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传统的看法，中国儒学自汉代至清初的发展，大略可分为汉学和宋学两个阶段。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唐末宋初是个关键时期。而被后世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夏、石介则是这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据说，他们三人年轻时曾经在泰山同学10年，一道学习经术。（注：胡瑗、孙复、石介三人同学于泰山之说，首见于胡瑗的曾孙胡涤的记载，他说：“侍讲（胡瑗）布衣时与孙明复、石守道同读于泰山，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两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读。”（《安定言行录·规范第二》）后来，《宋元学案》等采用了这一资料。但今人有的不信此说。如徐洪兴《思想的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说至少孙复与石介不是同学，因为石介《徂徕集》卷三《寄明复熙道》诗云：“今春来南都，明复去京辇。未识心相通，所怀恨未展。明复无羁缚，我有守官限。南走三百里，访我殊不倦。”这里关键的是“未识心相通”一句，这个“未识”是“不知道”的意思，并不是二人不相识。《说文·言部》说：“识，知也。”宋萧立之《偶成》中有“城中岂识农耕好，却恨悭晴放纸鸢”语等都是如此。该句是说石介不知道孙复寻找自己这件事。其实，该诗恰恰说明孙、石二人此时已经相识，故虽不在一起，却已“心相通”。如果二人从未谋面，“所怀恨未展”也很费解。再者，孙复如果是在士建中介绍后才初识石介，那么石介以后便全力鼎助孙复，而且是到泰山创立书院，并师尊孙复也于理不顺。总之，胡涤称胡、孙、石三人同学说当不是凭空臆造、毫无根据。）后来，他们都参加科举考试，但只有石介榜上有名。在多次应试失败后，胡瑗到吴中以教学谋生，相继在苏州、湖州担任教职；孙复则得到石介的帮助，在泰山构建书院，从事教学活动。以后，范仲淹兴学，他们又都先后被延请到太学任教，成为国子监直讲。他们教授经术影响很大。
“三先生”作为宋明理学的先驱，人们评价其功绩“上承洙泗，下启濂洛”。就是说，他们为汉学向宋学的转变打下了基础，开辟了道路。然而，对于“三先生”，当代的专家学者多限于个案的研究或者对具体问题进行考证介绍，而未能把他们综合在一起进行深入系统的整体把握。“三先生”虽然在很多方面各具特点，但其共同之处也很多。所以，本文对“三先生”的历史地位合而论之，以期能够对“三先生”在儒学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客观总结。
一、“三先生”与“道统论”
“道统”作为我国古代儒家关于思想传承系统的学说，自韩愈首倡以后，宋代以来影响极大。“三先生”之前，虽然已有柳开极力引介韩愈，但从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似乎“三先生”中孙复、石介对儒家“道统”的申说更为重要。
“三先生”中的胡瑗虽然没有像孙复、石介那样着力宣扬儒家“道统”，但他年轻时“即以圣贤自期许”，他后来从事教育，其宗旨也在于重新确立自魏晋以降迄隋唐数百年内业已衰弱的儒家“师道”。在这一点上，“三先生”是相同的，所以后人论“三先生”，也称颂他们改变“师道之废，正学之不明”的相同的历史功绩。实际上，“三先生”的“明正学”与韩愈的“辟异端”具有相同的“卫道”意义。明朝弘治年间的程敏政认为：“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注：《月河精舍丛钞·安定言行录上》。）请以胡瑗和周敦颐等一样从祀孔庙。嘉靖九年(1531)正式以胡瑗从祀，称先儒胡子。这实际上是对他“卫道”功绩的充分肯定，因为“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注：王懋竑：《宋朱子年谱》卷四下。）。而“尊道有祠，为道统设也”（注：熊鉌《熊勿轩先生文集》卷四。），这里的“祠”指的即是孔庙。孔子是道统之源，为后儒所宗，祭祀孔子是为了尊崇道统；孔庙之有从祀者，其意亦在“佐其师（孔子），衍斯世之道统”（注：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于此可见胡瑗在正统理学中的地位。
继韩愈之后，孙复、石介继续推衍“道统”，从而也对佛、老进行了十分有力的批判。孙复认为，如果没有孟子辟杨、墨，扬雄距申、韩，韩愈排佛、老，则“天下之胥而为夷狄”（注：《孙明复小集·儒辱》。），孙复以“异端之学蜂起”，“仁义不作”为“儒辱”，基于此，他便力辟佛、老，维护儒家正统。鉴于韩愈排斥佛、老的功绩，孙复在推衍儒家“道统”时，也涵盖了韩氏自身。石介与孙复一样言“道统”、辟佛老、斥文弊，他说：“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盗入主人家，奴尚为主人拔戈持矛以逐盗，反为盗所击而至于死且不避。其人诚非有利主人也，盖事主之道不得不尔也。亦云忠于主而已矣，不知其他也。吾亦有死而已，虽万亿千人之众，又安能惧我也！”（注：《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石介公开声言，为捍卫儒家的道统可以不顾一切，甚至于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用石介的话说，“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孙复自谓勤学斯道30年。作为孙复的弟子，石介又把孙复推尊为韩愈之后的“道统”传人。孙、石以后，宋代大儒如周敦颐、张载、王安石、二程、朱熹、陆九渊等等及其传人，无不接受了“道统”之说，他们都希望自己创立的思想学说成为宋代新儒学的正统，于是，他们叠相摹拟仿效，排列儒家“道统”，以抬高自身地位，宣传自己的主张。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说：“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在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注：转引自《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哲学卷）。）直接将程颢接续于孟子之后，确立了他自己心目中的理学“道统”说。朱熹著《伊洛渊源录》的目的也是如此。
二、“三先生”与孟子地位提升
“三先生”在强调“道统论”的同时，在孟子地位的提升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值得特别指出的。尤其是孙复、石介申论儒家道统，对宋代孟子地位的提升所起的作用很大。
人们认为，孔子之后的儒家可分为两大支，一支始于子夏，数传而至荀子，主要讲文献之学；另一支始于曾子，经子思而至孟子，究义理之学。于是，荀子成为汉代经学家的先师，而孟子则是宋代以后道学家的崇敬对象。宋代以前，孟子、荀子地位相当，宋代以后，孟子其人与《孟子》其书的地位得以迅速提升。孟子地位的这种变化，周予同先生称为“孟子的升格运动”（注：《周予同经学历史论著选集·群经概论》。）。
孟子地位的提升，其根本在于孟子本人的思想。宋儒有人说：“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气，二也；辟杨、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注：《宋元学案》卷四十，《横浦学案》。）这四点，颇合宋儒的口味。另一方面，孟子地位的提升，也离不开有人提倡与宣扬，在这方面，唐人已有努力。后人有谓：“宋儒之尊孟子，其端发于杨绾、韩愈，其说畅于皮日休。”（注：赵翼：《陔余丛考》卷四，《尊孟子》。）而实际上，他们的呼吁并没有受到时人重视，尤其五代十国的长期乱离，孟子的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孟子升格运动的重新唤起在庆历之际，而真正极力推尊孟子的正是孙复和石介。孙、石师徒反复强调“道统”，对孟子推崇备至。他们都是透过韩愈以承受孟子的。孙复称赞韩愈阐述孟子之功，言深且远。石介也称颂孟子，称颂韩愈，称赞他们“其智足以为贤”，而柳开等当时儒生，虽祖述韩愈而师尊之，“其智实降”（注：《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七。）。他斥责今儒，目的也是凸显韩愈的地位。在他们的有力推动下，“尊孟”遂成为当时学者流行的学术取向。再后来，随着儒家“身心性命”之说的兴盛，人们在逐渐抛开了韩愈的同时，孟子的地位却被继续抬高了。当时，学统四起，学派不一，其政见亦多抵牾之处，但诸如当时颇有影响的二程“洛学”、张载“关学”、王安石“新学”等却在“尊孟”这一点上都是异曲同工。
由于资料的限制，“三先生”中的胡瑗“尊孟”言论所见不多。但可以肯定，他也是推崇孟子的一位健将。据《宋元学案》讲，胡瑗在太学，开始时人们对他不信服，他让弟子孙觉说《孟子》，于是“中都士人稍稍从游”。由于他的学生讲解《孟子》，人们才改变了对胡瑗的态度，足见胡瑗对《孟子》一书的造诣。他的另外一位学生徐积还著有《荀子辨》，以辨荀子之非。其“非荀”正在于“是孟”；徐积还著有《辨习》，（注：《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推崇性善之说，其尊孟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些情况分析，以胡瑗在宋代的巨大影响，其“尊孟”立场也会对宋儒产生较大影响。
三、“三先生”与范仲淹
我们论证“三先生”在中国儒学史上的历史地位，还有必要对“三先生”与宋初的思想家尤其是范仲淹进行适当的比较，通过比较，能进一步说明他们的地位与作用。
宋初，柳开、孙奭等人也较为活跃，特别是柳开，他“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后改名为柳开，也是“以为能开圣道之途”（注：《宋史·柳开传》。）。柳开对“三先生”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所以石介斥责时儒，柳开也在其列。另一方面，柳开的个性对他宣扬自己的主张也是一个限制，他本人说自己“块然独处，出无与交”，“行修而人不誉，辞成而众不解”，以至于“市人目之为狂”，“农夫相诟而笑”（注：见《河东先生集》卷五《上大名府王祐学士书》、卷六《上洪兴州书》。）。从总体上讲，柳开对后来的影响远比不上“三先生”。
范仲淹的情况则大不相同。范仲淹是北宋初年的大政治家、文学家。他也“大通六经之旨，为文章论说，必本于仁义孝弟忠信”（注：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一生兴学校，敦教育，积极提倡儒学。然而，他却较少亲临教席，主要从事实际活动。人们评价他说：“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名数器。在朝廷则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一代宗臣而已。”（注：《范文正公集》第10册，《赞颂论疏》。）这都是从其实际事功方面着眼的。若论范仲淹对北宋理学兴起的贡献，也主要是在实际工作方面，这便是他的庆历兴学活动和对当时学者的奖掖和提携。朱熹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范文正公振作大夫之功为多”（注：《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注：《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丞相范忠宣公》。）。显然，相对于“三先生”，范仲淹对理学兴起所起的作用是间接的，尽管这种作用极大而且极为重要。也许正因为如此，黄宗羲著《宗元学案》时，首列安定、泰山两学案以述“三先生”之学，而未为范仲淹设学案，后来全祖望增补了叙述范氏之学的《高平学案》，但也是列在了《安定学案》和《泰山学案》之后。
四、“三先生”与宋代以后的教育
宋初“三先生”重视教育，兴办学校，把他们自己的道德、思想、学术传授给一般读书人，对于推动思想、学术尤其是教育的进步有实质性影响。那时，他们长期从事教育活动，由地方而京师，教育方法行之有效，教育成果丰硕无比，他们的弟子后学又以所学经术等内容相传授，由此，对于宋及以后的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胡瑗在东南地区的影响。宋初兴学，以“三先生”最为有名，“三先生”当中，又以胡瑗之徒最盛。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创建苏州府学，延聘胡瑗担任教授。胡瑗在苏州府学制定了详密的学规，严格要求学生。后来，苏学越办越好，名冠东南，成为诸郡学的表率。后人这样评价胡瑗苏学的地位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注：李铭皖等修：《苏州府志》卷二十六，《学校》。）庆历二年(1042)，胡瑗被聘为湖州州学教授。在湖州9年，胡瑗教学声名日显，“弟子去来常数百人，各以其经转相传授”（注：《欧阳修全集》卷二十五，《胡先生墓表》。）。
胡瑗在苏湖地区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制订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苏湖教法，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沉潜、笃实、淳厚、和易的学术风格。他的学生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接受儒家道德规范。这样，胡瑗和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术派别，因学者习称胡瑗为安定先生，所以也就称其学派为安定学派。其弟子众多，教学之法又备，行之数年，故“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淮之南，学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学”（注：陆佃：《陶山集》卷十五，《傅府君墓志》。）。他们继续传授胡瑗之学，对于推动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孙复、石介教育活动在山东的影响。孙复退居泰山之阳，设立讲坛，授徒著书，以《春秋》为讲授主要内容。孙复在讲学时，以自己的理解进行讲述，不守古训，一反汉唐以来的治学方法。石介躬耕徂徕山下，以《周易》教授其徒，并且师事孙复。孙复、石介在泰山讲学多年，同学生们一道研讨学问，联系时事，解答疑难，深受学生欢迎，开创了疑传惑经、尊师重道、勤奋好学的学风。从而形成为北宋时期对理学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的一个学派，即泰山学派。
不唯如此，孙复、石介在泰山构建书院，在书院教育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中国私学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机构。
北宋建立之初，朝廷在致力于政治统一的初期阶段，尚无暇顾及教育，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便开始构建书院。私人创办书院作为一种特有的学校制度逐渐确立。对于宋初书院之兴的原因，朱熹、吕祖谦等都曾有过论述。朱熹说：“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注：《朱子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吕祖谦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注：《东莱集》卷六，《白鹿洞书院记》。）宋代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石鼓、白鹿洞、岳麓、嵩阳等书院如此，孙复、石介的泰山书院也是这样。
泰山书院作为山东较早甚至是最早的书院，它的建立并兴盛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山东是儒学的故乡，文化素称发达，孙复、石介建立泰山书院后，“受此影响，在一些学者的倡率下，汶上圣泽（复古）书院、益都的白龙洞书院、莒州文学书院和郓城岳麓书院相继成立”（注：白新良：《明清山东书院述论》，《齐鲁学刊》1992年第4期。）。金元时期，山东虽然长期处于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之下，书院较之南方各省明显落伍，但书院发展仍然不绝如缕。到明清时期，山东书院则遍布各地，发展更为迅猛。（注：上揭白新良文的《附录》说：“经查阅各种山东方志，历朝所建书院计宋5、金2、元20、明70、清142，另外尚有不详建于何朝者62，共301所。”）
泰山书院虽然只存在了7年时间，但其对后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书院作为一种中高级的私学，在庆历年间开始衰落后，到南宋时又呈大盛趋势。从实质上讲，书院是在理学文化氛围中真正诞生的，而后它又成为理学大师们讲经传道的重要场所。南宋书院和理学兴盛时期，山东泰山一带为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但是，由于胡瑗、孙复、石介曾在泰山苦读10年，后来孙复、石介又在这里建立书院，所以泰山书院在后来便有重要的影响，人们不仅在这里建立“三贤祠”，祭祀“三先生”，而且这一带以后建立的书院学校也每每标榜孙、石遗风。正像“三先生”与后来理学的关系那样，泰山书院与后来的书院兴盛也不无关联。
第三，“三先生”在太学任教的影响。“三先生”先后都进入太学，在他们教学时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这对后世教育的发展显然会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庆历新政之时，孙复、石介在太学任教，提出太学实行举人发解要有听课日限，放宽太学送考人数等规定，使太学大兴，生徒由原来的二三十人骤增至数千名。程颐曾描述孙复讲《春秋》时的盛况说：“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注：《河南程氏文集》卷七。）欧阳修谓石介“乃在太学，益以师道自居，门人弟子从之者甚众”（注：《欧阳文忠公集》卷三十四，《墓志铭》。）。“太学由此益盛”（注：《宋史·儒林传》。），造成一时“新进后学不敢为杨（亿）刘（筠）（按：即四六美文），亦不敢谈佛、老”（注：《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一引《吕氏家塾记》。）。
胡瑗在太学时，由于前来求学听讲的人太多，使得“太学至不能容”，不得不“取旁官舍处之”（注：《宋史·儒林传》。）。当胡瑗致仕东归，出现了“东归之日，弟子祖帐，百里不绝，时以为荣”（注：《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的场面。程颐曾在太学受教于胡瑗，《宋史·道学传》、《宋元学案·安定学案》都有叙述。《安定学案》还说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知契独深，伊川之敬礼先生亦至，于濂溪虽尝从学，往往字之曰：‘茂叔’，于先生非‘安定先生’不称也。”他还曾说研究《易经》须读胡瑗的《口义》。程颐是著名的理学大家，也是著名的大教育家。程颐学于胡瑗，也曾学于周敦颐，但相比之下，他更加敬重胡瑗，这也反证出胡瑗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就。
五、“三先生”开创了理学风气
宋代理学的兴起，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从思想渊源上，不能不谈到宋初“三先生”，他们与理学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关系。
汉代以来，儒家典籍被尊为“经”，汉儒治经虽然也讲求经义，但大多囿于章句，着力于经书的训诂和考证，致使章句愈趋愈繁，而对经典义理有欠发掘，更少创新，由此导致了汉代经学的衰落。魏晋以后兴起的玄学经学和义疏经学虽然注重义理的发挥，却又多流入佛、老之说，而且远离社会现实。唐代科举取士，也以章句之学为主。直到宋初，经师治经仍然沿用孔颖达《五经正义》，朝野谨守先儒们的注疏，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庆历以后，风气转变，宋儒打破了章句师法，沉潜涵泳，证悟经典义理，从此，“世之儒者，以异于注疏为学”（注：《李觏集》卷二十六，《寄周礼致太平论上诸公启》。），他们不再专注于经学，而是扩展到整个宇宙人生的各个方面。于是，注重义理的探研遂成为理学的显著特征和普遍表现。宋明时期的各个儒家派别，皆可用“理学”一词加以统摄，其原因也在于此。
学界一致认为，注重义理，注重性理的探讨，为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提供了精致的理论基础，使儒家人生哲学进一步系统化，更加哲理化，正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特征。宋明理学的这些特征其实是在宋初“三先生”那里开始发端的。胡瑗的《周易口义》代替了王弼注和孔颖达疏，《洪范口义》批评了《伪孔传》。胡瑗大量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进而阐释他所理解的儒家思想的本质，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胡瑗的弟子徐积说：“安定说《中庸》，始于性情。”（注：《宋元学案》卷一，《安定学案》。）他的弟子们也都非功利而强调“六经”的所谓义理。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则抛弃三传，全凭自己的理解解释《春秋》，用自己的主观体验来把握圣人的“真正精神”，力图对儒家经典中所蕴涵的“义理”重新加以阐发。痛斥汉唐各家注疏，要求重新疏解六经。石介的《易解》、《易口义》也对汉唐注疏深致不满，对郑玄之学给以完全否定。（注：皮锡瑞：《经学历史》第八章。）石介还用“道”和“气”的概念来解释世界，认为“天地、日月、山岳、河洛皆气也”，由于气的变化浮动，导致了自然现象的各种表现。他认为“圣人之道”则至高无上，完美无缺，用石介的话说便是“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注：《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九。）。石介也谈性、理，他认为“物生而性不齐”，应以“天吏”来“裁正物性”；人都有喜、怒、哀、乐之“情”，应以“道”控制“情”，以合乎封建的伦常。他的情理学说在后世理学家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总之，宋初“三先生”为了振兴儒学，全力维护儒家道统，以孟子、韩愈的继承人自居。他们兴学校，敦教育，把自己的道德、学术、思想都贯穿于教育实践当中。尽管“三先生”所营构的理学体系还不够完整，但是，他们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了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开启作用。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