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先生是宋明学术的总结者。就易学而言，他不仅继承了程颐、张载探求易理的学风，将宋明易学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同时他对邵、朱易学所做的深刻的批评，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易学史上的一些思想分歧的是非曲直同样是很有意义的。
一、邵子方圆二图，典要也
朱子作《周易本义》，列邵雍所制易图于卷首，是以邵氏易图之义为周易本义之重要内容。船山作《周易内传》，尽去邵氏之图而不为之释，并解释其原因说：“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易之道。易之所以神也，阴阳不测者也。邵子方二图，典要也，非周流也，行而至者也，测阴阳而意其然者也”；“天地之化，至精密，一卉一木，一禽一虫，察于至小者皆以不测而妙尽其理，或寒或暑，或雨或晴，应以其候者抑不可预测其候，故易体之，使人行法俟命，无时不惧，以受天之祐，故乾坤并健，即继以屯，阴阳始交而难生，险阻在易简之中，示天命之靡常也。泰而旋否，剥而旋复，有恒而遁，明已夷而可闲于有家，神之格不可度，而矧可射也？故曰，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君子之学易，学此焉耳，有疑焉而以问，问此焉耳，固法象自然必有之变化也。邵子之图，如织如绘，如饤如砌，以意计揣度，域大化于规圆矩方之中。尝博览于天地之间，何者而相肖也？且君子之有作也，以显天道即以昭人道，使崇德而广业焉。如邵子之图，一切皆自然排比，乘除增减，不可推移，则亦何用勤勤于德业为邪？疏节阔目，一览而尽，天地之设施，圣人之所不敢言，而言之如数家珍，此术数家举万事万理而归之前定，使人无惧而听其始终之术也，将无为偷安而不知命者之劝邪？于彖无其象，于爻无其序，于大象无其理，文王、周公、孔子所不道也，非圣之书也。而挟古圣以抑三圣，曰伏羲氏之易，美其名以临之，曰先天。伏羲何授，邵子何受，不能以告人也。先天者，黄冠祖气之说也。故其图乾顺坤逆，而相遇于姤、复，一不越于龙虎交媾之术，而邵子之藏见矣。程子忽之而不学，韪矣哉。朱子录之于《周易》之前，窃所不解。学易者，学圣人之言而不及，奚暇至于黄冠日者之说为？”（注：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船山遗书》（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船山的批评，切中要害的指出了邵雍方圆二图存在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方圆二图典要也，从理论上揭示了邵氏之学的谬误性。《系辞传》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是讲变易之道的，程颐曾用“《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注：程颐：《程氏易传·易传序》，《周易精华》（上），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来概括《周易》精神。“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可以说这是《周易》思想方法的精髓。典要，就是固定不变的公式。邵雍之易学将《周易》的变化之道用“如织如绘，如饤如砌”的易图公式化，本质上就是术数家将万事万理归之前定的命定论。用这种学问去解说《周易》，实在是对《周易》哲学的一种糟踏。数年前我于国际易学交流会上曾说宋人如邵雍之类的易图实际是欲寻找预解未来的公式，其精神实质与汉易占筮学是一致的，一些学者以为不然。观船山此言，知古贤已早有此见，乃更确信这种看法没错。第二，指出这种命定论的学问在实践上的消极影响。易道变动不居，阴阳变化莫测。天命靡常，泰而旋否，剥而旋复，故使人“知惧”、“惧以终始”，“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注：《易·系辞传》，《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积善去恶，“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注：《易·说卦传》。），可以“崇德广业”，有益于社会人生。而如邵雍这种术数家的学问将一切归之前定，在实践上只能起到鼓励信命偷安的作用，无益于人的身心修养和事业发展。第三，指出邵雍易图源自道士之说，乃黄冠祖气、龙虎交媾之术的变种。宋人易图源自道士神仙家，古今学者已多有论证，船山此说乃是确有根据的。船山强调邵氏易图的来源问题，固然有尊崇文、周、孔子的儒家正统观念的因素，而就问题的实际来说，邵氏之图确与道士之说有联系，用这种东西去解说《周易》完全是一种附会，这是事实。朱子曾尖锐批评其师祖程颐乃至孔子之学如何如何失《周易》之本义，而竟以源自道士的邵氏易图为易之本义，实在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
二、四圣同揆，后圣以达先圣之意
朱熹强调伏羲作易“本义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待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非文王之易矣”（注：《朱子语类》六六，四库全书本。），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各自不同。针对朱熹这些说法，船山说：“伏羲氏始画卦，而天人之理尽在其中矣。上古简朴，未遑著明其所以然者以昭天下后世，幸筮氏犹传其所画之象，而未之乱。文王起于数千年之后，以不显亦临，无射亦保之心得，即卦象体之，乃系之彖辞，以发明卦象得失吉凶之所由。周公又即文王之彖，达其变于爻，以研时位之几而精其义。孔子又即文周彖爻之辞，赞其所以然之理，而为《文言》与《彖》《象》之传，又以义例贯通与其变动者，为《系传》《说卦》《杂卦》，使占者学者得其指归，以通其殊致。盖孔子所赞之说，即以明《彖传》《象传》之纲领，而《彖》《象》二传，即文周之彖爻，文周之彖爻，即伏羲之画象，四圣同揆，后圣以达先圣之意，未尝有损益也，明矣。使有损益焉，则文周当舍伏羲之画而别为一书，如扬雄之《太玄》、司马君实之《潜虚》，蔡仲默洪范之数之类臆见之作。岂文周之才出数子之下，而必假于伏羲画？使有损益，则孔子当舍文周之辞而别为一书，如焦赣、京房、邵尧夫异说。岂孔子之知出数子之下，乃暗相判而明相沿，以惑天下哉？由此思之，则谓文王有文王之易，周公有周公之易，孔子有孔子之易，而又从旷世不知年代之余，忽从畸人得一图、一说，而谓伏羲之易，其大谬不然，审矣。世之言易者曰，易者意也，惟人之意而易在。呜乎，安得此大乱之言而称之哉！此盖卜筮之家，迎合小人贪名幸利畏祸侥福之邪心，诡遇于锱铢之得丧，窥伺其情，乃侮圣人之言，违天地之经以矜前知，而学者因袭其妄，以之言微言大义之旨，如‘元亨利贞，孔子之言四德，非文王之本旨’之类，竟以先圣通志成务，穷理尽性之制作，为《火珠林》鬻技之陋术，易之所以由明而复晦也。”（注：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船山遗书》（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就船山的上述说法而言，其中的一些具体观点未必都正确，如他不仅相信伏羲氏画卦说，而且认为自伏羲画卦天人之理已尽在其中了；有的提法也未必充当，如说后圣达先圣之意未尝有损益。如果从表面看问题，反倒是朱熹讲文王之易非孔子之易的说法更具发展的观点。但就两者主张的实质而言，朱熹讲四圣之易各自不同，是说后圣不如先圣，用卜筮易否定义理易；船山讲四圣同揆，后圣达先圣之意，是为了肯定后圣的义理之易。其实，这种认识的分歧最实质的问题是《周易》经传关系问题。船山讲四圣同揆，是说卦、辞、传是紧密联系的，是认为否定孔子对经文的解释、割裂经传而另求所谓本义，其结果必然使《周易》沦为“火珠林鬻技之陋术，使易学由明而复晦。”反之，朱熹讲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正是为了分割经传，否定经文的思想含义。《周易》的卦爻辞中有思想含义，这一点朱熹实已有所见，所以他干脆连经文也认为是不合伏羲本义的，说只有伏羲的卦画才是最好的，才是最合卜筮本意的。就朱熹全部言论来看，他的认识是有矛盾的。他说：“熹尝以谓《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注：《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朱子文集》卷八十二。），“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为教，而其法则易。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注：《书伊川先生易传版本后》，《朱子文集》卷八十一。）这些说法实际是承认《易经》有人道教训的思想含义，并承认羲、文、孔在以易为教上是一脉相承的。承认易有教训作用，又试图抛开《易传》从卜筮上另求本义，这就使得朱子的易学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是因为，事实上没有孔子《易传》，后人就失去了解读《周易》经文的依据。如果依朱子之意，连文王的卦爻辞都不要了，只保留他视为最具本义的卦画，那么，所谓卜筮本义或者说因吉凶以示训戒的道理后人又如何得知？正因如此，朱子作《周易本义》本欲考研卜筮本义，或者说就《周易》的原始象数生发出义理，而事实上他无法寻找到《易传》知识之外的系统的象数学知识，而他做为一个继承孔子思想的儒家学者，也不能讲出什么系统的与儒家思想不同的义理，与程子相比，他的易学并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这表明割裂《周易》经传，脱离《易传》另求它义的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
三、朱子仅以易为卜筮之用，废学以尚占
众所周知，在易学史上自王弼之后汉易象数学从总体上看已是一蹶不振。其实王弼能推倒汉易真正的原因，是汉易以神秘的五行运数和天人感应为支撑的内在理论劣根及其驰聘穿凿繁琐不堪的形式，正如四库馆臣所说，王弼只是“乘其极敝而攻之”。自王弼以后唐宋学者多以理解易，至程颐而使义理易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义理易学已成为《周易》学术的主流。朱熹的易本为卜筮之书说或者说探求《周易》本义的说法则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他说：“熹尝以谓易本为卜筮而作”，“读羲、文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见得易之本义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周公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然犹就人占处说，及孔子尽是说道理，然犹就人占筮处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吉所以凶。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只认各人自说副当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而又甚焉。”（注：《朱子语类》六六，四库全书本。）“故圣人为彖辞、象辞，文言，节节推出无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说无穷也。”（注：《朱子语类》六八。）朱子的这些说法，不仅批评了其师祖程颐，实际是全面地批评了易学史上的义理易学。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朱子的初意可能想在明卜筮本义的基础上讲明伏羲易教之义，但实际朱熹并没有讲出什么更不同于孔子、程子的义理。然而，后世“六经一以朱子所定为正”，朱子的易本为卜筮之书说还是有很大影响的。
船山对朱熹说法做了很认真的批评：“秦焚书而易以卜筮之书不罹其灾，故六经惟易有全书，后学之幸也，然而易之乱也，自此始。孔子之前，文、周有作，而夏商《连山》《归藏》二家杂占之说，犹相淆杂。如《春秋传》之繇辞，多因事附会，而不足以垂大义，而使人惧以终始。孔子删而定之，以明吉凶之一因于得失，事物之一本于性命，则就揲策占象之中，而冒天下之道。乃秦既夷之于卜筮之家，儒者不敢讲习，技术之士又各以其意拟议，而诡于情伪之利害。汉人所传者非纯乎三圣之教。而秦以来，杂占之说纷纭而相乱，故襄楷，郎顗、京房、郑玄、虞翻之流，一以旁收曲引，而不要诸理。王弼氏知其陋也，尽弃其说，一以道为断。盖庶几于三圣之意。而弼学本老庄虚无之旨，既诡于道，且其言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则不知象中之言，言中之意，为天人之蕴所昭示于天下者，而何可忘邪？然自是以后，易乃免于鬻技者猥陋之诬，而为学者身心事理之典要。唐宋之言易者，虽与弼异，而所尚略同，苏轼出入于佛老，敝与弼均，而间引之以言治理，则有合焉。程子之《传》纯乎事理，固易大用之所以行，然有通志成务之理，而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之神。张子略言之，象言不忘，而神化不遗，其体洁静精微之妙，以益广周子《通书》之蕴，允矣至矣，惜乎其言约，而未尝贯全易于一揆也。朱子学宗程氏，独于易焉，尽废王弼以来引申之理，而专言象占，谓孔子之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几，言精义，言崇德广业者，皆非之羲、文本旨，仅以为卜筮之用，而谓非学者之所宜讲习。其激而为论，乃至拟之于火珠林卦影之陋术，则又与汉人之说同，而与孔子系传穷理尽性之言，显相抵牾而不恤。由王弼以至程子，矫枉而过正者也，朱子则矫正而不嫌于枉矣。”（注：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船山遗书》（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船山的上述说法从宏观上对易学史作了回顾。其中对义理易学亦有不尽满意的地方，但不难看出，实际上是肯定了与孔子《易传》相承的义理易学是正确的学术主流，他认为朱熹之说尽废王弼以来引申之理，仅以易为卜筮之用，矫正不嫌于枉，则又与汉人之说同，将《周易》视同火珠林，是“易之所以由明而复晦”的原因，即指出朱熹易学是一种学术逆流。他自述作《内传》对此“不得已广为之辨，即象见彖，即彖明爻，即彖爻明传，合四圣于一轨，庶几正人心，息邪说云”（注：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船山遗书》（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即以清除朱熹之学的消极影响为其解易的重要宗旨。
船山对占筮之学并非持断然否定的态度，认为即占即学，占学本无二理。既然如此，他为何又视朱子易本为卜筮之书说为邪说呢？这是因为，船山虽主张占学并重，但尤重于学，认为如孔子《大象》之学是纯乎义理之学，这是易学最精华的东西，他称之为“学”。朱熹仅以易为卜筮之用，用“占”排斥否定“学”，废学尚占，这就否定了《周易》之学最有价值的东西。如果再进一步说，他对“占”的意义与朱熹的理解不同。他认为“易之为卜筮而作，此不待言”，但圣人用以教人的易占与朱子所谓的火珠林之类则大不相同。“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占义不占利，占的是是非得失，不以问吉凶为第一义，“吉凶，两端而已。吉则顺受，凶无可违，乐天知命而不忧。前知之而不忧，既可前知之，固无所容其忧。凶之大者极于死，亦孰不知生之必有死，而恶用知其早莫（暮）哉！惟夫得失者，统此一仁义而为立人之道，而差之毫厘者谬以千里，虽圣人有疑焉”，所以《易传》才说“明于忧患与故，又曰悔吝者存乎介”（注：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船山遗书》（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也就是说，船山主张占学并重，但其所谓占与通常人们理解的问吉凶利害不同，实际上它与学是殊途同归的，方法不同，但统一于仁义之道。这就是他所说的即占即学，占学一理。所以，他认为通常所说的为了“前知”的而不是为了明于道之得失的占是没什么意义的。
四、朱子所述《周易》占法，乃曰者苟简之术
船山不仅从易占的意义或者说宗旨上批评了朱子把《周易》拟之于火珠林之类占书的说法，还从占法上说明了朱熹所极力标榜的占筮本义不过是后世术士的“苟简之术”，根本不是《周易》占法的本来面目，他说：朱子《易学启蒙》所讲的《周易》占法，一本之沙随程氏，“而沙随程氏以臆见为占法，则固未足信也”，“揲蓍之法，当视过揲七八九六四数之实以定阴阳老少，而不当论归奇，《外传》已详辨之矣。其著明者，莫如夫子之言。《系传》曰：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四，过揲之数也。若乾之归奇七十八，坤之归奇五十，圣人之所弗道也。又曰：乾坤之策三百六十，当期之日，若合乾坤之归奇，则二百二十八，于天之象数一无所准。圣人之言炳如日星，而崇后世苟简之术取归奇之易于数记，谓但论归奇之五四九八，乱奇。偶成之象，诬过揲为赘旒，非愚所知也。后儒谈易之敝，大抵论爻则不恤彖，论彖爻则不恤《系传》，不知三圣之精蕴非《系传》二篇不足以章著。此乃孔子昭示万世学易占易之至仁大义，昭同于天者，而往往以日者苟简邪淫之说为师。朱子师孔子以表彰六艺，徒于易显背孔子之至教，故善崇朱子者，舍其注易可也。邵康节乱之于前，王介甫废之于后，蔡西山以术破道，而星命葬术，为王制杀而弗赦者。复弄易以神其说，则朱子于易舍周孔以从术士，有自未矣。故归奇者，术士苟简之术也，于此可知朱子之过矣。”（注：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船山遗书》（一），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船山对朱熹等人的批评辞气之严厉，这是我们今天读来乃能清楚感受到的。船山是一个儒家正统观念极强的学者，但他对朱子的批评，我们不能简单看成是以孔圣人压朱圣人。孔子《易传》是传世的最早的解易之作，也是后世解易的根本性依据，船山强调这一点是对的。当然，若从占卦的意义来看筮法，《易传》所传筮法或后世简化的筮法，本质上都是起定爻成卦的作用，无所谓一定说那一种更好的问题。不过，船山的批评是针对朱子标榜的《周易》本义说而言的。《周易》之占法已失传，宋人程迥《周易古占法》所述占法并不就是先秦古法，确与后世术士之术有关，朱子以其为《周易》古法，船山指出的是事实。另外，就占卦的意义上讲，《系辞》所述筮法与天象的联系，实际没有什么真实意义，因为用后世简化之法同样可以占筮。但是，《系辞》的说法赋予了《周易》筮法法天道的思想含义，而船山所抨击的后世术士的苟简之术，则失去了这种思想含义，成了为占筮而占筮的纯粹的占筮术，完全丢弃了先秦儒家赋予《周易》筮法的那种人文精神。也就是说，在船山看来，朱熹所尚之占，既非《周易》古法，更无《系辞》所述的思想价值，不过是日者的苟简之术而已。
王夫之与朱熹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他们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朱熹的易学并非一无可取之处，程颐、王夫之等义理易学大师对《周易》的阐释亦确已超越了《周易》的思想内涵。无论古今，如果是从历史文化的意义上，而不是为了占卦去研究卜筮，这也是需要的。但易学作为一门学问，主要的还是应该承传孔子《易传》探求宇宙人生哲理的精神。易学史已证明，割裂《周易》经传，背离《易传》学术的基本精神，试图从《周易》中寻找出什么别的比《易传》所阐述的思想更有价值的神奇的东西，最终只能使易学走向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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