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张岱年先生九十五岁的诞辰，为了纪念张先生，我想把张先生的儒学观作一简要介绍，这一点在以前似乎没有受到充分的注意。
张岱年先生是上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最有权威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大师。1980年代初期以来，他提出中国文化的精神是《易传》所提出的“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并在8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中，发表了大量的阐述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文章。在这些论述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与儒学有关，这些论点对全面了解当代的儒学讨论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研究张先生的学术思想也有重要价值。由于张先生关于儒学的论述极为广泛，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只能就其若干主要方面加以抉发叙述，这是要先说明的。
一、孔子的评价
1980年张岱年先生写了《孔子哲学解析》，提出关于孔子哲学思想的十个要点，即：1、述古而非复古，2、尊君而不主独裁，3、信天而怀疑鬼神，4、言命而超脱生死，5、举仁智而统礼乐，6、道中庸而疾必固，7、悬生知而重闻见，8、宣正名以不苟言，9、重德教而轻刑罚，10、整旧典而开新风，这些要点的标题显示出，张先生认为孔子的对许多问题的见解都包含了两个方面，需要加以辩证的理解。（注：《张岱年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335～350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注出卷数及页码。）1983年张先生又写了《论孔子的哲学思想》。80年代初张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孔子的思想有积极性，也有消极性。孔子决非复古主义者，孔子反对君主独裁，继承并整理了古代文化，在提炼公共生活规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仁的学说，对中国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张先生又写了《谈孔子评价问题》《关于孔子哲学的批判继承》等文，张先生反复强调，尊孔、批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任务是研孔和评孔。（第5卷，页472、482）所谓研孔或评孔，正如张先生对古代文化的整体态度为“析古”一样，反对单纯的否定和单纯的肯定，也不赞成纯粹的解释，而是主张对其内容进行辩证的分析。张先生晚年所强调孔子的主要贡献是：积极乐观的有为精神，对道德价值的高度重视，开创了重视历史经验的传统，奠定了汉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的基础。（第6卷，页114）从而肯定了在孔子思想中的积极方面是主要的。
二、宋明理学的评价
张先生自1981年以后，发表了《论宋明理学的基本性质》《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等多篇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张先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即：第一，在整体上宋明理学是与当时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起了维护当时封建社会秩序的作用，当时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所以不能说宋明理学是反动的。在宋明时代理学曾起了维护民族团结的作用。（第8卷，页189）第二，理学家虽然受了佛道的一些影响，但基本上是反对佛道的，是依据孔孟的基本观点回应了佛道所提出的问题，理学是对孔孟之学的复归和发展，说理学是“阳儒阴释”是不正确的。（第6卷，页326）第三，理学不讲上帝，不谈死后世界，所以不是宗教。唐宋以来所谓“三教”的教是教化之意，不是现代所谓宗教。（第5卷，页379～392）第四，一般哲学思想史把宋明理学分为程朱和陆王两大派，张先生早在《中国哲学大纲》就首次提出，在程朱和陆王之外，还有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代表的气学派。不仅如此，张先生提供了对这三个哲学家唯气论思想的最早的系统研究，提供了理解张载代表的气学哲学的分析典范；理本论、心本论、气本论的三派之分也是张先生1930年代以来的一贯主张，得到了学界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同上，页478）张先生还辨析了理学、心学新旧名义的不同。（第8卷，页190）。
在关于宋明理学的理解和认识方面，理学的理欲之辨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张先生指出，理学讲理欲之辨，宣扬存天理、去人欲，许多论者认为这是讲禁欲主义、是否定人性的，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理欲之辨讲的“欲”是指个人的私欲，强调反对追求物质享受，这种观点不重视人民的欲望的满足，但并非主张禁绝饮食男女等一般欲望，故理学不是禁欲主义，而是一种节欲主义。孔子宣扬“贫而乐”，这是就个人修养来说的，对于人民，孔子强调以富为先；孟子也提倡与民同乐，都不是禁欲主义。理学家强调“节操”，程颐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积极的方面是强调民族的气节，反对屈身降敌，其消极方面是宣扬妇女贞节。（第6卷，页328、349，第5卷，页506）张先生晚年更指出戴震的说法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康德也严于理欲之辩，理欲问题是中国西方都有的；他认为在见利忘义、纵欲背理的当今现实社会还批判儒家的义利之辩和理欲之辩是无的放矢；人的欲望是不可能无限满足的，必须加以节制；如果否定了理欲之辩，而走向物欲横流，后患显而易见；正确的原则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第6卷，页463，第7卷，页312、344、410）张先生对理欲之辩的说明是非常平正的，可惜现在许多文化界、学术界的人士仍然忽略张先生的明确说明。
张先生还指出，近人或将中国近代文化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甚至认为理学是扼杀人性的。这个问题需要加以辨析，理学强调德性、良知，德性即是实践理性、道德理性，良知即是道德知识。理学认为德性和良知是先验的，这是错误的，但是说人具有道德理性、具有道德知识，这是应该肯定的，强调德性和良知的学说，如何是扼杀人性呢？理学强调理和欲的对立，忽视了理和欲的统一，因而不注意提高物质生活与实际问题，没有提供近代科学的基础，没有提供近代民主的理论，但理学也没有扼杀人性，没有遏制思想自由。（第6卷，页434）张先生认为，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发挥了孔子在日常现实生活中实现崇高道德理想的主张；他认为理学的历史作用是双重的，既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但又促进了礼教的强化。（第5卷，页478，第6卷，页350）
三、论儒家的中心思想及儒家思想的特点
张岱年先生认为，儒学在历史上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儒学各派共同承认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儒学的中心思想。儒学的中心思想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其中包括：肯定人的价值，即肯定人贵于物；肯定现实生活的价值，孔子的生活态度便表现了肯定现实生活的积极乐观的精神；儒家更肯定了道德的价值，道德是生活所应尊循的原则，在一定条件下，为了实现崇高的道德理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儒家认为人的价值、生活的价值、道德的价值三者是统一的。这就是儒家的中心思想。这些理论论点虽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是确实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第6卷，页295）
他指出，从先秦到宋明，儒家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强调道德原则与实际生活的统一，以为道德原则不能脱离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必须体现道德原则，批判道家和佛教脱离现实生活去追求玄远理想的态度。“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可以说是儒学家的基本主张。宋明理学肯定道德的崇高和尊严，它以为实行道德原则即是人生价值之所在。理学要求在现实生活中体现道德原则，以实行道德原则作为人类生活的归宿，其实际作用固然是维持当时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但也具有重视精神价值的理论意义。（第5卷，页505）
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人”为中心，这是儒家的特点，因为儒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也成为传统文化的特点。西方近代有所谓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有些学者也用这些名词称述中国的儒学，有人则不以为然。无论如何，如果说儒学以人为本位，还是应该承认的。所谓以人为本位即是说以人为出发点，从人的问题出发，又以人的问题为归宿。儒家思想是人本主义，是古代的人道主义。（第6卷，页353）张先生的这一论断，对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四、阐扬儒家对独立人格的肯定
在关于儒家思想的分析评论中，80年代的张先生最为重视的是儒家的独立人格思想。他认为，儒家以人为本位，必然以人的自觉为中心。所谓人的自觉，至少包括两个含义，（一）同类意识，肯定自己与别人为同类。（二）个性自觉，肯定自我是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自我。这种思想在孔子思想中已经存在了。孔子将鸟兽与斯人之徒对立起来，显然是认斯人之徒为同类，以鸟兽为异类。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即肯定人与人是相类的。孔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为什么要辟色辟言呢？就是因为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要求受到尊重。《周易》蛊卦“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种不事王侯的人正是坚持自己的独立意志。历代史书记载了许多特立独行的人，这些人都是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人，即都是坚持独立意志的人。孟子更强调人的同类意识，他宣称：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孟子认为人类同一性的最主要的内容是道德意识，即以理为人心之所同然，亦即认为人的自觉即道德的自觉。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中，从孔子以来即强调对于独立人格的尊重。今天却有些论者声称中国传统中个人人格概念并未建立起来，缺乏对个人的人格的承认与尊重，这种论调只表现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无知而已。（同上，页354）
张先生指出，儒家人文主义的历史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就是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的利益，促进社会的发展的方面，消极的方面就是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利益、阻碍社会发展的方面。儒家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人的主体性，强调树立独立人格的必要。对于这个问题孟子讲得最为深切著明，孟子提出大丈夫的标准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是对独立人格的明确表达，在历史上对广大知识分子起了激励的作用，鼓舞人民为理想和正义而奋斗。孔子早就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孟子也提出“舍生取义”都是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在历史上，成仁、取义的原则在民族危急、国家多难的时代多次起了鼓舞士气、坚定斗志、激发牺牲精神的巨大作用。汉代以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着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也就是一个坚持人格尊严的优良传统。但是另一方面，儒家是承认君权的，是维护等级制度的，三纲削弱了以致否定了臣、妻、子的独立人格，也有严重的消极作用。（同上，页553～554）
张先生还指出，儒家的人格价值学说是和他们的道德学说密切结合的，儒家的道德学说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他们讲的高尚的品德只能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高尚品德。虽然如此，儒家能摆脱封建时代追求富贵的世俗之见，肯定人人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道德觉悟，肯定这种道德觉悟才是人的价值之所在，这一点对于民族的精神发展还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同上，页235）
五、儒家的价值观研究
关于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张先生指出，儒家忽视个人自由是一个缺陷，但儒家特别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张先生晚年非常重视儒家关于人际和谐的思想，把它看成与独立人格并立的儒家学说的两大要点。（第7卷，页388）张先生还指出，肯定别人、尊重别人，主张爱人敬人，这个原则还是正确的。孔子所说的立人达人，是说首先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我有我的要求，我有我的理想；但同时要尊重别人，并帮助别人建立主体性。这种思想是有价值的，既要肯定自己的主体性，也要肯定别人的主体性，人我并重。（第6卷，页455）儒家注重人伦关系，但认为人伦关系无损于独立人格，认为实行人伦准则是完成独立人格的条件。（第7卷，页19）
关于儒家的道德概念，张先生指出，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在当时有一定的阶级性，但还有更根本的普遍意义，仁的根本意义是承认别人与自己是同类，在通常的情况下要对别人有同情心；这种古代的人道主义在反对暴政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义的根本意义是尊重公共利益，不侵犯别人的利益；包含尊重人们的所有权的意义；也包括尊重人的独立人格。礼的根本意义是人与人的相互交往应遵守一定的规矩；智的根本意义是肯定是非善恶的分别，代表了人的道德觉悟；信的意义是对别人应当遵守诺言，信与诚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待的基本原则。把五常一概斥为反动思想是缺乏分析的。儒家重义轻利，主要是告诫人们不要为了个人的私利而破坏社会的秩序。这种稳定秩序的思想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社会整体的利益即公共利益，即使在阶级社会，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利益，使社会得以继续存在而不至于在各阶级的相互斗争中同归于尽。儒家所重视的就是这类的社会整体利益。这是儒家尚义学说的一个重要意义。（参看第7卷，页427～428）儒家倡导仁爱的古代人道主义，在政治上反对和批判暴虐的苛政，在历史上有积极的意义。
关于权利与民主，张岱年先生认为，先秦的法家讲“用人如用六畜”（《管子》），把人当作牛马，所以后来汉代的儒家批评说“奈何牛马之用人也”。儒家反对把人看作牛马，孔子时马厩失火，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儒家没有提出人权的思想，儒家只讲人对人有义务，不讲每个人有权利。先秦儒家中的漆雕氏之儒曾有过这种思想，但后来没有什么影响。儒家虽然没有讲人权，但孟子、黄宗羲讲民主有一个理论基础，就是孟子所提出的“良贵”观念，他说“人人有贵于己者”，此即是良贵。良贵的意思是本然的价值，是说人人生来便有其价值，只要发挥了这个价值，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人。孟子讲的民主是承认每个人有天赋价值，与天赋人权有所区别，他主要是从道德方面来讲的，西方则是从政治方面来讲的。（第6卷，页244～245，第7卷，页325）张先生对儒家价值学说的研究和论述不仅是他后期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为儒家价值观研究全面地奠定了基础。
六、论儒家的历史作用和思想缺欠
关于儒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持续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虽有时衰微而终可以复盛，延续不绝，必然有其不断发展的精神支柱，这种支柱便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来自儒家哲学，来自儒家所提倡的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思想态度。儒家的《易传》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思想两千年来激励了正直的人士奋发向上、努力前进、不屈服于恶劣的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斗争。历史上坚持反对不法权贵的忠直之士、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不倦探求真理的学者等都受到此种思想的深刻影响。他还说过，历史上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确实起了一定的维系人心的作用，这对于维护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儒家重视“人文”博学于文”，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第6卷，页299）但儒家思想也有一定的偏向，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儒家把“德”与“力”对立起来，看不到德与力的密切联系，忽视了生命力的培育。（同上，页62）
关于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张岱年先生还曾这样表达过：第一，等级思想，从孔子到明清儒家总要分别上下贵贱，分别等级。第二，人格意识，儒家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分别等级，但认为人不论贵贱都是同类，都应受到人的待遇而每一个人都有其独立的意志、独立的人格。第三，刚健观念，从孔子开始就注意刚，后来儒家把刚健作为人生的一个根本原则；第四，保守倾向，强调继承，不重创造。（同上，页446）
张先生明确指出，儒学也表现了一些严重的缺陷，如承认等级区分的合理性，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此外由于重视人贵于物的价值，将注意力完全集中于人的问题，于是对物的问题和研究有所忽视，贬低了关于物的知识，没有为科学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同上，页300）儒家反对追求个人私利，强调道德理想高于物质利益，这对于精神文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儒家虽然没有排斥公共利益，但也不重视道德理想与公共利益的联系，结果未免脱离实际、陷于空疏。（注：《张岱年文集》第6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361页。）
张岱年先生认为，两汉以后，儒家的价值观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家肯定人的价值，强调道德的重要，这对于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的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义利关系、德力关系的问题上，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见解有严重的偏向。董仲舒、以及程朱陆王忽视公利与私利的区别而强调道义，有脱离实际的倾向。儒家强调道德的尊贵，高度赞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这对中华民族的成长和发展确实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忽视物质利益，道德理想就会变成空洞的说教了。（同上，页82）
七、对有关儒学的错误观念的驳正
张岱年先生对文化热中一些流行的对儒家的错误看法每每加以纠正，所涉及的流行看法也相当广泛，可以说文化热中的“反传统思潮”针对儒家的主要论点都受到了张先生的辨析纠正。以下只举出几个例子。
有人说儒学是建立在专制制度之上的，张岱年先生指出，专制制度的建立始于秦始皇，先秦的孔孟思想并不是建立在专制制度上，孔子反对“言莫予违”的君主独裁，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的学说，都不是鼓吹君主专制的，儒家不是提倡君主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宋明理学家经常“格君心之非”，更经常批评当政的宰执，理学的王霸之辨也说明他们并不赞同现实的专制制度。（第6卷，页303、348）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没有“人”的观念，不知道人是人，张先生多次批评这种观点，指出这是很荒谬的，这种观点不是出于殖民地的民族自卑心理，就是出于对历史事实的无知。中国古代儒家确实具有真正的人的观念，有肯定人的独立人格的思想，中国传统哲学已经达到了人的真正自觉。（第6卷，页404、411、446，第7卷，页11、22、56）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贬低人的尊严，否认人的独立人格，张先生指出，古代哲学中孔子、孟子等都肯定人的独立人格，重视人的尊严，明确肯定人人具有内在的价值，道家更是重视个人自由。（同上，页157）有人认为儒家学说是压抑人性的，张先生指出，以孟子为代表，儒家强调人的社会性，而也没有否认人的自然性，儒家主张发展人的社会性，这不能说是压抑人性。（同上，页555）
针对有人提出儒家的学说不是自我发现或自我实现，而是发现一个否定自我的非我，儒家所说的不过是自我压抑、自我否定，宋明理学则把对人性的否定推向极致，张岱年先生指出，孔子论仁，最重要的一条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达人”，这是仁的出发点，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承认人人具有独立的意志，肯定人与己都有独立的人格，孟子还认为人人都有不能剥夺的天赋价值。（第6卷，页302）
张先生一贯反对把儒家传统与专制主义等同的说法，坚持认为儒家学说有维护君主政体和等级制度的一面，也有重视人民、宣扬独立意识、人格尊严的一面。他指出，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有人认为儒学的本质也就是“使人不成其为人”，事实上这是莫大的误解，儒家作为教育家，所关心的乃是使人成其为人。肯定人的独立意志，独立人格，高扬人的主体意识，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不能把专制主义和儒家传统等同起来。（见第7卷，页10，第8卷，页126，第6卷，页348）
最后，关于儒学与现代化的问题，针对许多论者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儒学，张先生认为，儒学有消极保守的方面，但也有积极进步的方面，所以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儒学，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本的原因在于明清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加强。（第6卷，页426）90年代，张先生进一步认为，二次大战后东亚地区的实际情况，证明了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发展并非阻力，而是一种助力。儒家重视道德，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和为贵的思想，在东亚地区，对于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第7卷，页518）
张先生的儒学观是其文化观的一部分，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和态度。这种态度，在基本方法上可以说是“析古”立场的体现，这种析古态度所采取的是辩证的分析方法，因此在他对儒家思想的分析中，充分肯定了儒家思想的积极历史作用和普遍的理论价值，也明确指出了儒家思想的历史局限和思想缺欠。从张先生的以上论述来看，张先生评论儒家思想的方法，是采用了二重性的分析立场，但并不是对优点和缺点“各打五十大板”，应当说，他对儒家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理论意义在主体上是给予明确肯定的。还应看到，张先生对儒家思想提出的一些批评，如指出儒家认同等级制度的秩序，这种批评既合乎历史事实，也明显包涵着张先生对不合理现实的一种批判意识。由本文以上所述还可见，张先生的文化观不是抽象的一般口号，在理论分析、阐发的同时，伴随着文化实践的积极参与。他在80年代以来文化讨论中，对有关儒家的各种流行的误解和不妥当的观点，广泛地进行了评论和纠正，在很多地方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批驳。我们知道，张先生并不赞成“儒学复兴论”，他自己明确表示他不是“新儒家”，他也一贯明白指出儒学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在80-90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在促进正确认识儒家思想的优点和现代意义方面，在反驳和澄清有关儒学认识的种种错误观点方面，张先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是其他人所不能相比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文化思潮中，张先生在实际上扮演了儒学的护法的角色。真切了解这一点，对全面认识20世纪后期的文化讨论和张先生在文化讨论中的角色与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