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明儒者的学术思想,我所撰述的篇章,以讲论王阳明为最多(已达20余题)。其中有一篇《论江右王门的学脉流衍》(编入鹅湖学术丛刊之三十:《牟宗三哲学与唐君毅哲学合论》,第317~338页,台北:文津出版社印行),该文虽曾提及敝邑江西于都县的乡先贤何善山、黄洛村二先生,但未论及二人之学行。兹承《南昌大学学报》征稿及余,乃撰述此一短篇,尚祈乡邦贤彦不吝指教是幸。
从于都中学校歌说到罗田岩诗
抗战时期,我就读于都中学。第一堂音乐课教唱校歌,歌词如下:
于山钟灵,贡水扬清,问何黄从何处登程。
宜修养德智,振作精神,在学校好造就群英。
怀往哲,争光荣,有志竟成。
怀往哲,争光荣,有志竟成。
第三句“问何黄”,何,指何善山,黄,指黄洛村。音乐老师说,这两位乡先贤,是王守仁的高足弟子。当时,我既对王守仁懵无所知,也不明白如何才算高足弟子,倒是在城南罗田岩的濂溪祠里见过何、黄二先生的牌位。
罗田岩,始辟于南北朝时,而与罗田岩结缘比较早的名贤,则是北宋的周濂溪。当时他在虔州(赣州)任通判之职,曾于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正月七日,邀约同僚钱建侯、于邑县令沈希颜与邑中处士王鸿(王羲之嗣孙)游罗田岩,赋诗刻石而归。诗曰:
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
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
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岳飞奉旨南来吉虔二州征剿,过罗田岩探访黄龙禅师,不遇,特在石壁上镌刻“天子万年”四个大字,端方刚劲,可惜文革时被毁坏。前几年邑人重加镌刻,但已无法重现原刻的雄浑气势了。另外,岳飞还留下一首七言绝句:
手持竹杖访黄龙,旧穴只遗虎子踪。
深锁白云无觅处,半山松竹撼西风。
到了明代,王阳明的私淑弟子罗念庵特为书写刻于石壁,非常珍贵。
南宋之末,文天祥号召忠义抗元,在于都城郊大胜蒙古兵,乃于戎马倥偬之际,偷闲游罗田岩,挥笔写下“集句大书罗田岩山壁”。词曰:
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靖共尔位,正直是与。
无贰无虞,上帝临汝。
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年),罗念庵来于邑采风,曾偕同黄洛村等同游罗田岩,赋五律一首,以行草阴刻于岩壁。诗云:
古人不可见,空谷有遗音。
一卧白云上,方知静者心。
林风开霁色,岩月下峰阴。
怅望千年后,庭前草自深。
之后,王门二溪之一的罗近溪游罗田岩,又步罗念庵之韵,题诗刻石:
山谷双黄鸟,嘤嘤来好音。
名岩方独往,多士偶同心。
陡峤宁辞险,寻源草厌深。
元公开绝学,遗像俨峰阴。
清初,明代宗室遗老八大山人,也有罗岩夜坐诗:
为爱清秋夜,帘垂五漏时。
山虚吞小月,云重压高枝。
露冷蛩吟急,风惊鹤睡迟。
旅魂无著处,惟有少陵诗。
近年,大陆各级政府陆续整修名胜古迹,罗田岩的摩崖石刻,尚存70余品,其历史价值居于南赣之冠。历代所刻,有的还很清晰,有些便已漶漫模糊了。44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罗田岩之忆》,发表于香港《人生》杂志,现已编入拙著《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为附录(台北学生书局版,第327~337页)。6年前,我返乡探亲,路访罗田岩,发现新编的《罗田岩志》,里面有我的《罗田岩之忆》,但只是节录,且已改题为《罗田岩记》,编在第54至56页。对我而言,这也是可堪纪念的了。
去年,我应邀赴日本京都出席“国际阳明学会议”,写了一首京都会诗(略),因而触发乡思,回忆起罗田岩来,乃追和周濂溪与岳武穆两贤之诗,藉抒感怀。
(一)追和周元公游罗岩诗原韵:
古柏苍松何处寻,丹崖翠壁有岩阴。
元公道学通天地,钟磬悠扬证圣心。
(二)追和岳武穆游罗岩访黄龙诗原韵:
罗田岩穴驻黄龙,一去杳然无影踪。
何日慈云布法雨,满山禅意满山风。
罗岩濂溪阁与于邑王门诸子
罗田岩的濂溪阁,肇建于南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明代嘉靖年间,赣州太守邢珣增其旧制,加以重修,辟为三室。中室祀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左室祀岳武穆,右室祀王阳明,并以于邑王门弟子袁庆麟、何春、何廷仁、管登四人配享。黄宏纲所撰《重修罗田岩濂溪阁记》,言及一隅之地而寓五贤(按:指阁中所祀之周子、大程子、小程子、岳武穆、王阳明)诚所谓“道本人存,地由人胜”者矣。
记文又云:“阳明先师倡学虔台,及门诸子,于(邑)独多于他邑。”又云:“虔台之学,及门虽多,惟袁子庆麟、何子春、何子廷仁、管子登,独久于诸子。”而黄宏纲本人从游阳明之时日,尤较诸人为多。兹简介诸子之学行于后,以为纪念。
(一)袁庆麟
庆麟在于邑阳明弟子中,年齿最尊。正德十三年,初刻《朱子晚年定论》于于城,前序由阳明亲撰,后跋则由庆麟执笔。庆麟自谓“从学于朱子之训,余三十年,非不专且笃也,而竟亦未有居安资深之地。”及闻阳明讲学,受教三月“方若将有闻”,至此,乃敢归从于阳明门下。可见其人之诚切恳笃,非比寻常。可惜他论学的文献有阙,无由知其详了。
(二)何春
何春,字元之,曾任霍山知县。与弟廷仁从学于阳明。正德年间,在罗田岩濂溪阁之右,选择岩下“天然可设讲肆”之处,建构数楹以供“藏、修、游、息”,题名“观善”,并作“观善岩记”,有云:“仰观法乎天,俯观法乎地,泛观法乎万物,以善乎其身家与天下后世,夫是之谓止于至善。罗岩别号善山,取相观而善以发其义,是故冠之以观也。”二年后,阳明以大字题写《观善岩小序》刻于石,其文曰:
善,吾性也。曰观善,取传所谓相观而善者也。
(三)何廷仁(1486~1551年)
廷仁,字性之,号善山,少阳明14岁,而后卒23年,享年66岁。他奉派为广东新会知县时,内心非常感奋。他说,我虽不及白沙之门,如今有幸到他家乡任官,怎敢以俗吏临其子弟呢?(按:陈白沙,乃明代大理学家,广东新会人。从学于江西崇仁吴与弼,归而弘扬孟子之学,声名甚显。)于是,先谒白沙祠堂行礼致祭,而后入衙视事。后来,阳明巡抚南赣,讲良知之学,善山慨然曰:“吾恨不得为白沙弟子,今又可失之耶?”乃专程往见阳明于南康,遂为高第。当时,阳明忙于平乱,师旅旁午,难得亲临讲席,四方来学之士,多由高第接引,疏通大义。善山年长,而又心诚气和,不厌详细,学者益发亲近。
(四)管登
管登,字宏升,曾任岳州同知。他从学阳明之时间,与何、黄二人相先后。阳明尝曰:“宏升可谓信道极笃,行道极勇者。”他居官之时,果于任事,清廉自守。父母相继而亡时,家贫不能具棺,居丧饘粥不给。丧服期满,自己亦致疾而卒。临终谓其弟曰:“吾历官十二年,故我犹在(故我,谓本来之我,指任官前清操自厉之真我),或可见阳明先师于地下矣。”
(五)黄宏纲(1492~1561年)
宏纲,字正之,号洛村,少阳明20岁,而后卒33年,享年70岁。洛村从学阳明,与善山相先后,亦在阳明巡抚南赣之时。据《明儒学案》之记述,阳明教法,“士子初至者,先令高第弟子教之,而后与之语。”洛村列于高第,后又随阳明归越,不离师门者四五年,接引学者一如南赣。阳明卒,居守师宅,又3年。据此可知,洛村在王门,亲炙之日特久,而又笃挚师友风义。阳明逝世,妻弱子幼,而朝议多歧,且有削爵、禁伪学之逆施。洛村居守师宅,与同门共相护持。其行谊有足多者。(其学思述评,见下节。)
当何、黄二先生与罗念庵在罗田书院(濂溪书院别称)讲学之时,一时名儒巨公,如欧阳南野(泰和人,阳明大弟子,官至礼部尚书)诸人,皆以访学而亲临罗田岩开讲。此时,于邑之人文风教,可谓极一时之盛。
之后,罗岩讲学之风,有断续,有演变,濂溪祠中奉祀的先贤亦有若干调整。据清道光四年(1824年)黄濬所撰《游罗田岩创建凝道轩记》,说及祠中主祀濂溪,配以岳武穆、文文山、王阳明,以及于邑五君子(袁庆麟、何廷仁、黄宏纲、何春、管登)。而宋惟驹所撰《凝道轩记》又引《中庸》之言“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而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三代之后,濂溪、阳明,皆能凝道,而岳武穆、文文山、罗念庵、何善山、黄洛村,以及李养愚(本邑人,朱子学者)等,则乃“循道而行道”之贤者,故合祀于凝道轩中,藉以警发邑人慕道之心。
“浙有钱王,江有何黄”:何、黄学思述评
《明儒学案》卷十九,何善山学案有云:“阳明没后,何善山、黄洛村与同志会于南都(南京),诸生往来者恒数百人,故一时为之语曰:
浙有钱王,江有何黄。
钱绪山、王龙溪,皆浙江人,同为阳明晚年之大弟子,极为著名。钱绪山完成王阳明年谱,功劳特显。王龙溪弘扬师门良知之教,影响甚大。而江右王门,人数最多。作为阳明嫡传的,可以邹东廓、欧阳南野、陈明水为代表。对良知学别有一说的聂双江、罗念庵,则是私淑弟子。另有刘两峰、刘师泉、王塘南,则又走向“性宗”而开启脱离王学(心宗)之几。而何、黄二先生虽是我的乡先贤,但客观地看,他们在阳明学派中的影响力,似与上述诸贤尚有一间之隔。但二人毕竟是王门高第,当时在南都会讲,也必然显露声光精采,故时论以之与钱、王相提并论。
在此,当就二人之学思学行,作一评述。
(一)何善山学思述评
学案本传与语录有云:
先生论学,务为平实,使学者有所持循。尝曰:“吾人须从起端发念处察识,于此有得,思过半矣。”又曰:“知过即是良知,改过即是本体。”(今按:良知知善知恶,知是知非,人能知晓自己过失,便是良知在他生命中呈现起用。所以说“知过即是良知”。人能改正过失,便是去人欲而存天理,以复其至善之本体。所以说“改过即是本体”。)又曰:“此学是日用寻常事,自知自足,无须旁求。习之则悦,顺之则裕,真天下之至乐也。”
这些话都讲得很平实,很本分,显示善山乃是躬行实践之人。他论学“不为过高之言”,当别人论学稍涉玄远时,便随时以同门先进的身分摇手示戒,曰“先生之言,无是无是(是,此也。谓阳明先生无有此类说法也)。本传又云:
南都一时之论,谓工夫只在心上用,才涉意,便已落第二义。故为善去恶工夫,非师门最上乘之教也。先生(善山)曰:“师称无善无恶者,指心之感应无迹,过而不留,天然至善心体也。心之感应谓之意,有善有恶,著于有矣,故曰意之动。若以心为无,以意为有,是分心意为二见,离用以求体,非合内外之道矣。”
细按善山之说,可知他持守四有(四句教)立场,而不取王龙溪四无之说。他曾作格物说以示来学,使之为善去恶,实地用功,斯之谓致良知也。
据此看来,善山在王门诸子中,属于老成持重的名宿。而阳明最晚年的理境,就只有通过王龙溪诸人来引申发挥了。
(二)黄洛村学思述评
学案本传说洛村任刑部主事时,因为不欲求刑刻深以迎合上意,乃致仕(辞官)而归,与邹东廓、聂双江、罗念庵诸人相聚讲学,流连旬月。“士子有所讲质,先生不遽发言,瞠视注听,待其意尽词毕,徐以一二言中其窍会,莫不融然。”从这种“片言释疑”的教法,可以证见他的学养深粹,义理明通。本传又说洛村之学再变:“始者持守甚坚,其后以不致纤毫之力,一顺自然为主。其生平厚于自信而薄迎合,长于持重而短机械,盖望而知其为有道者也。”洛村语录有云:
先师之学,虽顿悟于居常之日,而历难备险,动心忍性,积之岁月,验诸事履,乃始脱然有悟于良知。虽至易至简,而心则独苦矣。何学者闻之之易,而信之之难耶?
阳明亦曾自言,良知之学自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一口说与学者。而学者未经事上磨练,不知艰苦,乃遂轻易视之。洛村这段话,正与阳明同其感受。语录又载:
(洛村)谓谢子曰:“太古无为,中古无私。太古至道,中古至德。吾将与子由至德观至道,由无私而游无为乎!”谢子曰:“古道辽矣,孰从而观之?孰从而游之?”曰:“子不见耳目口鼻视听言臭乎!今之人耳目口鼻之于视听言臭也,犹古之人耳目口鼻之于视听言臭也,吾何疑焉?则吾人之于是非诚伪、无古今之殊也,吾又何疑焉?日往而月来,寒往而暑来,今之日月寒暑,犹古之日月寒暑也,则又何爽焉?吾心至德,吾心至道,吾心无私,吾心无为,而奚观乎,而奚游乎?苟有志希古者,反而求之吾心,将无往而非古也已。”
这一段话,发挥“心外无道,心通古今”之义,颇为简明达旨。但学案本传另有一小段话,却须加以疏通。
阳明之良知,原即周子诚一无伪之体。然其与学者言,多在发用上要人从“知是知非”处转个路头,此方便法门也。而及门之承其说者,遂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
黄梨洲这几句综述,未尽妥恰。阳明之“良知”虽然可以说是诚一无伪之体,但与周子所言之“诚一无伪”的道体,意指实有差异。周子只言道体,未言性体,更未言心体。而阳明之良知则乃心体(以心体融性体与道体),不可与周子之道体笼统混而为一。
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恶,乃是超越层上“鉴照意念之是非善恶”的性智(良知)之知,不是经验(感性)层上的认知、感知之知。因此,把阳明从“知是知非”讲良知,视为“转个路头”,视为“方便法门”,这是隔阂不相应的误解。至于“及门之承其说者,遂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这句话,却是顺洛村之言而说。洛村语录有云:
自先师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说,亦莫不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以意念之善者为良知,终非天然自有之良。知为有意之知,觉为有意之觉,胎骨未净,卒成凡体。
如果真有人以“意念之善”为“良知”,则洛村的评说当然很中肯。但王门诸子,果真有人直就“意念之善”说“良知”乎?似乎并无这样的讲说。所谓“莫不以意念之善为良知”,恐怕是洛村自己解悟未彻,乃顺一时浮泛之论而有所滑转,因此使得他对阳明的四句教也不敢信从。所以本传有云:
四句教法,先生所不用也。
然而,阳明提出致良知四句教,开显“心意知物”而言“格致诚正”,这是他晚年最成熟的总归结。在他56岁那一年的9月出发征思田之前夕,钱绪山、王龙溪二人夜侍天泉桥,就是讨论这个问题。这四句话是用善恶二字分说“心、意、知、物”。其言曰: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所谓“无善无恶”是指出心体乃至善之体,它超越善与恶之对待,所以阳明自己就曾特别明言:“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而邹东廓所录四句教之首句,更径直说为“至善无恶心之体”,不过,四句教的定本则实是“无善无恶心之体”,而这一句又须与后三句通贯地看。当时,阳明对钱、王二人曾作最后的郑重告言:
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不尽。
然则,洛村何以“不用四句教”?看来,他可能是受了聂双江和罗念庵的影响。聂、罗二人的思路,是以他们自己的体会来推想阳明的良知,结果形成理解上的不契和讲说上的曲折。其中的原委,牟宗三先生《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即《心体与性体》之第四册,台北:学生书局版)之第三、四章,有详细之判释。我在《王阳明哲学》(台北:三民版)第五章第三节,也有精约之述评,皆请参看,兹不赘述。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