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笔者曾撰文论述，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1]。而由戴震所开创的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经由焦循、段玉裁、阮元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到龚自珍的时代为止，基本上告一段落。作为段玉裁的外孙，同时又是清代公羊学大家刘逢禄弟子的龚自珍，在清代哲学史与学术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一方面，他通过其外祖父段玉裁，对清代经古文经学有着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又不囿于古文经学在文本中寻找真理，借助解经来曲折地表达政治与社会理想的做法，而是直面社会现实问题，提出社会与政治改革主张，进而对古代经典作出了别开生面的解释。因此，笔者把龚自珍看作是清代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转换的关键人物，通过对他的语言哲学思想的研究，来考察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终止点及其朝向新方向转换的可能性与契机。
龚自珍(1792-1841)，一名巩祚，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治今杭州)人。他在二十八岁之前主要受家学的影响，因而对清代的语言、音韵、训诂之学有相当的了解；于二十八岁时师从刘逢禄，开始接受公羊家的思想。此后，其思想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改革方面。当然，其人生失意之时，他也不断地关注佛教，并深受天台宗思想的影响。
笔者认为，把龚自珍看作是18世纪中国哲学“语言学转向”的转折点式的人物，是十分合适的。他的学术活动虽然主要在19世纪，但其特殊的家庭背景与学术背景，亦使他可以担当这一历史重任。从十二岁起，其外祖父段玉裁就开始教他阅读许慎《说文解字》部目，十七岁时开始收集各种碑刻[2](P41、53)。从《家塾策问》一文可以看出，龚自珍对乾嘉时期语言学发展的历史较熟悉，并以精练的语言作了总结，揭示了其发展的趋向。他从以下八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清代语言学研究的特点：第一，六书的变化问题，至许慎时得到一大总结，而“六书之目，有体有用”[3](P120)。第二，中国古代语言学著作有三大类，即《说文解字》是形书，《尔雅》、《广雅》是义书，《声类》是音书。第三，中国文字及书面语的特色：“以字义而论，一字有一字之本义，有引申之义，有假借之义，往往引申假借之义，通行于古今而本义反晦。”[3](P120)第四，汉代言六书者有多家，其在次第方面有小的不同，但在“形声与谐声”方面有大的不同；按照当时段玉裁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可将古音分为十七部。第五，对小学的分类更加条理化：“六书为小学之一门，声又为六书之一门，等韵之学，又为声中之一门。”[3](P121)第六，声韵之学与明经之学相关：“古韵足裨经读”，“古韵明而经明”，“等韵明而天下之言语明”[3](P121)。第七，“语言亦文字”。不同类型的字典，包括当时新出土的钟鼎器铭文，都可以作为许慎《说文解字》的补充。第八，他认同戴震以来的乾嘉学者的经学解释学思想：“夫解经莫如字也，解字莫如经也。”“古未有不明乎字，而称经生者也。”[3](P121)将经学的语言学解释与语言学的历史文本考评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一个语言—经典意义和经典文本—语言意义的相互循环的语言学解释学系统。这可以说是龚自珍继承乾嘉学派语言哲学思想的典型例证。
在《最录段先生定本许氏(说文)》一文中，他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段玉裁的语言学思想，在此仅举其中四条为例，以说明龚自珍的语言学思想来自于其家学背景。
其一，“本义”说。“段先生曰：许氏书与他师训诂绝异，他师或说其初引伸之义，或说其再引伸之义，许则说其仓颉、史籀以来之本义，然本义十七八，非本义亦十二三，何也？本义亡则如就后义说之，去古稍远，时为之势为之也。”[3](P258)
其二，“本字”说。“段先生曰：群经诸子百家假借同声之字，东汉而降，增益俗字，则并不得称为假借字。假借字行，而本字废矣；俗字行，而本字废矣。许书绝用本字，当如此作。后儒反疑其迂僻，则由沿习假借与沿用俗字二端之中也。”[3](P258-259)
其三，“以声为义”说。“段先生曰：古今先有声音而后有文字，是故九千字之中，从某为声音，必同是某义，如从非音者定是赤义，从番声者定白义，从于声者定是大义，从酋声者定是臭义，从力声者定是文理之义，从协声者定是和义，全书八九十端，此可以窥上古之语言。于协部发其凡焉。”[3](P259)
又，在《龚自珍全集》中有《说文段注札记》一文，这也表明他曾经对段玉裁的《说文注》下过工夫。有了这些家学的背景，他对乾嘉以来语言学得失的评价就有了学术基础，其语言哲学思想也就有了语言学的学术基础。
二、对古典文献定本及本字说的怀疑
从现存《龚自珍全集》来看，龚自珍在语言学方面并无多少成就可言，但他通过对前辈语言学家得失的考察，在语言哲学方面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思想。从整体上看，他在语言哲学方面的主要思想表现在对文字的起源以及语言的类型分析上面。另外，与乾嘉后期不断发现的金石文献资料有关，其语言学的兴趣更多地表现在对这些保留着古代语言的金石材料的关注上面。龚自珍的这些努力与清末民初的金文、甲骨文研究倒是有内在的学术史关联，从而使得他的语言哲学思考转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考古领域。
由于中国哲学在18世纪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发展到龚自珍时代已基本上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使命，而外在的社会环境变化，也使得这种关注文本的研究已无多少工作可做了。另外，乾嘉学者所追求的恢复古代经典原貌的学术目标本身也有值得怀疑之处，龚自珍对此有明确的认识。在《古史钩沉三》一文中，他以问答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新的思想认识。当他的朋友李锐、陈奂、江藩要求他为《诗》、《书》、《易》、《春秋》的版本搞出一个定本时，他首先推脱说自己的兴趣不在于此，“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未暇也”[3](P25)。接下来又论证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孳也。史籀之孳，孔子之雅言，又非汉廷之竹帛也。汉之徒隶写官，译有借声，皆起而与圣者并有权。然而，竹帛废，契契木起，斠者不作，凡契令工匠胥史学徒，又皆起而与圣者并有权，圣人所雅言益微。”[3](P25)也就是说，由于汉文字发展史上的几次形体变化，每一种形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已无法搞清楚，故要对中国古代的经典搞出一个所谓的“定本”，那是不可能的。他还进一步申述道：
今夫《易》、《书》、《诗》、《春秋》之文，十五用假借焉，其本字盖罕矣。我将尽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汉师之泛见雅记者阙；孤则不乐从，阙则不具，以不乐从之心，采不具之储，聚而察之，能灼然知孰为正字、孰为假借？固不能以富矣。诸师籍令完具，其于七十子之所请益，仓颉、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3](P25-26)。
龚自珍的上述论述当然带有强烈的夸张性，但其夸张的语言所蕴涵的思想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因为，从文字、语言的变化与发展来看，很难对其进行全面的还原，在没有足够证据的前提下从事经典版本的勘定工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当然，在龚自珍所处的时代，他不可能有现代人所具有的解释学的系统思想，但他上述的一番话也明确地表达了对乾嘉考据学在典籍释义方面所追求的客观性、原始性的怀疑，从而与现代解释学的精神颇有相通之处。在现代解释学看来，古代经典一旦进入思想的解释领域，那种理想的客观性就已经渗透了解释者的主观性。龚自珍的眼光的确是十分敏锐的，他在那个时代已经领会到经典文本还原的不可能性。
三、对文字起源与发展的哲学新思
与乾嘉时代学术追求经典解释的客观性相比，龚自珍更加突出了语言文字创造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这与他鲜明的“唯我论”哲学思想密切相关。龚自珍的语言哲学思想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就是强调了人类的“主体之我”在创造文字、语言过程中的主动性，认为人类以一种自主的规则——理，制造了文字、语言，从而否定了“易哲学”传统中圣人制造语言、文字的说法。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羽毛肖翘，我理造文字语言，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3](P12)
龚自珍在这里所说的“我”——即现代哲学所讲的个体主体性，是一个与历史上所谓的“圣人”相对立的、普通人的主体之“我”。这种重视“众人之我”的思想，显然是自李贽以来重视“凡人之我”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明确化的表达。他坚持认为：“日月旦昼，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乃造名字，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声。声为天而天名立，声为地而地名立，声为人而人名立。人之初，天下通，旦上天，夕上天，天与人，旦有语，夕有语。万人之大政，欲有语于人，则有传语之民。传语之人，后名为官。”[3](P13)
这一强调众人创造文化与文明的思想，对于中国传统中圣人创造文字、语言的思想是一种巨大的颠覆，比李贽的“圣凡平等”思想更为激进地肯定了民众的历史作用。后来，毛泽东在历史哲学方面特别强调人民大众推动历史的作用。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毛泽东与龚自珍在思想上有某种联系，但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历史哲学思想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
与戴震、段玉裁等人主要从经典文献出发研究中国古代语言、语音规律不同，龚自珍对金石砖瓦等实物文献有相当的研究，因而对于汉文字的发展历史有相当科学的认识。他认为：“商器文，但有象形指事而已，周器文，乃备六书，乃有属辞。周公讫孔氏之间，佚与籀之间，其有通六书，属文辞，载钟鼎者，皆雅材也，又皆贵而有禄者也。”[3](P267)这一观点将汉字的“六书”特征放在历史学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从而在语言学的学科里树立起了历史演进的哲学观念。
在语言哲学方面，龚自珍崇尚众人创造“名”、“语言”的新观念，因此，从文字发展的实际历史角度来看，他认识到文字是不断地完备起来的，而不可能是圣人一下子创造、完备起来的。这表明，他对文字、语言的“历时性”特征有明确的认识。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语言既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而且还有不同职业群体的特征：“三代之立言，各有世。世其言，守其法。察天文、刻章蔀，储历，编年月，书日，史氏之世言也。规天矩地，匡貌言，防狂僭，通蒙蔽，顺阴阳，布时令，陈肃圣哲谋，教人主法天，公卿、师保、大臣之世言也。言凶，言祥，言天道，或俭，或否，群史之世言也。”[3](P8)
龚自珍十分重视历史与语言的关系，甚至夸张地说：“龚自珍曰：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3](P21)
这一突出语言的历时性特征的思想，与戴震特别重视语言的共时性特征的思想大相径庭。而之所以有这种不同，在于龚自珍吸取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而对于乾嘉学派特别重视经学的思维方式有所修正。
四、名实关系与言语方式
“正名”思想曾是先秦诸子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端于春秋末年礼乐制度崩溃之际。孔子与老子对名实之间的关系问题都有论述。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4](P247)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5](第1章)龚自珍处在清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关节点上——按照他的说法，是处在初秋之际，因此，他对“名”的问题特别敏感。在《六经正名》一文里，他提出了“六经在孔子之前”的主张：“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因此，“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增益。”反对将《论语》、《孟子》、《尔雅》、《孝经》等书当作“经”来侍奉，主张“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3](P40)。这种历史还原主义思想，一方面是乾嘉考据学精神的延续，另一方面又更加明显地带有历史批判意识，对于科举制度下将《论语》、《孟子》、《孝经》当作“经”来看待的普遍看法，无疑提出了一种巨大的挑战。
龚自珍从人的主体性的角度讨论的名的产生问题，并对名与实的对应关系作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说：
万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是故，名之于其合离，谓之生死；名之于其生死，谓之人鬼；名之于聚散，谓之物变；名之于其虚实，谓之形神；名之于久暂，谓之客主；名之于其客主，谓之魂魄；名之于其淳浊、灵蠢、寿否、乐否，谓之升降；名之于其升降，谓之劝戒；名之于其劝戒、取舍，谓之语言文字。有天，有上天，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其未生也，在上天。其死也，在上天。其生也，教凡民必称天，天故为群言极[3](P119)。
在这一段文字中，龚自珍对实与名的关系，以及一些重要的名的内涵作了界定，从一般的名到表述价值概念的名，直到最高的称谓“天”，均从哲学的角度给予了重新的解释。这种语言分析的思想，在其前辈如段玉裁那里是没有的，但在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那里却有。戴震对理、天理、善、性的界定，颇类似龚自珍的语言分析方法。只是戴震的哲学思考更为系统，而从现存的文献来看，龚自珍的思考则比较零碎而已。
龚自珍还认识到名的世界与实的世界的对应关系：“万物名相对者，势相待，分相职，意相注……将相对之名不成，万事皆不立。万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势。”[3](P18)这样，透过对名言关系的理解，可以把握现实世界中事物的关系。因此，在名实问题上，龚自珍认同名能反映实，循名可以责实的“名实”观。
五、思想类型与语言类型
龚自珍认为，语言与思想类型密切相关：“王统以儒墨进天下之言，霸统以法家进天下之言。”[3](P15)然而，从历史的起源来看，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是统一的，所以语言也是统一的。他说：“古之世，语言出于一，以古语古，犹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后之世，语言出于二，以后语古，犹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虽有大人生于霸世，号令弗与共，福禄弗与偕，观其语言，引弗可用；号令与共，福禄与偕，观其语言，卒弗可用；于是，退而立大人之语言，明各家之统，慕圣人之文，固犹将生越而楚言也。”[3](P15)
他还从区域的角度区分了“域外之言”与“域中之言”两大语言类型。而这两大语言类型实则是两大思想类型。他说：
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例，域中之言有例。……域外之言，善不善报于而身，历万生死而身弥存。域中之言，死可以休矣，善不善报于而胤孙[3](P17)。
龚氏在此所谓的“域中之言”，即是中国本土的思想类型，尤其是以儒家为典型代表。所以，他又说：“域中之言，名实其大端，兵为其几。有名，天下兵集之有辞矣；无实，天下之兵集之无患矣。”[3](P17)
龚自珍还从思想的性质角度区分语言的类型。他说：“温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让，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让，王者之所以养人气也。”[3](P20)又说：“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忧无故比，患无故例，仇无故诛，恨无故门，言无故家。”[3](P17)
这种语言类型与思想之间相关性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思维与语言的统一性问题，而这一语言哲学思想是乾嘉时代所没有的新内容。
总之，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龚自珍在这方面并无多少贡献。但通过他对语言论述的一系列文字看，他对乾嘉以来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路径及其局限性有着某种历史的自觉。他能够跳出乾嘉以来透过语言来从事哲学思考的限制，直面现实，直抒己见，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与哲学思想，为中国哲学的新发展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在《己亥杂诗》中自豪地说：“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龁，但开同气不为师。”[3](P519)现在看来，龚自珍的自许并不过分。
【参考文献】
[1]吴根友.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J].中国哲学史,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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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