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从古代开始就有一些思想家探索人口问题。孔子当然也不例外，孔子的人口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本文拟就孔子关于人口问题的言论进行简要剖析。
孔子从“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的观点出发，十分重视增加人口。他的这一主张，其产生有多种因素，他继承了殷商以来“奉先思孝”的思想，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而要做到孝，最基本的就是蕃衍子孙，世代相传，不绝祖祀，“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同上）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朱熹等人进一步发挥后，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人口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得到治理的标准。春秋末年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兼并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各国都热衷于增加人口，以补充兵力和劳力，扩大税源。人口的多寡便成为衡量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论语·子路》记：“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孔子对卫国人口的众多表示赞许，表明他认为人口多预示国家兴盛。因此，他建议诸侯国的统治者要以吸引他国百姓来归作为施政目标，如：“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同上）而要吸引他国百姓来归，国君必须讲“礼义”，推行‘仁政”。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同上）这一思想后来在孟子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挥，成为战国时期流行一时，而为商鞅卓有成效地推行的“徕民”政策的先声。
孔子的“仁政”包含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其中与人口关系特别密切的是“富而后教”的主张：“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同上）孔子的“富”当然不可能是全民的共同富裕，而是各人按其等级地位占有相应的财富。尽管如此，他要求给平民百姓以相当的物质生活条件，以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这毕竟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提高人口质量问题上，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办私学公开讲学的教师，主张人无贵贱贫富，都应当受到教育。对此，孔子是身体力行的。他说：“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他先后教过的学生有3000人之多。他要求学生首先要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然后才谈得上学习文化知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不过，孔子对文化知识的学习也十分重视。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即使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如果不学习文化知识，这些本来是好的道德品质也都会产生恶劣后果。孔子提倡“有教无类”，对于提高广大人民的知识才能和道德风尚，进而提高整个人口质量，是有积极作用的。
在人口构成问题上，孔子与春秋以来“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襄公九年）的传统划分不同，并不将“劳心”、“劳力”作为划分的唯一依据，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划分，除了取决于他们“劳心”和“劳力”的不同外，还取决于他们是否维护旧的等级制度和追求个人私利。为此，他提出的标准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即使是“劳心”者，如果一味追逐个人私利，不顾统治阶级的公义，也只能归入“小人”一类。因此，他要求读书人“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他的“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的论断，更为2000多年来我国许多知识分子轻贱体力劳动，崇尚清高，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孔子对于人口构成的这种划分，模糊了人口的阶级构成。与“劳心”、“劳力”的划分一样，对后世的影响都是消极的。
作为“仁”的根本的“孝弟”，在孔子的人口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他打算用“孝”来维护亲属血缘关系，“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里，“孝”包含有生育传嗣的内容；如果没有后代，祖宗的祭祀就会结束。“孝”当然也包含有“养亲”的内容，但孔子的“养亲”不仅仅是赡养，如仅限于赡养，他认为这是动物也能做到的，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那么，怎样做才称得上“敬”呢？服劳先食是不够的，“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他在回答子夏时说：“色难”。这就是说，“承顺父母颜色”最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才称得上是“孝”。他在回答孟孙时又说：“无违”，只有不违背双亲的意旨才叫做“孝”。当然，“无违”与“色难”都是“敬”的表现。从这方面说，孔子提倡养亲，敬亲，对人口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但出于生育传嗣的需要，孔子的“孝”又带有重男轻女的消极因素。他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追寻起来，男尊女卑的观念自然并非孔丘首创，早在父权制确立之时，这一观念便已萌芽。不过，早期重男轻女观念经过孔子的肯定，后世统治者就利用这位“圣人”之言，给男尊女卑搞出许多繁琐的规定，随着封建制度的渐趋没落，加在妇女身上的枷锁也就越来越多。
与“孝”相联系，孔子还主张重丧。他认为子女应当为死去的尊亲服丧三年，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根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这一主张，在《礼记》中被进一步发挥，对于人口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可以看出，孔子虽没有形成系统的人口学说，但这方面的言论是很多的，其中既有消极的东西，也有合理的成分，而且影响都很大。对此我们应当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第一，他的增加人口的观点，现在看来虽然不合时宜，但在当时地广人稀缺乏劳力和兵源的情况下，这一认识是可取的，我们不应苛求古人；第二，在增加了人口的条件下，他的“富之”、“教之”的言论，既有关心民众生活的思想，又有提高人口文化素质的认识，这些就是现在看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三，孔子思想中当然也有消极的东西，如传宗接代观念、贱视体力劳动和轻视妇女等等思想，都是应加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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