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礼：统摄学术与治术
晚清时期的曾国藩无疑是一位地位显赫、影响巨大的历史人物，而且他的地位、影响是多方位的，尤体现在学术、事功两个领域。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形象的曾国藩，他一生几乎离不开书本，倾尽心血于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的文化典籍之中，并几乎达到“无学不窥，默究精要”之境，故而，他在诸多学术领域里均卓有建树，并留下了千余万言的著述及传世文字。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政坛上军政大臣形象的曾国藩，他身居高位、权倾朝野，一生周旋于创建军队、南征北战、兴办洋务等修齐治平的政治活动之中，成为晚清政坛上地位独特的“中兴名臣”。
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他的学问与政治的关联。曾国藩终生从事经史子集的学问钻研，究竟对他的经世治国产生了什么影响？尽管历史上早就有“国藩事功，本于学问”之说，但是，他的治术与学问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具体关联，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作出解答的话题。这是由于，曾氏一直关注的种种学问，无论是宋学还是汉学，历史上常常被指责为繁琐、空疏而无济于用，那么这个曾国藩又是如何将这种繁琐的考据、抽象的义理与治国的治术、经世的事功贯通起来的呢？
我们认为，最能够把握他的学问与治术之间的关联，应该就是“礼”，探寻他学问上的“礼学”与政治上的“礼治”，是找到二者关联的一个最好的视点。本来，“礼”在传统中国就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一方面，“礼”代表了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传统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礼制社会，礼制包括了古代的政治、法律、军事、宗教、教育、家族等方面的各种典章制度、行为方式，即所谓“一切法则制度皆礼也。”①另一方面，“礼”又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本。自孔子提出“不学礼，无以立”②，礼学就成为历代儒家学者十分关注的重要学问，以至于清代礼学家凌廷堪认为：“是故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③而曾国藩作为一个身兼学问家、中兴大臣为一体的重要历史人物，“礼”在他的学问与治术中均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在曾国藩一生的治学生涯中，“礼学”成为他学问的核心，他声称“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④以至于他主张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门学问，均与礼学息息相关，故而李鸿章说：“其（指曾国藩）学问宗旨，以礼为归。”⑤其次，在曾国藩的政治生涯中，“礼治”又是他的治术的根本，他总是以“礼”来代替、等同于“经世之术”。郭嵩涛认为，曾国藩“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⑥既然“礼”是曾氏学术的核心，又是他治术的根本，显然，也应该是探讨他如何贯通学术与治术的最好切入点。
我们常常会这样想：这个身兼文人学者与中兴大臣为一体的曾国藩，究竟因为他是因自己“以礼为归”的学问宗旨才在经世实践中推行以礼“纲维万事”的经世之术，还是因为迫切感到礼在“经世宰物”的政治实践中所产生的社会功用需求而全心于礼学的研究？确实，对于这类问题的思考与解答，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探讨曾国藩是如何将学术与治术贯通起来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更应考虑到曾国藩所接受的“学治一体”的学术文化与政治文化的深刻历史传统的影响。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学术治术结合的精神追求，清中叶学人龚自珍、王昶等曾将这种精神概括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⑦，“古无经术治术之分”⑧，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总是希望政治运作和学术文化结合起来，同时，学术文化又具有实用的政治功能。但是，我们仍须强调的是，尽管古代中国有着“学治一体”的学术传统与政治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上的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实现了这个理想。恰恰相反，从秦汉到明清，学与治的分离却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对于倡导这种学治一体的文化精神的儒家学者来说，“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古无经术治术之分”只是“自周而上”的上古圣王时代的一种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他们所面对的历史现实则是学术与治术的严重分离。
首先我们来看作为儒家文化理想的学术。儒学至西汉以后取得独尊的地位，儒家学问即所谓经学，并分为汉学与宋学两大历史阶段与学术流派。但是，历史上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均因与治术的分离而受到许多儒家学者的严厉批判。宋学重视理气思辨与心性修养，历史上那些信奉程朱理学的宋学学术，被批判为“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⑨他们批评空谈心性的理学家，就是认为他们对富国强兵的经世之术一窍不通。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为纠正理学之偏而重视训诂考据的汉学派，同样背离了学术与治术应该统一的实学精神，他们沉溺于名物制度的考据训诂，尽管能做到“言言有据，字字有考”，但他们对于“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⑩，这种学术虽有万语千言，对治国平天下毫无用处，这些学者虽“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11)由此可见，儒家学术两大学派，均出现了学术与治术的分离局面而违背了儒家“学治一体”的文化理想。
其次，我们再来考察政治。历史上那些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权贵同样在破坏着“学治一体”的文化精神与政治理想。他们控制了各种治国的政治权力，但是，他们所运用的治术则又严重背离了儒家的文化精神。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为政以德”、“仁政”，所以，儒家推崇的治术就是效法上古的圣王尧舜。对内而言，为政者应该能够修己、正心、怀仁、敬德；对外而言，为政者则应做到爱民、利民、教民、安民。总之，儒家所倡导的治术就包括内在的心性修养与外在的博施济众两个方面。但在中国古代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那些主政者总是赤裸裸地推行暴力、权术、刑罚，以迫使人们就范于政治权术与暴力统治；即使表面上讲爱民、安民，骨子里却是推行暴力、权术与酷刑，即所谓的“阳儒阴法”、“外儒内法”。所以，现实中的政治治术，总是在严重地偏离儒家的学术思想，儒家典籍中有关仁民爱物、正心诚意的学术往往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实用价值的空谈。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位难得的毕一生精力去融通学术、治术的士大夫。他本来就是儒家“学治一体”的文化理想的信奉者，他努力去贯通学术与治术并不是一种手段的需要和寻求，这一切来自于他的学术、治术的内在特质和真诚信仰。早在他从事学术、经世的初期，就这样提出：
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12)
“治术”、“学术”虽是分别就为治者、为学者而言的，但是，它们均在“礼”的统摄下得到了贯通。曾国藩认为“治术”就是“综核名实”，也就是他经常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13)因为所谓礼治，就是在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不同名分中建立稳定的等级社会秩序。所谓“综核名实”就是确定君臣父子的不同名分而使人们各遵其行为规范。另一方面，曾国藩认为学术应该“取笃实践”，而此“实践”当然首先就是遵循礼的仪轨，因为礼本来就是古代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与活动仪式，即《说文》所说的“礼者，履也。”曾国藩所研究的礼学学术，完全是与现实生活中礼的践履分不开的。可见，曾国藩所说的治术强调“综核名实”故而就是礼治，所言学术因“取笃实践”故而就是礼学。而且，由于礼治必须是对社会成员的不同名实作历史的考索、文献的综研，故而礼治总是离不开礼学；又由于礼学的学术动因、最终目的均是为了“取笃实践”，故而礼学最终必须走向礼治。
我们如果要总结曾国藩的学术人生与政治人生，他确是一生执著于将学术与治术加以贯通，这种贯通就是学术的治术化，治术的学术化，而且说得更具体的话，他的礼学、礼治是一体的：以礼学为依据去推行礼治，以礼治为目标去研究礼学。
二、礼学的学术旨趣
礼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依据。所以，礼学也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心。在古代知识体系中，“礼学”有狭义、广义的不同范围。狭义的“礼学”是“礼经学”，即研究《礼》经的学问，其主要研究内容是称之为“三礼”的《仪礼》、《周礼》、《礼记》。广义的“礼学”除了包括《礼》经学之外，还应包括考订礼仪制度以及撰作的礼仪学等理论问题的礼论在内。(14)
曾国藩的礼学既包括他对《周礼》、《仪礼》等礼经学的研究，也包括对历代礼仪制度的考订，同时涉及当朝礼仪制度的制作方面的各个方面，故而是指广义的礼学。曾国藩的学问本来就是经史子集“无所不窥”的，为什么李鸿章会认为曾氏的“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呢？应该说，曾国藩所以会形成“以礼为归”的学术宗旨，与清代学术思潮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趋势是息息相关的。要进一步了解曾国藩礼学及其特色，我们必须回到清代学术思想界的历史状况。
清中叶的礼学思潮兴起，成为清代学术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化现象。明末清初时期，学术界一直在反省理学末流关注抽象理气思辨以及空谈心性的种种弊端，倡导一种黜虚趋实的实学精神。那些处在学术前沿的学术大师们开始普遍追求学术知识的具体性、客观性、有用性，以“实”来表达一种新的学术追求。而清中叶出现的推崇礼学，甚至主张“以礼代理”的主张，就成为这种崇实黜虚的文化思潮中一种重要学术主张。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并指出，“礼学思想为清中叶的一股新思潮，亦为儒学在清代之新面貌新发展形态，与其相当坚实完备的理论体系及符合时代精神的创意典范，与宋明理学相对峙，甚至欲取而代之。”(15)清中叶兴起的礼学思潮，一方面是一种学术思潮，并且体现出乾嘉学术注重典章制度考证的特点；另一方面，礼学思潮表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趋向，即所谓“考订礼制的目的，是在制度中求取治世之方”(16)。所以，礼学在清代学术界受到普遍的关注。从清初开始一直到清中叶，学术界出现了顾炎武、张尔岐、万斯同、江永、戴震、程瑶田、金榜、凌廷堪等许多礼学名家。特别是凌廷堪不仅以礼学名世，并旗帜鲜明地倡导“以礼代理”，主张“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直接标榜以礼学为学术重心的宗旨。
清代兴起的礼学思潮深刻地影响着早就有志于学的曾国藩。曾国藩接触礼学的时间很早，据《曾国藩年谱》记载，他还在少年时期的家塾中，即已经“受读《周礼》、《仪礼》成诵。”(17)可见礼学教育对他的影响很早，但这只是他少年求学的入门而已，真正意义上的礼学研究应该是在他出仕后，特别是他和清代的主流礼学学术有过较多交往之后。他在中进士、入翰林院以后的读书与交流，大大拓展了他的学术眼界与礼学知识，奠定了他学问的基础。曾国藩的礼学修养，在他身居礼部任职时即有一定影响。咸丰帝继位后，曾对是否应对道光皇帝行“效配”、“庙袝”之礼而询问诸臣时，只有曾国藩所奏的意见令咸丰帝满意。可见，曾氏的礼学知识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事实上，他一直刻苦钻研礼学。如在咸丰九年，他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专有一则论“礼”，并列举了一些清代礼学家及其成就：
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18)从曾国藩对清代张尔岐、凌廷堪、秦蕙田几位著名礼学家及其著述的论述、评价来看，他不仅已对当时礼学学术非常熟悉，并能够对他们的礼学特点与成就作深刻的分析与评价。尤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他已形成了以礼为中心而融通学术与治术的思想，他的礼论已趋于成熟。他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19)曾国藩不仅拥有系统地思考与表达礼意的理论论述，并且已经开始着手《礼经》学的研究，而且还能够将礼经学与礼仪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他说：“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20)总之，对《礼经》的研究、对礼仪的考订成为他毕生学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记载在他的《日记》、《书信》中：“阅《仪礼·士丧礼》，以张稷若句读、张皋文图为主，而参看徐继庵、江慎修、秦味经诸书。”（二十一日）(21)“阅《读礼通考》、《疾病》、《正终》二卷及《始死》、《开元》、《政和》、《二礼》、《书仪》、《家礼》等，考证异同。”（二十九日）(22)可见他已非常深入地从事《礼经》及礼仪制度的考证研究工作。他在同治九年正月复刘蓉的书信中，亦有关于他对《礼经》的研究心得以及对祭礼、军礼等礼仪制度的考订。譬如他认为宗庙礼仪久失不传，“虽经后儒殷勤修补，而疏漏不完”；而礼经十七篇中无军礼，“使先王行军之礼无绪可寻”。他清楚地认识到要以礼去“经纶万物”，就必须做这些古礼的考订修复工作，而他本人的礼学学术研究，最终是为了以礼治人，从而实现儒家士大夫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理想。
值得指出的是，曾国藩在研治礼学时，还有一个不同于其他清代礼学家之处，那就是他不仅仅是站在清代乾嘉学派的立场，以考据学的方法研治礼学，同时也是坚持宋明理学派的主张，并十分关注仁义心性与礼学的关系，这样，他在礼学研究上具有鲜明的汉宋兼采的特色。曾国藩十分明确地标明自己的学术主张是“一宗宋儒，不废汉学”，表达了对程朱理学的宗奉。和清中叶凌廷堪等礼学家将礼学与理学对立起来，并倡导“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的学术宗旨不一样，曾国藩虽然仍是推崇礼学，但他往往是将礼学放在“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23)的学术汇通上，礼学不仅不与理学对立，而且还可以汇通汉学的考据与宋学的义理。因为曾国藩认为“礼”本身就包括内在修身与外在经世两个方面，即“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24)宋儒之学以心性修养为宗旨，是将礼的内在道德与身心修养作了最大的发挥。所以，曾国藩有时又将仁与礼对举，提出：“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25)他还认为“汉儒掇拾遗经”是要“存礼”，而“宋儒远承坠绪”则是希望“求仁”，而船山之学恰恰是能够兼并“育物之仁”与“经纬之礼”(26)。曾国藩所赞扬的船山“仁礼兼得”的学术精神，恰恰体现出他本人学术理想的追求。曾国藩批评一些乾嘉学者在从事“稽核名物”的汉学考据时，喜欢以“非毁宋儒为能”，而程朱理学的内向求仁恰恰是礼学不能缺少和忽视的。他十分赞扬一位叫刘椒云的国子监学正，因为这位学正在弃官归去、专事学术时，能够将宋儒内在仁爱的体认与外在体仪的考证结合起来，他说：
（刘椒云）积其谨以严父母之事，以达于凡事无所不严；和其诚以推及父母之所爱，若所不爱悦。其又不合，则考之《礼经》，核之当世之《会典》，以权度乎吾心自然之则。必三善而后己。病中为日记一编，记日日之细故，自责绝痛。将卒，又为遗令，处分无憾。盖用汉学家之能，综核于伦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当于朱子。(27)曾国藩所欣赏的正是这种将汉学家的文献考据与宋学家的身心修养结合起来的学术理念。这是他不同于乾嘉考据派礼学的地方，同时又深刻地体现了他“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礼学思想特色。
三、礼学的经世理念
“学”与“治”的贯通向来是儒家的理想，而曾国藩像所有的儒家士大夫一样，是这一理想的追求者。但是，和许许多多儒家士大夫不一样的是，曾国藩努力通过“礼”去实现“学”与“治”的贯通：他的礼学已经实践化为一种礼治的经世活动与制度建设，他的礼治又是以深厚的礼学为思想基础与学术依托。这样，曾国藩的礼学有了不同于其他礼学家的学术特色，同样，他的礼治又有了不同于其他军政大臣的风貌。
我们首先来考察曾国藩的礼学的经世情怀及其学术特色。
从清初到清中叶，学术界涌现出一批从事礼学研究的大师与著名学者。无疑，曾国藩的礼学正是这些大师们所推动的礼学思潮的承传者，他不仅广泛、深入地学习研究这些重要的礼学著作，而且，他所做的礼经、礼仪的研究就深受这些礼学名家的影响。清代礼学是在乾嘉汉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故而不管是礼经学还是礼仪学的研究，均具有鲜明的重考据训诂的乾嘉汉学的特色。曾国藩的礼学就明显受到这一学术风范的影响。从他的全集中《读书录·经》所记载的有关礼经学的心得笔记来看，他确是对《周官》、《仪礼》、《礼记》下过功夫，无论是对三礼的旧注，还是清代汉学家顾炎武、张尔岐、戴震等人的新注，他均能从文字训诂、文献考订等方面作出客观分析，体现出乾嘉汉学治礼的学术风格。据黎庶昌所订《年谱》记载，曾国藩还著有《冠礼长编》、《礼记章句校评》、《周官雅训杂记》等礼学著作，应也是这种汉学家治礼的著述。
清代乾嘉汉学派是在批判宋明理学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清代学人中，曾国藩却是以理学名世，不仅清廷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当时学界也普遍将他看作是“理学家”。事实上，曾国藩不仅不像乾嘉学者那样贬抑程朱理学，相反，他一直十分推崇理学，在传统的各种知识学问中，一直是将义理之学作为一切学问的根本，声称：“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而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28)同样，他坚持考据之学最终也是为了探索义理。本来，清乾嘉学者推崇礼学，甚至倡导“以礼代理”，但是，在曾国藩的礼学中，“理”却总是“礼”的最高依据。他曾专门著有《顺性命之理论》，将人的视、听、言、动所必须遵循的“礼”，归之于人必须顺从的“性命之理”，“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顺焉而已矣。”(29)
关于曾国藩之礼学“兼综汉宋”这一特色，早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认同。但对于他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汉宋兼容学风的原因，人们却往往将其归结为时代的或地域的学术风尚。其实，我们更应该从曾国藩的学、治贯通来进一步深入考察其汉宋兼容的原因。对于曾国藩而言，他对一切知识学问的追求与取舍，均是以修己治人为宗旨。礼学之所以重要，也恰恰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30)所以，他的礼学采取汉宋兼收的态度，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他个人对各种学术流派、风格的宽容态度，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于他坚持学术不能离开经世实践，他说：“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31)显然，他兼容汉宋之学也是由于他坚持学、治必须统一、贯通。事实上，他一直认为汉、宋两种学术流派均有益于修己治人，在他那里，修己治人的经世情怀往往要高于学术正统、派系之争。所以，曾国藩能够无学术门第之见，兼收汉宋各家之长。一方面，由于礼学作为一种经世之学范围广大，有关经世治国所需要的天文、地理、军政、官制等大小事情无不揽括其中，但由于两千多年的时间洗礼，礼学逐渐衰微，曾氏认为必须经过乾嘉学者的历史研究、文献考订，才能使礼学转化为清代政治所需的经世之术、经济之学。所以曾国藩十分赞同“礼非考据不明”的说法，他希望的“明礼”就要通过历史、文献的考证以探索经邦济世的礼仪制度、治国方略，即如他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32)无论是礼经的经典诠释，还是礼仪的历史考订，均是为了寻求“经世之术”。另一方面，曾国藩对程朱理学的尊崇，突出了“性命之理”作为礼仪的最终依据，也主要是强调了礼的内在精神与主体自觉。孔孟以礼归仁而确定了礼的精神情操与主体精神，宋儒弘扬了孔孟儒学通过内在的精神情操与主体自觉的精神力量，其最终目标仍然是治国平天下，是经世实践的需求。(33)曾国藩自觉地继承了从先秦到宋明等儒学大师对内圣人格的精神力量的强调。他坚持这样做同样是依据于治学贯通的原则与修己治人的目标，他认为宋儒的义理之学十分重要，因为其本身就是经世之术，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34)曾国藩作为晚清著名的理学经世派人物，坚持程朱的义理之学与经世之术息息相关。正由于曾国藩的学术是以修己治人、经邦济世为目标，这样，他虽然尊崇汉学并从事汉学研究，但是并没有染上汉学的繁琐、杂芜；他虽然特别信奉理学，按理学的要求去完成“礼”的身心实践，但又无其他理学家的迂腐、空疏。总之，曾国藩的礼学因与经世实践的直接关联而形成自己的鲜明学术特色。
《清史稿》在评价曾国藩的政治事功时提出：“国藩事功，本于学问。”曾国藩本人在为湘军将领之一的罗泽南撰写“碑铭”时曾这样说：“无本者竭，有本者昌。”“大本内植，伟绩外充。”(35)应该说，曾国藩及其湘军所以能够建立起巨大的政治事功，是由于他的礼治实践中，完全坚持了“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36)而他的礼治实践又来自于他的儒家礼学的学术思想与文化理念，他一直将“大本”归之于“闽洛之术”的儒家学说。可见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本”植根于儒学学问与礼的理念之中，这是他取得政治功业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孙奇逢：《四书近指》卷三，《十世可知章》。
②《论语·季氏》。
③凌廷堪：《复礼》上，《校礼堂文集》卷四。
④《江宁府学记》，《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338页。
⑤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曾国藩衰荣录》第91页。
⑥郭嵩涛：《曾文正公墓志铭》，《曾国藩衰荣录》第94页。
⑦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六》，《龚自珍全集》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⑧王昶：《经义制事异国论》，《清经世文编》卷一。
⑨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
⑩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汉学师承记》，三联书店，1998年。
(11)魏源：《默觚下·学篇九》，《魏源集》第24页，中华书局，1976年。
(12)《复贺长龄》，《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第4页。
(13)《笔记二十七则·礼》，《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358页。
(14)参阅杨志刚：《中国礼学史发凡》，陈其泰等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第122页，学苑出版社，1998年。
(15)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原序》第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16)张寿安：《以礼代理》第22页。
(1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3页，岳麓书社，1986年。
(18)《笔记二十七则·礼》，《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359页。
(19)《笔记二十七则·礼》，《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358页。
(20)《复夏弢甫》，《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第1576页。
(21)同上。
(22)同上。
(23)同上。
(24)《笔记二十七则·礼》，《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358页。
(25)《王船山遗书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78页。
(26)同上。
(27)《汉阳刘君家传》，《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12页。
(28)《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第19册，《家书（一）》第55页。
(29)《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133页。
(30)《笔记二十七则·礼》，《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358页。
(31)《复贺长龄》，《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第4页。
(32)《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256页。
(33)参阅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1—9页，《余英时文集》第10卷，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
(34)《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443页。
(35)《罗忠节神道碑铭》，《曾国藩全集》第14册，《诗文》第307页。
(36)郭嵩涛：《曾文正公墓志铭》，《曾国藩衰荣录》第94页。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