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吉字元善，号瑞泉，陕西渭南人。明代关学重要学者之一。因王阳明曾为其座主而称门生，加之他曾在浙江绍兴任知府，与王阳明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关系，深受阳明心学之影响，归乡后又在关中传播其学，故南大吉成为将王学传入关中之第一人，关学的学术走向亦在此后逐渐发生了变化。王阳明所说：“关中自古多豪杰，……然自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答南元善》①）阳明这里所说虽旨在对大吉的鼓励，也反映出阳明对南大吉归乡后关学未来走向的关注。冯从吾也说：“文成公门人虽盛，而世传其学者，东南则称安成邹氏，西北则称渭上南氏。”（《越中述传序》）将南大吉与邹守益并列为阳明之学在西北、东南的重要传人。本文试图通过南大吉与王阳明的学术交往以及南大吉的学术思想及其转向，以期窥探南大吉在关学史上的地位及阳明心学对关学的影响。
一、南大吉与王阳明的学术交往及思想影响
关于南大吉的生平事迹，《明史》未见记载。冯从吾《关学编》卷四《瑞泉南先生》、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二九《北方王门学案》对其有简略的传记，此外张骥《关学宗传》卷二一《南瑞泉先生》、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八五《绍兴府知府南大吉传》、清乾隆《渭南县志》卷七等也有较简之传略，然许多内容多抄自《关学编》。此外《王阳明全集》及其他文献也有一些零散的资料。据以上文献大体可知，大吉生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为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举人，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进士及第。授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浙江绍兴府知府，不久致仕。大吉卒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十有五。他幼年颖敏，稍长后，乃读书为文。尝赋诗言怀，有“谁谓予婴小？忽焉十五龄。独念前贤训，尧舜皆可并”之诗句，可见其在幼年就已树立了宏大的志向。弱冠，即以古文辞章鸣于世。入仕后，尚友讲学，并“渐弃辞章之习，而有志于圣道”（《关学编》②），孜孜以求于圣贤之学。
大吉为官多年，其重要一任，是在知绍兴府事时。其到该任的具体时间，史载不详。《关学编》记“嘉靖癸未知绍兴时”，“癸未”为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知此时他已在任。王阳明所写《送南元善入觐序》是在“乙酉”年，即嘉靖四年（1525），是年大吉“入觐”后不久即离任，其在绍兴府知事至少有三年。在这几年里，大吉不仅政绩卓著，而且与阳明密切交往，其思想也发生了心学化转向。据阳明《送南元善入觐序》所记，越地数十年来，“巨奸元憝，窟据根盘，良牧相寻，未之能去；政积事隳，俗因隳靡。”“凶恶贪残，禁不得行；而狡伪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种种恶行肆虐，风气日渐衰败，以致“相与斐斐缉缉，构谗腾诽；城狐社鼠之奸，又从而党比翕张之，谤遂大行。”在这种情况下，大吉不畏险阻，顶着种种诽谤，“持之弥坚，行之弥决”，决心励精图治。他坚信“民亦非无是非之心”，并决心从讲学入手，“启之以身心之学”。经过他的努力，不仅“民之谤者亦渐消沮”，且“各邑之士亦渐以动，日有所觉而月有所悟”，越地风气乃为之剧变，大吉因此而受到当地士人的广泛认可，老百姓称他为“严父”、“慈母”，“真吾师也”。以至他“入觐”之时，人们用种种方法，甚至通过王阳明之劝试图挽留他。
南大吉在思想上曾宗程朱，在接受阳明心学之后，“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即反省程朱格物穷理支离之学，而对阳明心学渐有所悟。这一转变发生在嘉靖二年（1523），时“王文成公倡道东南，讲致良知之学”（《关学编》）。大吉于正德六年（辛未，公元1511年）进士及第，阳明曾为大吉“辛未座主”，故大吉乃为阳明的门生。大吉为会稽郡守后，仍时常问学请益。他看到阳明弟子日渐增多，讲学之所有所不容，特意整修稽山书院，以为阳明讲学之所，遂“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而王公之门人日益进。”（《关学编》）“于是萧谬、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王阳明补编》卷四《年谱》三）又在书院后建“尊经阁”，强调“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王阳明《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可见大吉为阳明学的光大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重要的是，大吉对阳明的《传习录》推尊有加，对其文尝“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并对其良知之说“自信之笃”。认为《传习录》所阐发的“道”，“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无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传习录序》）遂命其弟南逢吉（字元贞）“校续而重刻之”，以传诸天下。嘉靖三年十月，逢吉校续《传习录》，刻于浙江绍兴，分上下两册。上册即《初刻传习录》，此即由薛侃首刻于虔之书，凡三卷，亦即今本《传习录》之上卷。下册为王阳明论学的书信八篇，并附“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大吉所续刻即今本《传习录》之中卷。该卷《答聂文尉》篇之后题：“右南大吉录。”③大吉续刻《传习录》，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因当时朝廷贬抑王学，大吉为了“以身明道”，顶着极大压力，校订并续刻该书，颇有功于王学。故《传习录》中卷钱德洪《题记》称：“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助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王阳明全集》卷二《传习录中·题记》）
嘉靖四年（乙酉），大吉在治越期间，一次路过阳明居处进而问政，阳明直谓“政在亲民”，继之言及“亲民”与“明德”、“至善”之间的关系。王阳明《亲民堂记》（乙酉）记录了这次问政谈话的内容。从这次谈话来看，阳明为大吉所谈之主要精神是：为政的根本在于“亲民”，而所以“亲民”则在于“明明德”；明德与亲民是统一的，“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而“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阳明不仅论述了三者一体的关系，同时指出，“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发见，是皆明德之本体，而所谓良知者也。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则，而不容有所拟议加损于其间也。”即以“至善”为“明德之本体”，为“良知”。而“良知”则是“吾心天然自有之则”，对此既不可加，亦不可损。这次谈话对大吉启发很大，他豁然明白了王学简易之理，理解了“天地万物为一体”之旨，于是乃喟然叹道：“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诸沟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大吉并于此年匾其莅政之堂为“亲民堂”，并且解释说“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亲民堂记》（乙酉），见《王阳明全集》卷七《文录四》）
嘉靖五年（1526）他“入觐”之时，因当朝厌恶王阳明心学，大吉遂受牵累，加之其性格刚正，与当朝权贵亦多有不合，随之而被贬黜，从绍兴知府任上罢官回乡。但他却并未因此而沮丧，而是在乡间继续问道讲学之事。大吉于见黜之时，曾给王阳明写过一封信。阳明从大吉来信中看到，他虽有此遭遇，但仍“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亹亹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答南元善》）阳明乃慨叹大吉真为“朝闻夕死之志者”，并很快复信大吉，对他力加褒扬和鼓励，此即《答南元善》书。阳明在信中指出，面对人生挫折，往往有三种不同的人、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高抗通脱之士”，这样的人有超远的心态和境界，能“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决然长往而不顾者”。第二种为避世之徒，他们或“好于外道诡异之说”，或“投情于诗酒山水技艺之乐”，或“发于意气”，“溺于嗜好”者。第三种就是“有道之士”，此类士人能“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廓然于太虚而同体”，故“无一物能为太虚之障碍”，从而达到不“慕富贵”，不“忧贫贱”，对诸如“欣戚得丧，爱憎取舍”之类，皆能超然其外。阳明当然欣赏第三种态度，并肯定南大吉之为人为学，亦鼓励大吉将为圣贤之学的光大作出贡献，谓横渠之后，“有所振发兴起，变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
总之，南大吉与王阳明其交往时间虽不长，但却相知颇深。二人不仅情感甚笃，志趣相投，而且王阳明对大吉的思想影响深刻，从一定意义上说，改变了大吉的学术路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后关学的学术走向。
二、南大吉的心学思想
南大吉不负阳明及诸友厚望，回乡后“益以道自任，寻温旧学不辍”（《关学编》）。有诗曰：“归来三秦地，坠绪何茫茫？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关学编》），透露出他将沿着先儒足迹，承继关学传统，在关中以弘扬圣道为己任的决心。为此，他在家乡渭北筑漕西书院，以迎四方来学之士，实现了他所说“愿言偕数子，教学此相将”（《关学编》）的宏愿。
作为阳明的门生，大吉不仅为王学之光大颇有功绩，本人亦深悟阳明良知之旨，并饬躬励行，忠实实践之。冯从吾说：“盖先生（大吉）之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饬躬励行，惇伦叙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略检押者可比。故至今称王公高第弟子，必称渭南元善云。”（《关学编·瑞泉南先生》）可见大吉在王门弟子中的地位相当重要。目前关于南大吉的思想资料存世者较少，作者依据所能搜集到的文献，对其思想特征略述如下。
其一，“以致良知为宗旨”。前已述及，元善为绍兴知府时，时常向阳明请益问学，并整修稽山书院，以为阳明讲学之所，大吉本人也常亲临听讲。他在嘉靖三年十月所写《传习录序》中，强调天下之人，“勿以《录》求《录》也，而以我求《录》也，则吾心之本体自见，而凡斯《录》之言，皆其心之所固有，而无复可疑者矣。”（《传习录序》）其所说“以我求《录》”，“吾心之本体自见”，以及认为阳明《录》中所阐发之思想“皆其心之所固有”等，说明大吉对阳明的“良知，心之本体”（《传习录·答陆原静书》），以及“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紫阳书院集序》）等思想深有所悟，且“自信之笃”（《传习录序》）。此后，他对早年所学始有反省，并视朱子格物穷理之学为“支离”，而优入王学之“圣道”，故阳明说他“慨然悼末学之支离”，而“将进之以圣贤之道”（《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乙酉）》）。大吉虽身肩政事，敷政于民，但却仍孜孜以求圣贤之道，时时就阳明处请益焉。阳明于嘉靖四年在写给邹守益（守谦之）的信中称赞到：“南元善益信此学，日觉有进”。（《文录二·与邹谦之（二）》）故冯从吾概括大吉其学“以致良知为宗旨”，确为的论。正因为此，黄宗羲《明儒学案》将他列入“北方王门学案”。
其二，“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大吉在为政之任上，能时时反省自己，颇有“自诲之真”。嘉靖三年正月，大吉与阳明曾有过一次关于自诲其“为政多过”与良知的对话：
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然性豪旷不拘小节，先生与论学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先生曰：“何过？”大吉历数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且曰：“与其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不犯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益密，且曰：“身过可勉，心过奈何？”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王阳明补编》卷四《年谱》三）这是一段精彩的对话。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大吉能经常审慎反思其为政过失，并以慎独改过为其为学致知之工夫。同时，阳明亦通过大吉有“自悔之真”而证明“良知”人人本具，只要“镜明”已开，则良知自现。大吉在阳明的点拨下明白了“入圣之机”在于保持心之“镜明”，以了悟本有的“良知”。正因为此，大吉才不为功名利禄所动，不为贫贱忧戚所移，能把贫贱、忧戚、得丧等置之度外，其心“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即使在受到朝廷贬官的巨大打击后给阳明“千数百言”的信中，竟“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
其三，“相忘于道化”的境界追求。大吉说：“道也者，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是故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灵，以言乎性则中矣，以言乎情则和矣，以言乎万物则备矣，由圣人至于途人一也。”（《传习录序》）在大吉看来，天地之间，有大道存焉。人与物虽皆由道而生，而惟人得其秀。人皆有其性与情，性、情又以“中和”为最佳境界。在大道行于天下之古代，人之性、情皆能守“中和”之道，于是天下之人则“相忘于道化之中”。到这种“道化”的境界，邪恶不再产生，人们皆能“率性以由之，修道以诚之”，圣人也都“恭己”而“无为”。显然，使心与大道为一，正是大吉追求的“视天地万物，无一而非我”的天人合一境界。相反，如果道不行于天下，则天下之人“相交于物化之中”，人们就会“失其性而不知求，舍其道而不知修”，醉心于物欲和功名利禄的追求，甚至“日入于禽兽之归而莫之知”，于是就必然“邪慝兴”。他认为圣贤之言其目的就在于“明道”。只要能以大道示诸天下，则“庶民兴”、“邪慝息”，“万物序”、“天地官”。但是，真正的圣贤之言是什么？在大吉看来，此乃“求其是”、“求其明”之言。这种“是”与“明”乃是“天下之公是”、“天下之公明”，而不是那种固“执闻见”的“自是”、门户之见的“自明”之言。那种出于“己”“意”之“自是”、“自明”之言，则其“言愈多而愈支”。大吉显然要说明的是，只有能使“吾心之本体自见”的阳明心学，才是最直捷明快的简易之言，这与他推崇阳明心学的主张相一致。大吉追求“道化”境界，而告诫人们要警惕陷于“物化”之中。大吉追求“道化”境界而批评“物化”倾向的努力，对于由于价值观混乱而导致的物欲泛滥、人性扭曲、极端功利主义肆虐的当代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迪作用。
三、南大吉对明代关学走向的影响
有明一代，关学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自明朝初期以来，程朱理学即已在全国占据独尊的地位。而这一时期的关学，虽不绝如缕，但无有力学者。直到明成化（1465—1487）之后，以王恕、王承裕、马理、韩邦奇等人为代表的“三原学派”，以既宗程朱之学、又反思程朱之弊为主要特征，此为明代关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三原学派”以王恕等为代表，在思想上，一是“以宗程、朱之学为阶梯，祖孔、颜以为标准。”（《关学编》卷三《平川王先生》）尤注重对朱子“天理”观的吸收。二是以礼为教，注重民风民俗的改变，如王承裕等以礼为先，刊布蓝田《吕氏乡约》、《乡仪》等，教化乡人，以促进当地世风、民俗的变化。三是如马理、韩邦奇等人，通过体认、重新诠释《易》、《庸》，而发挥其思想，但“论道体乃独取横渠”（《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表现出向张载思想回归的趋向，同时又保持着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关学传统。此外，他们还采取名物训诂等方法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反思。他们融汇关、洛诸学派，重视笃行与身心体验，虽宗程朱而不囿于程朱，回归张载而又不同于张载。不过，从总体上说，其学派内部思想倾向不尽一致，如王恕之学“大抵推之事为之际，以得其心安者”，而未及之“大本”。马理则“墨守主敬穷理之传”。故黄宗羲将“三原学派”视为关学之“别派”。（《明儒学案》卷九《三原学案》）
此后，以薛瑄为代表的河东之学在关中得以传播，经薛敬之、吕柟等人的倡扬，关学始有所振兴。薛敬之、吕柟之学以程、朱之学为主，又兼通朱、陆二家学说，此可视为明代关学的第二个阶段。薛敬之、吕柟等为代表的学派，一般称为“关陇之学”。河东薛瑄是学宗程朱的，关学学者薛敬之受此影响，其学上接孔曾思孟，尤对周张程朱之学用力甚勤，特别是广泛析论理、气、心、性等理学范畴，思想上有“歧理气而二之”的倾向。（《明儒学案》卷七《思菴野录》）吕柟师事于薛敬之，故“接河东薛瑄之传，学以穷理实践为主”（《明史》卷二八二）。但是他因曾多年在南方为官，又“与湛若水、邹守益共主讲席”（《明史》卷二八二），在思想上则表现出对张载之学、程朱理学与甘泉心学兼融并蓄、融会贯通的倾向。黄宗羲曾评价说：“关学世有渊源，皆以躬行礼教为本，而泾野先生实集其大成”，“时先生讲席，几与阳明氏中分其盛，一时笃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门”。（《明儒学案·师说》之《吕泾野柟》）《明史》卷二八二《吕柟传》亦谓：“时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独守程、朱不变者，惟楠与罗钦顺云。”南大吉之学正好处于明代关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
万历以后，以关中大儒冯从吾及明末清初学者李二曲为代表，关学由反思程朱逐渐转向阳明心学，同时也开始了以实学的方式反思陆王心学的空疏，以向张载思想回归的进程。这可视为明代关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南大吉早卒于吕泾野一年（1541年卒），应视为与吕柟并世的关学学者。吕柟其基本倾向是宗程朱的。虽然他也受到心学的影响，但从现有资料来看，这种影响还不能说与南大吉有直接关系。吕柟于嘉靖三年（1524）被贬谪解州，任解州判官三年。嘉靖六年迁南京，转任吏部考功郎中。他在南方结识了邹守益、湛若水等，并与之论学。这一时期正好是大吉在绍兴知府任上并有机会从阳明学之时期。也就是说，他们二人同时受到心学的影响，只是大吉自觉地接受了心学，而吕柟则仍恪守程朱，其受心学的影响甚微且是不自觉的，即使有影响，也可能主要来自南方的邹守益和湛若水。而南大吉作为关中学者，无疑受过张载思想的影响。如他在嘉靖五年返归故里后，仍立志“前访周公迹，后窃横渠芳”就是例证。但是，由于他是阳明的门生，对阳明良知之学深有领悟，且“自信之笃”，回归后就在关中传其学。冯从吾《关学编》谈及他在关中传扬阳明学的情况，说：“先生既归，益以道自任，寻温旧学不辍。以书抵其侣马西玄诸君，阐明致良知之学。构湭西书院，以教四方来学之士。”这对关学者和关学心性化走向是有较大影响的。故《关学续编·柏景伟小识》在回顾关中学术演变之历程时说：“关中沦于金、元，许鲁斋衍朱子之绪，一时奉天、高陵诸儒与相唱和，皆朱子学也。明则段容思起于皋兰，吕泾野振于高陵，先后王平川、韩苑洛，其学又微别，而阳明崛起东南，渭南南元善传其说以归，是为关中有王学之始。”（《关学编（附续编），第69页）这里明显道出了关学发展经历了由张载之学而洛闽程朱之学而阳明之学转向的历程。其向心学的转向则始于南氏兄弟特别是南大吉。当然关中学者追随阳明先生的，非大吉一人。除南大吉之外，还有其弟南逢吉（字元贞）。逢吉受元善之命续录《传习录》，对心学亦颇有领悟。《传习录拾遗》记有南逢吉曾向王阳明请教《答徐成之书》中有关“尊德性”和“道问学”关系的问答。阳明给他解释了“尊德性”和“道问学”绝“非有二事”，二者是统一的：“不是尊德性之外，别有道问学之功；道问学之外，别有尊德性之事也。”逢吉由此遂了悟“存心”即“道问学”的道理。④冯从吾《越中述传序》谓：“昔王文成公讲学东南，从游者几半天下，而吾关中则有南元善元贞二先生云，故文成公之言曰：‘关中自横渠后，振发兴起将必自元善昆季始。’”由于南氏兄弟的努力，心学方得以在关中传播，并对关学学术发生了重要的影响。元善之后，还有一位关中同州人叫尚班爵（字宗周），“亦从王文成公学”（《关学编》）。但是关于此人在关中传播心学的具体情况，因文献不足，难以知晓。不过，南大吉的后裔对阳明学的传播尚有稽可考。据冯从吾《越中述传序》载：自大吉传阳明之学以来，“代有闻人，元善先生三子俱蜚声庠校”，但因其皆早亡，影响不大。其弟逢吉有子叫南轩，世称为阳谷先生。“阳谷公不过自致其良知，而在挽近世，寔大有裨乎风化矣。”看来，南大吉虽然是将王学在关中传扬的第一人，但当时王学在关中的影响尚不够大。王阳明所说“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答南元善》），是对大吉抱有厚望，而非已成事实。心学在关中略成气候，当是在南大吉身后。
南大吉卒后六年冯从吾（1557—1627，号少墟）出生。冯从吾生活的明万历、天启年代，阳明心学已经在全国广泛得以传播，不过时王学末流的空疏之弊也已经明显暴露出来。冯从吾既接受了阳明的致良知之说，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儒佛之辨、心性之辨入手，自觉地担负起在关中清算王学末流空疏学风之弊的历史任务。从吾之后，李二曲更以“诲过自新”、“明体适用”的心学义趣和躬行实践、崇尚气节的关学宗风，促进了关学与心学的融会，使关学融入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中。这是关学在继与洛学、闽学融会之后，其学术发生的又一次思想转向。南大吉在这次思想转向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低估。
注释：
①本文所见王阳明文，皆引自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下不再注明。
②本文所引冯从吾《关学编》，均出自陈俊民、徐兴海点校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王阳明集补编》卷四谓“（嘉靖三年）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南大吉《传习录序》后有“嘉靖三年冬十月十有八日”大吉“谨序”句。陈荣捷认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在嘉靖三年之后。并考证说：“《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为三卷，即今之《传习录》卷上。据《年谱》嘉靖三年（1524）十月，南大吉刻《传习录》，又名《续刻传习录》，凡二册。上册即虔刻三卷，下册录阳明八书。然《年谱》系《答顾东桥书》于嘉靖四年（1525），系《答欧阳崇一书》与《答聂文蔚书》于五年（1526）。则南大吉之刻，或在嘉靖三年之后。”（《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162页）《传习录》中卷末有“右南大吉录”五字，对此，陈氏考证说：“南本无此五字。……据《年谱》曰：‘大吉取先生论学书复增五卷’，见嘉靖三年（1524）。则是似为得之焉。然卷首德洪小序言摘录先师手书八篇而历举之而未及“立志”“训蒙”之二条，而所谓五卷者，亦未知其元本否，则恐后人所增，而非元善之旧矣。’佐藤一斋云：‘案“立志”说，“训蒙”大意，并系大吉所录。则此五字当移入卷末。’捷案：‘示弟立志’说日本各本均载于南大吉所录之后，‘训蒙’之前。全书则不采入《传习录》而载于卷七，……故我国《传习录》除孙锵《传习录集评》外，亦无‘示弟立志’说。三轮执斋谓南大吉以答聂文蔚两书为第四，未知何据。中卷钱德洪序明言答聂文蔚第一书仍元善所录之旧，而第二书则为彼所增录。”（《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162页）今从南大吉《序》及《王阳明集补编》卷四《年谱（三）》。
④见《王阳明集补编》卷一，《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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