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精华，都是历史地、有规律地逐渐积累、形成的。我们中华民族号称“礼仪之邦”，是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古国，这是和孔子以及由他创始的儒学分不开的。孔子在我国历史上的影响远远超过秦皇汉武，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精神文明的主要奠基者。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不仅是先秦时期的显学，而且自汉武帝定为国学之后，直至“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为止，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年之久，成为中华文化的传统精神。
对于传统精神，毛泽东有两点重要思想：一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二是“中国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②对于孔子儒学的研究，应当坚持这种正确的指导原则。
一 何谓孔子儒学
儒学，就是儒家的学说。有人认为，儒家是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一批知识分子。有人认为，儒家是指孔子创立的学派。中国史学家郭沫若在《论儒家的发生》一文中指出：“儒（指儒家）并不是原来就已经有了，因孔子而复兴，而是春秋的末叶，社会大转变产生出来的历史成果，孔子为其代表。过去贵族垄断知识，就是读书、习礼乐为贵族的专有权，到春秋时代，才普遍到下层阶级，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很大的变革，也是孔子的一个很大功绩。至于儒在当时为什么不发生于其他的国家，而独发生于邹、鲁，……这有它的道理，因为邹、鲁在列国中文化最高。”③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见解，不过这里还需说明：孔子创立了儒学，但儒学并非只指孔子的学说，尤其是秦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用的儒家学说，是以孔子为主的经过孟子、荀子等继承发展、特别是由荀子集大成的整个先秦儒学体系，汉以后封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需要在先秦儒学基础上加工、改装，甚至把孔子儒学搞得面目全非。例如，西汉今文学家对儒学的阴阳化、谶讳化，魏晋玄学家以老庄释孔，宋明理学家援佛、道以入儒，表面上都贴上孔子的商标，其实早已离开了孔子儒学，变成了董仲舒的孔子，朱熹的孔子，王阳明的孔子，康有为的孔子等，本文只论及孔子儒学，不再涉及其他。
何谓孔子儒学呢？简单说，就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所创立的既有思想理论，又有政治纲领的学说。孔子为了宣扬他的学说和实现政治抱负，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历尽艰辛。孔子儒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祖述尧舜，效法文武，崇礼乐，尚仁义，重宗法等级，行“忠恕”、“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仁政，重视礼义教化，奉行德刑兼施，以刑辅德的方针。
春秋时期公认孔子学识渊博，教育有方。墨子在《公孟》中赞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且被后人誉为中国的“圣人”，不仅孔门弟子和孟子称赞孔夫子为“圣人”，就是法家的韩非子也称“仲尼，天下圣人也。”（《韩非子·五蠹》）西汉司马迁评论道：“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下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取正）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创立儒学，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儒家言行的思想基础。在孔子看来，“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因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因此，后来的儒者就把这几部书奉为“六经”，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就以“六经”作为施教的主教材。正如司马迁说的：“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更早指出：“儒者以六艺为法”（《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自己也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
二 孔子儒学的精华何在
应该说，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当首推孔子儒学。但是为什么“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反对“尊孔读经”呢？孔子这位“万世师表”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
其实，“孔家店”和孔子儒学不能混为一谈。“孔家店”的老板并非孔子，而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因为历代的统治者总把孔子神化、偶像化，禁锢人们的思想，维护束缚人的礼教，兜售孔子儒学中的糟粕部分，以改装过的东西冒充孔学。“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正是反对这种封建文化，而不是孔子本身。
汉代以后，所谓儒家正统派把孔子正名说的君臣、父子、夫妇权力对等的关系，揉合、曲解成所谓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可求于天”（《基义》）的“君权神授”论。宋代的朱熹进一步深化了“君”、“父”、“夫”三纲的神圣不可侵犯，还提出了“三从”、“四德”，给中国妇女套上了无条件被奴役的枷锁。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的这些腐朽的东西，绝不是不加分析地打倒孔子和孔子儒学。正如李大钊所说的：“抨击孔子，非抨击孔了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④所以，我们研究孔子儒学必须从精华糟粕并蓄的历史文献中剥离出精华和糟粕，供后人继承与批判，还必须从所谓儒家正统派与反正统派的斗争中清理出孔子儒学的精华之所在。
笔者认为，孔子儒学的精华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天命鬼神观的唯物论因素。
孔子儒学讲不讲天命？信不信鬼神？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对此，目前尚无统一的看法。笔者认为，孔子儒学讲天，既讲意志的天，也讲自然的天。他说：“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天生德于予”（《述而》），“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天丧予！天丧予！”（《先进》）还说：“巍巍乎！唯天为大”（《泰伯》）。这显然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天论说。
在孔子儒学的天论说中还提出了“畏天命”的思想。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他把用还是废我的仁道，都看成命里定的，把“知天命”作为君子的必备条件。他确认“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日》）所以，孔子弟子子夏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颜渊》）这里孔子儒学承袭西周客观唯心主义天命观的糟粕。
然而，孔子儒学还有可贵的、和意志的天相对立的自然的天的思想。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阳货》）这点是唯物主义的天道观。而且，他在实际上也否定过命定富贵的思想。他说：“赐不受命，而货殖。”（《先进》）肯定了他的弟子端木赐不听命运摆布，去做买卖而致富的事实。这已注意到人事的成败并不绝对受制于天命，而为后来荀子儒学所发展了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比起佛教的消极出世以及中世纪基督文化极端推崇神权，是富有积极进取精神的。
孔子对鬼神是“敬而远之”（《雍也》），而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还避而不答子路问事鬼神、生死的问题。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由此可见，孔子是轻鬼神而重人事的。正如鲁迅先生所称赞的：“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⑤笔者认为，孔子伟大就伟大在有不迷信鬼神的无神论倾向，首开了中国古代重人事、轻鬼神之风。
第二，“贵仁”思想对周礼的突破和革新，体现了孔子儒学的改革精神。
孔子在《论语》中有104次论及“仁”字，而且把仁作为人的最高道德，作为有道德的人离不开的品德。他说：“好仁者，无以尚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均见《里仁》）。所以《吕氏春秋》评价“孔子贵仁”（《不二》）。“贵仁”是孔子儒学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是“克己复礼”和“仁者爱人”。孔子一生以维护周礼为己任，主张个人要“立于礼”（《泰伯》），要“约之以礼”（《雍也》），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这种“克己复礼为仁”（同上）的思想，固然有其政治上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其对周礼突破和革新的一面。
首先，孔子突破了周礼中“以世举贤”的世官世禄制，提出了“举贤才”（《子路》）的思想。本来按周礼规定，先祖在贤位的，其后代子孙必定是显贵。这种世官世禄制的举贤是任人唯亲的。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任人唯贤、知人善任、不求全责备地“举贤才”。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意即在野的庶人是先学习礼乐而后当官的；在朝的大夫子弟是先当官而后学习礼乐的。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当官，主张唯善是举，不拘一格。
其次，孔子突破了周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典礼上》）的规定，主张“德治”，把“礼”下到庶民，把刑上到大夫。
再次，孔子突破了周礼中对君臣、父子、上下、贫富之间单方守“礼”的规范，提出了双方都应守“礼”的思想。他一方面要求“臣事君以忠”；另一方面要求“君使臣以礼”。（《八佾》）如果君主不以礼行事，则臣可以触犯君。孔子主张“以道事君”（《先进》）、以礼敬父。如果君违道、父违礼，臣、子也就难以从命了。
孔子儒学还提倡“杀身成仁”的精神，这是仁的思想在道德情操方面的最高体现。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就是说，志士仁人，绝不贪生怕死损害仁的品德，只有牺牲生命来成全仁的品德。这种道德情操激励过传统社会中的许多志士仁人为正义事业而献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是在“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仁义道德熏陶下视死如归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所以，为崇高事业而“杀身成仁”的精神值得颂扬。
孔子儒学所倡说的“爱人”原则是很有价值的。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利他风尚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孔子的“爱人”还体现在尊老抚幼和爱憎分明上。他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又说：“事父母，能竭其力。”（《学而》）还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这种尊老抚幼、人与人之间相互诚信、反对与“德之贼也”同流合污的爱憎分明等良好的社会风尚，至今也是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的。
孔子还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爱人”的道德修养。他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季氏》）“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充分体现出待人宽厚的胸怀，而对己则从不怕改正过错，一直坚持“改之为贵”（《子罕》）的思想。可见，孔子儒学的“贵仁”思想是革新的，可取的，有不少合理的精华。当然他仍然受周礼的束缚；受“爱有差等”的封建宗法制的束缚；受封建“三纲”的束缚，反对犯上作乱，主张培养驯民的奴隶主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批判的糟粕。
第三，仁者爱民的重民思想，体现了孔子儒学的人民性精华。
孔子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这是孔子儒学从仁者爱人进而提高到仁者爱民的“重民”观。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他的生活价值在于实行了仁。而把奴隶当作牲口宰杀，是不仁的行为。他坚决反对春秋时期残无人道的杀殉现象。据《史记·秦本记》记载：秦缪公39年，缪公卒，从死者177人。殉葬者多是奴隶，孔子谴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⑥诅咒第一个制造陪葬偶人的人，应该断子绝孙。
孔子把重民放在当时社会的“四重”之首。他说：“所重：民、食、丧、祭”（《尧日》），对“民众”采取唯物主义的态度。他主张“重民食”、“百姓足”、“使民以时”、“富而后教”等，这些都是“惠民”、“利民”、“求实”的唯物思想。孔子要求统治者治民要宽，“宽则得众”（《阳货》）；“养民要惠”（《公冶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日》）他坚决反对苛政。当他路过泰山，发现一位妇女因公公、丈夫、儿女全死于虎害而伤心痛哭时，就打发子路问她为什么还不离开虎山？妇人说：“只因山上没有苛政。”对此，孔子感慨道：“苛政猛于虎”！⑦
孔子对君民关系更有难能可贵的思想。他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或）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将至）焉而不至矣。”⑧主张一国之君应把民众看成水的力量，既能载舟，又能覆舟，关系到国家之安危。这种见解可谓孔子儒学中的一颗明珠。
第四，“中庸”思想体现了辩证的方法论。
孔子讲“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这里，孔子把“中庸”作为最高的道德，也作为观察社会现象，处理社会问题的总的方法或原则。孔子在《中庸》中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就是讲执政要去掉两种极端，而采用“中”的原则进行统治。他认为有道德的人“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日》）这也是“中庸之道”。就是看人、做事，既不过又无不及，不走极端，不使矛盾激化。他认为激进的弟子“帅（子张）也过”，保守的弟子“商（子夏）也不及”，“过犹不及”（《先进》），两人都不符合中庸之道。
对孔子儒学的“中庸”究竟应如何评价呢？有些人出于政治偏见或思想偏颇，曾经把孔子的“中庸”演绎、曲解为“折中”、“调和”，甚至贬为折中主义的哲学。其实，孔子的“中庸”并不折中，而是充满着辩证法的。因为孔子“中庸”所本的是“仁”。他的“仁”是有严格的选择性的。他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里仁》）其好恶是以人民的好恶为转移的。可见，他并非折中主义。这种“用中的方法，反对过与不及，保持“适中”、“适度”，也是符合辩证法的。例如，饮食，五味调和才是可口的佳肴。又如，音乐，也要中和的美声，“调和，乐也。”⑨所以，孔子的学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学而》）这“中”、“庸”、“和”在《论语》中多次论及。《中庸》中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庸、和，符合主客观的辩证法。毛泽东也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和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⑩而且还赞扬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11)
第五，认识论上既有唯物的成分，又有辩证的因素。
孔子是个可知论者。在《论语》中，他提到“知仁”、“知礼”、“知人”、“知言”、“知命”、“知新”、“知天命”等等。他肯定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可知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
孔子虽然进过“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但又公开承认自己是“学而知之者”。他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并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说明自己经常从事卑贱劳动获得知识、才能。孔子还揭示人们“学而知之”的具体过程，即“多闻”、“多见”、“择善”、“识之”。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而且强调学行并重，学以致用。他强调“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主张“言之必可行”（《子路》），即说到就是做到。批评那种“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孔子强调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戒绝四种弊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唯物而又辩证的思想，在我国古代认识史上是难能可贵的贡献。
第六，教育上的“有教无类”体现了开放的思想。
孔子的“有教无类”说（《卫灵公》）打破了学在官府的禁锢教育，开创了教育下移的私学新风，发扬了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西周以来的教育，是书藏官府，学在乡社。一个乡社，就是一个宗族。每个乡社都有为本族子弟开设的学堂，叫“乡校”。而在封国国都都有为培养国族中贵族子弟开设的学校“学宫”。非本乡社、本国族的子弟不能入乡校和学宫。孔子打破了这种宗族的地域观念，提出了只要“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述而》）相传孔子弟子三千，来自从南到北的十多个封国，有几千里以外的学生远来求教，出身之杂也史无前例。有居陋室的颜渊，穿芦花衣的闵子骞，靠母亲织布谋生的曾参等。所以齐国大夫南郭子惊奇地问子贡：“夫子之门，何其杂也？”(12)孔子儒学的教育扩大了文化知识教育的范围，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趋势，是儒学解放思想的表现。
朱熹说：“孔子教人，各因其材。”（《四书集注》）有一整套开拓性的“启发式”、“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同一问题，对不同的学生就有不同的回答。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回答：“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诸？”冉求问：“闻斯行诸？”孔子答说：“听到就去做吧！”公西华困惑不解，便问孔子：为什么他们两个人提同样的问题，而夫子您却给以不同的回答？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这是因为：冉求为人退缩不前，故鼓励他前进；仲由好胜过人则要他收敛些。孔子还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要求学生能举一反三。正因为孔子育才有方，故在弟子中享有崇高威信，被学生称赞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行仁道的圣人。
三 孔子儒学对当今中国及世界的影响
我们为什么要分析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儒学的精华和糟粕呢？笔者认为这对当今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新文化建设大有裨益。
首先，孔子儒学十分重人事、重人格、重人的意志和仁义道德修养等，构筑了关于“人”的思想理论体系。《孝经》记述孔子之言：“天地之性人为贵。”因为人能思考，人有道德，人有理性。所以，孔子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为崇高人格的表现；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尊重平民的意志，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甚至应“杀身以成仁”。当今我国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重视人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孔子儒学的这些思想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
其次，孔子儒学十分强调“和为贵”，强调和谐的作用，这是中华文化与着重斗争的西方文化的显著区别。在当今竞争的时代，弘扬和睦共处，克服片面的斗争哲学非常必要。正如恩格斯早已批评过的：“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13)
再次，孔子儒学十分重视德育教育，他教育学生每天要反省自己三次：替人谋事是否忠心；和朋友交往是否诚实守信；对老师的教学是否经常温习。要求自己任何时候都不忘学习。他常说：求学时唯恐学不到，学到了又怕把它失掉。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述而》）主张知过改过，认为错而不改，就是更大的错。提倡“改之为贵”（《罕言》）的哲理。孔子儒学的教育是“有教无类”的开放性教育。他广收弟子，带弟子周游列国，既宣传自己的主张，也向其他民族学习。这些对当今我国重人才重教育，开拓进取的精神是很有启迪作用的。
总之，孔子儒学应该得到尊重，尊重孔子儒学就是尊重中华民族的文化。
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学，对世界的影响也是极广极深的。在亚洲，孔子儒学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思想融合而成了日本化的儒学，至今对伦理道德甚至企业管理都起作用。日本有许多“日本式的管理经营”观念，如对企业忠诚等均来自孔子儒学，甚至有人把日本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称为“《论语》加算盘”。1988年，北京语言学院毕业的南斯拉夫留学生维赛林在《我在中国了解到的孔子》毕业论文中写道：“孔子离今虽已二千多年了，但他的进步的积极的思想在当今世界中已广泛流传，影响着世人，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新加坡也已把孔子儒学作为中学教材进行“五德”“五伦”教育。
在欧洲，孔子儒学对法、德影响较大。法国第二国际创立者之一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就引用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德国早在1687年就有《中国哲人孔子》的论著。1960年后，在德国的柏林、莱比锡和慕尼黑开始研究孔子儒学与现代的关系。
战后，孔子儒学的研究由欧洲转入美国。1957年有顾立雅的《孔子之真面目》、《传说中的孔子》和芮沃寿的《孔子与中国文化》等很有影响的著作发表。1982年8月27日，美国各界为庆祝孔子诞辰2533年在旧金山金门公园举行了祭孔大典。美国加州州长宣布8月23日至28日为“尊孔周”。美国纽约还建造了孔子公园，内塑孔子铜像。1984年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已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由此可见，孔子儒学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②《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③《郭沫若文集》第12卷。
④《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
⑤《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⑥《孟子·梁惠王上》。
⑦《礼记·檀弓》。
⑧《荀子·哀公》。
⑨《荀子·臣道》。
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46页。
(1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7页。
(12)《荀子·法行》。
(13)《自然辩证法》，197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83-284页。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