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早年曾热衷于佛学。但是，无论在朱熹的文集、语录还是各家记载中，都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材料。最近，我们从《续藏经》中发现了朱熹关于佛学的两篇佚文，为研究朱熹早期思想和事迹提供了重要佐证。第一篇是《与开善谦禅师书》，全文如下：
“向蒙妙喜开示，应是从前文字记持，必识计校，不得置丝豪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原受一语，警所示逮”。
上书见于元熙仲所集《历朝释氏资》卷十一，又见明心泰编《佛法金汤编》卷十五。明宗本所集《归元直接集》卷下也载此书节文，作：“狗子佛性话头，未有悟入，愿受一言，警所不逮。”
这篇书信当作于绍兴十七年至二十年之间。妙喜，即大慧普觉禅师宗杲（1089-1163），南宋名僧，曾两度住持临安径山。朱熹文集卷六十《答许生中应》云：“近年释氏所谓‘看话头’者，也俗书有所谓《大慧语录》者，其说甚详。”卷六十三《答孙敬甫》四：“少时喜读禅学文字，见杲老与张侍郎书云……”。宋蕴闻编《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序》、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等记载，朱熹“十八岁请举，时从刘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举止，暨披其箧，只《大慧语录》一帙尔。”由此可知，朱熹对宗杲的学说是熟知和颇为崇尚的。朱熹的父亲朱松临终前，将家事托付给刘子羽，并遗命朱熹父事胡宪、刘勉之、刘子羽，而刘子羽、刘子翚与宗杲结识很早（绍兴初刘子羽官莆田，子羽守泉州，宗杲住泉南），且关系密切。今《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七有宗杲答刘子翚书二首，答刘子羽书一首，《大慧禅师禅宗杂毒海》卷下有宗果所作《刘通判彦冲画像赞》，《屏山集》卷十九有《经山寄生子作道服》诗三首。又《大慧禅师年谱》也载，宗杲于绍兴七年赴径山途中有答刘子羽书，九年又分别作答刘子翚、刘子羽问道书，十九年又作《祭刘彦修宝文文》，均可见他们之间交往频繁。朱熹很可能就是通过刘子羽、刘子翚的介绍结识了宗杲，致书问道。另据刘震孙淳祐十二年所作吕祖谦《与可庵禅师贴》真迹跋（《大慧禅师年谱》卷末附）朱熹甚至拜访过宗杲：“盖文公朱先生初年亦尝访之，径山后偈寄公云：‘径山传语朱元晦，相忘已在形骸外。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考朱熹生平行实，拜访宗杲之事恐不可信，但不论他是否见过宗杲，与之有书信往来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这封信提到宗杲曾指教他将以前所学的儒家文字及受到的思想影响全盘抛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而只专心琢磨“狗子有佛性”这一晚唐以来禅宗的著名“话头”，朱熹就此向宗杲弟子道谦请教。这清楚地表明朱熹对以往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作法感到怀疑，准备接受宗杲和道谦的意见，抛弃儒学，归依佛门。
更加明确反映这种思想是朱熹的另一篇佚文－－《祭开善谦禅师文》。全文如下：
“我昔从学，读《易》《语》《孟》。究观古人，之所以圣。既不自揆，欲造其风。道绝径塞，卒莫能通。下从长者，问所当务。皆告之言，要须契悟。开悟之说，不出于禅。我于是时，则愿学焉。师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岭间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师来拱长。乃获从容，笑语日亲。一日焚香，请问此事。师则有言，决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远，无所问津。未及一年，师以谤去。我以行役，不得安住。往还之间，见师者三。见必款留，朝夕咨参。师亦喜我，为说禅病；我亦感师，恨不速证。别其三月，中秋一书，已非手笔，知疾可虞。前日僧来，为欲往见。我喜作书，曰此良便。书已遗矣。仆夫遄言，同舟之人，告以讣传。我惊使呼，问以何故。於乎痛哉，何夺之遽！恭惟我师，具正遍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窥。挥金办供，泣于灵位。稽首如空，超诸一切。”
上文也见于《历朝释氏资》卷十一及《佛法金汤编》卷十五。道谦，俗姓游，建州崇安县（今福建崇安县）开跃乡五夫里人。少出家，先后师事名僧克勤、宗杲。绍兴九年归隐里之仙洲山，十六年秋，住持开善寺，二十年卒。著有《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一卷，《大慧禅师禅宗杂毒海》二卷。事见《大慧禅师年谱》、《嘉泰普灯录》卷十八及卷二十一、《补续高僧传》卷十一、《高僧传四集》卷五等。这篇祭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朱熹和道谦相识及交往的经过，以及自己由崇儒转向信佛的思想历程，无异于作者初登仕途之前的自述，因此尤为重要。
现就本文逐一考证于下：
朱熹五岁时，即入小学。王懋竑《朱子年谱》引朱松《与内弟程复亨书》云：“息妇生男，名五二，今五岁，上学矣。”八、九岁时，开始学习儒家经典，一心想做圣人。黄干《朱熹行状》：“就傅，授以《孝经》。”“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朱子年谱》卷一引《朱子语录》云：“某年八、九岁时读《孟子》，”又《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云：“某十数岁时读《孟子》言‘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以为圣人亦易做。”祭文从开头到“欲造其风”就是以上生活经历的自述。
然而，朱熹读圣贤书，求做圣人并不顺利。文集卷三十八《答江元适》一：“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卷四十《答何叔京》一：“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而求之不得其要。”这就是祭文中所说的“道绝径塞，卒莫能通。”
下文谈到求教于长者，这里的“长者”，指朱松临终托付家事的好友刘子羽、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朱松本人好禅，他的这几位好友也都好禅学。《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郑可学记：“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刘勉之则常与道谦等僧人来往，吕本中《东莱诗集》卷十四《送谦上人回建州》三首之二云：“平生苦节胡元仲，老大多才刘致中。为我殷勤问消息，十年坚坐想高风。”可见其关系之密切。《屏山集》卷十二《寄茶与二刘》二云：“小刘逃禅清兴长”，指刘勉之对禅学津津乐道。故朱熹向他们请教时，即“皆告之言，要须契悟”，而“开悟之说，不出于禅。”朱熹深受其影响，决心学禅。
接下叙述与道谦结识交往的经过。“师出仙洲”，指道谦由径山归隐故里后，住持仙洲山，聚众说法。《嘉泰普灯录》卷十八：“迨慧补径山，师传行。未几，遣之零陵，致讯紫岩居士，于中途倏然契悟。既回，慧特为印可。归陷仙洲山，四众云集，法席鼎盛。”按《大慧禅师年谱》，宗杲派道谦去零陵在绍兴八年。又《嘉泰普灯录》卷二十一载：“建宁府仙州山吴十三道人者，每以己事扣诸禅。及开善归，结茅于其左，遂往给侍。绍兴庚申三月八日夜，适然启悟，……”。根据以上材料，道谦由径山返仙洲当在绍兴九年前后，而聚众说法，又在十年以后。仙洲山，在崇安县五夫里，下有密庵，即道谦说法之处。见朱熹文集。“潭上”，指潭溪之上。潭溪在五夫里屏山下，刘氏世家焉，朱熹绍兴十年前后随其父客居建阳、建州城南等处，绍兴十三年朱松死后，始奉其母定居五夫里屏山下，故祭文称“我寓潭上。”“丙寅之秋，师来拱辰”，指道谦绍兴十六年秋应刘子羽之邀前来住持开善寺。《嘉泰普灯录》卷十八：“宝学刘公修彦请居开善。”彦修，刘子羽字；宝学，指子羽曾除宝文阁直学士。子羽绍兴十二年奉祠家居，至十六年十日卒（见朱熹文集卷八十八《少傅刘公神道碑》，《南轩集》卷三十七《少傅刘公墓志铭》。）拱辰山，在五夫里，开善寺即在山下。朱熹初识道谦，即在其绍兴十六年住持开善寺时。此后与之朝夕相处，几达一年之久。在道谦的影响下，朱熹完全否定了以前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儒学道路，决心改而学禅。
“未及一年，师比谤去”，指道谦于绍兴十七年离开开善寺，返仙洲山。从祭文可以看出，此后朱熹除书信往来外，没有专程前去拜访过道谦，仅在外出时顺路见过他三次。“行役”，指外出。据《朱子年谱》，朱熹于绍兴二十三年赴任同安主簿，至二十八年返家。祭文中没有提到这次出仕，故当作于赴同安任之前。又，人所共知，朱熹正是在同安任上逐步完成，“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过程，而祭文尚崇释贬儒，也可知必作于绍兴十七年以后，二十三年以前。这期间朱熹凡四次出门，即绍兴十七年秋到建州应乡贡试、十八年春前往临安应进士举、二十年春入婺源展墓及二十一年春至临安铨试中等。这几次出门，都有可能顺路去拜访道谦，并小作逗留。然“别其三日”，指最后一次见到道谦之后三日。以下文“中秋”上推三月，这次见面应在五月前后，当是归途中前往拜访，至家后三月得道廉中秋书。考朱熹绍兴十七年应举是秋天离家，年底返回；十八年春中进士后，至夏方准敕赐同进士出身，之后又洞途拜访而回；二十一年铨试中等后，又游湖洲，这几次都不可能在五月前后见到道谦。唯二十年春入婺源展墓之后返家较早，故有极太可能朱熹是在这次归途中见过道谦最后一面，而当年秋冬间，道谦即下世了。这样，祭文自然也当作于本年秋冬之间。吕祖谦《入闽录》云：“（淳熙二年四月）初四日，游密庵。……庵乃僧道谦所庐，……谦没余二十年。”由游熙二年上推二十五年，即为绍兴二十年，与我们上面的结论是基本吻合的。
从以上朱熹的两篇佚文中可以看到，朱熹接触道谦以后，深受其影响，从涉猎佛学发展到全盘否定儒学，打算弃儒从释。甚至十八岁举乡贡时，他也用禅学去应试。《朱子语类》卷一百零四载：“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可以看出，朱熹二十岁前后，是在与传统儒学背道而驰的路上走得最远的时期，而这和道谦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李侗在《与罗博文书》中说：“渠（《指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功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朱熹学禅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最终并未“悟入”。所以祭文不无遗憾地说：“惟我未悟，一莫能窥。”至其从学于李侗之后，便致身“圣学”，尽弃“异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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