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一场新的更为深刻剧烈的社会大变革使新旧思潮的冲突更趋尖锐和激烈。孔子的问题也因此更加成了一个见仁见智、新见迭出而难下定论的问题。在有关孔子其人、孔学思想核心以及儒学实质的认识、理解与评价问题上，人们推陈出新，纷呈己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是“礼”、是“仁内礼外”，还是一个仁义礼的“整体结构”（注：田耕滋：《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一个整体结构》，见《孔子研究》1990年第3期。）？ 孔子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注：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页。）， 还是“真正主张只是一个政治理论”（注：《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孔子的学说“不是一种思想， 而是一种生活”（注：《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0页。）吗？儒家思想的核心是“纲常名教”，还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和谐人际关系和促进自我发展的一种个人伦理”（注：[美]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5页。）？儒学是一种意识形态， 还是一套心性为己之学或哲学的人学？对孔子的评价方面，或说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或说孔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或讥评其复古保守，或阐扬其跨时代的或现代的价值与意义；或主张还孔子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或强调应在孔学与后世儒学之间划清界线分别给以评价，并主张应复兴孔学而不是后世儒学；或主张“孔学能自成体系”、“确有独立不拔而能和西方哲学相较量的地方”、“用不着现代化”（注：赵光贤：《孔学新论》，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9页。）， 或着意于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等等。
综观人们有关孔子的种种论述、评议或谈论，归纳起来，所关涉的问题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实在的孔子”、“历史的孔子”（这两个概念得自李大钊先生（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1页。）和“符号的孔子”。所谓“实在的孔子”， 是指我们所能确认的真实具体的孔子这个人及其所言、所行、所思的实在性；“历史的孔子”，指历史上由人们对“实在的孔子”的认识或再认识而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有关孔子的形象或概念，即种种孔子观；“符号的孔子”，则指孔子之为孔子，不再是一种纯个人的私名，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人们交流与对话、对抗与互动时共同运用的公共的符号。这是需要我们特别给以注意并详加辨析的。
任何有关孔子的谈论无疑最初都是由“实在的孔子”或认识“实在的孔子”的兴趣所引发的，而对“实在的孔子”的认识或再认识历来便关涉着如下两个彼此密切相关的焦点问题：什么是真实的孔子或真正的孔子之道？后人能否或应该不应该认同而与他建立一种积极的富于建设性的意义关系？事实上，自孔子的时代起，历代人都有如斯若干抹不掉的大大的问号。这一问题至关紧要，故不妨把古今学者的有关评论详引如下：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韩非子·显学》）
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退之、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顾亭林、戴东原矣，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真假孔子之争的问题直至今日仍有其说，正如钱逊先生所指出的：
谈到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人提出了一个真孔子和假孔子的问题。意思是说，从古到今，人们对于孔子及其思想做出了各种解释、阐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解释，这些理解、解释与孔子思想的原意是不同的。因此，后人所理解、所发挥、所介绍的孔子及孔子思想，其实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不是真孔子，而是假孔子，只有春秋时期的孔子才是真孔子；我们的研究应该区别真孔子假孔子，还孔子以本来面目。（注：钱逊：《先秦儒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0页。）
赵吉惠先生也曾讲过：
在我国史学界，自从20年代疑古派史学家提出，由于历史上出现了不同的孔子形象，因而应该研究孔子的真相之后，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它一直是研究儒学的重要方法论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先秦文献中所描述的孔子才是真孔子，才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而秦汉以降，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与学者，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时代精神的要求去塑造孔子的形象、叙述孔子的思想。因此，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孔子，汉代有汉儒装扮起来的孔子，宋明时代有宋明理学家改造过的孔子，清代有清儒绘制的孔子，近现代还有被穿上时装的孔子。这些都是假孔子，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客观对象。（注：赵吉惠等著：《中国儒学史》引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由上引古今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真假孔子问题的概括及他们进一步对这一问题的评析和反思，足以使我们深切地了解此问题实乃自孔子而后的亘古贯今的一大公案。这一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不过，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韩非是从需要一种明白而确切之论断的政治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待由真假之争演生的取舍不同的学术思想的分化现象的，并斥之为“愚诬之学”。梁任公则卓尔不凡地直接揭示了与问题相伴而生的思想之弊害，即自居于真孔道统而排斥异己为非孔异端，实因思想偏狭而不能自开生面。钱、赵二先生更进一步从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要求和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指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并在历史上起过重大深远影响的伟大思想家，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孔子，都有自己对孔子思想的理解和阐发，而不只是重复孔子，这不应被称作是“塑造假孔子”，而正是儒学发展演变的客观内容，而且各个时代的孔子观或对孔子思想的阐发都是历史的，即反映着阐释者所处的时代经济、政治的要求。总之，不仅问题本身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而且由之引发的反思，都使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何为真孔子”这一问题从来就不仅仅具有其字面上的意思。兹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论述如下。
且从孔子与儒学演生的关系问题谈起。“儒之所至，孔丘也”，韩非的这一论断式的评语，义实不俗而至为精当，一如司马迁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对孔子“至圣”的慨叹，二人实异曲同工地道出了同一种奇特的思想文化现象的底蕴，只是司马迁的时代已非只儒家“学者宗之”，而是“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矣！细绎个中真义，孔子之为“至”或“至圣”，正是儒学源源不绝地再生或层累生成，乃至更进而成为“依经演绎”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文化演生的命脉之所系。所谓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韩退之、朱晦庵、王阳明、戴东原者，换言之则是汉儒的“推明孔氏”、理学家的“发明圣学”及清代“反理学”思想家的“回归元典，反本开新”（注：这是姜广辉先生在《走出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对清代学术思想特点的概括。），乃至更有现代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由儒家内圣之学开出新外王即科学与民主）。这是儒家内部由体认真孔道统而获得最终的“支援意识”的内在理路的开显。或者说，孔子之为至圣乃是儒学演生及其内部分化与整合的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或根据。然而，问题尚不止于此，我们仍需从多层面来审视“孔子之为孔子”的真实意蕴。
孔子是无法否认的客观历史存在。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去认识、理解、评价孔子其人及其学说，以至形成种种不同的孔子观或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孔子形象，也是自然而又必然的客观历史现象。这是“历史的孔子”层面的问题。在这一层面，各种视角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囿限于对立和冲突之中的某一种特定的视角，便需要一种超乎对立和冲突的各种视角之上的一个视角，以反思处于对立和冲突的外部关系之中的“孔子”的文化意蕴，这样我们便站在了“符号的孔子”层面。在这一层面，我们承认有一个“实在的孔子”客观存在，但正如现代诠释学告诉我们的，“原原本本地去了解原来思想家原原本本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因此，“纯粹客观的诠释是个神话”（注：[美]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9～390页。）。追求“真孔子”无疑正是这样的一个诠释的神话。然而，仅仅指出这一点还不能完全透显“孔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全部意涵。
“纯粹客观的诠释”的要求是不可能被完全兑现的，这就使人们在理解、诠释孔子思想时自觉发挥其创造性思维具有了一种合法性，一种孔子观事实上表达的也就是一种期待视野、一种“视界的融合”；同时，任何一种孔子观也都应具备这样一种清醒的限制性意识，即任何一种孔子观都是历史的、受着历史条件制约的。不过，这只是现代诠释学的哲学洞见带来的一种对孔子的新的特定反思。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正如《孔子哲学思微》一书的作者所说，这“是把孔子作为一个‘合伙’人，在文化价值不断变迁的过程中，后代的思想家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改头换面”，按照这一种看法，“孔子是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活的传统”（注：[美]郝大维、 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现代新儒家的当代薪火传人杜维明先生的“精神考古学”对此即有充分的自觉意识，而且对问题的复杂性有深切的体认，故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不轻言乐观。就传统儒学的演生来说，孔子是“一个活的传统”的看法只能是隐含或潜在的，因为强烈的尊真孔求道真的意向必然抑制这种意识的充分自觉，因而“在中国传统中，人们总是不断地借助于圣人孔子的权威，掩盖了与孔子的学说有重大差别的变革学说”，“孔子”也就成了人们惯常使用的“作为掩盖无数富有创造精神的个人的新观点的手段”（注：[美]郝大维、安乐哲：《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而且往往不止是掩盖，更是一种压抑与排斥。如果说求道真尊真孔还是由“实在的孔子”直接引发的话，那么当其被用作一种压抑新见、排斥异己的手段时，孔子之为孔子实际已与“实在的孔子”了无关涉了，而不过是一个绝对真理的权威性“符号”而已。“孔子”既然作为一权威性的公共的“符号”，人们便都引之以示自是、自居道统、占有真理，于是思想的分化纷争遂由兹而起。姜广辉先生对此有一精到的评语：“在孔孟久受尊崇的时代，一种学说行世，赞同者以‘真孔孟’为誉词相标榜，反对者以‘假孔孟’为口实相攻击，长期以来成为思想斗争的表现形式。”（注：姜广辉：《走出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55页。）这种尊孔者在共同的概念框架下运作的分化冲突的思想斗争的表现，正是“符号的孔子”层面的问题性之一。
但“符号的孔子”层面的问题性不可一概而论，在不同语境中“孔子”的所指是不同的。
其一，在百家争鸣而孔子只是作为“儒之所至”的战国时代，在诸子多元化价值取向下的思想对话、对立与冲突中，孟荀作为圣徒为捍卫孔子之道而与其他思想流派激烈辩难。正是在这种辩难中，孔学在孟荀那里得到了充分而系统的理论化的展开；正是在这种辩难中，孔子成了墨子、庄子、韩非等诸子共同的论敌或思想对象，是以孔子作为共同的“假想敌手”，并在与之对立的意义上极力推阐自家思想的理路的。可见，在战国诸子的论域中，“符号的孔子”层面的问题与作为思想斗争之表现的问题，其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其二，在尊孔而“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时代，“符号的孔子”不只是思想斗争的手段，亦可被用来整合多元分化的思想文化现象。不仅在思想文化领域，在政治领域同样如此。对孔圣的共同崇信既可使儒家学者与官方政权实现良好合作，亦可使儒家借孔圣道法之名以抑制君权或借以维持自身学统的相对独立性，使官家利用圣道的名义来为政治合法性辩护或打击不驯服的士人（包括儒家学者在内）。这是长期以来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既然“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0页。），或者说，“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7页。）。那么，当民主觉醒之时代，为破除专制君权之符咒，或者由于为民主而战的政治斗争需要而“掊击孔子”自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不得不然。正所谓“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0页。）。李大钊先生言之凿凿，如斯掊击，直指专制政治文化传统之灵魂，正是“符号的孔子”层面的问题。因此，不可将之等同于“文化大革命”借历史以影射现实的“批林批孔”运动，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历史功绩和意义也一笔抹杀。
其三，近代以来，我们处在古今中西一大变革交会之际，而孔学也卓然“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因此，对孔子的谈论、评价与涉及的问题的层面及其问题性也更趋复杂化，如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孔学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中西文化的比较与会通等等。当人们确认孔子之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时，种种的问题也由这一确认而引发。譬如，李大钊先生一方面掊击作为“专制之护符”的孔子，一方面亦厘订孔子于其生存时代的历史地位与意义。他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而“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9～80页。），“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1页。）李氏倡言这一基于唯物史观的孔子观， 旨在藉以淡化乃至斩断孔学的历史影响之流，非此不足以连根拔起长期以来积淀在中国人心中而被无限放大了的孔子形象，以便腾空了地基培植新思想新文化。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掊击孔子”的洗礼之后，更有现代新儒家继起重新廓清“儒家的象征符号”以期适应现代化的要求。不过，如梁漱溟先生虽然“始终拿自己思想作主”，而他却于中西印文化的宏观比较中独标孔子哲学以倡言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他看来，孔学确乎是中国文化之代称。于此变革交会之际，探询或恢复真孔的历史“本来面目”便具有了多重的意义，或借此淡化以至斩断孔学的历史影响之流，或于解决人类基本生存之一种问题的意义上重新肯认孔学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历史地位，或标举孔学的独立不拔以与西方哲学相较量，而这些都被认为对于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乃至世界文化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当孔学被视为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时，如何评价孔学也就成了一个关乎中国文化重建及其前景的大问题，特别是它成了人们借以构筑一种与西方文化相抗衡的“文化边界”的象征。
孔子、孔学一再地被人反复谈论着，却并非简单地重复。在不断的谈论中，孔子的形象、孔学的历史地位也不断地被放大。由此看来，“符号的孔子”层面的问题性具有无限扩张的特征。孔子何许人也？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实在不像提问本身那样简单！春秋时期的孔子绝非子虚乌有，而“真孔子”在历史上却是一个千面圣人，是一个诠释的神话，是诸子充分展开思想冲突与对话的驱动器，是人们进行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的锐利武器，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问题具有多层面性和复杂性，因此，当人们谈论孔子时，我们只有廓清其谈论的层面及所涉及问题的性质，才能真正把握人们所谈问题的实质，并进入谈论者生存意识的核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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