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师承问题是司马迁生平研究一大关节，它涉及到对司马迁文化巨著《史记》思想体系的总体评价。宋人提出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这一说法获得古今《史记》学界的一致认同。但是细检史料，则发现这一说法缺乏坚实的依据。
考司马迁师承董仲舒之说，实始于宋人真德秀。真氏《文章正宗》卷一六云：“仲舒此论（按：指董仲舒论孔子作《春秋》见于《太史公自序》，其学粹矣。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则迁与仲舒盖尝游，从而讲论也。”清人储欣《史记选》卷三《孔子世家》赞云：“迁博极群书，又与董生辈往来究切，师友渊源，超出其父。”清人邵晋涵在《南江札记》中对此有更详尽的发挥：“昔史迁著书，自命《春秋》经世，实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学，渊源其深。班氏而下，其义微矣。贻选谨案：司马迁尝受《公羊春秋》于董仲舒，观《自叙》答壸遂语意可见。班固《儒林传》于《春秋》传授，无司马迁名，是固不知迁学所自出也。而《艺文志》尚列《太史公》于《春秋》家，仍刘向《七录》之文耳。刘向固受《公羊春秋》者也。”在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卷七《传经表》中，赫然列有司马迁之名，其下注云：“闻《春秋》于董生。”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中说：“司马迁实当时《春秋》家大师董仲舒之受业弟子，其作《史记》盖窃比《春秋》。”已故吴汝煜先生在《史记论稿·〈史记〉与公羊学》一文中，列举了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三条理由：(1)从时间地点上说，司马迁完全有机会从董仲舒受学，董仲舒晚年移家茂陵，正好与司马谈同居一地，其时司马迁十六七岁，正是受学的理想年龄。(2)司马迁于当时公羊学者中，最推崇董仲舒。《史记》不提当时治《公羊春秋》的公孙弘和胡毋生，而《十二诸侯年表》序言称“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儒林列传》云：“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3)董仲舒对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的解释，直接启发了司马迁，成为他著《史记》的指导思想之一。吴汝煜先生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壸答遂之语，与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俞序》、《盟会要》、《玉杯》、《王道》、《重政》、《灭国上》和《楚庄王》等篇章中的言论逐一对照，认为这正是司马迁从董仲舒受学的印记。不过吴文指出了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差异，认为司马迁没有全盘接受春秋公羊学，在怀疑和讽刺灾异学说、不取讳饰、不贵虚名这几方面对公羊学有所批判。
详考以上各家说法，其中可以提出质疑的地方甚多：
一、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的最根本的依据是《太史公自序》：“余闻董生曰。”《史记集解》引服虔曰：“仲舒也。”将《太史公自序》所引董生之言与董仲舒《春秋繁露》相对照，可以看出服虔注是正确的。但是仅凭这些就认定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引用董生之言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受学于董仲舒。《太史公自序》明确指出《史记》的写作宗旨是“阙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春秋繁露》为《春秋》异传，正是《史记》“厥协”、“整齐”的范围。而且，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在汉武帝时期被尊为官方哲学，对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文化、学术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司马迁以《史记》上继《春秋》，他无法绕过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所以《史记》采用董仲舒的一些言论，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进一步拓宽学术视野，就会看到《史记》广为征引此前古籍，其范围包括王官之学与百家之学两大类。据金德建先生《司马迁所见书考》，《史记》征引的书有八十多种（有的学者则考订司马迁引古籍达102种）。我们可以就《史记》与六经或百家中任何一种古籍的关系写出一篇大文章。《史记》中除当代史以外，此前的历史记载都是依据古籍，基本上是由“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构成的。所以从《史记》中找出一些董仲舒的言论，实在算不得稀罕事，决不能从中得出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结论。如果看到司马迁引用某家之书就断言司马迁师承某家，那么司马迁师承的就不止董仲舒一家，而是一百多家！
二、《太史公自序》中的“余闻董生曰”不一定是司马迁“接闻于”董生。论者们将这个“闻”理解成“接闻于董生”，以为司马迁曾经从董仲舒游，得到董仲舒的耳提面命，亲聆董仲舒之音旨，这是一种极其狭隘的理解。实际上，“余闻”或“臣闻”是古人上书、对话、论辩、书信或著文中的套语，多用于引经据典，阐发议论。“闻”，当然可以理解为“接闻”，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读到某种古籍，间接听到圣贤遗训或名言至理，都可以称之为“闻”。例如：《汉书·严安传》载严安上书云：“臣闻驺子曰：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严安引述战国思想家驺衍之语，不是接闻，而是读到驺衍的著作。董仲舒为一代儒宗，司马迁肯定能读到董仲舒的书。近人罗倬汉在《十二诸侯年表考证》中说：“史迁《自序》特言闻之董生者，盖以董生为公羊氏之学，当日立于学官，权势所归，据之以明诛乱贼之大义之尊严耳，非树帜于公羊之下，若董生之为博士也。”所以，仅凭“余闻董生曰”一语就断言司马迁从董生游，证据是远远不够的。
三、《史记·太史公自序》、《儒林列传》、《汉书·司马迁传》、《儒林传》均不载司马迁受学于董仲舒之事。《太史公自序》和《儒林列传》出于司马迁之手，是研究司马迁生平的第一手资料。司马迁矢志以《史记》上继《春秋》，而《春秋》三传是解经之作，其中春秋公羊学在汉武帝时期最称显学，而董仲舒治《公羊春秋》为当时天下第一。如果司马迁真的是董仲舒的及门弟子，那么他对自己生平中这一至关重要的大事，决不会疏漏不予记载。从《史记》来看，司马迁对学术传授渊源是非常重视的。《乐毅列传》载齐国黄老之学传授系统，《儒林列传》载《诗》、《书》、《礼》、《易》、《春秋》的经学传授渊源，《太史公自序》载乃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这些都是司马迁重视学术传授的明证。难道司马迁唯独忽视自己的师承渊源不成？如果是司马迁本人疏忽，那么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和《儒林传》应予以补载，但《儒林传》仅提及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之事，却不载司马迁从董仲舒受学。司马迁和汉人均不载，却要等到千年之后由宋人来“发现”司马迁与董仲舒的师承关系，这是最令人困惑不解的事。宋学素以善于疑古和自创新说著称，但亦有空疏之弊。“发现”司马迁的师承关系即为一例。
四、关于司马谈和董仲舒同居茂陵，司马迁有机会从董仲舒受学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时期共有三次徙民茂陵之事：第一次是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初置茂陵邑”。第二次是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又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第三次是在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那么，董仲舒是哪一次移居茂陵的呢？《汉书·董仲舒传》载：“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细绎语意，徙居茂陵之事是发生在董仲舒寿终之后，是由董仲舒的子孙完成的。董仲舒的卒年，大约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以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之前①。据此推测，董氏徙居茂陵大概是在第三次，亦即在太始元年，其时董仲舒已经死了近十年。因此，司马谈与董仲舒同居茂陵之说便不攻自破了。
五、如果我们将《史记》、《汉书》对照，就可以发现《史记》对董仲舒的评价并不高。《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在公孙弘本传和《儒林列传》中对公孙弘希世用事、曲学阿世、外宽内忌颇著微词，但司马迁毕竟为他写下了《平津侯主父列传》。公孙弘在历史上无大建树，他之封侯拜相主要是一种象征意义，即《儒林列传》所说：“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司马迁单独为公孙弘作传，正是为了突出其中以经学取士的象征意义。而对董仲舒这位汉代最大的思想家，司马迁仅将他列入《儒林列传》，与申生、辕固生、韩生、伏生、高堂生、胡毋生、江生、田生等经师并列。这表明在司马迁眼里，董仲舒至多只不过是一个经师而已。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上著名的“天人三策”，对一关系到汉家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大事，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只字不提。这说明司马迁对董仲舒在汉代和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学术地位缺乏充分的认识。仔细品味《儒林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对董仲舒颇著微辞。刘师培在《左盦集》卷二《史记述左传考自序》中说：“若《史记》之于公羊，虽述董生之言，然《儒林传·董仲舒传》云：‘广川人。’‘治《春秋》。’又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是史公仅以公羊为《春秋》别派，不以《春秋》即公羊。其曰‘名为明于《春秋》’者，犹言世俗以为明《春秋》，疑盖之词溢于言表。《十二诸侯年表序》云：‘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颇’为稍略之词，是史公以仲舒述《春秋》于义未尽，安得谓史公说本仲舒？”刘氏从司马迁用词及语气上，推测司马迁并非师承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载董仲舒著《灾异之记》刺讥时政，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传中又载董仲舒为江都易王和胶西王二位骄王国相，“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这里显然多少寓有一些讥讽董仲舒弃道保身的意味，因为董仲舒这种品质气节与原始儒家倡导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人格已经背离，与晋太史董狐、齐太史兄弟及南史氏舍生忘死履行职责的精神更是相差万里，甚至也比不上董仲舒的后学眭孟之辈。如果司马迁受学于董仲舒，那么在两汉尊师重道的风气之下，上述对董仲舒的讥刺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班固对董仲舒的评价比司马迁高得多，他在《汉书》中专门作《董仲舒传》，而与记载经师的《儒林传》区分开来。传中全文记载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传赞引刘歆语，称颂“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由此可见《史》《汉》对董仲舒的评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大概是由于班固为后汉人，对董仲舒学说的价值与意义看得更清楚一些的缘故。《史记》对董仲舒的评价，尚未达到实事求是的水平。论者认为司马迁最推崇董仲舒，实在是缺乏根据。
六、汉人很少有称其师为“某生”。《太史公自序》称董仲舒为“董生”。“董生”犹言董先生，如同称伏生、辕固生一样，是对儒生经师的一种泛称，而不是弟子对其师的称呼。《汉书·眭孟传》称：“先师董仲舒有言”，眭孟是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犹尊称董仲舒为“先师”。《汉书·翼奉传》载翼奉上书云：“臣闻之于师曰”，《汉书·匡衡传》载匡衡云：“臣又闻之师曰”。可见汉人多称师而非称某生。如果董仲舒授业司马迁，那么司马迁绝无称董仲舒为“董生”之理。
七、《汉书·艺文志》列太史公为《春秋》家，邵晋涵以此作为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依据。邵氏的失误在以下几点：其一，邵氏认为刘向受《公羊春秋》，查《汉书·楚元王传》：“会初立《谷梁春秋》，征更生（按：刘向本名更生）受《谷梁》。”其二，邵氏认为《汉书·艺文志》持公羊派立场，实际上《艺文志》是根据刘歆《七略》而写成，而刘歆是“大好”“古文《春秋左氏传》”的人。《艺文志》认定古文《左传》得孔子真传，以为孔子“与左丘明观其史记“而著《春秋》，“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所以《艺文志》在著录孔子《春秋》古经之后，紧接着著录“《左氏传》三十卷”，然后才著录公羊、谷梁二家，可见《艺文志》是持古文经学观点而非公羊家立场。其三，《艺文志》把孔子《春秋》视为一部史书，惟其如此，它才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和《太史公》等史著列入《春秋》类，这种看法多少包含了后世“六经皆史”的萌芽，从中根本无法得出司马迁师承董仲舒的结论。
八、《史记》对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评价兼采《春秋》三传而不主公羊一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汉书·儒林传》载：“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孟喜是西汉中叶《易》学大师，因改师法而不能当博士。《汉书·张禹传》载太子太傅萧望之奏张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汉书·翼奉传》载翼奉对引师法，《汉书·五行志》亦载李寻对引师法。《汉书·胡毋生传》载“嬴公守学不失师法”。《汉书·李寻传》载“宽中守师法教授”。诸如此例，还可以举出不少。在五经当中，又以《春秋》一经尤尊师说。因为按照经师们的说法，孔子虽然作《春秋》以当一王之法，但由于孔子害怕受到当时诸侯的政治迫害，所以《春秋》的微言大义是孔子口头传授给弟子，然后代代口口相传。如果司马迁师承董仲舒，那么至少在对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司马迁应该遵守董仲舒的师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司马迁述董仲舒公羊学，主要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至于具体到春秋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则兼取《春秋》三传，而采用古文《左传》的观点尤多。我们将《史记》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以及《春秋谷梁传》、古文《左传》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以下几种情形：
1.对有些春秋历史事件，《春秋繁露》阐发了其中的“《春秋》义法”，而《史记》对这些事件不予记载或不予评论。如《春秋繁露·楚庄王》论“齐桓不予专地而封”、“晋伐鲜虞”、“逐季氏而又言雩”、“子赤杀弗忍言日”、“子般杀而书乙未”，《玉杯》论《春秋》“讥文公以丧取”，等等，《史记》在其相应的篇章或者未予论载，或者一笔带过而不作任何评论。这种情况在《史记》中最多。
2.对有些历史事件的评价，《史记》采用古文《左传》或《春秋谷梁传》的观点，而不取《春秋繁露》的说法。如《春秋·宣公二年》载赵盾弑君，《春秋繁露·玉杯》认为赵盾“臣不讨贼，故加之弑君”，但赵盾无弑之志，所以在“四年之后，别牍复见”。《史记·晋世家》载此事后引孔子语云：“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此语见于《左传·宣公二年》。可见公羊家强调“反不讨贼”，而古文《左传》则对赵盾“亡不越境”深表遗憾，《史记》采用古文观点。又如成公二年逢丑父以其身代替齐顷公，《春秋繁露·竹林》认为逢丑父“欺三军为大罪于晋，其免顷公为辱宗庙于齐，是以虽难而《春秋》不爱”。公羊家认为，逢丑父应该对齐顷公说：“君慢侮而怒诸侯，是失礼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无耻也，而复重罪，请俱死，无辱宗庙，无羞社稷。”《竹林》的结论是：“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丑父欺而不中权，忠而不中义。”《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此事，述逢丑父语云：“代君死而见僇，后人臣无忠其君者矣。”随后紧接着记载：“（卻）克舍之，丑父遂得亡归齐。”这是采用古文《左传》的观点，肯定逢丑父的忠君行为。再如宣公十一年楚子灭陈，《春秋繁露·楚庄王》云：“楚庄王杀陈夏征舒，《春秋》贬其文，不予专讨也。”《史记·陈杞世家》详载申叔时谏楚庄王复陈之事，并引《孔子家语》：“孔子读史记至楚复陈，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其中并无贬楚庄王之意，这是古文经学家的看法。其他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天王求车，非礼”、“日食，不书日，官失之”、“五月，日有食之。不书，史官失之”、“王使卫来求金以葬，非礼”、“顷王崩，公卿争政，故不赴”、《吴太伯世家》论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为兄弟、《宋微子世家》论宋宣公知人、《晋世家》论荀息不负其言、论祁傒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鲁周公世家》论季文子廉忠、《楚世家》论楚庄王知大道、《司马相如列传》论《春秋》推见至隐，等等，都是采用古文《左传》的观点。司马迁多采用古文说，这种思想倾向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关于《左传》得孔子真传的看法，是彼此一致的。司马迁也采用一些谷梁学经说，如《史记·鲁周公世家》：“八年，与郑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许田，君子讥之。”左氏和公羊家对此未予讥刺，独《春秋谷梁传·隐公八年》云：“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名宛，所以贬郑伯，恶与地也。庚寅，我入邴。入者，内弗受也。曰入，恶入者也。邴者，郑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关于“邴”字，《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二《校勘记》：“《左氏》作‘归祊’。惠栋云，古‘方’、‘丙’同字。”可见“邴”即“祊”字。又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蔡悼侯东国元年，奔楚。”左氏《春秋》经文写作：“冬，蔡侯东出奔楚。”公羊家经文亦同，独“谷梁传》云：“冬，蔡侯东出奔楚。东者，东国也。”三者比较，可见司马迁使用谷梁义。
3.《史记》兼采《春秋》三传的观点。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三传的观点相同，《史记》同时采用三家之说。例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春秋》三传都对这条经文作了解释。《左传》云：“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传》云：“不予致天子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也说：“晋文不予致王而朝。”《谷梁传》云：“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狩）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可见《春秋》三传释义彼此一致。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说：“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周本纪》和《孔子世家》中亦有类似的记载和评论。这可以看作是司马迁同时采用三传经说。二是今古文经说不同，《史记》亦同时采用。这里所说的今古文，是指今文公羊学和古文《左传》。例如宋楚泓之战，《左传》辛辣地嘲讽了宋襄公“不重伤，不禽（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的迂腐观点，文中引用大司马子鱼的话说：“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受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公羊传》则对宋襄公大加赞赏：“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这种思想倾向与《春秋繁露·对胶西王不得为仁》中关于“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观点有一致之处。《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子鱼之语：“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这无疑是来自《左传》。但司马迁又在论赞中说：“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这又是公羊家的观点。传文与论赞显然有矛盾之处，可能是司马迁在对宋楚泓之战一事的评价上尚未思考成熟，以致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一书怀疑古文观点系刘歆窜入。
4.《史记》独用公羊之义。《春秋繁露·楚庄王》云：“齐恒公疑信而亏其地。”《左传》对此语焉不详，仅有“冬，盟于柯，始及齐平也”寥寥数语，《公羊传》倒是记载得很详细。《史记》在《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刺客列传》及《十二诸侯年表》均载曹沫劫桓公事，这显然是采用公羊家说法。
从对照分析可以看出，《史记》在对春秋历史事件的评价上同时采用《春秋》三传的观点，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厥协六经异传”的精神正好相符，并没有多少遵守师法的迹象。在汉代重师法的学术背景下，如果司马迁与董仲舒真的存在师承关系，那么上述现象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九、司马迁有些观点与董仲舒相同或相近，这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文化学术渊源与相近的学术目标，应该把司马迁受董仲舒影响与受战国秦汉之际儒生方士的影响综合起来考虑。例如，关于孔子在王道衰微的历史条件下作《春秋》以达王事的说法，是孟子早在战国中期就已经首倡，并在秦汉之际得到广泛的认同。又如董仲舒公羊学大力提倡的受命改制学说，其发明权应归于战国时期阴阳五行学派。又如孔子删述六经之说，这一观点在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形成。再如董仲舒公羊学所提出的尚德思想，这也是六经异传的共同主张。所以，不能一看到两人学术观点有相同之处，就断言司马迁从董仲舒受学。
本文所提出的九点理由，足以推倒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这一千年旧案。
那么，司马迁的学术思想究竟渊源何处呢？这就必须理解先秦两汉的文化学术发展大势以及史官在中国早期学术发展中的地位。从上古三代到秦汉之际，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经历了由合到分、由分到合的过程，此即《庄子·天下》所说的“道术为天下裂”和《易传》所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过程。史官在上古三代时期职掌文化学术，他们是当时的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和博物学家，是当时的通人达才，是中国最早的文化人。由于史官具有这一通才之学的传统，因而在经历了战国学术分裂之后，在秦汉之际文化学术由分裂重新走向整合的时候，史官理所当然地要肩负起整合学术的历史重任，建立起类似于上古三代时期史官职掌的通才之学。《史记·太史公自序》实际上对此有所指点：“司马氏世典周史。”又载司马谈临终遗嘱云：“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司马谈的尊祖意识和使命意识十分强烈，他想从自己这一代开始，重新继承起中断了几百年的天官家世。为此他“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积极为建立史官通才之学创造条件。从《论六家要指》来看，他对百家之学理解得很深，而从他的遗嘱中，也可以看到他对六经异传造诣非浅。他壮志未酬而离开人间，他的这些学问都传给了儿子司马迁。中国古代的文史星历、卜祝乐师及百工都是世守其业代代相传，因此司马迁的学术渊源，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乃父，司马谈是他的启蒙老师。由于司马谈要远绍史官家世，复兴史官通才之学的传统，因而他对司马迁的培养，必然要体现出通学的特色，而不局限于一经一技。对司马迁来说，他的父亲非常博学，已经完成了转益多师的工作，他只须从父学习就可以了。从《太史公自序》不载司马迁学于孔安国一事来看，《汉书·儒林传》所记载的司马迁从孔安国问故，可能是司马迁在写上古三代史时遇到了疑难，于是便持此疑点向当时的《尚书》大师孔安国求教，这是一种临时性的请益，而非及门受业弟子。司马迁主要得力于家学渊源，而不属于经学中的任何一派。结合《论六家要指》与《史记》全书来看，司马谈所传给儿子的不仅仅是天官知识和学术思想，更重要的是传给司马迁一种比较自由通达的思想方法，一种包容百家的广阔的学术心胸，一种整合此前文化学术的使命意识。这种恢宏的学术心胸是任何一位恪守师法的经师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太史公自序》说《史记》著述的学术目标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的学术视野包括王官学的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两大类，董仲舒公羊学只不过《史记》“厥协”的比较重要的一家。司马迁师承董仲舒说的要害，是将司马迁从文化昆仑的崇高地位贬到公羊学经师的水平。
注释：
①参见周桂钿：《董学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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