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思维方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努力排除简单对立面转化，克服终极性思维的片面性，注重思维的过程，并且探究思维发展过程的多元变化。这种思维方式既有古代哲学思想的承袭，也有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对近代思维方式的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更多地强调对立面的转化，即在一定条件下，主客体关系能相互倒置。这构成民族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尚书·旅獒》云：“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无与有，贵与贱，都成对立。《论证·先进》云：“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先进与后进，野人与君子，也成对立。当然，推衍对立转化法则最集中的，是儒家经典《周易》。这部几代学者收集、整理、修订而成的作品，包含着先民许多朴素的辩证思想。它是这样论述世界的变化和思维的转换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1)对立变化的辩证思维，正是我们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发展形成的，而且又长久地影响着民族的思维定势。不过，对立面的转化，转化过程的特点和规律，特别是转化的手段、表现形态、不确定的物质方面，还是探研得不很充分。尊与卑之间，贵与贱之间，刚与柔之间，吉与凶之间，如何变化？在尊卑、贵贱、刚柔、吉凶之外，有没有更多的可区别的内涵、外延形态？都是值得思考的。其实，哲学家老子对这个问题就有感悟，他论述自然生成变化时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2)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3)运动和变化过程的不确定性，是辩证思想的重要内涵。假如只强调对立面的转化，而把转化绝对化了，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寻么，仍然会把思维引向形而上学。
十九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变，大量新的事物和新的观念冲击着人们。过去讲天朝与四夷的关系，是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关系，现在却出现一批与天朝不同却又更强大的西方国家；过去改朝换代是一家一姓的变化，现在却成了多元的竞斗，最终使中国这样一个封建老大帝国陷入既非传统宗法专制制度又非国土沦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危机。联系世界万物，人们开始探讨对立面转化之间的各种过去注意较少的质素。
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除了石破天惊的批判宣言之外，龚自珍的思维方式的独特，也是使后人读他有如触电的原因。持平而言，龚自珍惊怪之论，是肩负着传统重压的。他的许多言论，还是以单纯的对立转换来展开，即如最具抽象思维色彩的《壬癸之际胎观》也说：“天用顺教，圣人用逆教。逆犹往也，顺犹来也。生民，顺也。报本始，逆也。冬夏，顺也。……乱，顺也；治乱，逆也。”在判断社会具体现象时，龚自珍也常常强调一体两面，突出事物转化的突然性与完整性。因此，往往结论非常完整，但不免过速、简单和片面的缺陷。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重要的不是其继承了多少传统思想养分，而是其推创了多少思维活动。龚自珍思维方式重视过程的特点，正是值得关注的。
应该指出，重视思维过程，不是龚自珍思考的独创，也是一种历史的传承。这种传承，在先秦哲学中可以找到其渊源。《周易》云：“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按王弼的注解：“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未可以安其尊也；不下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4)强调的是上下转换的中间过程及其不稳定性。老庄哲学，以相对主义的诘辩，重视辩证，而常轻置极终，也是龚自珍注意的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到崩溃阶段，儒家文武周公之治的理想社会，已不可能出现；宋明理学的修身格物，亦不能实用于平治。旧秩序迅速崩溃，新秩序未能形成，促使智者从具象到抽象，深入思考。
龚自珍重视过程的思维方式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认为事物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往复循环。“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5)龚自珍把事物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初、中、异。这是他思维方法论最基础的观点。在“终不异初”这一认识上，龚自珍显然受到董仲舒三统论的影响，事实上在论到社会变化时，龚自珍很大程度继承了董仲舒的历史循环论。不过，龚自珍的真知灼见在于：他把事物发展的中间过程，当作一段有独立意义、自成段落的环节，具有质的规定性和时的独立性。他论述事物的名与物关系时，指出辨析由于名与物关系的非绝对化：“万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势。万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相倚相譬也，故有烦惑狂乱；有烦惑狂乱也，故有圣智。”(6)事物的正名与事物的规律，是相对的、不稳定的，是在相比较中作出判断的。因此，龚自珍重视过程，就是重视不稳定的状态，并把不稳定的状态作为发展过程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予以强调、肯定。他说：“一匏三变，一枣三变，一枣核亦三变。”(7)又说：“万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名。”(8)龚自珍思维方式的基点，是排除单一的极终性思维，把许多事物的存在，列入不稳定的范畴。所以，他论列宇宙天地形成时，强调“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名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为我。”(9)他论历史演变，强调三世变化，而不是一治一乱的简单突变：“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孔子与儒学六经，几乎是封建读书人的同义语，龚自珍却说：“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10)甚至人际的道德伦理观点，也是不稳定的：“父子不变，无以究慈孝之隐；君臣不变，无以穷忠孝之类；夫妇不变，无以发闺门之德。”(11)至于人性善恶，更是变化的：“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是故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强名；不可似，可以形容似也。”(12)看来，龚自珍把宇宙进化、人类社会形成、历史治乱更迭、学术演衍、道德观念的组合，乃至人性的基础，都放在一个不稳定的变化的状态之中。这种打破传统极终性思维、非一即二的简单对立转化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它启示同时代人不能以凝固的或简单的眼光去判断事物，显示了思维的巨大能动性。
第二，龚自珍重视事物变化中的量变过程，并把量变过程的临界性突出论列。龚自珍认为，量变是一个积聚式的发展，而不是一种跨越式的变动。他论述宇宙生成社会组建过程时，以为有一种物质性的“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13)宇宙生成是一个有首有继的漫长过程，以致出现政权，“先小而后大”。有了社会，才有“世法”，即美丑之始、书之始、数之始、历之始、方位之始、病之始、医之始，乃至谱牒世系之始、宗之始、君之始、善恶之始。渐进式，积聚式的变化，从微量到大量的进步，使事物变化拥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广的空间。最能表露龚自珍思维方式中量变过程的积聚性和渐进性的，应是他影射大清帝国逐步崩溃的论文《尊隐》。该文把每岁分为三时：发时，怒时和威时。又把一日分为三时：早时，午时和昏时。早时是一个政权勃兴发展的时代，“天下法宗礼，族归心，鬼归祀，大川归道，百宝万货，人功精英，不翼而飞，府于京师。”午时是一个政权鼎盛时代，“天下法宗礼，族修心，鬼修祀，大川修道，百宝万货，奔命涌塞，喘车牛如京师。”到昏时则是一个政权衰亡时代，“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百宝咸怨，怨则反其野……则京师之气泄，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龚自珍以一日早午晚三个时间段，形象地勾勒出一个政权（京师）由勃兴、鼎盛而衰败的过程，又以京师与山中对比，显示朝野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并不是简单地把政权兴亡当作一个突变过程，而是极其重视渐进过程中的量变。在野的“山中”力量，在京师政权勃兴时，仍然“有鄙夫、皂隶所家；”在京师政权鼎盛时，“山中”“但有窒士，天命不犹，与草木死。”到了昏时即京师政权衰败时，“山中”也不是一下子兴旺的，先是百宝万货归于山中，使四山充实，再是古先册书、圣贤心智、公候子孙等智力因素和人才因素归于“山中”，使“山中”势重。再是“山中”道德人伦的建立和推广，“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一呻百问疾”，形成团结一致的实力，并且对“过山中者”有很大的吸附力和号召力。最后才是在野力量的胜利，“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一文涉及龚自珍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这里我们只考察此文体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十分重视事物变化过程的量变，而量变又主要体现在积聚性和渐进性两因素上。许多研究者曾指出，龚自珍是振臂高呼的改革家。的确，龚自珍曾呼吁：“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14)不过，从思维方式而言，他呼吁的改革，仍然是渐进式的改革。如果联系到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那么，即使是渐进式的改革呼吁，也足以使人们发聩振聋的了。
第三，龚自珍特别重视思维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在事物变化过程，变化的主体有巨大的能动性，甚至可能改变事物发展的方向。从社会发展而言，“大国之君，有古纪，有近纪，亦以福德为差。夫始变古者，颛顼也。”(15)因此，“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16)从个人发展而言，应极重视心力，“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17)从名与实关系而言，实是主体，“万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18)甚至朝代衰颓之世，腐朽的政权与社会风气扼杀人们的良知、勇气，扼杀人才，也有重大作用。龚自珍强调主体行为在过程中的作用时，特别指出在事物变化的临界点上，主体能动的积极意义。即以衰世时代经济困顿方面，对于一个家庭，“匹妇之忧，货重于食”；对于城市，“城市之忧，食货均”；对于君主，“人主之忧，食重于货。”无论粮食和货币的比例平衡与否，对于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考虑，采龋刍同的对策。龚自珍在道光七年（1827）写有一组诗《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其第一首云：
道力战万籁，微芒课其功。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相彼鸾与凤，不栖枯枝松。天神倘下来，清明可与通。返听如有声，消息鞭愈聋。死我信道笃，生我行神空。障海使西流，挥日还于东。
在诗人形象的句子里，重心在突出心力的巨大能动作用，甚至可以让海水西流，落日向东。如果深入考察诗人思维的方式，可以见出他把变化的主体夸张到具有神异力量的地步。这当然是一种艺术上的夸张，但同时也以精妙的诗句显示龚自珍思考问题的一个特点：特别重视主体能动作用。这与他整个思维方式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体会他《尊命二》一文中所说的“使正者受，不正者亦受，无如何者亦受，强名之曰命。总人事之千变万化，而强诿之曰命，虽不及天竺书，要者儒者之立言，觉世而牖民，莫善于此，莫善于此！”(19)
我们回顾龚自珍重视过程的思维方式的时候，不能不指出，重视思维过程阶段，在中国哲学史上，常常与一个朝代的衰亡时期相一致地出现于思想界。历史的兴亡，常常成为人们深思的问题。对于龚自珍，并不主要是探究抽象的思维方式，或考察一般事物发展的规律，而是把变化过程作为一个独立阶段，去考察当时的现实和社会。这就使他的思考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晚清思想解放运动，龚自珍是有功劳的。其中重要的部分，应该归于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探究社会。龚自珍以后，过程性几乎成为大多数思想家探讨的问题，虽然所论并不相同。
注释：
（1）《周易·系辞上》。
（2）《老子道德经》二十五章。
（3）《老子道德经》二十一章。
（4）见《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3页。中华书局影印版。1979年。
（5）《龚自珍全集》第16页。
（6）《龚自珍全集》第18页。
（7）《龚自珍全集》第16页。
（8）同上，第19页。
（9）同上，第12页。
（10）同上，第38页。
（11）《龚自珍全集》第63页。
（12）同上，第129页。
（13）《龚自珍全集》第13页。
（14）《龚自珍全集》第6页。
（15）《龚自珍全集》第15页。
（16）同上，第6页。
（17）同上，第16页。
（18）见《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页。
（19）《龚自珍全集》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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