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怀着“斯文在兹”的信念，志在东周，为此，他奋斗了一生，奔波了一生，并招收了一批又一批的门徒，传授先王礼乐之道。孔子在73岁高龄时，带着崇高理想追求与现实无奈的巨大反差，不无遗憾地离开了他要宏图大展的人世。孔子死了，但孔子的形象却日渐高大，随着儒家学派的壮大及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的确立，孔子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以至于被后人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奠基者。于是在今日，孔子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伟人，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第一伟人。孔子由一个“累累若丧家之犬”的落魄士人，逐渐演变成“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生民未有”、“皓皓乎不可尚矣”的天生圣人，“仪范百王”的“万世师表”，“为后世立法”的天命素王，进而成为现代所谓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21世纪人类命运的救世主，期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持续不断的神话构造和累积过程。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像古代希腊那样完整而有系统的神话，据说是在中国神话形成时期，史官文化把原始神话加以改造，使其历史化理性化了。但是，切不可由此认为中国人就缺少或不偏爱神话，古代中国虽没有完整的神话体系，但神话的幽灵却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以各种形态各种方式存在于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心中。中国人是创造神话的能家里手，一个又一个新的神话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层出不穷，最显著的例子是孔子和关公的神话。对于关公的神话人们向无疑问，而对于孔子的神话，人们却是矛盾的，一方面极力神化孔子，另一方面却又极力把孔子说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否认孔子的神化。孔子的神话，一方面是出于历代统治者别有用心的利用和蓄意制造，另一方面却是出于历代学者真诚无欺的敬仰和自觉或不自觉的夸张美化，而两者皆以自己所描绘的孔子是“真孔子”。特别是后者，因为有一层理性和学术的外衣保护，往往让人难以察觉其神话本质，也往往为神话学研究所忽视。孔子的神话弥漫古今，数不胜数，本篇仅举其荦荦大者，以窥其一斑。
一、孔子生前及早期的神话
有关孔子的神话，并不是从孔子死后才开始有的，而在孔子生前就已层出不穷了。在孔子三十余岁时，就产生了孔子是圣人的第一个神话，其制造者是鲁国的孟僖子。他临终时嘱咐两个儿子要向孔子学礼，并预言说：“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命而偻，再命而讴，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左传》昭公七年）这无疑将孔子视为积德而有天命的圣人。
事实上，帝王后裔的血统和对礼乐文化的矢志追求，使孔子有非同一般的雄心壮志。所谓的“苟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即为明证。不仅如此，孔子还有“斯文在兹”的强烈天命感，这种天命感越是在孔子晚年遇到挫折时，越加强烈。因为自信秉有天命，所以孔子坚信除天之外，他人奈何不得他。《论语·子罕》载：“子畏于匡，曰：‘文王即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知天命的自信时常出现在孔子的话语之中，《论语·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宪问》：“知我者其天乎！”天命在我的自信以及时不我与的现实，使老迈的孔子发出了天将绝我的悲鸣，爱徒颜渊早死，孔子即哀叹：“天丧予！天丧予！”由此可见，关于孔子的神话正是由孔子自己开始的。
孔子确乎是道德权威型的人物，他对天命的自期与自我道德的修养，使当时的人认为他是天命的承担者。《论语·八佾》载仪封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子罕》载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时人的神化仅是孔子神化过程中的一小部分，更大规模的神化是从孔子的弟子们开始的。
孔门弟子尤其是孔门高足，深知孔子心志，他们为孔子的理想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了扩大孔子及其学说的影响，他们不遗余力地神化孔子。可以说，由孔子开启的孔子神话经过孔门弟子加工传扬而初步系统化。首先是孔门第一高足颜渊神化孔子。《论语·子罕》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在颜渊看来孔子是个完人，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其次是孔门的外交家兼巨商子贡对孔子的神化。子贡称孔子为“天纵”之圣（《论语·子罕》），并说孔子犹如日月而不可毁：“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子贡认为，孔子的学问修养高不可攀，“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安，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他还说孔子并非一般圣人，而是“仁且智”的圣人，“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再次，其他的孔门高足如宰我、有若、曾子等也极力神化孔子，《孟子·公孙丑上》：“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滕文公上》载曾子说：“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在他们看来孔子就是自有人类以来的第一人，经过孔子、孔门弟子以及时人对孔子的神化，孔子的诸种神话形态大致已初具规模。
孔门之后，继起的儒家大师孟、荀进一步神化孔子，在孟荀看来，孔子虽不是号令天下的现实政治的权威，即“仲尼不有天下”或“圣人之不得势者”，然而，孔子的作为及其说教功效却足以“当圣王”、“王天下”。因此，孟子把孔子看成是集圣人大成的超级圣人，《孟子·万章下》：“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认为孔子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天命人选，《孟子·尽心下》：“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耳，则亦无有乎耳？”孔子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的意义即为古圣王治世的要义，《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荀子不仅极力提倡大儒之效，而且对孔子极尽推崇之能事，息十二子之说的目的就是要法仲尼之义，孔子不象十二子那样“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而是“仁知且不蔽”，“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孔子是如同日月一样的不世圣人。
总之，经过孔子、时人、孔门儒徒的不懈努力，孔子的文化神话、传道神话、政治神话、人伦师表神话等神话形态基本上形成。即孔子是天生的圣人，是道的承传者，是生民未有的哲人，是千古无二的超级圣人，假若拥有天运，孔子就是解民于倒悬的圣王。早期孔子神话的雏型，对后世孔子神话的不断深化、神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两千年来的孔子诸种神话
产生于混乱之世的儒学，以其致力于社会伦常秩序的整合和政治一统局面的追求，归宗于先王之道，认同于宗法礼乐文化，终于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自汉武尊崇儒术之后，孔子儒学在此后的两千余年的专制社会中一直占据着统治正统思想的位置。因此，从汉代以后，孔子的形象日益高大，由人而王，由圣而神，孔子的种种神话更层出不穷。大致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种：素王神话、人伦神话、师表神话、传道神话、文化神话，经典神话，圣人神话等。
第一，素王神话。
孔子一生最风光的政治生涯是在鲁国作了几天的司寇，并摄相事，然而孔子抹不去的心志是“为东周”，在他奔波一生终无所遇时，就把心志寄托在了《春秋》中。《孟子·滕文公》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云：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由此，今文公羊学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代王者立法，而孔子并无王者之位，故称孔子为素王，是为孔子的素王神话。
在孔子素王神话中，孔子是个能知过去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神人，谶纬学与今文学中的孔子就具有感生、异表、符命、先知、制法等天降神圣的特征。据《春秋纬·演孔图》载孔子是感黑帝之精而生，“孔子母徵在游于大冢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已往，梦交。语曰：女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故曰玄圣。”感天地而生的人皆有异表，孔子也不例外。《礼·含文嘉》：“孔子反宇，是谓尼丘，德泽所兴，藏元通流。”《春秋·演孔图》：“孔子长十围，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孝经·钩命决》：“仲尼斗唇，舌里七重”；“仲尼虎掌”；“仲尼龟脊”；“夫子辅喉骈齿”。最为奇特的是孔子胸上有显示天命的文字，《春秋纬·演孔图》：“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运。”孔子是素王，有德而无位，但天不空降素王，天之所以降生素王是有特殊使命的。《孝经·钩命决》：“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显天心。丘为木铎，制天下法。”《春秋纬》：“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孝经·援神契》：“玄丘制命，帝卯行。”在汉儒看来，孔子的天命意义在于为汉代立法，而其所立之法即是《春秋》和《孝经》。《孝经·钩命决》：“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春秋》鲁哀公十四年记载：“西狩获麟。”对此，汉儒将孔子与天命、麟紧密地联系起来，并大加渲染，《尚书·中候》：“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当周。”《春秋纬·元命苞》：“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孔子作《春秋》为素王的说法在今文学及谶纬神学那里泛滥成灾，成为汉代人的普遍信念。汉儒的孔子为汉代立法之说，曾受到宋儒的批驳，但清儒今文学家皮锡瑞却说：“欧阳修讥汉儒为狭陋云：孔子作《春秋》岂区区为汉而已哉。不知《春秋》为后王立法，虽不专为汉，而汉继周后，即谓为汉制法，有何不可。且在汉言汉，推崇当代，不得不然。即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教，即谓《春秋》为宋制法，亦无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教，即谓《春秋》为清制法，亦无不可。”（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1页）
仅仅虚构一个素王，对孔子而言还不足以体现虚构者们的崇拜敬仰之情，有王还需有臣来辅佐。于是，孔子的弟子就成了一班大臣，颜渊为司徒，子路为司空（《北堂书钞》卷52引《论语摘辅象》），左丘明为素臣。由此，一个虚拟的以素王为中心的孔氏王朝，遂在观念上得以成立。
第二，师表神话
孔子当年以绝大的勇气开办私学，以有教无类的开放心态，对送上束修的人都施以教育，培养各种人才。于是，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在孔子周围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孔门弟子学团。这个弟子学团据说有三千余人，其中可称者有七十余人。孔子以文、行、忠、信四科设教，教育的内容分初级班的礼、乐、射、御、书、数和高级班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对于孔门的一般弟子，其所受学的内容多是初级班的及基本的做人处事规则。而对孔门高足，孔子的教学内容就有了“先王之道”或王道的理想要求。孔子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私塾教师，也是中国最伟大的教师之一。
“天地君亲师”中的“师”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孔子，孔子是古代学童入学时首先敬拜的对象。孔子是历代学子们的敬拜对象，这无可惊奇，令人惊奇的是孔子还是历代帝王的师表。
孔子之道无所不包，其中心点则在于先王的文武之道，即人们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具体内容即所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正是“治国平天下”这一最终归趋，使孔子之道为历代帝王及儒者看好，并成为历代帝王们取法的标准。正如史迁所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历代帝王纷纷发表言论，肯定孔子为师表，魏文帝说：“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唐睿宗说：“其道可遵，其仪不忒。删诗定礼，百王取则。”（《全唐文》卷19睿宗《孔子赞》）宋真宗以孔子为“人伦之表，帝道之纲”（《阙里文献考》卷38宋真宗《宣圣赞并序》）。宋高宗也说孔子是“帝王之式，古今之师”（《阙里文献考》卷38宋高宗《圣贤赞并序》）。元武宗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王献《成化年间修刊孔氏宗谱》）明太祖说：“古之圣人，自羲、农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并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随时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虽不得其位，会前圣之道而通之，以垂教万世，为帝者师。”（《明史·儒林传三》）因此，王守仁认为：“孔子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也。”（《传习录下》）康熙也说：“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如许推崇倍至的舆论中，最具有权威性的定论来自帝王的封谥，隋文帝开皇七年、唐高祖武德七年、唐高宗永徽年间曾经封孔子为“先师”，明世宗嘉靖九年封为“至圣先师”，清世祖顺治二年封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又改封孔子为“至圣先师”。至今，在曲阜孔庙的大成殿内仍悬有康熙御笔的“万世师表”匾额。
第三，人伦神话
由于孔子学说的基点在于伦理，儒家伦理的重心则在君臣与父子，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臣一伦是父子一伦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自然推演，所谓的“家有孝子，国有忠臣”即是由孝而忠的正确表述。对此，我们可置而不论。孔儒伦理虽然是一个包含从个人修身到社会政治的庞大理论体系，但是其理论基础却无疑是父子一伦。父子一伦并不是凭空而生，而是造端于夫妇的，即是说夫妇一伦在传统伦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齐家在儒家伦理中就成了治平的关键。孔子对伦理的提倡与阐发，使孔子赢得了人道之极的称誉，后人对此的称赞可谓汉牛充栋，例不胜举。总之，在中国文化中，孔子是人伦的象征、伦道的极至、人道的楷模。
也许是出于宣传或强化理论的需要，人们对孔子在伦理上的行为缺失却视而不见，甚至是有意地淡化，典型的例证就是对孔子休妻及孔家休妻的小传统的无视。《礼记·檀弓篇》载：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均曾休妻，而孔伋更立下“不丧出母”的家规。《礼记·檀弓上》：“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从“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的记载看，后来的孔家还有休妻者。孔子祖孙三代既然都出妻，因此，在孔林中，孔子祖孙三墓中就没有女性存在的痕迹。不过，中国人是不喜欢让人家的婚姻呈分裂状态的，更不喜欢大讲伦常的孔子是个婚姻失败者的身份形象。反正孔子死了，事情就由不得孔子作主了，被孔子休弃的亓官氏后来竟魂归孔家，孔庙中祭祀亓官氏的寝殿即是明证。为了塑造孔子的人伦神话，竟如此不顾孔子的意愿和感觉，真可谓用心良苦了。
第四，传道神话
在礼乐崩坏的时代，孔子以继承“先王之道”、亦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自期。《论语》以“尧曰”为终篇，大概也是有所为而为的。至《孟子》，其最后也构建了一个自尧以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道统传绪。《荀子》一书的最后一篇也名《尧问》。孟、荀都承认孔子在传文武之道过程中的重要性。可以说，孔、孟、荀三人都有承接尧舜以来王道的信心与决心，更有继承并光大王道的自期。因此，此时虽尚未提出道统说，但道统的观念却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了。
也许是由于受禅宗传道统绪的影响，后世儒者也就构筑并强化儒家的道统观念，构筑者均以孔子为传古圣王之道的关键，并纷纷以自居于道统系列为荣。首先是韩愈对儒家道统进行排列并自居于道统之中，“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随后宋儒接二连三地排列道统，并把韩愈排出道统之列。程颐《明道先生墓表》谓程灏接孔孟道统（见《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1）；朱熹又重排道统，认可了二程在道统中的位置，并自居于传道者之列（见《大学章句集注序》、《中庸章名集注序》）朱熹弟子黄幹为朱熹作《行状》中就以朱熹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二程、张载之后，为道统新传人（见《宋史·道学传·朱熹传》）。此后的儒家不停地整理道统，而且出自陆王心学的道统体系不同于程朱理学的道统体系。如明儒周汝登的《圣学宗传》，谓道统自程颐后分二支，一支以朱熹为首，其下不系一人，一支以陆九渊为首，其下系以王守仁；而清儒张伯行的《道统录》则无心学的人物。
虽然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各有不同的道统系列，但孔子作为儒家道统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却是都认可的。虽然对孔子所传之道的内容，各家认识不尽一致，并且，程朱理学所构筑的十六字心传后来被清儒考定出自伪《古文尚书》，其权威性由此丧失，而心学体系也终因空疏而失去说服力，但是，对孔子所传之道至高至大的价值信念却并没有动摇。“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无之，天下必乱。如粟米不可一日少，少则人饥；如布帛不可一日乏，乏则人冻死。孔子之道，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朋友也，长幼也。天下不可一日无君臣，不可一日无父子，不可一日无朋友，不可一日无长幼。万世可以长行，一日不可废者，孔子之道也。离孔子之道而言之，其行虽美，不致于远，其言虽切，无补于用。”（《徂徕石先生文集》卷8《辨私》）类似的赞美话语在历史上不知被重复了多少次，作为一个儒者似乎不如此表明、宣誓，就不足以为儒。
第五，文化神话
此处所谓的文化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的，即“人文化成”者。中国古代是以崇尚礼乐教化文明而著称的，在传统观念中，人的存在意义并不在于人仅仅是个圆颅方趾的动物性的人，而是有礼义、有教养、懂文明的人。中国人心中的文化或文明形态，从个人的角度说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温良恭俭让、尽忠尽孝、懂礼义识大体、文质彬彬的君子；从社会及国家的角度说就是社会中充满了爱、礼让为先、和平宁静取代了战争动荡，君明臣贤、德化流行、四方来归的天下太平理想。
在王纲解纽、礼乐崩坏的时代，孔子提倡宗法礼乐文化，教人以礼义，放大了诸种道德的意义。孔子随后也就成了中国上古礼乐文化的继承者，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缔造者。只有孔子的教化中国人才成为中国人，是礼义之邦的上人。中国人只有在孔子的教诲下才成为中国人，不受孔子之道的教诲，则虽身为中国人而实是小人夷狄禽兽。不仅如此，中国之为中国，也是由于上天生孔子于中国。“天不生夫子于中国，中国当如何？曰不夷狄如也。”（《樊川文集》卷6《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因此，作为中国人就应该对孔子之道年年学、月月学、天天学，直至死而后已。“夫子之道，不可须臾去也。不闻之，是无耳也；不见之，是无目也；不言之，是无口也；不学之、不思之，是无心、无精爽也，尚可以为人乎哉？”（李觏：《李觏集·常语》）“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朱子语类》卷93）对中国人而言有了孔子，中国人才有了立人成人的太阳。礼义之邦的雅号就自然落在了中国人身上。
此外，在两千余年的专制时代，有关孔子的神话还有许多，如经典神话（道在六经）、圣人神话（孔子为有人类以来第一人，贤于尧舜远矣）等等，更是人所尽知的事实，兹不赘述。
三、现时代的孔子新神话
随着封建帝国的消亡，儒学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孔子由神格还原为人格，但是，儒学官学地位的消除可以凭一纸命令实现，而孔子神话形象在人们心中的消除却不能如此简单。制造神话容易，宣判一个神话的末日也容易，然而，消除神话的社会心理基础及神话的社会影响，却并不容易。时至今日，孔子的神话仍在不断衍生。
20世纪以来，孔子的神化又出现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发生在民国年间，主题是树立孔子新教主形象。此次孔子神化运动从袁世凯尊孔复辟帝制一种延续到三十年代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上有袁、蒋等强大政治力量的支持，下有各类顽固复古势力的摇旗呐喊。因此在民国初年兴起了许多尊孔团体，如上海的孔教会和寰球尊孔总教会、北京的孔社、太原的宗圣会、济南的孔道会、青岛的尊孔文社、扬州的尊孔崇道会、镇江的尊孔会等等，其中以孔教会的声势最大。康有为、廖平、严复等人纷纷树立孔子的教主形象。这是面对西学大潮的强劲冲击，中学已全面溃败，一部分人不甘心于中学的失败，遂极力树立孔子的新形象。
第二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将孔子说成历史复辟狂。孔子是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是拉历史倒车的能手，他只要有机会，历史的车轮就一定会倒转。文革中的孔子，虽然被批倒斗臭并蹋上一只脚，但是从批孔的激烈言辞中，依然可以看到孔子继续被神化，孔子是以一个魔鬼的形象出现的，即是说孔子在文革中被魔化了，魔化塑造的是个恶神，孔子的社会影响及知名度都提到了一个历史空前的程度。
第三次则发生于最近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代结束后，虽然学术界对孔子在总体上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把握，但是，随着传统文化热及国学热浪潮的兴起，再由于孔子在古代社会、文化中的巨大影响，孔子一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处于学术浪尖上的孔子在新时代重新被神话。孔子再度神化，有两个不同的神话类型，一是国内孔子研究者把孔子专家化，给孔子各种第一、伟大、开创等的专家称号，使孔子在他所涉及的各个领域内都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上的第一人。国内学者神化孔子的详细情况，我们将在《伟大和第一：孔子是什么？》一文中作进一步的说明。二是借助某些所谓的海外孔子新说，塑造国内的孔子神话的新形象与影响。这些海外新说主要有如下三个：第一是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说；第二是诺贝尔们以孔子为未来人类新救世主说，这是现代人所塑造的诸多孔子神话中最成功的一个神话，也是影响力最深远的一个神话。其核心话语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第三是所谓的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是中国孔子的世纪说。其详细情况，我们将在《海外新说对孔子现代神话形成的影响》一文中作进一步的分析。
透过孔子的神话现象可以预见，作为文化之神的孔子，在未来的时代还将继续被神化。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