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一书是根据鲁史编写而成，言词相当简略，记载的只是时间地点事件，因此，历代对于它的注疏解读特别多。这些《春秋》的注疏解读，在历史上形成了一门独特的“春秋”学。胡安国<春秋传》则是“春秋”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一改前人的释经传统，将义理作为诠释《春秋》的纲领，结合当时的时势，极力发挥《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具有宋代以理解经的鲜明特征。
一、从礼到理：理学思想的凸显
春秋时代仍然继承宗周礼乐文明，守礼重信。“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和了解。即在战争中，犹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道义礼信，在当时的地位，显见超出于富强攻取之上。”p)可以说内在于“亲亲”的血缘关系，外在表现于“尊尊”的等级秩序的礼，仍然是春秋时代的主要特征。
然而，春秋时期，王室衰微，礼制受到破坏，也是事实，据(左传)记载，不纳贡赋、侮辱天子使臣、以兵围攻天子邑的事件，在当时时有发生。(春秋提要》统计，春秋二百四十余年中。诸侯之间兼并战争多达二百九十七次。正因为如此，孟子才说：“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于惧。”(<孟子，滕文公下》)在这段话里，孟子认为：第一，《春秋》的作者是孔子。第二，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是“惧”。而“孔子惧”的原因，应该是周礼遭到破坏，导致僭越弑夺时有发生，私欲肆虐而世乱。第三，《春秋》是天子应该做的事情。孔子作<春秋)，是代天子立法维礼，使天下平、百姓宁。第四，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使“乱臣贼子惧”。综合而言，孟子认为時秋)是孔子代天子为后世立法，使乱无所生，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在《春秋}里包含有丰富的治国安民之道，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周礼。周礼是周公以宗法伦理与封建制度合一为基础，通过损益夏殷两代之礼而设计的一整套社会活动规则。“礼治是周人政治制度的最大特色，用一句行话来说，周人是‘以礼治国’。”pqL子也说过：“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可以说“克己复礼”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所以，孟子的说法是符合孔子的本意的。
正因为如此，《春秋》“三传”：(左传》、<公羊》、(谷梁)，就是以礼为宗旨来诠释V春秋》的。“从本质上说，三《传)所释《春秋》大义都是政治原则和人们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q这其中尤以《左传》为甚。郑玄《六艺论)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识，谷梁长于经，是先儒同尊之义也(杨士勋疏日：‘善于礼者’，谓朝聘会盟，祭祀田猎之属，不违周典是也)。”14j“《公羊传》对行为是非的判断，归诸礼是毋庸置疑的。”lq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春秋)中正确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现实，即周礼仍然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想，孔子作(春秋》，也是力图维护这一思想。其次“三传”主要是以礼作为诠释纲领，
胡安国处于南北宋交替的时代。这时，政治上不仅早已废除了封建制，确立和完善了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制，而且面临着激烈的民族(抵御外侮)、政治(加强皇权)和社会矛盾；思想上，正统儒学面临着佛、道之学的强烈挑战。与此同时，在宋王朝重文抑武的政策鼓励和士大夫复兴儒学感召下，宋代士大夫的社会和主体性地位获得了空前的提高和加强。他们强烈感觉到周人用以调节贵族集团的礼制，经过秦汉唐的损毁破坏，所剩无几；传统而繁琐的注经解经办法，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因此，他们抛开汉唐注疏学的束缚，独立思考，博采众长，吸纳佛道之精华，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发表自己的观点，筹建形上学，以对抗佛老。“文定生于胡虏猖狂、中华积弱不振之时，又博览群籍，志切济时。尤于宋高宗南渡之初，国是仓皇之际，受命以《春秋)进讲经筵。旋又秉命作《春秋传)，因遂本孔圣既述且作之法，因<春秋》之大义微言，以导其君。使振衰起弊，报仇雪恨，以兴复先人之故疆，以渐进于三代之治世也。”LQ这其中，以二程创建的理学影响最大，
理和礼，截然不同。“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冈。所以理也称天理。理是事物之所以然，形而上的根据，永久而不损益：理也是事物的准则。形而下的表象，短暂而有盈亏。天理的现实内容就是“仁、义、礼、智”的总和，即封建的伦理纲常，是德性伦理和规范伦理的统一。礼则不同，礼是社会伦理和政治制度的统一，是依据人性和人情而制定出来的一套规范法则，完全属于规范伦理。理包含礼，而又高于礼。二程理学是宋儒对抗佛道的形上思辨哲学，得出的一个重要成果，为儒学的形上思辨哲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自此以后，天理逐渐成为后代士大夫言语和行为的评判标准，为社会所接受。社会的重心从上下尊卑的礼转到了伦理纲常的理，政治上，从尊王权转到了重王道，而王道的内涵，就是理、天理，是天理在封建社会中的体现。柳诒徵先生曰：“有宋一代，武功不竞，而学术特昌，上承汉唐，下启明清，绍述创造，靡所不备”pI，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出现了胡安国《春秋传》这样辉煌的著述。
从学术渊源来看，胡安国私淑二程，与程门高弟游酢、谢良佐和杨时交往甚密，对程氏之学推崇备至。“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其人也。”r9，作为理学的开创者，程颐在《春秋》学中推崇中唐啖、赵、陆之学，批评汉儒经说，认为汉儒解经，过于穿凿。他晚年作《春秋传》，虽未成书，但他把“理”这一二程理学的核心范畴引入《春秋》的解释体系中，用“理”、“天理”、“人理”来表述《春秋)中的“义”、“王道”。程颐将《春秋》学纳人理学诠释范围，对胡安国影响较大。“岁在丙申，初得伊川先生所作传，其间大义十余条，若合符节。公益自信，研究玩索者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有不备于<春秋》。喟然叹曰：此传心要点。”p嗍安国在(春秋传，叙传授》。’l中也说“微词多以程氏之说为证”，其传文引述程氏不少。“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關可以说，胡安国正是用二程理学思想诠释《春秋》中的人与事，把《春秋》所褒扬称为“天理”，《春秋》所贬斥称为“人欲”：从“天理”与“人欲”价值向度二分来解说《春秋》，天理成为当时君臣共治的社会政治提供一个共同的评判标准，甚至以此来抗衡王安石的维新变法，“近世推隆王氏新说，按为国是，独于《春秋》，贡举不以取士，痒序不以设官，经筵不以进读，断国论者无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适，人欲日长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乱华莫之遏也”(《春秋传，序》)。同时，胡安国将董仲舒以来的王道《春秋》的评判标准也纳入理学的范畴，用天理代替王道，用天理来统摄《春秋》全经的解释。胡安国用义利褒贬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所以胡安国《春秋传》乃是理学之书，其中蕴涵着胡安国的理想和经世的目的。如父子、君臣之义、“攘夷”之义、复仇大义，统属于理的制衡范围。天理成了诠释<春秋》中所有人事的最高法则。如：闵公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胡《传》：“忘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国人习而不察将以是为常事，则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亲矣。庄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顺之而不谏，百姓安之而无愤疾之心也，则人欲必肆，天理必灭，”胡安国借庄公不报齐人杀父(桓公)之仇一事，阐释父子之恩、君臣之义是人伦之本，纲常之基石。以此说明“复仇”之义的重要性，将“复仇”提升至“天理”的高度来认识，胡安国这一思想普遍表现在其《春秋传}中。
胡安国在《春秋传》中用“理”来代替“礼”，凸显理本论的思想。显然胡安国将“理”置于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在胡<传》出经常出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礼”在胡《传》中弱化倾向明显，“理”的地位则不断高涨。
二、理一分殊：理学思想的应用
“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之间关系的重要命题。宋明理学家吸收了佛学“月印万川”的思想，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张载在《正蒙》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叫从中发挥万物同届一气的观点。程颐把张载的这一思想概括为“理一分殊”，并且进一步指出，张载的这一思想与墨子不同，张载并不主张兼爱，仅仅讲“理一分殊”，不涉及兼爱。即理只是一个，表现各异，比如忠孝仁义，但由于各人的地位不同，所以他们只能执行各自的职能，如作为臣子应当尽忠，作为儿子应当尽孝等等。胡安国正是运用理学家的这一思想来处理《春秋》各种纷乱复杂的事件，如：僖公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毁灭邢。胡<传》：“卫侯何以名?灭同姓也。春秋之法，诸侯不生名，灭同姓则名者，谓其绝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书名，示王法不容诛也。圣人与天地合德，灭人邦国而绝其祀，同姓与异姓奚别焉?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异端。二本而五分。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五分之罪，兼爱而失义。春秋之法，由仁义而人道立者也，可以无差等乎。”这里就是通过说明为什么在《春秋》中记录了卫侯的名字，来说明根据理的要求是不记录卫侯的名的，而现在《春秋》记录了卫侯的名，这就是分殊，其意思自然是贬斥卫侯“私胜而失仁”，并且认为人道仁义就是春秋的理，失了它就应该受到指责，就如卫侯一样，兼爱无差等，就是将理分裂为二，从而失去了义。随后胡安国还比较了“晋灭虞、楚灭夔，亦同姓也，曷为不名?”认为在(春秋》记录中还是不记录其名，是根据理。即仁义来的，他引用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援情定罪”来解释。又如：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狞获麟。胡《传》：“河出图，洛出书。而八卦画，箫韶作，春秋成，而凤麟至。事应虽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违，志壹之动气也；伏羲氏，后天者也，后天而奉天时，气壹之动气也。”第一句解释就说明胡安国是按照北宋理学家的思路，从《易》而出，把形上之理和形下之事，看成是一与多的关系。“事应虽殊，其理一也”，其实就是二程“理一分殊”的另一种表达形式，认为《春秋》中的种种人与事，其实都是形而上之理的流变。同时，胡安国在这里将理一分殊与先天后天，志气相混而谈，说明其理学观点还处于初期阶段，没有成熟。因为这些概念之间是有明确区别。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胡安国是以理学中的“理一分殊”的方法论的观点来分析判断《春秋)中的纷乱复杂的行为和事件，
正是由于胡安国的理学思想没有二程纯正，加上自己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直接导致胡安国用理一分殊的思想来正名别类，以期达到尊君抑臣的作用。“《春秋》正名定分，为万世法，故以君为重”。在其《明类例}中也有明确说明：“《春秋》之文，有事同则词同者，后人因谓之例，然后有事同而词异则其例变矣。是故正例非圣人莫能立，变例非圣人莫能裁，正例，天道之常经；变例，古今之通谊，惟穷理精义，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者，斯得之矣。”也就是说，事同则辞同，则为正例，有事同而词异则变例；所有正例或变例都是圣人手订。“其事虽殊，其理一也”(《桓公二年春，滕子来朝》)，圣人制定的原则就是理一分殊，根据这一原则使用不同的词，以表达理的要求。如果不懂得这一原则，就根本不能理解其义，所以只能是哀叹“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凹没有统一不变的行为标准，只有理是不变的。胡安国在《传}中用理一分殊的方法来处理正名别类的方法，就是：
(1)词同意同。例如：庄公下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同盟于幽。胡<传>：“同盟之例，有恶其反复而书同盟，有诸侯同欲而书同盟，此盟，郑伯之所欲而书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国受命于大国，不得已而从焉者也。其有小国愿与之盟，非出于勉强者，则书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又如：闵公元年，齐人救邢。胡<传》说：“凡书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上例就是说明(春秋》中书“盟”这样一个字的几种不同的“殊”，我们只有理解“盟”之“理”，才能知其“殊”之义，最终达到对圣人的“大义”的了悟。具体到“郑伯同盟”这件事上。就是讥讽郑伯原来曾经背叛过齐国。现在看见其国家强大，害怕被报复，所以主动请盟，《春秋》书“同盟”与其本意同。下例是讲(春秋》书“救”，都内含褒扬之义，则是“理一”，《春秋》书“救”的很多，就是夷狄也是褒义。
(2)同词而意异。例如：宣公九年冬，楚子伐郑。晋卻缺帅师救郑。胡《传)：“楚兵加郑数矣。或称人，或称爵，何也……至此书爵。见其陵暴中华，以重兵临郑矣。”宣公十年冬，同样书“楚子伐郑”。胡<传》：“此年‘楚子伐郑’，称爵者，直词也。若日以实属词，书其重者，而意不以楚为罪也，知然者，以传书‘晋士会救郑，逐楚师于颖北’，而经削之，则责晋可知矣。此类兼以传为案者也。”两处同样书“楚子伐郑”。上例胡安国认为是贬义，下例则是直书，不带任何褒贬之意。这也是“理一”而事异，同样的一个字由于在不同的事件中。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意义来。胡安国称其为“经有词而意异者，比事以观”。这也是胡安国对“理一分殊”这一理学方法的具体运用。正因为如此，胡安国往往能在史实纷乱、解说繁杂中根据宋代理学思想解释出新义，胡安国在遣词用句时意含褒贬，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3)词异意异。例如：庄公二十有六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杀其大夫。胡《传》：“称国以杀者，国君大夫与谋其事，不请于天子而擅杀之也。义系于杀，则止书其官，曹杀其大夫，宋人杀其大夫是也；义系于人，则兼书其名氏，楚杀其大夫得臣，陈杀其大夫泄治之类是也。然杀大夫而曰大夫与谋其事，何也?与谋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见杀者，不得于君之大大也。所谓义系于杀者罪在于专杀。而见杀者之是非有不足纪也，故止书其官而不录其名氏也。”这里就明确指出(春秋)记录大夫被杀时使用的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义系于杀，则止书其官”。第二种是“义系于人，则兼书其名氏”。第三种是“而见杀者之是非有不足纪也，故止书其官而不录其名氏也”，这种记录方法是一种特别的记录方法，它完全不同于前两种记录法。这就是胡安国用“理一分殊”的方法来正名别类。
总之，胡安国是宋代二程理学传承的重要人物。胡安国(春秋传》全面吸收了宋代理学思想，特别是二程思想，重思辨，重治道，重人心。他将理学家的重要概念以及其意义完全用到自己对(春秋》的解释之中，使《春秋)学完全有了理学的解释。这在《春秋》学中是最突出的一次，也是《春秋)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一环。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l页。
[2]丁进：<周礼考论一周礼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