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黄宗羲心学的定位》出版，不觉已经十个年头了。在书中，我提出了黄宗羲是宋明理学殿军人物的见解。我的看法是由牟宗三先生的看法转化而来的。牟先生认为刘宗周是宋明理学最后的一位大哲学家。我虽然承认黎洲不是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但他著《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由全祖望完成）那样的皇皇巨著，思想统绪仍属于蕺山一系，不像陈确、戴震以欲为首出而开始了另一思想的典范，故倡议把他当作宋明理学的殿军人物看待。这样的见解十年以来并无任何改变。
正因为黎洲是思想史家，并不是哲学家，历来对于他的思想并无善解，只有一些朦胧的印象。故我才着力用倒溯的方法将之与蕺山、阳明、朱子的思想对比，加以厘清，为他的“心学”作出了定位。而我之所以能这样做的一个重要机缘正在《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的出版，这才得以大量引用《子刘子学言》（由朱羲禄先生在上海图书馆发现）与《孟子师说》中的资料，来证成我的观点。我曾写信给朱先生说：“我很同意您的说法，《明儒学案》的《师说》的确是蕺山之说，黎洲自不可能与蕺山完全一样，不过我的书说明，黎洲其实是紧守师说的，并没有钱穆先生说的晚年有根本改变的情形。”（引自朱羲禄著：《逝去的启蒙》自序，页二）
黎洲自承，年轻受业蕺山时，颇喜为气节斩斩一流，不免牵缠科举之习，所得尚浅。其实古人从师，往往亲炙时日不多，如朱子之于延平，南轩之于五峰，莫不如此。黎洲也要等到抗清失败之后，患难之余，始多深造，由老师遗著中解，得到自己的解悟。但他毕竟比蕺山子刘沟的体证要深得多。照刘沟的说法，蕺山思想变成了一种完全无分疏的一元论。黎洲自也不免受到影响，而有强烈的笃信理在气中的一元论的倾向。然而他也和蕺山一样，还维持住超越的心性，并未堕落成为自然主义的形态，这才使他成为这一统绪的最后一位殿军人物。
责任编辑：高原
牟宗三先生对于刘蕺山一方面极为欣赏，以他与胡五峰思想同属于“以心著性”的形态，而有宋明儒学（在程朱、陆王以外）三系的说法，另一方面也以蕺山的说法每有滞碍不通之处，而竭力为之疏通。对于黎洲，他乃直加斥责认为解悟力差，评价不高。平心而论，牟先生的不满是有他的理由的。几个大的学案写得都不好，朱子（紫阳）学案讲他思想的发展错误百出。但我指出，黎洲的毛病其实不在他由蕺山思想脱略了开去，恰正相反，正由于他过分株守蕺山之教，以至误入歧途。我曾详引《学案》之中有关四句教的讨论，证明情况如此。牟先生从来没有否认我这样的说法。
至于钱穆先生认为黎洲思想到晚年有巨大的改变，那是他在旧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来的看法。他在那时并未看到《陈确集》，而作出了黎洲受到他的影响思想发生戏剧化的变化的推测。我根据现在能够掌握到的有关陈确的材料，断定这样的推测事属子虚，站不住脚。然而奇怪的是，近年来海峡两岸还有一些学者沿续错说，却又提不出什么坚强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说法。如果说，黎洲晚年对陈确的态度不断有变化，这是不容否认的，毕竟黎洲对亡友写了四篇墓志铭，可见他对自己文字的重视，不容一丝一毫苟且。然最后两篇墓志铭，据精擅考据的吴先生说，以钞入文集之故，已难确定时日。无论如何，即使黎洲对亡友的思想越来越有同情的理解，他还是认为亡友由先师之处所得甚浅，更谈不上由此而改变了自己整个思想的规模。而《孟子师说》之中，即使采入了一些陈确的说法，也仍然以蕺山思想为基准，不存在与之背离的问题。郑宗义君从余游，今年甫由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勤于搜集有关这一问题的资料，我们拟共同具名提出一篇论文，讨论黎洲与乾初交往论学牵连到的那些问题，希望能够作出进一步的澄清。
黎洲一生忠于蕺山之教还有一条重要的佐证，全祖望《黎洲先生神道碑文》曰：“盖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问学者既多，丁未复举证人书院之会于越中，以申蕺山之绪。”由此可见，一直到晚岁，他一心念兹在影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据方祖猷先生的研究，在黎洲的号召之下，重开了两间证人书院，一在宁波，一在余姚。前者以蕺山的理学思想为主，几致门可罗雀，后者以经学为主，却汇为一时风尚。由此可见人心之趋向，不亦天乎！故我论黎洲为一悲剧性的人物，他想要昌明蕺山之学于天下，结果缺乏传人，却在无意之中，兴波助澜，下开了一个经学昌明的时代！
最后要提一提的是，他有信给贵官为孙子关说之事，此函之发现虽不免为白璧之玷，却不足以否定他整个的人格。原因在他并不主家天下，明祚既终，康熙为明主，天下大定，他自己不仕，已做到了他该做的。子孙有子孙自己的前途。关说当然不免逾分，而我相信政治上的分歧是他晚年与吕留良交恶的主要原因，全祖望所说买书事只是个爆发点而已！这些乃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到快落幕时产生的一些涟漪，可以不必太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