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反映。从“诗”入手，我们可以看到一定的文化现象。本文拟就王阳明的“诗”与“悟”进行探析，采取“诗学范式”[1]的方法，谈“诗”论“悟”、从“诗”看“悟”、以“诗”证“悟”，认为：王阳明的“诗”是生命成长之“诗”，王阳明的“悟”是境界自由之“悟”。王阳明的“诗”与“悟”关系密切，互为体用、道器合一，“诗”是“悟”的意象表徵，“悟”是“诗”的精神之魂，“诗”体现了“悟”的自由境界，“悟”表现了“诗”的成长过程，“诗”与“悟”浑然一体、形神互动，诗魂道心相通，集中彰显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和其“知行合一”的体用功夫。
一、王阳明的“诗”：生命成长之“诗”
“诗”是现实人生体验的真感表达，带有浓厚的人生感悟、审美情趣和思想认识等精神色彩，体现了诗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和内心修为，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思想性的特质。王阳明一生赋诗六百余首，其中居夷诗有132首，居越诗120首，赴谪诗55首[2]。他的“诗”是社会历史、个人生活和本人思想的综合反映和写照，是其生命成长之“诗”。
王阳明从小就天姿聪慧，才思敏捷，思想活跃。据《王阳明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记载，其十一岁就能诗赋，显露了诗人的才华。《年谱》记载：
十有八年壬演，先生十一岁，寓京师。龙山公迎养竹轩翁，因携先生如京师，先生年才十一。翁过金山寺，与客酒酣，拟赋诗，未成。先生从傍赋曰：“金山一点大如掌，打破维杨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萧吹彻洞龙眠。”客大惊异。复命赋蔽月山房诗，先生随口应曰：“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王阳明年龄虽小，但志向远大，敢于作诗，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其《金山诗》和《蔽月山房诗》极富灵气，表现了诗人的诗性的情趣和审美，同时萌含着“心体广大，能含万物”的心学气象，是其天性的一大展现。[3]这是诗人生命成长幼年时代爆发出的精神火光，也是王阳明“诗”成长中的第一个阶段。
王阳明的“诗”是生命成长中的“诗”，它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并随着生命的成长过程而不断升华的。据《年谱》载：
二十年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岁，寓京师。先生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经月始返。一日，梦谒伏波将军庙，赋诗曰：“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鬃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
十年丁已，先生二十六岁，寓京师。是年先生学兵法。当时边报甚急，朝廷推举将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寓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
从上可以看出，王阳明胸有大志，自强不息，所具有的“尚武精神”、“文韬武略”和“致世之功”。其《梦谒伏波将军庙诗》显露了其男儿大丈夫志在“经略四方”的行迹。同时，“经略四方之志”是其立志做圣人的具体实践。此时的“诗”积极向上、思想活泼，带有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充满着意气风发的向上精神，具有一种“狂妄”气象。“诗”彰显其既“读书学圣贤耳”（《年谱》）的“圣人之志”，又表明其又有统领“千军万马”、“心中自有战场”的雄才大志和军事韬略。可见，此阶段之“诗”是其年轻气盛和血气方刚的生命形象之展现。
王阳明的生命成长，并非一帆风顺，也是经历人生坎坷和思想变迁而波澜起伏的。由于人生的境遇和自我的历练，其思想也处于飘摇之中，游离于格物之学、辞章之学、兵法之事、养生之术和释仙之道中，其“诗”也因变而有，为感而发。有诗为证，《山中立秋日偶书》：
风吹禅声乱，林卧惊新秋。山池静澄碧，暑气亦已收。青峰出白云，突兀成琼楼。坦荡坐溪石，对之心悠悠。倏忽无定态，变化不可求。浩然发长啸，忽起双白鸥。
依据《年谱》记载，尤其在越期间其“诗”更加体现了其生命成长的过程。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岁，在越。七月亲迎夫人诸氏于洪都。外舅诸公养和为江西布政司参议，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闲行入铁柱宫，遇道士跌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官署中蓄纸数箧，先生日取学书；比归，数箧皆空，书法大进。先生尝示学者曰：“吾始学书，对模古贴，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后与学者论格物，多举此为证。
由上可见，年仅十七岁的王阳明，就十分关心修身养性之道并为之痴迷，浸淫其中，居然“合卺之日”，尽能“坐忘归”，已然没有了年轻气盛和血气方刚的稚气，一副老气横秋、虔诚修学的形象跃然于纸上。此时的王阳明，为修炼心性，也时常学习书法，在学习书法的同时，深深地领悟到“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的“心学”道理，这是其心学思想的初步萌芽。王阳明的天性中所萌含的心学气象的种子，在生命成长之中象雨后春笋一样开始生根发芽了。但是，随着王阳明的生命成长，其思想也不断变迁、变幻，处于飘摇之中。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岁，在越。……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侍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深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岁，寓京师。是年谈养生。先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渍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至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始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
由“格物之学”转入“辞章之学”，继而有“遗世入山之意”，说明了王阳明的思想处于彷徨、迷离和迷惑之中，虽然从小就有立志做圣人的“心”和“志向”，但在现世的生活世界之中，思想世界也随生活世界而变迁，生命世界也展现出多维度的价值取向。
《题四老围棋图》：“世外烟霞亦许时，至今风致后人思。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著棋。”
《李白祠二首》其一：“千古人豪去，空山尚有祠。竹深荒旧径，藓合失残碑。云雨罗文藻，溪泉系梦思。老僧殊未解，犹自索题诗。”其二：“谪仙楼隐地，千载尚高风。云散九峰雨，岩飞百丈虹。寺僧传旧事，词客吊遗踪。回首苍茫外，青山感慨中。”
其诗明显表现了此刻他的心情：“人生无常”，“风云变幻”，一切均在无限的感慨之中。
孔子说得好：“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未到而立之年的王阳明，其思想处于举棋不定的情态之中亦属于正常，而濒临而立之际的王阳明，是其思想的重要转折阶段。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岁，在京师。八月，疏请告。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颠弄精神，非道也。”……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
可见，王阳明的认识视野和学思之路，日趋走上理性和成熟。
诗是对世界的“象”描述，所谓的直觉体验与意象展现。因此，生活世界中的人生境遇在诗中也有所反映。归越期间，王阳明写了大量诗篇，反映了他的生命成长。《游牛峰寺》四首云：
洞门春蔼蔽深松，飞登缠空转石峰。猛虎踞崖如出柙，断螭蟠顶讶悬钟。金城降阙应无处，翠壁丹书尚有踪。天下名区皆一到，此山殊不厌来重。
萦纡鸟道入云松，下数湖南百二峰。岩犬吠人时出树，山僧迎客自鸣钟。凌飚陟险真扶病，异日探奇是旧踪。欲扣灵观问丹诀，春风萝薜隔重重。
偶寻春寺入层峰，曾到浑疑是梦中。飞鸟去边悬栈道，冯夷宿处有幽宫。溪云晚渡千岩雨，海月凉飘万里风。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也自有王公。
一卧禅房隔岁心，五峰烟月听猿吟。飞湍映树悬苍玉。香粉吹香落细金。翠壁年多霜藓合，石床春尽雨花深。胜游过眼俱陈迹，珍重新题满竹林。
其诗表现了诗人内心世界对大自然美景的热爱，同时也表达了诗人逃逸世俗之事的空灵、飘逸、自在的心情。一种恬静，言情即无声的意境与意象闪烁于诗人的心性世界。此间诗，反映了王阳明生命成长的又一种境界，它无处不彰显着一派“禅在”的世界，正如其诗《夜雨山翁家偶书》曰：
山空秋夜静，月明松桧凉。沿溪步月色，溪影摇空苍。山翁隔水语，酒熟呼我尝。寒衣涉溪去，笑引开竹房。谦言值暮夜，盘餐百无将。露华明橘柚，摘献冰盘香。洗盏对酬酢，浩歌入苍茫。醉拂岩石卧，言归逐相忘。
表现了物象“动”与“静”错落交织的那中所谓的“空”境，即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一体的和谐境界。此诗极具“禅”味，与唐代诗人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蝉噪林越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且具有诗人的旨意象征与诗意的审美情趣，是王阳明思想领域中的又一次升华。
总之，王阳明用诗的符号、诗的话语，表达了其生命和思想的成长。王阳明之“诗”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意象，其“诗”蕴涵了生命成长之“思”、之“相”、之“意象”。
二、王阳明的“悟”：境界自由之“悟”
1.王阳明的“悟”之渐次。
（1）天性之“本悟”。王阳明本性本觉，心性自有潜存的心学种子。所以，其十一岁时所作金山诗和蔽月山房诗就极富灵气，一语惊人，充满着思想的火花，也因此他天性得到彰显，智慧通达，自然而然，本性具足，自性清净，可以谓之曰天性之“本悟”。
（2）静坐之“思悟”。据《年谱》记载：
一日，与同学生走长安街，遇一相士。异之曰：“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鬃拂领，其时入圣境；鬃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鬃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先生感其言，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尝问塾师曰：“何为第一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凝曰：“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龙山公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
从上可见，王阳明在“何为第一等事”的问题上产生了思索，心中埋下了“入圣境”，“做圣贤”的“善因”、“善缘”。这是其思考人生道路和追求人生价值之所得，可以称之为“思悟”。由“本悟”到“思悟”是王阳明“悟”的层次上的一次飞跃，表明了其“悟”由天性之本悟转向了天理（理性）之思考。
（3）格物之“契悟”。《年谱》记载：
是年先生始慕圣学，先生以诸夫人归，舟至广信，谒娄一斋谅，语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遂深契之。
契悟“圣人必可学而至”的道理，使之在做圣人的道路上，又找到了一条“学而至之”的路径。
（4）养生之“悔悟”。根据《年谱》记载，王阳明二十七岁在京师谈养生时，“自念章艺能不足以通道，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心持惶惑”，“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至精”，“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始若判而为二也”，便认为“益委圣贤有分”，于是“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在谈论养生之道中，“悔悟”自己知识“博而不精”，继而又“循序渐进”但也无所得，表明了王阳明在领悟“圣人之学”和实践“圣人之路”上出现了暂时的曲折和逆境，思想出现了彷徨和迷离，这也是人生之路必须经遇的急流险滩和呈现的波澜起伏。然，小流终归之于大海，而有所成就。诚如黄宗羲所言：
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辞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雇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始得其门。[4]
（5）是非之“渐悟”。慧能曾言：“悟解不同，见有迟疾。”（《坛经·顿渐品第八》）王阳明的“悟”也是一个渐进过程，悟的境界不一，对宇宙世界的认识也不一。有诗可证，王阳明在主试山东时作《登泰山》：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孤坐万峰颠，嗒然遗下块。已矣复何求？至精谅斯在。淡泊非虚杳，洒脱无蒂芥。世人闻予言，不笑即吁怪；吾亦不强语，惟复笑相待。鲁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
道本无渐次，而“悟”有渐次。悟性不一，认识不一，认同也不一。所以，凡夫的“吁怪”也不足为怪。所谓，道不可说也。根据《年谱》记载：
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岁，在京师。八月，疏请告。是年先生渐悟仙、释二氏之非。……
明年，遂移疾钱塘西湖，复思用世。往来南屏、虎跑诸刹，有禅僧坐关三年，不语不视，先生喝之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僧惊起，即开示对语。先生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明日问之，僧也去也。
王阳明因“渐悟仙、释二氏之非”，而逐渐从仙、释的思想彷徨中解放出来，坚定了以“经世之学”成就做圣人的正途之路。因此，对于禅僧坐关则能以圣学“爱亲”的“仁爱”思想（孝悌观）和“爱亲之本性”的“性本善”思想（人性论）加以接引、开导和疏通，而使僧人回归到圣学世界中去与“仁”、“礼”的正“道”中来。可见，而立之年的王阳明思想更富有天理（理性），更加成熟和稳沉。并呈现出一种责任和社会担当。同时，圣学思想占据了他的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在实际的“行”中能够辨别是非，以圣学的标准去指导实践，提倡圣人之学。所以，根据《年谱》记载：
十有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岁，在京师。是年先生门人始进。学者溺于词章记诵，不复知有身心之学。先生首唱言之，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至是专志授徒讲学。然师友之道久废，咸目以为立异好名。惟甘泉湛先生若水，时为翰林庶吉士，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其《京师诗》，就更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并折射了其“悟”的心路历程。
其一，《寄舅》：“老舅近何如？心性老不改。世故恼情怀，光阴不相待。借问同辈中，乡邻几人在？从今且为乐，旧事当劳悔。”
其二，《赠阳伯》：“阳伯即伯阳，伯阳竟安在？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6）龙场之“大悟”。王阳明在贵州龙场生活的三年时间，是他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龙场“大悟”，是其思想飞升和境界自由的高峰，由此他创建了心学，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思想，奠定了其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年谱》记载：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岁，在贵阳。春，至龙场。先生始悟格物致知。……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岁，在贵阳。提学副使席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
龙场大悟，是王阳明“悟道”的标志性环节，而真正的“道”是“吾性自足”的，诚如慧能听五祖弘忍讲《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悟“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坛经·行由品第一》）一样，王阳明已经悟到了“自性本自具足”，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的正理。从龙场大悟“悟格物致知之旨”到提出“知行合一”，王阳明之心学把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统一起来了，这是其心学的一大特色，具有深远的哲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2.王阳明的“悟”之境界。慧能曾言：“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诸法寂
灭，有何次第？”（《坛经·顿渐品第八》）说明了“法”无次第，“顿悟顿修，亦无渐次”。然而，实践中“悟”有差别，是有大小、高低、深浅的。从王阳明的“本悟”、“思悟”、“契悟”、“悔悟”、“渐悟”、“大悟”来看，它本真意义上也是一个递推环节和生成序列，即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肤浅到深刻、由感性到理性、由迷茫到自由、由量变到质变的复合过程。
龙场“大悟”，是王阳明的“真悟”，也是“自由”之悟。“真悟”是对宇宙世界、心性世界的体察、认知和觉悟，是对宇宙、生命本体的直觉感悟和把握，这是一种“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感觉体验和体悟。王阳明之“悟”是其心性“真悟”的显示，是其境界自由的展示和思想世界出现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真自由。龙场悟道之后，他开始了生命的“证悟”和实践，在实践中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理论原则和修学之路，在他看来“天地万物为一体”、“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其生命境界也出现了真正的自由气象。有诗为证：
《龙刚漫兴》云：“投荒万里如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稳未忘忧。春山卉服时相问，雪寨蓝舆每独游。拟把犁锄从许子，谩将弦诵止言游。”
《春日花间偶集示门生》云：“闲来聊与二三子，单夹初成行暮春。改课讲题非我事，研几悟道是何人？阶前细草雨还碧，檐下小桃晴更新。坐起咏歌俱实学，豪厘须遣认教真。”
《夏日游阳明小洞天喜诸生偕集偶用唐韵》云：“古洞闲来日日游，山中宰相胜封侯。绝粮每自嗟尼父，愠见还时有仲田。云里高崖微入暑，石间寒溜已含秋。他年故国怀诸友，魂梦还须到水头。”
这些诗反映了王阳明心性自由、悄然自得、心境豁达的超越精神。这是其“悟”道后的自由之气象。
三、从王阳明的“诗”看王阳明的“悟”
“诗”是有血有肉的活东西，思想是“诗”的精神和灵魂。诗人的思想感悟和思想认识往往可以从“诗”中折射。清人沈复曾言：“画性宜静。诗性宜孤，即诗与画，必悟禅机，始臻超脱也。”[5]可见，“诗”与“悟”是关系甚密的。就王阳明的“诗”与“悟”而言，“诗”是“悟”的意象表徵，“悟”是“诗”的精神之魂，他用“诗”的话语表现了他自“悟”的境界自由。
1.“悟”因“思”而有，“诗”为“悟”而作。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六百多首诗，是他一生生活世界、思想世界、生命世界以及所处的自然世界和历史世界的客观记录。“诗”是观察生活世界、自然世界的产物，也是思考生命世界、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产物。同时，“诗”也是他人生悲欢离合的艺术概括，是他智慧的结晶。王阳明不是普通诗人，而是怀有圣人深思的诗人。他的诗，表现出他深思和心悟的历程。
首先，“悟”因“思”而有。“悟”不是凭空之“悟”，而是有基础、有条件的，是“思”的量的积累到“悟”的质的突变。他从小立志做圣人，到龙场大悟，由思想的飞跃而产生了境界的自由，也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矛盾困惑，并经历种种磨难而终得开悟，实现了他的人生大飞跃。凡圣看似距离遥远，实则一步之距，一念之差。王阳明之所以能成为圣贤，就在于在思索和“随缘进取”中迈过这一步，放下这一念，悟道而达到自由。可见，“思”是“悟”的前提和基础，“悟”是“思”的表现和结果。
其次，“诗”为“悟”而作。“诗”是“悟”的意象表征，“悟”是“诗”的精神之魂。“悟”是思想之悟，是形而上的，存在于精神世界、道德世界和观念世界之中，“诗”则是它在形而下的生活世界里的表现形式之一，故一定程度上的“诗”是为“悟”而作的，“诗”体现了“悟”。悟而圣，不悟则凡。何为悟？难言也。“诗”为“悟”而作，唯圣人能为之。从诗人的生命成长和其“诗”，可以窥见到他由凡而圣的成长历程。
2.“诗”境中的“悟”与“悟”境中的“诗”。“诗”是大彻大悟的闪光点，反映了“悟”的渐次，所谓悟的层次性。同时，“悟”也为“诗”注入了新的生命意义。龙场悟道，王阳明心性世界更为广大，“心性能含万法”，自然应运，收发自如，“悟”境之诗也更为自然。其作《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深刻体现了他的一颗平常心。诗曰：
古洞悶荒僻，虚设疑相待。披莱历风磴，移居快幽垲。营饮就岩窦，放榻依石垒，穹窒旋薰塞，夷坎仍洒扫。卷帙漫堆列，樽壶动光彩。夷居信何陋，恬谈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
这首诗既美、含蓄又富有情趣，是作者真实生活的写照。它表现了作者平常心是道，心胸豁达、心性自然的自由精神。由其“诗”可以看到其“悟”归之于自然之境的心性状态。同时，在“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支配下，其“悟”境中的“诗”更是气象万千，彰显出“万物一体”、“自然一体”的精神意蕴，“悟”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物相”表现于“诗”之“象”中。从《栖霞山》就可以窥见到王阳明悟道后的境界自由，具有跨越时空的限制特质。诗云：
宛宛南明水，回旋报此山。解鞍彝曲蹬，策杖到禅关。薄雾侵衣湿，孤云入座闲。少留心已寂，不信在乌蛮。
根据考证栖霞山[6]与南明河可能不在一地，但是悟道后的王阳明心性世界博大，宇宙万物一体，因此，他能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宇宙万物，统摄到自我的心性世界中来，而使之能同时存在。又《夜泊江思湖忆元明》云：
扁舟泊近渔家晚，茅屋深环柳巷清。雷雨骤开江雾散，星河不动暮川平。梦回客枕人千里，月上春堤夜四更。欲寄愁心无过雁，披衣坐听野鸡鸣。
这一境界与唐代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所言“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如出一辙，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使两物联为一体而自由畅达。又有《睡起写怀》云：
江日熙熙春睡醒，江云飞尽楚山青。闲观物态皆生意，静悟天机入穹冥。道在险夷随地乐，心忘鱼鸟自流形。未须更觅义唐事，一曲沧浪系坏听。
可见，王阳明之“诗”是意象之“诗”与体察之“悟”的和谐统一。他的“诗”艺术地再现了诗人的思想世界、精神世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以及“悟”的世界。他的“诗”对现世和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深远的意义。清朝纪昀在编《四库全书王文成公全书总目提要》时，对王阳明的诗文有这样的评价：“诗仁勋业气节，卓然见诸施行，而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和自足传世也。”
综上所说，王阳明的“诗”之所以具有特殊和永恒的魅力，就在于其“悟”中之“诗”和“诗”中之“悟”，“诗”展示了他的思想、个性、精神。“诗”所描写人的思想行为、所处的环境和“悟”的感受，是其生活道路、思想倾向、心理素质、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的真实表达，它让人感到真实、自由和自然。从“诗”可以看到“悟”的次第和“悟”的境界，同时，“诗”与“悟”的结合，也是理论和实践的“知行合一”，“诗”与“悟”都是阳明心学的体用功夫。
【参考文献】
[1]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在研究元白诗等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标志着“以诗证史”的诗学研究新范式的成熟。本文受其启发，采取“诗学范式”，以“诗”证“悟”，或言以“诗”谈“悟”，从而揭示诗象与悟境的真实内理。
[2]《王阳明在龙场》，修文县地方志办公室编，第105页。
[3]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诗学》中指出：“一般来说，诗的起源仿佛有两个原因，都是出于人的天性。”可见，诗是可以表现人的天性的。
[4]黄宗羲：《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上册，《明儒学案》卷十，第181页，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5]沈复：《浮生六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6月，第146页。
[6]史为乐等编撰《中国历史地名大词典》（下册，第2085页）指出：其一，栖霞山又名摄山、伞山。即今江苏南京市东北栖霞山。《南史·明僧绍传》：南齐明僧绍第庆符罢任，僧绍“遁还摄山，建栖霞寺而居之”。山以寺为名。其二，栖霞山在今山东单县东五里。平原中土山突起。《方舆纪要》卷32单县“大陵山”条下：栖霞山，“相传梁孝王尝游此”。其三，栖霞山亦名栖霞洞。在今广西桂林市东三里七星山。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栖霞山在七星洞”。其四，栖霞山又名东山。在今贵州贵阳市东门外。《清统一志·贵阳府一》：栖霞山“在府城东五里。一名东山。翠□崔嵬，崤壁千仞。《名山胜概记》：山半有洞曰来仙”。略考明清之典籍，而无贵阳栖霞山之记载，仅有东山之说法或曰东山即栖霞山，故栖霞可能不在贵阳，或因诗而后有东山附会为栖霞之称呼，或因文人雅趣而改东山为栖霞，皆未可以知也。贵阳之东山，历来皆称东山，今仍称东山，应为沿袭历史习俗之旧称。今贵阳东山（栖霞山）与南明河地理位置尚有一段距离。故，“宛宛南明水，回旋报此山”仍具有跨越空间之感。关于栖霞山地名之考证，仅备一臆测，是为抛砖引玉之一说，还求同仁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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