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己之学”是孔子提出的一个为学宗旨，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宪问》，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54页.]后来儒家学者纷纷对此加以解释，进一步确立为儒者读书治学的方向。荀子最先以君子之学诠释“为己之学”，并指出君子之学有两个重要内涵，其一是以修身为目的，其二是重践履[注：《荀子?劝学篇》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又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王先谦，《新编诸子集成?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13页.]。后世儒者的解释，大都不出于荀子所定的范围。如孔安国的解释：“为己，履而行之，无为人徒能言之也。”[注：何晏，《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论语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又如范晔说：“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注：范晔.《后汉书?桓荣传论》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1页.]两汉以来，践行“为己之学”的儒家学者代有其人，大都以“可仕可止”、“不求仕进”，不以学自售为原则。从汉初的商山四皓[注：班固述赞商山四皓等人说：“四皓遁秦，古之逸民，不营不拔。”颜师古注引应劭之言和《易》传说：“应劭曰：‘爵禄不能营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可荣以禄’。又曰：‘确乎不可拔也’。”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叙传第七十下》，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260页.]，到隋末唐初的王通等[注：程颐称王通为“隐德君子也”“论其萃处，殆非荀、杨所及也”。《二程集?二程遗书》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1页.]，都可归入此类。
一北宋诸儒对为己之学的重视
因唐末五代之混乱与黑暗，北宋儒家士风高扬气节[注：陈寅恪称：欧阳修“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珍宝。”陈寅恪，《寒柳堂集?赠蒋秉南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82页.]，标举“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旗帜[注：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10-230页.]，践行“为己之学”，翕然成为风潮[注：李存山先生在《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一文中指出：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努力，庆历新政确立了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的明体达用之学。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8页.]，“为己之学”的内涵也更为丰富和深广。北宋初期儒家学者强调勤学苦读儒家经典、明体以达用，合则与君共致太平，不合则去，在朝为良臣，在野为教育家，这正是当时“为己之学”的内涵。[注：见上文与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三章所引《能改斋漫录》“杜祈公问贾黯以生事有无条”。第213页.]
北宋中期，道学思潮沛然而兴，道学学者无不以“为己之学”自期。众所周知，周敦颐以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君子自期[注：周敦颐，《爱莲说》，《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3页.]，他认为君子的富贵观是“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注：《周敦颐集?通书》,第40页.]他又提出，君子应使“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注：同上注.]，并揭示新儒家的主题“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注：同上书，第23页.]。他的人格被人称道为“光风霁月”，他的政治实践被誉为“精密严恕”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周之翔，朱汉民:朱子对“为己之学”的诠释与建构
[注：《周敦颐集》附录一《周敦颐墓志铭》，第90页.]。可见，周敦颐的“为己之学”，绝非热爱“菊花”的陶潜的隐士之学，当然更不是热爱“牡丹”的利欲之学，而是仁民爱物，不卑小官，以精勤于政事为民造福，又终身探求、践行圣人之道，保持独立人格的君子之学。
二程青少年时受学周敦颐，自述“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注：《二程集?遗书》卷二上，第16页.]为周子所感发，“从十四五时，便脱然欲学圣人。”[注：《张载集?语录》，第280页.]十八九岁时，他们的个人修养与学识已超然独立于时俗，程颐还为学养深厚的老师宿儒胡瑗所肯定。程颐阐明“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义理时说：“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又说：“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己。”[注：《二程集?遗书》卷二十五，第204页.]显然，程颐是以《论语》中孔子所倡行的成己以成物的君子之学来解释“为己之学”，其意义重点落在“为己”、“成己”上，而非“成物”上[注：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为己而成物”为题，分析了二程为主的道学群体的为己之学，强调了道学群体“成物”、“济物”的救世之志，指出程颐虽然尊敬“陋巷自乐”的颜回，而一瓣心香则在于“以道自任”的孟子，而程颢的志向则是“圣人志于天下国家”。这自然是不错的，其解读合乎历史文献的本义。但余先生的结论：“一言以蔽之，‘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order）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则有待商榷。因为二程为首的道学群体虽然强调为己之学要“成物”、“济物”、“以道自任”，甚至指出颜子“陋巷自乐”，不出来兼济苍生，是因为有孔子在，张载也明确指出要“为万世开太平”，但他们“上接孔、孟”，实际上，是要以孔、孟原典为依据，重建儒者的为己之学，这种为己之学的第一要务，即重建学者的身心秩序。也就是说，在理学系统中，虽然建立形上世界不是第一序，但重建人间秩序也不是第一序，第一序的身份属个体的人的身心秩序的重建。二程已经认识到，追求重建人间秩序，而舍弃个体的身心修养，无异于缘木求鱼，秦汉以来的历史可以证明；而如果天下人的身心秩序得以按照形上的天理建立，人间秩序的建立只是一个顺理成章的效应。这也正是儒门圣训“反求诸己”的精义所在。况且历史已经证明，即使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孟子一样的亚圣，毕生积极追求重建人间秩序皆不可得，只能退而修书讲学，修身以俟命。所以“上接孔、孟”，建立形上世界，虽然不是整个理学系统的终极目标，因而不是重要性上的第一序，但却是理学系统得以建立的工夫的第一序。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129-141,183页.]。他之所以强调“终至于成物”，乃是说明“为己”是为学的根本，是为学可以着工夫的地方，而成物只是“为己之学”已经学成的自然结果，不期其然而然者。而之所以特别强调“终至于丧己”，则是说明丧失本然之性，沦入物欲之中是为人之学的必然结果。所以，二程的讲友邵雍说：“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注：邵雍，《邵雍集?观物外篇下之中》，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56页.]
二程的“为己之学”已经具有理论性与系统性。首先，他们提出了“天理”、“理”作为认识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形上依据和认识论原则。在二程看来，和“道”的概念更偏重实践相比较，“理”更抽象更具概括能力，更能说明人所有属性（天与人）的统一性。二程说：“天地生物，各无不足之理。”[注：《二程集?遗书》卷一，明道语，第2页.]“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注：《二程集?遗书》卷二十二上，伊川语，第292页.]从而为“为己之学”确立了学理依据。
其次，他们提出“为己之学”，也就是恢复自我本来完备而至善的本性的复性之学。二程说：“所谓天者，理而已。只如视、听、言、动、作，一切是天。”[注：谢良佐对二程思想的阐述，见谢良佐，《上蔡语录》卷一，《四库全书》文渊阁本69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页.]又说：“在天为命，在物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注：《二程集?遗书》卷十八，第325页.]这样，天命、物理与人性相统一，使《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古训得以落实，即通过认识物理来认识人性进而明确天所赋予人的使命，将原来不可捉摸的天命落实为人可以通过自我认识达成自我完善，从而将对天命的信仰转化为对人性和人心的信仰，这样，“为己之学”也就被明确为自我完善之学。
第三，他们提出了格物穷理、主敬以实现“为己之学”的方法。伊川说：“物我一理，才明此即晓彼，合内外之道也。”[注：《二程集?遗书》卷十八，伊川语，第193页.]又说：“君子之学，将以反躬而已。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注：《二程集?遗书》卷二十五，伊川语，第316页.]所谓反躬即自我体认，自我体认的道路是格物致知。程颐还提出了“敬”的修养工夫，使学者在从事“为己之学”时，时时对所学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学的过程中，使自己处于主体和主动的地位，积极、严谨而专注地用工夫[注：朱汉民《二程的修身工夫论》，《宋明理学通论—一种文化学的诠释》，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5-202页.亦可参阅陈来《（程颐）持敬》，《宋明理学》第二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4年,第81-86页.]。
第四，二程提出了从《大学》入手，学习儒家经典，再读《论语》和《孟子》，乃至《中庸》、《周易》与其他经典的循序渐进的进学之路。他们说“初学入德之门，无如《大学》。其他莫如《语》、《孟》。”又说：“穷得《论》、《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注：朱汉民，肖永明《二程之学与四书》，《宋代四书与理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5-130页.]
第五，二程建构的“为己之学”的思想，主要由深思、力行而来，非常深刻又非常平实。程颢说：“今容貌必端，言语必正者，非是道独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只如此，本无私意，只是个循理而已。”[注：《二程集?遗书》卷二上，明道语，第34页.]他们的“为己之学”的精髓就在于穷理与循理而行。
二程以后，他们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大都谨守师教，以“为己之学”或君子之学自期，并以之教育子弟，如龟山杨时及门下的罗仲素，罗氏弟子朱松、李侗等皆能反躬力行，李侗的操行更是被誉为“冰壶秋月”[注：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朱子全书》第二十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20页.]。但许多思想，二程只是提出了一个端绪或一个路头，还需弟子及后学们在践行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
二朱子之学与为己之学
我们常说朱子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无论从学理的方面来看，还是从他的生命实践来看，可以说朱子的“为己之学”也集了宋代“为己之学”之大成。他用毕生精力将孔孟以来的“为己之学”的思想“拆洗”[注：朱子常用“拆洗”一语形容彻底整顿文献、政治制度和改变个人品行。见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卷一百〇八、卷一百十五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了一番，并通过自己的生命实践加以了系统地诠释和建构[注：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理学、义理之学或义理心性之学，甚至道学，都不足以全面揭示程朱之学的内涵。因为孔孟、程朱之学，是行动的哲学，是随着思想者造就完美人格的生命实践而整体流动着、变化着的哲学，它们的完整性、律动性以及与思想者本身生命实践相关联的特点，与西方哲学不同。]。在此，我们有必要审视朱子“为己之学”的形成过程和思想内涵。
首先，“为己之学”是韦斋遗训。朱熹父亲朱松推崇二程之学，重视《大学》、《中庸》，明确以“为己之学”为学问宗旨。朱松自述“自胜冠以来，妄常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又说：“行年二十七八，闻河南二程先生之余论，皆圣贤未发之奥。”[注：韦斋以“为己之学”自期，可参看刘承相《朱子早年的思想历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0年,第7-11页.]朱子晚年回忆父亲朱松：“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注：《皇考吏部朱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第4506页.]可见，朱松以“为己之学”自期，而且认为与“今世士大夫之学大不相近”的二程之学就是上接孔孟的“为己之学”。朱子确立“为己之学”为治学宗旨显然首先来自韦斋的言传身教，他自述说：“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注：《答江元适》第一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第1700页.]
朱子以为己之学为宗旨，除了秉承韦斋遗训外，与刘、胡三君子的教诲也分不开。他们教朱子着力于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的学习，并让朱子广泛接触二程及其弟子和张载的著述，使朱子进一步明确了对“为己之学”的志趣[注：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0年,第27页.]。朱子也极为庆幸自己能以“为己之学”作为学问宗旨，在给留正、刘子澄、江元适、何书京等人的信中他都提到自己“少而鲁钝，百事不及人，独幸稍知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注：《答何书京》第一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第1800页.]。
其次，朱子以“为己之学”寻师访友，也以之教导学生。朱子早年徒步数百里往从的老师延平李侗，与其师豫章罗仲素本身都是践行“为己之学”的典范。李侗师从罗氏后，从一个饮酒夜醉辄“驰马数里而归”的豪勇少年，转变为坚守师训“潜养思索”，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睟面盎背的醇儒[注：罗、李师从关系可参看刘承相《朱子早年的思想历程》，第172-186页.]。而朱子师事延平后为学务平实，并脱出于释、老之教，这实在是朱子学术生命中一大关键——他所汲汲追求的“为己之学”终于脚踏实地。由此，朱子逐渐确立了锱铢累积，循序渐进，不计功程，自然而得之于己的为学道路。朱子的讲友如张栻、吕祖谦、蔡元定、林择之等大多是以“为己之学”自期的道学中人，张栻更提出，“为己者之学，无所为而然”，深为朱子叹服。后来，朱子六十岁知潭州，在岳麓书院给湖湘学子讲学时仍说：
“学问只要心里见得分明，便从上面做去。如‘杀身成仁’，不是自家计较要成仁方死，只是见得此事生为不安，死为安，便自杀身。旁人见得，便说能成仁。此旁人之言，非我之心要如此。所谓‘经德不回，非以干禄；哭死而哀，非为生也’，若有一毫为人之心，便不是了。南轩云：‘为己之学，无所为而然。’是也。”[注：《朱子语类》卷五，廖谦所录，1194年所闻，第93页.]
朱子以道友张栻“无所为而然”作为“为己之学”的最高境界。
我们知道，朱子治学，以致知和力行为两轮，以主敬为指南，而其目的地，则是“为己之学”，即培育自己的君子人格或圣贤人格，以独立不阿，屹立于天壤之间。他说：“为学当以存主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废。”[注：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晦庵学案上》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31页.]又说：“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穷理修身为究竟法尔。”[注：《朱子语类》卷八，沈僴录，1198年后所闻，第147页.]他继承了二程以遵循义理立身处世为“为己之学”的义谛，指出：
“惟君子，然后知义理之所必当为，与义理之所必可恃。利害得失既无所入于其心，而其学又足以应事物之变，是以气勇谋明，无所慑惮。不幸蹉跌，死生以之。”[注：《垂拱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三，第635页.]
所以，朱子一生也以贯彻“为己之学”为教学宗旨。他在1155年写给学生戴迈的信中说：“夫学，期以自得之而已。人知之，不知之，无所与于我也。”[注：《答戴迈》，《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第1725页.]在《同安县喻学者》一文中，高倡“学者所以为己”。[注：《同安县喻学者》《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第3566页.]以后，在《白鹿洞书院揭示》、《玉山讲义》以及给各地的州学、府学所写的祠记中，都一再反复倡导“为己之学”。他对弟子们说：“今学者要紧且要分别一个路头，要紧是为己为人之际。”[注：《朱子语类》卷八，叶贺孙录，1191年后所闻，第139页.]在晚年所作的《沧州精舍又谕学者》一文中，更是直接痛切地指出：
“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只如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须反复思量，究见病痛起处，勇猛奋跃，不复作此等人。”[注：《沧州精舍又谕学者》《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第3594页.]
总之，朱子毕生遍读群书，求师访友，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所追求的正是“为己之学”。他用来教导弟子，留给后世数量庞大的著作的精义，也正是他毕生从事“为己之学”的经验、方法、原则及其心路历程。
朱子还进一步指出，二程之学即孔孟之学，其根本宗旨就是“为己之学”。他说：
“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唯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讲学。”[注：《朱子语类》卷十二，董铢录，1196年后所闻，第207页.]
而且“为己之学”也是自己本有之学。他说：“学问是自家合做底。不知学问，则是亏欠了自家底；知学问，则方无所欠阙。”[注：《朱子语类》卷八，辅广录，1194年后所闻，第132页.]所以“为己之学”，就是要立志做圣贤，因为圣贤“只是做得人当为的事尽。今做到圣贤，止是恰好，又不是过外”[注：《朱子语类》卷八，曾祖道录，1197年后所闻，第133页.]。朱子的“为己之学”承续二程之学，而上接孔孟。他接受二程的观点，认为从自己的一心一身到万事万物都有理在，学者应该从学问思辨之际穷理，发现事物的“所当然而不容已”与“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后反躬践行，不见之于身之必然而不止[注：黄幹《朱熹行状》转引自束景南《朱子年谱》（下），第1428页.]。但还不能就此止住，还要“质诸圣贤而无疑”。
朱子又认为从事“为己之学”，不能专靠书册。他写给叶适的信说“古人为己之实，无多言语。”“博考文字以求之”，又质之“胶扰未定之胸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注：《答叶正则》第一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第2649页.]但不读书，专靠践履则更不行，因为不读书穷理，又怎么知道自己所践履的就是圣人之道呢？所以“为己功夫”是于圣经贤传难解或歧义多的地方“且当阙之，却于分明易晓、切于日用治心修己处反复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处，即痛加矫革”[注：《答曾泰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第2648页.]。他又说自己《论语集注》之作“只是解说训诂文义，免得学者泛观费力。”“所谓玩味省察功夫，却在当人，不在文字。”[注：同上注.]
三朱子《大学》学与为己之学
朱子对圣经贤传的基本态度是：这些书籍载有圣人之言，后学可由之识圣人之心而明圣人之道；但明圣人之道而不从自己身上反躬实践，则圣人之道仍在书上，与自己并无关系；而反躬力行，自以为得了圣人之道，则还应该再读圣人之书，以质证自己所得之道是否符合圣人之言。他早年的四书集解类著作，基本上都是为求圣人之道而作。40岁己丑悟“中和”，作“中和新说”以后，开始了“质诸圣贤”的证道历程。其中，45岁写成的《大学章句》《大学或问》，是其代表之作。60岁《经筵讲义》以后，《大学章句》基本成熟，而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传道。以后十年，他之所以又不断进行修改，就是为了更好的传道：用更准确的语言、语气，更简练而完整地将“大学之道”揭示在文本中，留诸后世有志于此道者。
我们认为《大学章句》是朱子毕生追求“为己之学”的结晶。他常常说：“《大学》只说个做工夫之节目，自不消得大段思量，才看过，便自晓得。”[注：《朱子语类》卷十四，叶贺孙录，1191年后所闻，第255页.]却又不止一次说：“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毕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论》、《孟》、《中庸》，却不费力。”[注：《朱子语类》郭友仁录，1198年后所闻，]一篇一千七百五十一字，不用“大段思量”，看过便晓得的文章，如何却让这样一位“天下第一等读书人”花费了毕生精力呢？从朱子年谱和《文集》《语类》中，我们可以看到，正是这短短的《大学》一书，指导并贯穿了他一生求道、悟道、践道、证道、传道的整个过程。他也将自己从事“为己之学”所得之“道”，尽萃于此书之中。
由此可见，朱子通过《大学》的指导完成了自己的“为己之学”。他又通过对《大学》的诠释，重新建构了孔、孟、二程以来的“为己之学”，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朱子通过诠释《大学》的思想，阐明了《大学》是“为己之学”的最佳文本。朱子教育学生常常说：“今人都是为人而学。某所以教诸公读《大学》，且看古人为学是如何，是理会甚事。诸公愿为古人之学乎？愿为今人之学乎？”[注：《朱子语类》卷十四，游敬仲录，1191年后所闻，第253页.]可见，朱子要学生读《大学》，首先是要确立学生为学的志向，要立志于“为己之学”。他进而指出：
“《六经》、《语》、《孟》皆圣贤遗书，皆当读，但初学且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然《语》、《孟》却是随事问答，难见要领。唯《大学》是曾子述孔子说古人为学之大方，门人又传述以明其旨，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乡，读《语》、《孟》便易入。后面工夫虽多，而大体以立矣。”[注：《朱子语类》卷十三，余大雅录，1178年后所闻，第244页.]
所以，在《大学章句》中，朱子引用小程子的话说：“《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朱子认为熟读玩味此书，先立志古人之学，则大体已立，进学则有根基了。但《大学》的实际价值则不止于此，朱子另有己见，他说：
“是书（《大学》）垂世立教之大典，通为天下后世而言者也。《论》、《孟》应机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时一事而发者也。是以《大学》之规模虽大，然其首尾该备，而纲领可寻，节目分明，而工夫有序，无非切于学者之日用。《论》、《孟》之为人虽切，然而问者非一人，记者非一端，或前后浅深之无序，或抑扬进退之不齐，其间盖有非初学日用之所及者。”[注：《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六册，第515页.]
朱子读书极多，工夫细密，五经、《语》、《孟》之中的文句，在与学生的对话中，常常随口引用，他在这里如此推重《大学》，决非一时信口所说，而是他毕生以《大学》为指南，践行为己之学的经验总结，也是他苦读儒家经典，比较各种文献所得出的学术结论。这是他对《大学》最完整的评价，也是他愿将毕生精力尽萃此书的原因。吕祖谦评论朱子、陆子时说：“朱元晦英迈刚明，工夫就实入细，殊未可量。陆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尔。”[注：吕祖谦《与陈同甫书》，转引自《宋元学案?晦庵学案下》卷四十九，第1576页.]可谓知人之言。
其次，朱子通过对《大学》的诠释，重构了“为己之学”的内涵。“为己之学”在北宋周子那里，已被赋予内圣外王的品格。二程子确立万理存诸身，事事循理而行之教，以“天理”为依据，已将内圣与外王打通，并标举《大学》与《中庸》，将“为己之学”落实到圣贤遗经上。明道说：“明德、新民，岂分人我，是成德者事。”[注：《二程集?遗书》卷六，第84页.]朱子承续此血脉，并加以推进，以《大学》为依据，将“为己之学”的思想萃入《大学章句》一书中。
朱子指出，所谓“为己之学”就是《大学》首教“明明德”。他59岁教导学生说：
“学者须是为己。圣人教人，只在《大学》第一句‘明明德’上。以此立心，则如今端己敛容，亦为己也；读书穷理，亦为己也；做得一件事是实，亦为己也。圣人教人持敬，只是须着从这里说起。其实，若知为己后，即自然敬着。”[注：《朱子语类》卷十四，李方子录，1188年后所闻，第261页.]
12年后，他70岁时仍如此教导学生说：
“为学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此而已；小人去之，去此而已。”[注：《朱子语类》卷十四，李儒用录，1199年后所闻，第261页.]
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相去一间，就在有没有以“明明德”立心。若有，那么小到服饰容仪，大到治国平天下，莫非“为己之学”。在这里，我们看到，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合内外之道、人我为一都落实在“明明德”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圣学成始成终的“敬”字诀，其内驱力在这里也得到阐明，就是以“明明德”立心，便会“自然敬着”。
那么，什么又是“明德”，“明德”为何又不明了，“明德”能明的依据又何在？朱子在《大学章句》“明明德”条的注释中指出：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注：《大学章句》，第3页.]
这条注释，决不可轻看，短短63字，实际上是对北宋以来学者们关于“人性”的理论认识最精炼的总结与概括，又是朱子践行“为己之学”的理论总结。所谓“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是指心之本体而言，其来源乃周子所指出的“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注：《周敦颐集?太极图说》，第5页.]而“众理”即“理”，乃指性体而言。伊川说“性即理也”，二程又说“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注：《二程集?周易程氏传》卷一，第698页.]邵子也指出“天使我有是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注：《邵雍集?观物外篇下之下》，第163页.]都是说性即理，由天所赋。程颢又说“二气五行，刚柔万殊，圣人所由惟一理。人须要复其初”[注：《二程集?遗书》卷六，第83页.]。程颐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注：《二程集?遗书》卷二，第13页.]则是说明人心虚灵不昧，具万物之理而能应万事。又，朱子指出“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这是朱子秉承师训，静中体验求中未发之旨未得，后又辗转湖湘学派，皆未有得，最后于40岁时所悟得的“中和新说”的总结，意思是说，人“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即是心体流行，寂然不动之处，而天命之性，体段具焉”，此时“喜怒哀乐未发”，“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所以谓之中[注：《已发未发说》，《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第3268页.]。当此之时，人只要用“敬以持之”或“敬而无失”的工夫保持寂然不动的气象，那么事物到来时，思虑、情感萌发，自然能“无过不及”而“中其节”，恰到好处地处理好事情。此时，心中所具乃天命之性，纯粹至善，由于其未发，所以不能察识，只能存养，即只能于静中时时保持对性体的知觉。朱子说：“方其未发，必有事焉，是乃所谓静中之知觉，复之所以见‘天地之心’也。”[注：《程子养观说》，《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第3269页.]而普通人皆有气禀之偏与人欲之蔽，所以性体时时处于被昏蔽的状态，事物未来，思虑未萌时，无法察识其昏蔽的程度，而只能在事至物来，思虑萌发时进行察识，即所谓“随事观省”。通过格物致知所得之事物之理，反躬察识此心是否能循此理而行，能循此理而行，则能察识到心体与性体的光明，虽然也许是一点微明，但由此扩充，加以诚意正心的工夫，就能逐渐纠正气禀之偏，去除物欲之蔽，而恢复天赋之性的全纯与光明，使自己事至物来，发皆中节。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思路是朱子晚年定论。考朱子60岁时，在《经筵讲义》中，阐释“明明德”时只是指出“当有以明之而复其初”，而所指明的途径则是以小学的涵养为基础，到大学加以格物致知的工夫，“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发其明之之端”；然后加以诚意、正心、修身的工夫，“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实”。[注：《经筵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五，第694页.]可见，朱子40岁时所悟“中和新说”，实际上在后来，还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质证与实践时期，并有所修正。
总之，朱子通过对“明明德”的诠释，阐明“为己之学”的目的是恢复人本初纯粹至善的本性，而之所以要立志“为己之学”，则是因为人生的气禀之偏和欲望之遮蔽，使人之本性不得常常光明，照彻自己的人生，使自己未免于坠入小人之域。而“为己之学”的途径则在于察识事至物来时，心意发动之端倪，辨其是非邪正。这与朱子临终之教是一致的：“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注：蔡沈《梦奠记》，本文转引自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2页.]
第三，“为己之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成己”与“成物”的关系问题，这通过朱子对《大学》的诠释也得到新的解释。朱子在注释《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说：“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本始所先，末终所后。”[注：《大学章句》，第3页.]也就是说，朱子明确指出：成己为本，成物为末。当然，这决不是说“成物”不重要，而是表明，成己与成物是一体的，本末是不可或缺的，但工夫侧重点在“成己”。而且成物的工夫也是从成己推出，不是另有一个成物的工夫。朱子指出:
“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须是如此推出，方能合义理。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如洒扫大厅、大廊，亦只是如洒扫小室模样。扫得小处净洁，大处亦然。若有大处开拓不去，即是于小处便不曾尽心。”[注：《朱子语类》卷八，周明作录，1192年后所闻，第132页.]
“成己”、“成物”就是一体，末在本中，末由本自然生出，不是本之外还有一个末的道理，朱子已说得十分明确。但“为己之学”当奋进不已，止于至善，“成物”又是是否“成己”之验证。朱子在《大学或问》指出“明德”、“新民”的关系时，反思秦汉以来的历史与现实说：
“然自孟子没而道学不得其传，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为学。于是乃有不务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敎、法度为足以新民者；又有爱身独善，自谓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当务，顾乃安于小成、狃于近利，而不求止于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过，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谬者，鲜矣。”[注：《大学或问》上,第509页.]
“成己”与“成物”的统一才是真正的“为己之学”。
最后还须指出，朱子通过对《大学》的诠释，详细阐明了“为己之学”的工夫次第与途径。就学校教育的完整性而言，朱子在《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工夫前，又加了一段涵养存中的《小学》工夫，而以“敬”贯穿始终。就宋代“为己之学”的现实实践来看，朱子认为，其功夫则是先立“为己之学”之志，也就是以“明明德”立心，然后以格物穷理、反躬践行为两轮，以达成德之境界。前文已指出，朱子认为只要以“明明德”立心，敬的工夫自然而生，无须着力而为。这是不可不知的。而反躬践行的内容，就是《大学》的诚意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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