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关于孔子的记载中，最吸引人想象力的，莫过于其“厄于陈、蔡之间”的故事。其实，它既不体现孔子建功立业的才能，也没陈述儒家深远高明的义理。相反，只是陷于困境的夫子，在对发牢骚的门徒进行宽慰而已。《论语》提供的原始故事情节是：“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记载简略，只有三十三字，但要素齐全：背景，在陈绝粮，时间地点及生存状态全有；人物，孔子与子路，子路还带着“愠”，正在闹情绪；内容，一则对话，只有两句，但意思完整；主题，君子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子路的疑问间接表达对陷入这一局面的埋怨，孔子则答之以对待任何困境应有的态度：“君子固穷”。无论素材看来有多大的潜力，事件的记录者一定万万不会想到，它会在后世引起人们那么丰富的联想。从战国的《庄子》到被认为是三国时期伪托的《孔子家语》，这个故事至少传有九个不同的版本。不同时代不同家派的学者，竟踊跃参与这个故事系列的创作。
本文的焦点不是《论语》的记载，而在后世的传说。它基于对这些好奇者动机与热情的好奇。为了方便，我们把故事分成三组来讨论。第一组，是《庄子》书中的三则寓言；第二组，由三个体现儒家立场的传说组成；第三组，系三种貌似无足轻重的传闻。这种讨论，将置入思想史的背景中。它会从一个侧面显示，关于孔子故事的创作或传播，就是中国文化中圣贤人格的塑造过程。
一、《庄子》的想象
孔子是《庄子》一书的重要角色。《庄子》中的孔子，故事有四十六则，出现于全书内外杂篇。而庄子本人的故事，则只有二十六则。虽然，《庄子》一书不是成于一人之手，作者也可能生活于不同时代，但从故事在全书分布之均匀，可见其作者们均致力于孔子形象的塑造。其中，孔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的经历，便是《庄》书一再渲染的内容。而“在陈绝粮”事件，便发生在“围于陈、蔡”的过程。以此为题的故事，书中一共有三个。由于每个故事都可能独立阅读，我们按它与《论语》关联深浅的程度，依次进行讨论。
第一个故事：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忔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娱于颖阳，而共伯得乎丘首。（《让王》）
与原作比，《让王》的这个版本并不离谱。背景同样，把“在陈绝粮”具体化为“七日不火食”。主角仍是孔子与子路，只增添颜回、子贡两配角。内容仍是对话，但多一点音乐舞蹈装饰。主题也是如何面对人生困境。“君子固穷”的内容则被扩充了：“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最后再以旁白的形式，来个“穷亦乐，通亦乐”的概括。平心而论，作者对原作精神把握很准。《论语》本就有孔子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及“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夫子自道。《庄子》其它篇章，也多次让孔子与颜回切磋修养之道，象《大宗师》谈“心斋”，《人间世》中论“坐忘”。又如，《让王》中“回不愿仕”，就是因为“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让王》故事中颜回、子路、子贡三子，只有颜回对此无怨言，这也是保持其人格同《论语》中的一致性。此外，子路之单纯，子贡之识趣，也活龙活现。同时，这穷通不改其乐，不以世俗是非为是非的态度，也很道家化。看来儒道两家精神的某些层次上，也可有共同分享的东西。“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孔子形象非常高大。
第二个故事就不一样了：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焱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仲尼恐其广己而造大也，爱己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谁乎！”回曰：“敢问无受天损易。”仲尼曰：“饥渴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谓无受人益难？”仲尼曰：“始用四达，爵禄并至而不穷。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鸟莫知于鷾鸸，目之所不宜处不给视，虽落其实，弃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社稷存焉尔！”“何谓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谓人与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山木》）
背景虽然同是“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内容也同是对话，但人物与主题均变了。与孔子对话者，由子路换为颜回。孔门高第中，子路以义勇著称，但率直不善言。颜回则被孔子赞为“不违”，“如愚”。其实“回也不愚”，大智若愚的样子，深得夫子之心。所以，孔颜对话，比孔子对子路来说，水平自是不同。“无受天损易”是顺自然，“无受人益难”，是因人实外在于自然。细读孔子对“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的解释，归结到最后，“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这同《庄子·秋水》中“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天地》中“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谓之入于天”是相通的，明明白白是道家自然主义的发挥。借孔子之口，说庄子之话，其作用在于，让孔子在生活的极端状态中，表达这种自然达观的态度，最有影响力。孔子成了《庄子》的代言人。
真正离谱的是第三个故事：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翀翀，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迫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名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山木》）
也是“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的背景，但也不是孔子以老师的身份与弟子对话。而是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大公任”，在孔子极困顿的情况下“言不死之道”，实际是劝其放弃功名意识，隐世埋名避祸。结果，承认“恶死”的孔子，听信其言，“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真的当隐士去了。孔子一生亦师亦仕，就其从政的经历而言，的确充满挫折与失败。老人家甚至也有“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但总体上无改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气概。《论语·微子》的确记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一类隐者。他们主张避人不如避世，与孔子遇而不晤。而孔子的态度则是：“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山木》中这则故事的编者，公然在自己的想象中，把孔子的立场倒过来。实质上是站对儒家的对立面，延续《论语》中孔子与隐者的辩论。大公任式的人物，《庄子》中有一大串，如《德充符》中的兀者王骀，《渔父》中的渔父，都是对孔子作道家思想启蒙的教师。《庄子》让孔子叹服向往的高人逸士还有不少，但出场最多者莫过于老聃。孔子与老聃面晤，向其请教有8次之多。其基本套路是，对孔子的仁义观念屡加批驳，然后老聃进而对孔子面授道之机宜。
《庄子》中的这三个故事，涉及孔子的人格、世界观、政治选择等不同主题，作者未必是同一个人，对孔子曲解的程度也差别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孔子塑造成正面人物。这是对孔子人格资源的一种运用。《庄子》对孔子的承受与不满，均与道德理想与关。孔子的道德观念，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个人修养，一是社会理想。道家拒绝儒家以礼为中心的仁义观念，矛头指向是后者。至于个人人格方面，不仅不攻击，还要加以利用。让一个受人尊敬，饱学、谦虚、有爱心，而又勇于改错的孔子，来宣称他要放弃原本所立志践行的社会理想，比之对其进行赤裸裸的攻击，应该是高明得多。个人修养有关的道德是日常生活道德，对日常道德的把握，不靠复杂的道理，而是凭对善的直觉。这种能力植根于人性的深处。道家大概缺少这种资源，老子本人没有授徒行教，事迹飘渺，形象太虚。这迫使《庄子》的作者们要挖空心思，改画孔子的形象。
二、回归儒家
《庄子》中的孔子，形象尽管看来正面。但对儒者来说，有些伤害可能一点也不亚于对孔子的公开指斥。幸好，能想象编故事的，不只是道家，儒者也会以“厄于陈蔡”为题做文章。恰好，这方面我们也有三个例子可圈点。
第一例：
孔子遭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弟子绥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见曰：“夫子之歌，礼乎？”孔子弗应。曲终而曰：“由来！吾言汝。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其谁之子不我知而从我者乎？”子路悦，援戚而舞，三终而出。明日，免于厄，子贡执辔，曰：“二三子从夫子而遭此难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恶何也，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也。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孔子家语》卷五“困誓”第二十二）
《孔子家语》的故事，主角也是孔子与子路。与《庄子·让王》相比，对话的主题也相类。同样在“绝粮七日”的情况下，子路对“孔子弦歌”是否合于礼的质疑。《让王》中“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家语》中代之对乐的理解：“君子好乐，为无骄也；小人好乐，为无慑也。”前者关注的是，君子“穷亦乐，通亦乐”；后者则区分君子之乐，与小人之乐不一样。合起来，面对困顿不仅可以乐，而且需要乐。略微触及了礼乐运用的问题，但没有过多的引伸。对话的结果，都是子路在孔子的鼓励下，挥器而舞。所以说，在穷通不改其志，体验生命的情调上，儒道有相通之处。孔子说：“吾闻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其非激愤厉志之始于是乎在。”实质上，就是把艰难险阻，当成生命中磨炼道德意志的必要环节。故事的讲述者，把孔子政治挫折，巧妙地转化为孔门励志的素材。所以它在《孔子家语》中归入“困誓”的范畴。《家语》与《庄子·秋水》两个故事相类，但前者简约，很可能两者素材来源一致，而《秋水》有所发挥。
但是，面对困境的态度是一回事，而什么样的信念才值得在困境中坚持，又是另一回事。《山木》中那个孔子受教而“逃于大泽”的设计，就是要告诉你，原有的理想是不值得以这种代价付出的。大概也是有见于其危害，儒家也安排对应的情节。
第二例：
孔子南适楚，□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弟子皆有饥色。子路进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句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荀子·宥坐》）
虽然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由子路向夫子提问，但问题比以往深了一层。既非埋怨导致困境的决策，也非对孔子以忧为乐的不解，而是对精神信念的怀疑。即以夫子之“累德、积义、怀美”尚无好报，那坚持道德理想还有什么意义呢？由此而导出孔子关于材、人、时、命的区分：“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孔子告诉弟子，一个人是否成就外在的事业，并不是品德、学识、努力就能见效的。具备这些条件之外，要成功还需要“时”，即机会。而事实上，“不遇世者众”，只能“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他重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这显然是对儒家“为仁由己”的精神境界的描写。它同《庄子·山木》中孔子教颜回的那种超然物外，无执着、无用心的自然主义态度，形成明显的对比。这才是儒家欣赏的人生态度。故事首先见诸《荀子·宥坐》，此外，还为《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等文献所缉录，可见它为儒林所重视。
第三例，是《史记·孔子世家》提供的孔子与弟子的另一幕表演：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史家司马迁的记载，应该来自其所接受的其它文献。事情同样发生在“厄于陈蔡”的背景下。不过，这一次，前面提及的弟子子路、子贡与颜回，依次登场，接受孔子同样的提问：“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王肃对“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的注解是：“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旷野。”孔子引此诗句，是自况其狼狈处境。他让三名弟子对此表达真实的想法。与从战国到秦汉间许多编写孔子与由、赐、回三名弟子相处的故事一样，孔门三杰，角色类型固定，与孔子谈话的顺序也固定，总是由、赐、回排队，而且往往水平从低到高递进，如《荀子·子道》中孔子分别问三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那则对话一样。也许，这是受《论语》中《公冶长》与《先进》篇，孔子让弟子言志，子路总是先说的影响。这次谈话不是师弟一起，而是像面试一样排着队来。子路直率，认为是孔门践道不够，不被大众理解，致有此境。子贡机灵，奉承孔子：您太伟大，天下容不下您。但在孔子看来，一个是信心不足，一个是志向不大，都不认可。只有颜回机灵，接过子贡的话头，强调“不容然后见君子”，说得夫子心花怒放。读这则对话，感觉不是孔子在面对危难时寻求理解与解脱，而是针对弟子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上德育课。不过，它编得太工整。同时，三人分别入见孔子，而颜回竟然能接过子贡的话头，容易令人对孔子产生泄露他人答案给颜回的怀疑。换言之，“厄于陈蔡”的故事，已经编成教科书的一章了。
不满足于《论语》的简单说法，儒门也对“厄于陈蔡”兴趣不减，这固然可能与道家斗法直接相关，但也同素材思想蕴含丰富相联系。我们说，“厄于陈蔡”无功可立。同样，与孔子的许多名句，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比，宽慰子路的两句话，也难说是立言。但是，有个关键词“君子”，是故事的灵魂。已经引述的六个故事中，除《庄子·山木》中孔子作隐士的讲法外，其它五个故事，都重复“君子”这个字眼。在孔子时代，君子不是社会身份，即不是由位决定的；“君子不器”，这意味着它也不是某种具体能力的标志。君子是拥有美德的人格，而这种人格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修养出来的。同样地位、同样能力的人，取向不同而可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只是两种人格在“穷”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儒家对这些故事的构思，就是塑造孔子师徒的道德形象。不但孔子有做君子的自觉，孔门弟子也在乃师的教育下，提升各自的人格追求。故事的主题，不是立功、立言，而是立德。
三、小节与大节
“厄于陈蔡”虽然资料不多，但事关夫子受难，不可等闲视之，故相关故事不管来自儒家还是道家，首先涉及大节。虽然如此，儒家讲道德、论修养，不能不拘小节。但其对立面，也懂得利用小节作文章。《孔丛子》中有个记载，透露这方面的一些消息：
墨子曰：“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路烹豚，孔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之。”诘之曰：“所谓厄者，沽买无处，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饮酒，则何言厄乎？斯不然矣。且子路为人，勇于见义，纵有豚酒，不以义，不取之，可知也。又何问焉？”（《孔丛子·诘墨第十八》）
这一记载值得注意的理由，既非情节可信，也非诘问者有力，而是利用小节作道德文章的心思。厄于陈蔡的故事，其中有另一个关键词，就是“七日不火食”中的“食”。人饿慌了，取之即食，不问来路，实属常情。但对于高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的孔子来说，要求就不应一样。刚好墨家正是道德感极强的派别，对于他们来说，揪住这种小节就有足够的杀伤力了。先秦诸子中，最早形成对立的两家，是儒与墨。儒墨互相攻讦的例子，远不只这一则。单是《孔丛子》中的《诘墨》篇，列举的就有九例。所涉范围，大到犯上作乱，小到饥不择食，都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对孔子个人道德形象的攻击。上述故事就是引自《墨子·非儒下》。其实，与儒道、儒法的关系比，儒墨无论在个人品德还是社会关怀方面，思想最接近。可正是思想接近，而又不肯合流，所以争辩最激烈。《孟子》辟杨墨，也称不是好辩，而是不得已。既然道德主张接近，观念之争有时就不那么容易占上峰。余下的手段，除了自身在实践中严格自律外，还可以寻找借口，指控对手不诚实，或言行不一，瓦解其公信力。儒者深知其中利害，所以要进行辩护。
不知是受墨家的启示，还是民以食为天，“食”其实就是大问题。儒家也出来为“厄于陈蔡”作“食”的文章，下面是两则相关的记载：
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焚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取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后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室入甑中，弃食不详，回攫而饭之。”孔子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
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所斋货，窃犯围而出，告籴于野人，得米一石焉。颜回、仲由炊之于壤屋之下，有埃墨堕饭中，颜回取而食之。子贡自井望观之，不悦，以为窃也。入问孔子曰：“仁人廉士穷改节乎？”孔子曰：“改节即何称于仁廉哉？”子贡曰：“若回也，其不改节乎？”孔子曰：“然。”子贡以所饭告孔子。子曰：“吾信回之为仁久矣。虽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有故乎？汝止，吾将问之。”召颜回曰：“畴昔予梦见先人，岂或启佑我哉。子炊而进饭，吾将进焉。”对曰：“向有埃墨堕饭中，欲置之，则不洁；欲弃之，则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颜回出。孔子顾谓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孔子家语》卷五“困厄”第二十）
一望便知，两则故事的结构是相同的。都是孔门师弟在七日不食的情况下，弄来少许食品为救命稻草。而颜回在无人在场的时候，先取而食之，由此而引起师友对其人品的怀疑。但经孔子机智的盘问，最后均证实为一场误会，重树颜回的正面形象。但是，第二个故事在人物塑造方面，有新的内容。首先是增加了子贡。不但善贾的子贡有能力籴米，同时，也由他代替孔子承担怀疑颜回的角色。从其向孔子告发的方式中，也暗示其对平时颜回受宠的不服，非常贴近子贡的身份性格。与此相关，是孔子从前一故事的疑颜回，变成对颜回坚信不疑。孔子对弟子尤其是对颜回，不是浅知，而是深知，这无疑使孔子的导师形象更加完满。从线索的联系、细节的增补，到意义的发展，可以推测，《孔子家语》的故事，是从《吕氏春秋》脱胎而来的。《孔子家语》是对《吕氏春秋》圣人形象的一次微调。总体上看，既然墨家挑起事端，指控孔子自律不够。儒家的应诉的办法就是“举证”：连孔门弟子都能洁身自好，何况夫子。在个人品德上，只有小节的讲究，才能有完美的形象。说到底，这些故事也是对“厄于陈蔡”立德这一主题的重要补充。
四、故事、形象与理想
如果不是有意搜缉，很难设想孔子厄于陈蔡的故事，会吸引这么多人的热情与想象力。简直是一部不断制作的系列剧。不过，回过头看，《论语·卫灵公》那短短三十三个字的描写，的确具备了基本的戏剧要素。大时代，非凡而真实的人物，特殊困境，性格与思想、观念与环境的冲突，永恒的主题，等等，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思的素材。当然，不用仔细推敲也能意识到，以后延伸出来的故事，绝大部分是于史无证的。不仅道家会虚构，儒家立场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富于戏剧意味的情节台词，也不真实。道家的虚构是公开的。给公认的孔子形象涂抹新的油彩，有点象给蒙娜丽莎添胡子般的恶作剧。但它不象墨家，不是直接的宣战。所以，儒门只能软接招，也利用同一素材，修补、扩充先师的形象。结果，这“厄于陈蔡”的创作，便变成儒道的另一种思想斗法。其实，儒家许多传说也未声称它是真实的。只是以儒门弟子或孔子后裔的身份说话，使他们叙述的一切，容易获得“同情的理解”。人们接受的真实，不是准确的情节，而是形象的基调。
“厄于陈蔡”只是关于孔子的众多故事之一，这些故事的灵感也多来源于《论语》。尽管《论语》的孔子形象，已经孔门前一、二代弟子的加工，但由于孔子还未获得后来在权力或利益庇护下的崇高地位，所以被美化或丑化的成份相对较少。《论语》中的孔子也就是一个崇尚、精研古典文化，富于道德热情的学派宗师。同时，也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却饱受挫折的古代知识分子。由于《论语》中的素材，实际成了后人想象孔子形象的基础，所以人们把它接受为原始的孔子。原始的孔子是单数，想象的孔子却可以是复数。想象需要热情，其结果是理想化的产物。把特定人物变成特定理想的代表，在观念上就是把一个具体而有多方面人格内涵的人，替换成相对单纯的人格类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把对象身上人们喜欢或希望的特点加以夸大，而把无关甚至有矛盾的部分加以抹杀甚至否认。然后以故事、传说的形式流行，慢慢进入人心，深入生活。其含义一旦象符号一样约定俗成，就会超越经验事实而发挥作用。寓言是最能把人物或思想符号化的体裁。
《庄子》就是寓言。崔适说：“寓言之类有三：曰托名，曰托言，曰托事。托名者，古实无此人，设为此人之名与其言行，以发其所欲抒之意见，如许由、务光之属是也。托言者，以所言之意为主，托为古人之问答以发明之，非谓真此古人之言也。如《列子·杨朱篇》晏平仲问养生于管夷吾，《庄子·盗跖篇》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托事者，以时事为主，设为古人之事以譬喻之，不必古人真有此事也。”其实，儒门为孔子编的许多故事，尤其是那些很戏剧化的故事，也都是寓言。寓言是一种立意单纯的微型戏剧。这些虚构的情节是可以假托在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人与事上的，“厄于陈蔡”就是一个典型。而特定的人事之所以被利用，就因为它有条件。不但孔子的身份、性格有用，其不同的弟子也派上不同的用场。举个例子，三个“窃食”的故事中，食品是让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取得的。取食者的形象与其取食的方式，很有关联。子路以勇著称，故让其“剥人之衣以沽酒”，子贡的米则是做交易得来。颜回这方面没甚特长，只能简单说他“索米”。这意味着，编故事者的动机、取向虽然不一，细节也自己设想。但人物特性相对固定化，颜回不会去剥人衣服，交易的事也不会安排子路去干。对固有的人物素材越善利用，所编故事就越有感染力。这也是《庄子》一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孔子、庄子、老子，而非其它子虚乌有者的原因。要是所托非人，效果可就差矣。
不是单纯为了反击道家，儒门才重视以故事的形式谈孔子的。从《论语》可以读到，孔子施教的意图，是培养道德完善的人格，与承担恢复以礼治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使命。一是内在的、个人的，一是外在的、社会的，两者合二而一。对于外在的、社会的一面，孔子以其渊博的学问，作传授《诗》《书》礼乐的工作；而对于内在的、个人的一面，则不能停留在口头或书面知识上，只有言传身教，才能体现道德的力量。孔子的两种努力，都为弟子所叹服：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子贡所赞是孔子对历史文化的造诣，颜渊所服是夫子的道德人格。但离开与孔子一起的生活经验，无法真切领会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因此传承孔子的思想与传承他的生活经验是不可分割的。孔子要求言行一致，王阳明所强调知行合一，也正是对这种思想的响应。孔门后学着力塑造孔子文化宗师与道德楷模统一的形象，对传播儒学可以说是成功的战略。没有《论语》的解读，以及模仿《论语》的孔子言行事迹的辅助，对孔子孤立的言论的理解就会变得太抽象。同时，我们知道，先秦有诸子，但一提“子曰”就知是指孔子。而且，由“子曰”开头的句式，并非一般意义上复述孔子说过的话，而是带有一种思想启示、道德指令的含义。如果孔子的道德形象没有深入人心，它就没有这样的力量。
孔子也非可任意打扮的玩偶。没有人把孔子推崇为军事英雄，也没有人把孔子说成智术之师，那样的形象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实，离开《论语》的基调，即使有人把孔子想象得很超逸（道家），或者把孔子说得很卑微（墨家），甚至把孔子渲染得很神魅（今文经学），也不会比作为文化宗师与道德楷模的孔子在文化史上更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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