质，反而妨害了人性。在《庄子》各篇中，对儒家倡导仁义礼乐的做法有过不同程度的抨击。
其次，孔子与老子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在《庄子》书中，有五段关于孔子问道于老子的记录。这并非作者的杜撰，而是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的。孔子曾去周问礼于老子，这在《史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孔子世家》记录了鲁国南宫敬叔与孔子适周，“盖见老子”的事情；《老子韩非列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孔子自己也承认曾问礼于老子。《礼乐·曾子问》中有四处在孔子回答曾子的提问时提到老子，其中三处是说：“吾闻诸老聃……”“昔日吾从老聃……”而且，孔子问老回来后，赞叹老子：“今日三见老子，其犹龙邪！”⑧“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⑨这说明，孔子不但对老子的思想和为人表示叹服，也吸取了老子的一些理论，使自己的修养更高，从而使学生“稍益进焉”。这同样也证明了儒道两家思想的确有相互涵盖的地方。
第三，《庄子》书中孔子的形象表现出复杂性，也是由《庄子》一书本身体系的复杂性造成的。后人将《庄子》全书分为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但这种分法，其中一些篇章还是有争议的，可见《庄子》一书体系的复杂性。再从各篇所持的观点、文章的风格以及对儒家不同程度的肯定和批判上来看，《庄子》一书的创作，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并且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作者的笔下，便形成了孔子不同的形象塑造。孔子以道家的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出现，完全是在于文章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儒道两家关系的变化。这样，也就造成了《庄子》书中孔子形象的“不稳定性”。
另外，《庄子》书中大量的篇幅以孔子为主要人物，也与孔子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有关。由于孔子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所以不管是把孔子作为道家正面形象来塑造，还是作为道家的反面形象来批判，都会增加文章的份量。因此，《庄子》一书的作者在文中塑造并大量“使用”了不同的孔子形象。而实际上，《庄子》书中所激烈批判的那个孔子，只是一个儒家的代表形象，而非真正的孔子本身。作者所抨击的是孔子在《论语》中所提到的“小人儒”，是儒家后来出现的“俗儒”。可以说，儒道两家一开始并不相绌，儒道相非，是其后学所为。《庄子》一书以孔子为批驳对象，是想通过“俗儒”们奉为至尊的孔夫子来达到其批判的目的，这也是一种论证的有效手段。
综上所述，《庄子》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孔子的复杂形象，反映了儒道两家思想互相涵盖、而又有分歧的情况。从根本上说，由于道家所批判的是各个学派各执己见，使“道术为天下裂”⑩，所以，它除了倡导自己的主张外，必然会吸收其他各家各派（包括儒家）的合理的理论主张。《天运》篇中指出：“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说明如果能够遵循大道变化规律的话，那么，以上八种手段都是可以用的，这正反映了道家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互相渗透。再通过《庄子》书中的“以重言为真”的写作手法，反映到文章中，使孔子及其他形象，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正面形象与反面形象并存的复杂现象。另一方面，从儒家来说，孔子之所以能够作为《庄子》书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也是由于孔子的某些主张，的确肇端于老、庄的思想，因而儒道两家在理论上表现出互相借鉴、互相渗透的现象。孔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1)这显然是自老子“以德报怨”的理论中进一步引申出来的。因此，孔子的形象在《庄子》书中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既是写作、论证上的需要，也反映了儒道两家理论上一定的渊源。
注释：
①中华书局曹础基《庄子浅注》1982年10月第1版《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P.177
②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③⑤中华书局曹础基《庄子浅注》1982年10月第1版《庄子》外篇《在宥第十一》P.158
④巴蜀书社钱穆《论语新解》1985年11月第一版《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之（四）P.373
⑥巴蜀书社钱穆《论语新解》1985年11月第一版《论语·阳货篇第十七》之（一九）P.430
⑦中华书局曹础基《庄子浅注》1982年10月第1版《庄子》外篇《天运第十四》P.127
⑧中州古籍出版社《史记》1991年12月第一版卷六十三《老子申韩列传第三》P.355中栏
⑨中州古籍出版社《史记》1991年12月第一版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P.136上栏
⑩中华书局曹础基《庄子浅注》1982年10月第1版《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P.494
(11)巴蜀书社钱穆《论语新解》1985年11月第一版《论语·宪问篇第十四》之（三六）P.356-357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