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实学研究（注：对于“实学”的内涵，人们看法不一。作者赞同董光璧先生在《实学与科学》一文中的看法：“历史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实学’概念，而且‘实学’也并非一种学说或理论体系，而是有关学术研究的一种主张‘求实’的价值取向”（参见中国实学研究会编：《中韩实学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46）。葛荣晋教授对“实学”的内涵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他认为所谓中国实学，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派或不同的学者的实学思想各有其侧重点，它既包括元气实体哲学、道德实践之学，又有经世实学、实测实学，还有考据实学和启蒙实学等，其中经世实学是中国实学的主流和核心（参见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上卷）：导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明中叶到清中叶，是中国实学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和最辉煌的阶段[1](P1)。以“实事求是”为其治学宗旨的阮元（1764-1849，江苏扬州人，占籍仪征）是乾嘉学术大师和清代名臣，也是明清实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阮元历任兵、礼、户、工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拜体仁阁大学士，晋太傅衔。他著述甚丰，曾组织编纂《经籍纂诂》106卷，编刻《十三经注疏》416卷、《皇清经解》1400余卷，自编定稿个人文集《揅经室集》；他比较重视科学技术（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主持编撰了历代天算家传记《畴人传》，这是第一部关于中国天文学史、数学史的巨著，为中外科学史家所瞩目[2](P219)；此外他还有许多个人著述与编刻、辑录之著。《清史稿》称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3]（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四·阮元传）；钱穆称“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4](P478)；侯外庐认为他“扮演了总结18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5](P577)；还有学者称他为“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6](P1685)。阮元是乾嘉时期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他的实学思想，已有学者作过一些研究（注：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参考文献6，以及彭林：《阮元实学思想丛论》，《清史研究》1999,(3)。），但对实学精神在其科学思想中的体现却还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本文试对此作一些初步探讨，并就“西学中源”思想对其实学精神的影响作一些讨论。
一、科学思想的实学精神
阮元科学思想中体现的实学精神可以大致概括为：实事求是、实测、实践和实用，下面从这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1.坚持“实事求是”
阮元把乾嘉学派的治学宗旨与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6](P1693～1698)。梁启超对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精神评价甚高，他虽惋惜地说：“惜乎此精神仅应用于考古，而未能应用于自然科学界”，但他还是认为“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7](P38、34)。胡适也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精神”，“汉学家的工夫，无论如何琐碎，却有一点不琐碎的元素，就是那一点科学的精神”[8](P285、298)。当代也有科学史家认为“朴学在儒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近代科学的经验方法之间架起了桥梁”[9](P10)。也有一些学者对乾嘉学派的治学提出了批评，如侯外庐认为：乾嘉汉学家“蔽于古而不知世（古指古籍，世指社会）”，“乾嘉汉学，只有读古书的一定的逻辑要素，但不能说代表科学方法”[5](P418)。还有学者直接批评阮元，认为“阮元所标榜的‘实事求是’实际上是以古为是”[10](P41)。这种批评之于阮元治经，大体不谬，阮元明确地说过：“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11]（揅经室集·自序）然而对于科学技术问题，阮元遵循的却并不是“以古为是”，在许多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上，他确实贯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阮元认为天算之学“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非方技苟且干禄之具”[12]（序），他把天算之学看作和经学一样的“实事求是”之学。他编撰《畴人传》的目的并不是复古，他评论古人的天算之学并不是为了“推明古训”，他的愿望是“综算氏之大名，纪步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谂来学”[12]（序）。对于历法史上的种种创新，阮元实事求是地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总结道：“古今为术者，三统以来，不下七十余家，其间如刘洪乾象术之月行迟疾、月行三道，赵元始术，祖冲之术之破章法立岁差……郭守敬授时术之立岁实消长，而不用积年日法，当其建议之初，或不免俗流訾论，后世相沿遵用，几忘其创造之功。凡此之类，是编捃摭尤备，以见古人变率改宪，其精神实有不可磨灭之处”[12]（凡例）。在评价具体的人或事时，阮元这种态度体现得尤为明显。东汉熹平四年，冯光、陈晃认为历元不正，不合图谶，蔡邕与他们进行辩论，阮元对此的评价是：“步算之道，惟其有效而已。光、晃执图谶之一言，以疑四分，邕以新元有效于今折之，真通儒之论也。今术之不能上通于古，犹古术之不能下通于今，伟哉斯言，虽圣人无以易也！使不效于今，即合于古，无益也；苟有效于今，即不合于古，无伤也。”[12]（卷四·蔡邕传论）在阮元看来，是否“合于古”并不重要，符合当前的实际才是检验“步算之道”的标准。在评论祖冲之与权臣戴法兴的历法争论时，他明确地赞扬祖冲之的创新，批评戴法兴的守旧：“冲之减去闰分、增立岁差，毅然不顾世俗之惊，著为成法，非频年测候深有得于心者不能也。法兴依宠藉势，泥古强辩，抑其术使不行，岂不惜哉？”[12]（卷八·祖冲之传论）。对于历法史上一些有进步意义的“民间小术”，阮元也实事求是地给予了肯定，他在评价元代李谦的历议时谈到了授时历采用“万分截法”（以一万为基本天文数据的分母）这种“民间小术”：“唐宋算家，拘于演撰万分截法，当时诋为小术。授时所用，正五代民间之法，而不失为大家，步算要在测验而已”[12]（卷二十七·李谦传论），在他看来，只要实际测验有效，“民间小术”也完全可以采用。
阮元编《畴人传》时严格剔除了混杂于天算之中的星占迷信，他明确地说：“是编著录，专取步算一家，其以妖星、晕珥、云气、虹霓占验凶吉，及太一、壬遁、卦气、风角之流涉于内学者，一概不收”[12]（凡例），对于虚妄之事，他坚决反对。阮元对古人的成就和失误的评价一般比较中肯，没有因为推崇一些名家的成就而忽略其失误。他对唐代历算名家李淳风赞赏有加：“会通其理，固与古不殊，而运算省约，则此为最善，术家遵用，沿及宋元，而三统、四分以来，章蔀纪元之法，于是尽废，斯其立法巧捷，胜于古人之一大端也”，但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他的失误：“以南斗十二为冬至，常星终古无差，此则知者千虑之失。由大衍以迄于今，更无有从其说者矣。”[12]（卷十三·李淳风传论）阮元对清代最著名的两位天算大家（王锡阐与梅文鼎）的评价历来为后人所称道，他说：“方今梅氏之学盛行，而王氏之学尚微。盖锡阐无子，传其业者无人，又其遗书皆写本，得之甚难，故知之者少。持平而论，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极，难可轩轾也”[12]（卷三十五·王锡阐传论），这确是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个别地方，阮元对古代历法的评论也有失误，如他批评沈括的“十二气历”“徒骋臆知而不合经义”[12]（卷二十·沈括传论）（中国传统历法是阴阳合历，“十二气历”却是纯粹的阳历），就不是学术上的批评了。但总的来说，阮元评价古今历算成就，还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正如天文学史专家江晓原等学者所言：“阮元对中国历法史的论述，代表了清代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大都中肯贴切，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历法史的发展过程。”[13](P88)
阮元虽力主“西学中源”说，但他并不盲目排斥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也承认其先进性，表现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西学中源”思想影响下，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的认识是很不够的，这一点后面还将讨论）。《畴人传》中有西洋天文学家、数学家的传记，阮元对此特别作了说明：“欧逻巴人自明末入中国，嗣后源源而来，相继不绝。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于推步一事颇能深究，亦当为之作传。惟新法书所载未入中国之西洋人，有在秦汉以前者……是编依放诸史传外国之例，凡古今西人别为卷第。”[12]（凡例）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承认西洋人于步算确有值得学习之处。阮元对盲目恪守中法而无端攻击“西法”的顽固派深不以为然，他对明末历法之争中保守派学者魏文魁的批评很有代表性：“文魁主持中法以难西学……反覆辩论，徒欲以意气相胜，亦多见其不知量矣……其悠谬诞妄，真不足与较也。”[12]（卷三十一·魏文魁传论）阮元并不反对任用精通天文历法的西洋人，他在论及传教士汤若望时说：“若望，小国之陪臣也，而其术诚验于天，即录而用之。我国家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12]（卷四十五·汤若望传论）阮元在这里表现出了“天朝大国”盲目自尊自大的思想，但在任用西方天文历法人员这个问题上还是主张“惟求其是”。阮元颇为欣赏西方的各种“奇器”，他不仅称赞它们的功用，对西方人的聪明才智也给予了肯定，他对西方“奇器”和“西人之机巧”发过这样的议论：“西人以机巧相尚，殚精毕虑于此，故所为自行诸器千奇万状，迥非西域诸国所能及。于此可见人心之灵……彼无所用心者，当知自愧矣。”[12]（卷四十四·邓玉函传论）
作为乾嘉学术大师，阮元的考据工作颇有成就。他的考据工作中有一些可以算作科技考古，在这些研究中，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体现得十分明显。收入《揅经室集》的《考工记车制图解》、《古戟图考》、《匕图考》、《铜和考》、《栋梁考》、《古剑镡腊图考》和《钟枚说》等篇，是他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阮元不盲目附从古人之言，而是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工作，并附以实物图解，以力求其是。限于篇幅，在此不再一一举例说明。
综合以上的讨论不难看出：阮元对于科学技术问题，并没有打着复古的旗号，也不是一味推崇权威，也没有盲目排斥西学，在许多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上，他确实体现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2.强调“实测而知”
阮元强调“实测而知”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天文历法研究中，他在《畴人传》中多次强调实测之于历算的重要性。前面已提到，阮元认为“步算之道，惟其有效而已”，他把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是否相符作为评判“步算”优劣的标准，将实测数据作为制订历法的根本依据，因此，他特别重视天象的实际观测。由于观测的需要，阮元对观测仪器也十分推崇，他明确指出：“欲使学者知算造根本，当凭实测，实测所资，首重仪表。不务乎此，而附合于律、于易，皆无当也。”[12]（凡例）。他十分赞赏西方精密的测量工具，坚决反对不务实测而求诸迷信的做法，他总结道：“西人熟于几何，故所制仪象极为精审。盖仪象精审，则测量真确，测量真确，则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也。不此之求，而徒骛乎钟律卦气之说，宜为彼之所窃笑哉。”[12]（卷四十五·南怀仁传论）。阮元还亲自做过一些实测工作，如：用简平仪等仪器测冬至日影[11]（揅经室四集·诗卷六·冬至日澹凝精舍分咏得测晷），乘小舟测广州城外大虎山四周的水深[11]（揅经室二集·卷七·广州大虎山新建炮台碑铭），等等。
阮元强调“实测而知”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在个别地方，由于他过于强调实测，未能正确认识到有些理论问题无法用不太精确的测量来检验，也出现了一些失误。他在评论清代学者钱塘（号溉亭）的圆周率研究时说：“圆周径率，自刘徽、祖冲之以来，虽小有同异，大要皆径一周三一四而已。溉亭独创为三一六之率，与诸家之说迥殊。余考秦九韶……亦以三一六为圆率，与溉亭所创率正同，盖精思所到，闇合古人也。江宁谈教谕（泰），今之算学名家，曾作一丈径木板，以蔑尺量其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奇，以为溉亭之说，至当不可易也。”[12]（卷四十二·钱塘传论）阮元在这里虽没有明确表示他赞同钱塘的观点，但不难看出，他觉得谈泰的“实测”颇有说服力，他倾向于支持钱塘与谈泰的观点。圆周率研究在刘徽、祖冲之那里就达到很高的水平，早已成为与应用无关的纯理论问题，一千多年后的阮元却赞同谈泰以实测圆周来检验圆周率，从祖冲之的精密退到了钱塘、谈泰的粗疏，这种失误实在令人遗憾。
3.力行“实践之道”
与某些只顾埋头于书本的乾嘉学者不同，阮元特别重视躬身实践，他明确提出“圣贤之道，无非实践”[11]（揅经室一集·卷二·大学格物说），他为政为学，都始终坚持这一点。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方面，他也完全贯彻了力行“实践之道”的主张。
阮元的考证研究不仅注重文献考证，而且还强调亲临实地考察和亲自动手实践。阮元在浙江任职期间，对《禹贡》中提到的“三江”和当时的“浙江”等河流的古今水道的变迁、名称的变化进行了详细考证。他“参稽经史，测量水土”，做了大量的文献考证和实地考察工作，并精心绘制了十幅示意图，最后撰成数万字的《浙江图考》。阮元对自己的考证很有信心，他说：“元七八年来，博稽古籍，亲履今地，引证诸说，图以明之，用告学者，请勿复疑。”[11]（揅经室一集·卷十二·浙江图考上）若不是在扎实的文献考证的基础上，还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他不会这么自信地说：“用告学者，请勿复疑。”阮元还作过《葵考》，他不仅广征博引各种文献，还亲自种葵，并到野外考察野葵，他说：“予尝锄地半亩种金钱紫花之葵，翦其叶，以油烹食之，滑而肥，味甚美……又余尝登泰山，其悬崖穷谷曲磴幽石之间，无处无金钱紫花之葵，皆山中自生，非人所种。”[11]（揅经室三集·卷五·葵考）类似的例子在《揅经室集》中还可以找出许多。
阮元的天文、数学知识比较丰富，与他同时代的龚自珍称他“仰能窥天步，俯能测海镜”[14]，并不为过。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将自己的数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之中，而且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阮元曾任漕运总督，管八省之粮，每年粮船“应过淮盘算者共五千船，船十余舱，舱载米数十石至百余石不相等”。量米旧法为“三乘四因法”，概括地说，就是先量出船舱的长、宽、深，用珠算算出体积，再折算成“石斗升合之数”。这种方法不记录计算过程，难以审核，容易出错，而且还比较繁琐，令漕运总督感到甚为麻烦，因此阮元说：“求其所以多所以少之故，总漕返躬自问，未尽明也”，“是以珠算甚繁，而总漕不耐之矣”。[11]（揅经室三集·卷二·粮船量米捷法说）阮元仔细分析了旧法的弊病，经过反复考虑，提出了一种量米新法：先设计一种专用来丈量粮船船舱的新尺，新尺比通常的尺单位略大（“旧尺约当此尺七寸六分弱”），用新尺来量，一立方尺恰为一石；用新尺量出船舱的长、宽、深，然后用“铺地锦法”（所谓“铺地锦法”，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笔算乘法，但计算中数字位置的安排有些不同，而且还绘成表格）记下长、宽、深等数据相乘的运算过程；相乘的结果即为所求的“石斗升合之数”，不用再折算（因为事先已设定好一立方尺为一石）。这种方法计算原理清晰明了，而且从他举的实例来看，计算过程和计算结果都明白无误。新法“较旧法捷省一半，简便易晓”，“假如吏人珠算旧尺十船须用十刻工夫者，此尺珠算五、六刻即可得数，是吏人亦乐此便捷也”；而且“用铺地锦乘法画界填数，但用纸笔，不用珠盘，则笔笔具存，勿能改变”，便于检查、核对，使得“总漕有实知其多实知其少之据，则营卫军吏皆不敢欺矣”[11]（揅经室三集·卷二·粮船量米捷法说）。阮元将新法“颁行各省，并刻石嵌漕院壁间”[15]（卷四·嘉庆十九年条），大力推广简便实用的量米捷法。作为封建官僚和士大夫，阮元能将自己的数学知识运用于“粮船量米”这种“吏人为之”的琐事，而且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的确值得称道。
前文已谈到阮元对西方各种“奇器”颇为欣赏，实际上，他对这些“奇器”不仅是欣赏，而且还亲自使用，甚至还亲手拆装过一些“奇器”。阮元使用过不少西方的天文观测仪器，其中最令他惊叹的大概要数望远镜。他曾用望远镜观测月球，见到的情形与肉眼所见大不相同：“吾有五尺窥天筒。能见月光深浅白，能见日光不射红。见月不似寻常小，平处如波高处岛。许多泡影生魄边，大珠小珠光皎皎”；通过自己的认真观察，他接受了西方传入的关于地球、月球的一些知识：“别有一球名曰月，影借日光作盈阙。广寒玉兔尽空谈，搔首问天此何物？吾思此亦地球耳，暗者为山明者水……昼夜当分十五日，我见月食彼日食。若从月里望地球，也成明月金波色。”[11]（揅经室四集·诗卷十一·望元镜中望月歌）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阮元有些认识并不完全正确，但我们不必苛求古人，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已属可贵了。为了弄清楚“奇器”的构造，阮元还亲自动手拆过一些“奇器”，他对“西洋自鸣钟”的研究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他详细剖析了自鸣钟的部件结构，对于自鸣钟的计时系统与击钟系统中发条与齿轮的传动关系，以及各种齿轮之间的传动关系，他描述得十分清楚[11]（揅经室三集·卷五·自鸣钟说），如果不是亲手拆卸并仔细观察，想获得这种认识相当困难。对于西方这些“淫巧奇器”，作为士大夫和大官僚，阮元非但没有鄙视，而且还亲自动手使用、拆卸，这进一步说明他的实践精神确实贯彻得比较彻底。
4.重视“实用之事”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盛，明末以来的经世思潮有些淡化，但并不是所有的乾嘉学者都只埋头故纸堆而不问世事，实际上仍有不少乾嘉学人不同程度地坚持“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1](P637)，阮元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阮元关于“经世致用”的专门言论并不多，人们常引用的是他评论顾炎武的“经世之学”与“经史之学”时说的一段话：“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四库书提要论亭林之学，经史为长，此至论……始叹古人精力过人，志趣远大，世之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11]（揅经室三集·卷四·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仅从这段话来看，阮元只是一般性地批评“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未见得特别重视“经世致用”，然而仔细考察阮元的行事，却可以发现他在许多方面都十分重视“实用之事”，在科学技术方面（主要是技术和工程方面），这一点体现得十分突出。
前面已提到阮元不仅颇为欣赏许多西方器物，而且还亲自使用。他欣赏这些器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很有实用价值。青年时代的阮元就颇为称道西方器物的功用，他28岁在大考翰詹时曾作《御试赋得眼镜》一诗，对“雅制出欧罗”的眼镜的“明眼”之功颇为肯定[11]（揅经室四集·诗卷一·御试赋得眼镜）。阮元对西洋望远镜的评价很有代表意义，他说：“远镜能令人目见不能见之物，其为用甚博，而以之测验七曜为尤密，作此器者于视学深矣”[12]（卷四十三·默爵传论），显然，这主要是从实用的角度来评价望远镜。《畴人传》中多处提到了一些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西洋奇器”，如：《熊三拔传论》中提到了龙尾水车的功用：“龙尾一车，尤于水旱有补裨之功，戴庶常（震）所以有臝旋车之记也。长洲沈君（培）深于此学，因属指授工人造一具，目验之得水多而用力省。推而行之，足以利民生矣。”[12]（卷四十四·熊三拔传论）邓玉函的传记中专门介绍了《远西奇器图说》（该书由明末学者王徵与耶稣会士邓玉函根据多种西方书籍，共同编译而成，书中介绍了西方静力学、各种简单机械及数十种较复杂的专用机械）。由这些不难看出：阮元确实重视“西洋奇器”的实用性。
阮元很关心涉及国计民生的“实事”。他研究过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认为“海口则日垫日远，河身必日加日高”[11]（揅经室续集·卷二·陕州以东河流合勾股弦说），他觉得这些看法“今言河者皆未言及”，对治河也许有参考价值，因此“私心揣测，聊为图以观之”[11]（揅经室续集·卷二·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说）。在任地方官的几十年中，阮元主持完成了许多有益于当地百姓的工程项目，如：在杭州带头捐钱，并任用“知水理”之人浚修水道[11]（揅经室三集·卷四·嘉庆九年重浚杭城水利记）；任漕运总督时，主持修建微山湖堤闸，保护水资源，解决了“水浅不敷济运”的问题[15]（卷四·嘉庆十八年条）；在广东主持修建英德、清远间的栈道[11]（揅经室续集·卷二·英清峡凿路造桥记）。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阮元不仅关心一些大工程，对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一些小事也颇为留心。他在广东时曾作《惠潮海边四咏》，其中三首（《薯畦》、《蔗林》和《榕树》）所咏都是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的农作物或树种。他在《薯畦》一诗后作注说：“秋冬之薯，收抵晚稻”；在《蔗林》一诗后作注说：“两粤不种棉花，棉花自西洋来，而蔗田糖霜出海者甚多，交易相等”；在《榕树》一诗后作注说：“岭南多暑，春秋皆热，多借其阴，即冬日偶寒，亦足御风”[11]（揅经室续集·卷六·惠潮海边四咏）。这些注文基本上就是诗的主旨的诠释。我们从这些诗和注中可以看出一个责任感极强的封建官僚兼学者的务实态度。
阮元任浙江巡抚、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封疆大吏近三十年，参与了不少军事活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剿“闽浙海匪”和“安南海匪”（这些海匪的所作所为与明代的倭寇相似），以及在广东防御西方列强的入侵。阮元很重视先进武器的配备和军事设施的建设，同时还注意任用、提拔技术人才。阮元曾“破安南夷寇于浙江台州之松门，获其军器”，其中“有蝴蝶炮子，战时得之，其子以两半圆空铜壳合为圆球之形，两壳之中以铜索二尺连缀不离蟠，其索纳入两壳而合之，镕铅灌之，铅凝而球坚矣。以球入炮，炮发球出，铅镕壳开，索连之飞舞而去”，这种炮在海战中威力很大，“凡遇战船高樯帆索无不破断者矣”，阮元“仿其式造之，甚良”[11]（揅经室三集·卷二·记蝴蝶炮子）；阮元在浙江治水师时曾任用、提拔过一个名叫任昭才的技术人才。任昭才“善泅海”，对海水之性和海底的情况十分了解。阮元曾“获安南大铜炮重二千余斤，甚精壮”，他“甚重爱之”，可惜用兵船运炮时不幸“遭飓沈于温州三盘海底，深二十丈，不可起”。于是“命昭才往图之”。任昭才把八艘船分为两组，一组满载碎石，一组空载，他自己潜入海底，将八根粗绳的一端系在大炮上，拉紧绳索后，八根绳子的另一端分别系在八艘船上，然后将第一组船上的碎石卸到第二组船中，于是船身上浮数尺，大炮也上升数尺，然后再拉紧绳索，将碎石又卸到第一组船上，船身又上浮，大炮也随之上升，“如此数十番，数日之久，船与炮毕升于水面矣”[11]（揅经室三集·卷二·记任昭才）。任昭才就这样巧妙地利用船的浮力捞起了大炮；阮元在浙时常去检查水师的武器装备，他曾“查验新造水师大战舰”，这种战般装备有“所获夷艇铜铁大炮”、“杭、宁、温三局所铸红衣洗笨炮”和“大劈山炮”，以及“鸟枪、刀矛、药弹、弓箭等物”，战斗力很强[15]（卷二·嘉庆六年条）；阮元在粤时，英国的鸦片贩子和兵船时有活动，当时虽未发生大的海战，但阮元对殖民者还是保持了高度警惕。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十月二十二日，阮元到广州接任两广总督，十二月四日便“往海口阅兵，登沙角炮台阅水师，即乘水师提督之兵船，过零丁、鸡颈诸外洋，遍观内外形式及澳门夷市情形”。通过考察，他发现：“内港之大黄窖地方有大河一道，南通香山，东南通黄浦、虎门。潮涨时，水深二十余丈及十余丈不等，为各船之所必经。若由大黄窖直抵省城，即可不走省城东城之猎德。是仅建猎德炮台而不建大黄窖炮台，不足以严两路门户，且并猎德炮台亦归无用”[15]（卷五·嘉庆二十二年条），又发现在广州城东南，海中的大虎山“为内外适中扼要之地”，近山之处水深，而远处水浅，“二百丈大舟不能行矣”，若大船经此山，必定在大炮射程之内[11]（揅经室二集·卷七·广州大虎山新建炮台碑铭）。于是当月二十三日阮元即“奏建大黄窖、大虎山二炮台”[15]（卷五·嘉庆二十二年条）。次年四月，炮台建成。阮元在炮台建成后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方今海宇澄平，无事于此，此台之建，聊复尔耳。然安知数十年后不有惧此台而阴弭其计者，数百年后不有过此台而遽取其败者”[11]（揅经室三集·卷七·广州大虎山新建炮台碑铭）。事实证明阮元的判断是有道理的，道光二年（1822年），英人回国经过这些炮台，“过台时实多疑惧”[15]（卷五·嘉庆二十三年条）；十多年后，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这些炮台在战争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但阮元对西方殖民者的严加防犯，却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二、“西学中源”思想的局限
“西学中源”说（注：关于“西学中源”说产生的背景和根源及其在清代的流传、影响和所起的作用，不少学者作过探讨，本文对此只作简述，而不作专门讨论。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2)；陈卫平.从“会通以求超胜”到“西学东源”说.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2)；高源.从“东西异源”到“西学东源”.科学学研究，1991(1)）在清代颇为盛行。它最初是就天文历法而言的，因为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与数学密切相关，故数学也被涉及，后来还“推广”到科学技术的其它领域。“西学中源”说发端于明遗民，代表人物有黄宗羲、方以智和王锡阐等。他们对“东夷”入主华夏极为痛心，对在制订“颁正朔之法”这种神圣的事情上全用“西夷”之法十分不满，他们不愿承认“西法”已胜“中法”的事实，仍坚持“用夏变夷”，但事实却是“用夷变夏”，提出“夷源于夏”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他们的理论困境；清初，康熙帝出于政治原因大倡“西学中源”说，因为清统治者要以“夏”自居，同时又想利用“西夷”的科技成果（如用西方天文学制订更为精确的历法），倡导“西学中源”说正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康熙的倡导得到“国朝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的热烈响应，他不惜以穿凿附会的方法来论证“西学中源”说。一方面，梅文鼎有迎合“今上”之意，另一方面，“用夷变夏”的确让中国的学者无法接受，“西学中源”说可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在乾嘉时代，以阮元为代表的许多学者都大力宣扬“西学中源”说。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愿承认中国的科技已落后于西方，想通过宣扬“西学中源”说来维护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信心。阮元的话很有代表性：“世有郭守敬其人，诚能遍通古今推步之法，亲验七政运行之故，精益求精，期于至当，则其造诣当必有出于西人之上者。使必曰西学非中土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逻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当知所自立矣”[12]（卷四十五·汤若望传论）。这种愿望是好的，但若不敢正视现实，不肯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虚心学习，好的愿望也终究不能实现。到了清末，“西学中源”思想完全成为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障碍。
阮元毕生大力提倡“西学中源”说。他主编的《畴人传》渗透了“西学中源”思想，在《凡例》中，他明确地说：“西法实窃取于中国，前人论之已详。地圆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凡彼所谓至精极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特审译算书时不肯质言之耳”，这种论调贯穿了整部《畴人传》。作为乾嘉学术大师，居然仅凭前人牵强附会的“论证”和自己的主观臆断得出这样荒唐的结论，这与他倡导的“实事求是”实在是大相径庭。“西学中源”思想在阮元别的著述中亦时有体现，如《自鸣钟说》一开篇便说：“自鸣钟来自西洋，其制出于古之刻漏。《小学绀珠》载薛季宣云：‘晷漏有四，曰铜壶，曰香篆，曰圭表，曰辊弹。’元谓辊弹即自鸣钟之制，宋以前本有之，失其传耳”，在篇末又再次强调：“此制乃古刻漏之遗，非西洋所能创也”[11]（揅经室三集·卷五·自鸣钟说）。辊弹确为中国古代的一种计时装置，是通过记录竹管中滚落的铜弹的数目来计时的[16](P210)，与自鸣钟毫不相干，说自鸣钟之制出于辊弹，实在荒谬。“西学中源”说的牵强附会，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其实阮元对自己的一些说法也不是很有把握。他曾在《畴人传·蒋友仁论》中坚决反对日心地动说，但后来他的态度有所改变，他在为罗士琳所编的《畴人传续编》所作的序中说：“元且思张平子有地动仪，其器不传，旧说以为能知地震，非也，元窃以为此地动天不动之仪也。然则蒋友仁之谓地动，或本于此”[17]（续畴人传序）。给日心地动说披上“中源”的外衣后，他似乎变得赞同这种学说了。把张衡的候风地动仪说成是“地动天下动之仪”，这确实太牵强了，阮元自己也觉得底气不足，于是他随即又补充说：“或为暗合，未可知也。”在这里我们依稀看到了一点“实事求是”的痕迹，但毕竟太微弱了。
总的来看，阮元关于“西学中源”的诸多“论述”基本上谈不上实事求是，与前文所述他在许多科学技术问题中表现出的实事求是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学中源”思想影响下，他未能正确认识和评价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总是力图把它们强行归入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框架中，从而极大地妨碍了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吸纳。这种思想使得他的实学精神（尤其是他倡导的“实事求是”）大打折扣。
阮元是乾嘉学术大师，又是一代名臣，他的“西学中源”思想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天文、数学领域。作《畴人传续编》的罗士琳是阮元的学生，他的思想倾向与阮元基本是一致的，罗士琳说：“彼欧罗巴自诩其法之精且密，妄谓胜于中法。究其所恃者，不过三角八线六宗三要，与夫借根方连比例诸法而已。其实所恃之诸法，又安能轶乎吾中士之天元、四元、缀术、大衍，与夫正负开方、垛积招差诸法之上哉？”[17]（卷五十二·谢家禾传论）这是在“西学中源”思想“鼓舞”下的盲目自大。诸可宝在他所编的《畴人传三编》中仍然继承了阮元的“西学中源”思想，他说：“西人窃取乘除而为比例，窃取勾股而为八线，良非虚语。愚又谓西人窃取四元而为代数，窃取招差垛积而为微分积分。”[18]（卷三·陈杰传论）。当时已是清末（《畴人传三编》于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成书），中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的轰击下一败涂地，诸可宝还抱着“西学中源”说不放。1898年，黄钟骏父子的《畴人传四编》成书，“西学中源”思想在该书中淡化了许多，但仍有所表露，如作者引用袁枚的话说：“西洋有算书，名曰《几何》，乃冉子所造，今在海外，而中国无之。盖即今《几何原本》本冉子旧法，流传海外，西人得之，出其精思，以成此书。”[19]（卷一·冉子传论）。这种说法着实荒唐可笑。由此足可见“西学中源”说经阮元在《畴人传》中大力提倡后，其影响持久而深远。
阮元对于许多科学技术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强调“实测而知”，力行“实践之道”，重视“实用之事”，基本上贯穿了实学精神，这些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他在“西学中源”思想影响下，未能正确认识、评价西方的科学技术，得出了一些不实事求是的结论，而且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深，这确实是极大的遗憾，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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