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争论，首先要对梁漱溟究竟是儒家还是佛家的问题做点说明。本文探讨梁漱溟的人格特质，主要是把他当作一个儒家人物。在是儒家，是佛家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前半生和后半生是有差别的。就前半生而言，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以佛养心，以儒经世”，在这阶段，无疑的，儒家在梁先生生命中所占的成份，远大于佛家；就后半生而言，梁先生为求精神上活得自在些，佛家的成份自然会远大于儒家。我们可以说，梁先生“我是佛徒”的自我表白，与大家公认的儒家这个角色，的确如他自己所说，并不矛盾，只是说得不够周全，不够精确而已。
一人格的特质
梁先生去世后，悼念的文章很多。本文尝试从其人格的特质着手，一方面要了解他的这种表现，与他塑造的人格特质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希望经由其人格的多方观察和分析，对梁漱溟这个人能获得较全面而真实的认识。
（一）主观很强，充满自信
大体而言，属于开放型的人，如充满自信，在主观方面就不会很强，因他能习惯于和别人从事理性的讨论，并能容忍异见与批评；属于权威型的人，往往自以为是，自我中心，因此自信满满的同时，主观也很强。我以为梁先生偏向后者而非前者。
这方面的人格特质，可从他的自我表述及友人印象两方面来看。1988年梁先生去世前数月，有人问他：“在风云变幻面前，如何保持平静安宁的心态？”他回答：“我的人生态度一向如此——毁誉不动真气，因为自身充满了自信。”（注：齐辛《梁漱溟先生逝世有感》，见《中国的脊梁》，第396页。）1942年，他认为能为孔孟之学“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注：《我的努力与反省》，第290页。）此时梁氏年已半百，早已不是少年轻狂的年代，何以出此不逊之言？
这种自信的形成，据他回忆，与早年充满维新前进气氛的家庭环境有关。这种环境使他少年时便一心要迈越世俗、力争上游，因而培养成一种“高傲神情”。他以为“这里面固含蓄得一点正大之气，和一点刚强之气”，“我自省我终身受用者，似乎在此”。（注：《我的努力与反省》，第20页。）美籍学者艾恺曾指出，“梁漱溟的自大和他的愿望一起使得他富有创造精神，也使他固执己见（像他父亲教导的那样），这形成了他一生中另一个性格特征——倾向鲜明。”（注：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7页。）自大自信而能表现于独创精神，这是人格好的一面；但固执己见，不论是为学、做人，特别是作为一从事社会改造运动者，都是严重缺点。
梁氏的自大自信，表现得最过火的一次，是1942年于香港脱险后，《寄宽恕两儿》信中所说：“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注：《我的努力与反省》，第290页。）艾恺认为他的妄自尊大，表现出某种心理病态。（注：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8页。）据说老友熊十力闻之，反应是“梁漱溟疯了！”（注：这是我听熊十力弟子牟宗三说的。）其实在梁漱溟，这不能视为病态，更未发疯，而是人格中“自我中心状态”（Egocentism）一次突出的表露。具有这种心理状态的人，“其语言行为系由自己的需求与兴趣来控制，而不必顾虑他人的需求与反应”。（注：《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9册《心理学》，台湾商务1970年出版，第205页。）就心理学看，应是人格不够成熟的一种表征。
梁氏这一人格特质，在留给友人的印象中，也可获得印证。根据千家驹的追忆，1936年，梁氏到南京，为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要向他讨教，“在讨论时，我发现梁先生的主观很强，自信力很深。他根本否定中国农村有阶级存在，……同他辩论，结果只是徒劳，而且他的自信心是惊人的。”（注：千家驹《悼念梁漱溟先生》，见《中国的脊梁》，第10页。）假如梁是开放型的，既是向人讨教，纵然见解不同，至少可以静心聆听，细细思量，虽然不一定要接受。梁之所为，名义上是讨教，而真正期盼的不过是要人附和其见。这不禁使我想起毛泽东说过“和他（指梁）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话。（注：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77年重印，第112页。）老友张难先在众多友人前，也提到梁老坚持自己的主张，近乎固执己见。（注：《中国的脊梁》，第405页。）以“社会贤达”身份参与参政会的黄炎培，对梁的评语是“意、必、固、我，四字俱存”。（注：王宗昱《梁漱溟》，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出版，第52页。）
“主观很强，充满自信”这一人格特质，赋予梁力量与勇气，也是使他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学问家的重要原因。
（二）坦率、认真、有骨气
梁先生于92岁那一年（1985年），将一生有关自传的文字集为一册，书名是《我的努力与反省》。由此书可知在他漫长的生涯中，传统的佛家、儒家，近代的改良主义、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在不同的人生时段中，都曾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由于他的坦率和认真，经由文字记录下每次的追寻与响往、失落与转折、悔悟与检讨以及人生起起落落的真实感受，“乍看起来，一若忽彼忽此，率尔行动者，而不知沉思熟虑是吾生性，其审决于衷者固非外人想象所及也。”（注：为李渊庭、阎东华《梁漱溟先生年谱》所作序文，第2页。）凡熟知梁氏为人者，必定都会承认此言非虚。
1917年梁氏应邀入北大任教，当时文科教授有所谓《新青年》派。梁于应聘之前，即明告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注：《我的努力与反省》，第67页。）这是他表现坦率、认真性格很著名的一个例子。
1920年，在蔡校长赴欧考察的饯行宴上，有人讲话，希望蔡先生将中国文化中优越者介绍到西方，同时将西方文化中之优越者带回中国来。各人讲话完毕，梁先生却提出质问，他说：“诸先生今日说话，似颇耐听，但不知东方文化中有什么可以介绍给西方去？诸先生如不能确实言之，则今日一席话，实有类似于普通饯行之客套语，甚少意义与价值。”（注：《我的努力与反省》，第67页。）梁的发言，必定使同事们感到煞风景。他就是这样的人，不管在什么场合，不论对什么人，总是这样的坦率而认真，不计别人的反应如何。
1949年后，于新中国成立之初（1952年），梁先生曾撰长文，检讨多年来从事乡建运动所犯的错误，1954至1955年间，在遭到大批判之后，也曾有过委屈求全的言论，这无一不是对他一生自豪的“独立思考”造成严重的考验。但从1973至1974年间，梁在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的表现，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位老人坦率、认真、有骨气的人格特质，虽经多年屈折并未丧失。
依我看，梁在“四人帮”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险恶处境，他心理上所承受的压力比起在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或有过之。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之所以能建立其地位，是因要为孔学“出一口气”，大半个世纪以来，他是以捍卫儒家传统而闻名于世的，要强制他批孔，无异要出卖他的灵魂。
运动开始后，梁虽被江青点了名，仍一直保持沉默。当内外情势演变到不能不发言时，他在小组会上表示对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则准备写篇专文，但不公开，因亲属、友人都力劝他不要发表。但会议主持人决心不放过他，他只好答应做准备。
两个多月后，那是在1974年2月22日，这位当时已81岁的老人，站起来发言，讲题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他的发言长达两个半天。首先他讲到今天评价孔子应持的态度：“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不对的”，因为“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任。……这与（于）孔子倒无损，与（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接着他阐说了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史的发展中，肯定孔子在中国史上的地位：“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中间，他本人是承先启后的。”
搞“批林批孔”的江青集团，本希望利用梁先生的旧日声望和尊孔形象，为运动说几句支持的话，可增加宣传的效果。他们绝没有料想到梁却利用这公开发言的机会，把孔子的价值宣扬一番，还提出学术研究不应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的主张。这简直是向当权派正面挑战，使他面临命运莫测的后果。果然，他立即遭到大字报的攻击：“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当会内会外、文字语言连续不断地猛烈围攻时，梁依旧被迫每会必到，在强大的压力下，3月8日的发言，开始自我防卫，承认“又犯了个人英雄主义、好胜、逞强的老毛病。”
又过了半年，9月23日，运动将告一段落。会议主持人问梁对大家的批判有何感想时，梁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他的话引起一阵骚动，震惊了各组的同人。主持人勒令做出解释，他说：“归根结底，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注：以上引文根据汪东林《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文，见《我的努力与反省》附录。）
他这番话，使所有在座的人愕然、木然。
（三）经世济民的情怀
在现代中国，所有被称为儒家的人物，不是学者，便是哲学家。梁漱溟在其中实独树一帜。他自始便无意甚至不屑做一位学者或哲学家，他具有强烈的经世济民的情怀，很接近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家的精神。
这种情怀首次强烈的表露，是在1917年，25岁。这一年他离开政府公职，北京混乱的政局，促使他发心去湖南衡山出家。沿途见到军纪极坏的北洋军，以及农村生灵涂炭的景象，这使他触目惊心。地狱般的人间，激发了他的悲愤之情，使他的生命产生转折。回到北京，就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由此文终于确立了他前半生奋斗的意向。
这意向使他一生都以“我生有涯愿无穷，心期填海力移山”（注：这是北京中国文化书院同仁悼文的题目。）为自励的铭辞；这意向使他以“我的思想是从实在的问题中来，结果必归于实在的行动中去”（注：《我的努力与反省》，第63页。）成为其人生态度；这意向使他日夜所思所想者，不外“认识旧中国，建设新中国”。具体落实的工作，则在乡村建设。
1987年12月25日，梁先生应邀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言，这是他一生无数演讲中的最后一次。他说：“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当时，中国被日本侵占，割地赔款，所以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我虽然出身于官宦人家，生长在北京，可我投身于社会的底层——乡村。在广东，搞乡村建设讲习所；在河南，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研究院。我自始至终投身于乡村，不尚空谈，注重实干。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8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这就是我当时所努力、所追求、所工作的目标。……一句话，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注：《中国的脊梁》，第180页。）
事实上，梁先生前后10年的乡村建设工作，于1937年因“七七事变”便已终止。50年后，等于是在一生的告别演讲中，仍念兹在兹，可见最能凸显他经世济民情怀的乡村建设，才是他一生梦魂萦绕的志业，也才是他一生光辉的焦点。
去世前，梁先生为《梁漱溟先生年谱》作序，自谓“……投身农村运动，茹苦自苦，号召国人以为创建社会主义复兴民族之唯一途径，矻矻十年，徒以日寇入侵未竟其志。”诚如余英时所指出的，梁氏虽以改造世界自负，“但不幸的是他对所要改造的现代世界缺乏真正的了解，对于以权力为核心的现实政治更是茫无所知”，（注：余英时《“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梁漱溟先生》，见《中国的脊梁》，第339页。）因此，即使没有中日战事发生，也是不可能竟其志的。“梁漱溟强调他向往的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而不是历史上那种孤傲的讲学制度”，（注：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25页。）但他那“主观很强”的高傲性格，虽然能与农民群众一起生活，精神却无法和他们打成一片，结果十年血汗努力推动的乡建运动，实际上却是“运而不动”，成为唐吉诃德式的悲剧。当然经世济民的情怀，不必以成败论，孔、孟、荀在这方面也不见得有多大成就。他的伟大是在“知其不可而为之”那种精神，是在对人民大众具有人溺已溺、休戚相关的那种悲情。
（四）利害荣辱淡然处之
这方面的人格特质，主要有赖于精神修养。一个人是否重视精神修养，就看他是否有内省（“反求诸己”）的习惯。至于精神修养所达到的程度，一方面固然可由日常言行窥知大概，更重要的是他在逆境或危难中是否经得起考验。
梁漱溟出身于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家中连祖母、母亲都有相当高的知识水平）。在中学时，因受梁启超所编《德育鉴》的启发，便抱有“要作大事必须有人格修养才行”（注：《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2页。）的信念。20岁后，一度“以慕释氏故，辄从其戒条，茹素不婚”，（注：《漱溟卅后文录》，第100页。）吃素的习惯且持之终身。由于这个背景和经历，使他早年便养成内省的习性。
1932至1936年，梁先生主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期间，为坚定学生们的救国意向，并激励他们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热情，每日清晨举行朝会。梁于会中的讲话，多半与人生修养有关，（注：详见《朝话》一书。）这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的一种实践。历经了风云变幻的半世纪，到了暮年，他仍以“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注：《中国的脊梁》，第168页。）为座右铭。
不论是遭遇危难还是身处逆境，梁先生都已能做到“利害荣辱概不介怀”。（注：《中国的脊梁》，第2页。）据老友袁鸿寿的亲身体验：“因我在新社会受莫须有之委屈时，往往狂躁，愤不欲生，我的老伴常请梁老来劝解，每次，梁老不谈客观原因，总是归结到一句结论：不要对自己过不去”。（注：《中国的脊梁》，第405页。）这句话看似平淡，但只有把利害得失置之度外的人才能做到。
94岁时，有人问他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注：《中国的脊梁》，第156页。）“文革”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场劫难，梁也不例外。他的反应是：“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注：《中国的脊梁》，第163页。）
（五）独立思考，表里如一
梁先生曾告诉问者：“我一生的是非曲直，当由后人评说，自己为人处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注：《中国的脊梁》，第155页。）这8字箴言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谁要想了解他，就必须先把握这个重点。
在梁巨川的子女中，“使他最感得意的是儿子漱溟的为人真挚，做事认真”，（注：艾恺著，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3页。）从青年时期便已显露的人格特质，在后来的乡建运动及现实政治漩涡中，始终保持不变。换言之，他是社会名流之中，很难得的一位透明的人物。对此，有人称赞他光明磊落，也有人说他是书呆子。
许多人提到梁氏“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8字箴言，都只注重“表里如一”，“独立思考”仅是一种陪衬，以强调其人特立独行的人格特质。资深新闻工作者陈鸣，就曾将梁先生一生之不可及处归纳为“本所思而立，从所信而行，不随俗沉浮”，（注：《中国的脊梁》，第359页。）便是一明显的例子。这样的理解的确合乎梁氏原意。梁于1968年时说过，他“对什么问题，恒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事又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信，不苟同于人”。（注：《中国的脊梁》，第196页。）1976年，他就唐现之为《梁漱溟教育论文集》所撰《编后赘言》加写了一段话，有谓“现之此文称我‘认真做人’，确是一语道着。世人以学者看待我，非我所愿接受。如其看我是自有思想的人，而且是一生总本着自己的思想识见而积极行动的人，那便最好不过了。”（注：《梁漱溟先生年谱》，第258页。）可见他最重视的价值是行动，因行动或实用的需要而思考，思考是为行动服务的，思考本身并无独立的地位。因此，梁氏心目中的“独立思考”，主要的涵义是指“不苟同于人”，与前文所说的“主观很强”很接近。
如果以上的了解不误，那末他思考的范围与思考的深度，是很有限的。凭一己的思想识见而积极行动的人（且是社会运动式的行动），很难避免盲动的成分。社会改造所面对的问题非常复杂，所需要的知识，有赖于各种专家长期而客观的研究。梁先生并不注重客观的学问，因此从不以学者自居，也不愿世人以学者看待他，可谓有自知之明；但忽略了所谓“独立思考”，主要的成就是表现在客观学问上的。
二生命动力的形成
从以上对人格特质的探讨中，我们很显然可以感受到，梁漱溟的一生，具有一股强大的生命动力在推动。这股动力使他早年在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大能独树一帜；这股动力使他一心一意经由社会运动向不可知的命运挑战；这股动力也使他后半生虽历经风霜与屈辱而终能屹立不摇。下面我想尝试着探讨他这股强大的生命动力是如何形成的。
我这里所说的生命的动力，是指生命的能量。这种能量具有先天的成分，但不是我们要探讨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由后天的表现去看。
（一）突破新旧思想的对立
在梁漱溟的一生中，首次表现出强大生命动力的，是在人才济济、新旧对立、西潮势如长虹的北大，他仍能脱颖而出，写出风靡一时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年前后撰写此书时，他还不到30岁。在此之前，他参加过革命，做过新闻记者，向往过社会主义，并曾一度想出家当和尚。像他这样一个情绪不稳、价值观混乱、胡天胡地的青少年，如果不是有一位开明宽容而又很了解他的父亲，可能早已自毁（事实上在19、20岁时曾两度自杀）。他终于能走出生命的漩涡，开始找到人生奋斗的目标，进入北大是一大关键。而他以一中学毕业生，竟能进入当时最高学府当教师，这是他毕生最大的幸运。这幸运之神就是以自由精神办学，开创教育新风气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因蔡氏的知遇与破格任用，而梁入北大后又表现杰出，成为双赢之局（蔡获得知人的荣誉，梁获得培养的环境），但就蔡而言，毕竟是一种冒险。
梁入北大时，代表新派的教师有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等，代表旧派的教师有辜鸿铭、刘师培、黄季刚、陈汉章、马叙伦等，皆一时之选。因蔡元培的聚拢包容，他们齐集于北大，真可谓风云际会。教师之外，与梁年龄相若的学生有冯友兰、顾颉刚、孙本文、朱谦之。（注：以上参考《我的努力与反省》，第326、329、333页。）由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人创办，以宣扬科学、民主、反传统为宗旨的《新潮》杂志，“内容充实而有生气”，（注：梁漱溟《值得感念的岁月》，见《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0页。）光芒不亚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
以一位刚踏进校园，且从未受过学术训练，思想上也一无成就的年轻教师，身处于高人如云的环境之中，心理上所受压力之沉重，可想而知。在此境遇中，如是常人，其动向有几种可能：一是向新或旧的阵营靠拢，以求依附；一是因自卑而起反动，难以虚心学习，当然也可能因承受不了压力，知难而退，另觅他途。可是自幼便敏感、好奇、喜思考问题的梁漱溟，他当时已充分自觉到，北大不但是培养自己的好环境，在此气氛中正可从此收拾精神，向人生的新目标奋进。这一时期，他既非新派，亦非旧派，对新思潮他抱欣赏的态度，对“只是示人以一堆陈旧古董，根本无力与新派对垒”（注：梁漱溟《值得感念的岁月》，见《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0页。）的旧派，则嗤之以鼻。他的不凡，是能把新、旧、正、负所有的刺激，在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中，一一转化为生命能量的增进，把原先沉重的压力，在艰苦不懈的工作中，转变为生命的动力，终于写出“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注：梁漱溟《值得感念的岁月》，见《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11页。）为主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此书不但向蔡元培校长缴出一份足以增加北大校誉的成绩单，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同时也使新文化运动以来对文化问题的讨论，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突破欧化与俄化的对立
如有人问梁漱溟：你一生中最足以自豪的工作是什么？我想他的回答必定是：我曾为改造社会所进行的社会运动，付出最多的心血。的确，社会改革家的角色，使他的人生历程达到巅峰，也使他的生命动力发挥到极致。
这方面动力的形成，首先是他生长的家庭，尤其是他父亲的性格和价值取向，对他改造社会的意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梁漱溟笔下的父亲，是一位秉性笃实、天生忠厚之人，而“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此外，“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注：《我的努力与反省》，第7页。）如把这些话用来形容漱溟自己，也是十分贴切的，但他的格局与才气则较其父为优胜，因此他能实现他父亲所怀抱的梦想。
梁巨川虽仅是满清帝制下的一名小官，但思想很新。他崇拜启蒙思想大师梁启超，因此拥护维新运动。他曾4次拜见梁启超，未蒙接见，引为平生憾事。漱溟于北大成名后，梁启超曾亲自移樽就教，并从此成为忘年之交。由于巨川思想倾向维新，他的家教在那年代与一般官宦之家大不相同，他不要孩子们读古书，而是引导他们关注时事与时局，家中备有当地的《北京日报》、《顺天时报》、《帝国日报》和外埠的《申报》、《新闻报》、《时报》。漱溟对学堂里所教的古籍没有兴趣，这些日报却成为他每天必不可少的读物。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父子之间自然时常议论国事。漱溟年少时，二人意见还相当一致，及长，漱溟自有主见，为革命、为共和体制，加之民国初年，“时局多事，倏忽日变”，使父子之间日夕相争，有时争到不欢而散，有时争到废寝忘食。（注：梁漱溟《思亲记》，见《漱溟卅后文录》，第99页。）这样的一对父子，固人间罕见，必须指出，这就是梁漱溟青少年时期最重要的教育。如此特异的教育方式，自然在心灵深处，埋下了今后关怀社会、操劳国事的种子。
父亲之外，漱溟还有一位“温厚明通”、很有教养的母亲。她提倡女学，也赞助其夫的维新运动。（注：《我的努力与反省》，第20页。）双亲之外，还有一位父亲的好友彭翼仲先生的行谊，对少年时期的漱溟很有影响。其人“豪侠勇敢”，为了“开发民智，改良社会”，他不但创办启蒙学堂和《启蒙画报》，并在梁巨川的支持下，办过《京话日报》与《中华报》，为了这些维新事业，不惜倾家荡产。多年以后，梁漱溟回忆：“是从父亲和彭公他们的人格感召，使幼稚底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注：以上参看《我的努力与反省》，第14、15、17、20页。）
因梁巨川崇拜梁启超，很自然地梁启超也成为少年漱溟所倾慕的人物。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他寝馈其中三四年，“学到很多很多知识，激发了志气，受影响极大。”（注：《我的努力与反省》，第47与342页。）梁漱溟与梁启超的志趣虽不相同，但启超是一位富有巨大生命动力的人物，漱溟早年既倾慕其人，后来又曾与之亲密往来，岂能没有感应？一个人在一生中，如果有一二位伟大人物的生命与智慧，在心灵中产生过强烈的感应与震撼性的力量，久而久之，这种力量有可能化为己有。
梁漱溟在北大7年，由于杰出的表现，使他对自己的才能有了真正的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向人生的大目标前进。他无意做一位学者，虽因著作成名，也未改变原来意向。他人生的大目标，是经世济民，具体的方案则落实在乡村建设之上。当他为中国文化探寻出路时，他突破了新旧思想的对立；当他为中国民族自救探寻出路时，他突破了欧化（自由主义）与俄化（共产主义）的对立。他深信乡建运动才是中国民族自救的正确道路。他为了实践自己的救国理想，付出了10余年（1924～1937）全部心血，使生命的动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结语
60年代初期，梁漱溟早年的著作相继在台湾问世，使我对这位心仪已久的人物，开始有些认识，当时就写了3篇文章：（1）《评梁漱溟“中国文化早熟”说》；（2）《梁漱溟的一生和他的文化理论》；（3）《两个人和两条路——为“传统”与“西化”之争提供一页历史教训》。其中第三篇在1965年元月曾发表于因中西文化论战而风行一时的《文星》杂志上。1977年，应台北巨人出版社的邀约，为《现代中国思想家》丛书，编写了一册《梁漱溟》。1987年5月复刊号《文星》以梁漱溟为封面人物，我写了一篇《“文化中国”的象征——梁漱溟的生平与思想》。梁先生于1988年6月23日逝世后，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
以上的文章，或多或少对梁先生的思想，都有一些批评，但对他这个人，数十年来始终保持尊重，因此，1988年5月，我应中国文化书院之邀访问北京时，唯一想亲自拜访的人物，就是梁漱溟先生。今后若无特殊机缘，这篇文章恐怕是最后一次写他了。我希望能平实而中肯地将他人格的几个特殊面相凸显出来，同时也探讨了塑造其人格的背景与原因。当然，人的优点，往往也是他的缺点，所以有些地方也不讳言其短。
在做人方面，梁先生以一生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在为学方面，去世前一年他说：“老来回忆此一生多有非自己早年意料之事，例如少年时响往事功，视学问若不足尚，尤厌弃哲学玄谈，而今结果恰得其反。”（注：为李渊庭、阎东华《梁漱溟先生年谱》所作序文，第2页。）1949年后，还有40年的漫长岁月，在此其间唯一值得他从事的工作，就是与早年意向“恰得其反”的学术，可是他于《人心与人生》的书成自记中说：“一生学识既疏且隘，写此书时屡有感触。谈古中国文化则于古来经籍未曾一日用功，甚且不能通其文字章句。谈及现代学术，则未能熟习一种西文，尤短于自然科学知识。”这不是谦词，而是晚年极真诚的自白，从中透露出对早年于学术缺乏正确的观念，以及过分倾向实用的心态，不免引为终身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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