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1143——1194）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的特点是提倡功利，批评空谈心性道德，在哲学上强调事物存在的客观性，认为道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与事物不相脱离。指出人的物质欲望是人的自然本性，与道并行不悖；道不离日用，喜怒哀乐得其正即为道，陈亮肯定了人的色、货等客观物质需求，把色、货看成是与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东西，这为他功利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以其独特的道论为基础，阐述其王霸并用的观点，以此与朱熹的道论形成对照，并对其提出批评。陈亮与朱熹围绕着道展开辩论，既反映出陈亮思想的特点，又刺激朱熹提出较为完善的道统论，这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表明，当朱熹集道统思想之大成之时，已有与之对应的不同道论的存在，反映了各自不同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亦体现了包括浙东学和闽学在内的宋学的丰富多样性。宋代学术正是在这种相反相成的批评和论辩中，得以走向成熟，并不断发展演变。
一、陈亮论“道”
陈亮为南宋浙东事功之学中永康功利学派的代表人物。此派在世界观上以物为宇宙间真实的客观存在；在价值观上被朱熹概括为主张“义利双行”①，注重功利，认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②以此与朱熹道本论宇宙观和重义轻利的价值观相区别。反映到道论上，陈亮提出道行于事物之间，道不离日用；喜怒哀乐得其正即为道，道不离欲的思想，并把道与功利结合起来，以此对朱熹的道统论提出了批评。
（一）道行于事物之间
陈亮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③的命题，认为事物是宇宙间真实的客观存在。其所谓道是客观事物的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他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④道存在于天下万事万物之中，任何事物都不能没有道。道与事物的关系是“因事作则”，道是事物的法则即规律，它因事而作，因事而有，有了客观的具体事物，才有了与具体事物相应的法则。以此，陈亮批评了理学把道作为超乎事物之上的无形的本体的观点。他说：“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知所谓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无所底止，犹自谓其有得，岂不可哀也哉？”⑤陈亮指出，理学家的失误在于脱离具体的万事万物而“玩心于无形之表”，追求抽象的精神本体，他们所说的道不过是“无所底止”、玄妙无形的道而已。他强调：“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⑥指出道作为事物的法则，并非超越有形物之上，它贯通于事物之间，与事物不相离。这是陈亮论“道”的基本思想。
（二）道不离日用
与道行于事物之间相关，陈亮提出道不离日用的思想。他认为在人们的日用之中就体现了道。他说：“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⑦道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实事之中，脱离了日用，就无所谓道。陈亮还把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等日用之事作为“人道”的必备条件，认为人“必有衣焉以衣之，则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则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处也，必有室庐以居之，则室庐非外物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阙，是举吾身而弃之也”⑧。陈亮从道在物中、道不离日用的思想出发，把人生日用与“人道”紧密联系起来，这与道学家倡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忽视人生日用的思想形成对比。陈亮认为，人的衣食住行就体现了“人道”，是“人道”的必备条件，否则，“人道”就不完备。陈亮道不离日用的思想与朱熹“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⑨的思想是有区别的。陈亮与朱熹都讲道与日用不相脱离，但陈亮的日用，主要是指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事；而朱熹所说的日用，则偏重于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修养问题。陈亮还把道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他说：“好色，人心之所同，达之于民无怨旷，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于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货，人心之所同，而达之于民无冻馁，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货必不至于陷，而非道之害也。”⑩道不离事物，好色不溺，好货不陷，则于道无害。陈亮肯定了人的色、货等客观物质需求，把色、货看成是与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东西，这为他的功利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喜怒哀乐爱恶得其正即为道
陈亮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爱恶的感情表现得恰到好处即为道。他说：“夫道岂有他物哉！喜怒哀乐爱恶得其正而已。行道岂有他事哉！审喜怒哀乐爱恶之端而已。”(11)所谓正，指符合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而不超过和违反。既然道是指人的感情得其正，那么，行道也就是在实际生活中审察人的感情活动，使之符合正的原则。
对于道与欲的关系，陈亮认为道不离欲。道与欲的区别在于人的喜怒哀乐爱恶的感情是否“得其正”。得其正为道，失其正则为欲。他说：“夫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所以受形于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则为道，失其正则为欲。”(12)指出喜怒哀乐爱恶，是人“受形于天地”而产生的感情欲望，道存在于欲之中，欲之正即是道。可见道不离欲。这种思想与他本人批评“天理人欲可以并行”(13)有所联系。
陈亮的论“道”的思想以道不离物，道作为事物的规律而存在于事物之中为特征。这与朱熹关于道是超越的宇宙本体，可以脱离事物、超越时代而独存、独运的观点存在着区别。故朱陈二人展开了关于道统问题的争论。
二、朱熹圣人之道不传于汉唐的观点
朱熹的道是超越的形上宇宙本体，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超越时代而独存、独运；并以义理、而不以功利作为价值的标准，倡天理史观或道统史观，认为一部历史即是天理流行或圣人之道传续的历史；并继承二程，把三代社会顺天理而行，称为王道，三代以后以智力把持天下，是为霸道。以是否遵行天理作为区分王道与霸道的界限；圣人之道的流传与否，成为社会是否治理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因。由此，朱熹崇尚三代，贬低汉唐，提出圣人之道不传于汉唐，即道统中断于汉唐的观点，并以此观点出发，与陈亮展开了一场关于道统问题的争论。
朱熹指出，道统在汉唐时已不传。他说：“自汉唐以来，岂是无此等人，因甚道统之传却不曾得，亦可见矣。”(14)道统不传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孟子以后的汉唐诸儒溺心于训诂诗赋，而不及义理，未能接续圣人之道，或见道不全；二是以汉祖唐宗为代表的汉唐君王行的是霸道，未能行王道，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无一念不出于人欲，因此亦未能接续三代圣王之道。
关于汉唐诸儒未能传圣人之道，朱熹说：
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只是困苦无精彩，极好处也只有“正谊、明道”两句。下此诸子皆无足道。如张良、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王通也有好处，只是也无本原工夫，却要将秦汉以下文饰做个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两轻重自定，你如何文饰得。如《续诗》、《续书》、《玄经》之作，尽要学个孔子，重做一个三代，如何做得！……见圣人作“六经”，我也学他作“六经”。只是将前人腔子，自做言语填放他腔中，便说我这个可以比并圣人。圣人做个《论语》，我便做《中说》。如扬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并！某尝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子细读得圣人之书，晓得圣人之旨，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说得却也好看，只是非圣人之意，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15)
指出贾谊杂于纵横之学；董仲舒虽“正谊、明道”甚正，但也困苦无精彩；扬雄仿圣人作《太玄》、《法言》，然与圣人不能相比；张良、诸葛亮虽正，但于明道上太粗；王通虽抱负很大，效法三代，学做孔子，却无本原工夫；以至“韩退之只晓得个大纲，下面工夫都空虚，要做更无下手处，其作用处全疏”(16)。如此等等，认为自孔孟后，包括荀子以及汉唐诸儒均未能读懂圣人之书，通晓圣人之旨，所以使得圣人之道失传。
朱熹分析了圣人之道失传的原因，指出汉唐诸儒存在着牵于训诂而不及义理，以及重诗赋之弊。他说：“圣人教人，只是个《论语》。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论语》须是玩味。”(17)朱熹以《论语》为例，指出《论语》须仔细玩味，才能明圣人教人之旨，从中发挥义理，而汉魏诸儒只是专注于训诂，所以不能明白其中的义理。朱熹就“汉儒何以溺心训诂而不及理？”的问题回答说：“汉初诸儒专治训诂，如教人亦只言某字训某字，自寻义理而已。至西汉末年，儒者渐有求得稍亲者，终是不曾见全体。”(18)认为汉儒只教人训诂，而不及义理，义理只是叫学者自寻，不在教人范围，虽然后来渐有所改，但最终仍不见义理之全体。朱熹还批评了“作四六骈俪之文”的文风，并指出韩愈作诗，与传道脱节，所以见得不精微细密。他说：“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19)朱熹对诗赋之弊的批评，反映了理学对汉唐文风的贬抑。
朱熹指出，由于汉唐诸儒未能传道，使得“或流于申韩，或归于黄老，或有体而无用，或有用而无体”(20)，“佛氏乘虚入中国”(21)，以致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当时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说用于世千余年。”(22)面对佛老等“异端”冲击儒学，盛行于世，圣人之道不明的局面，朱熹继承二程，以任道为己任，主张辨异端，斥佛老，接续道统，将圣人之道弘扬开来。他说：“异端之害道，如释氏者极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杨墨。正道不明，而异端肆行，周孔之教将遂绝矣。譬如火之焚将及身，任道君子岂可不拯救也！”(23)这表现了朱熹提倡道统的理论针对性。
关于汉唐君王未能接续三代圣王之道，朱熹说：
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无古无今，则莫若深考尧舜相传之心法，汤武反之之功夫，以为准则而求诸身；却就汉祖、唐宗心术微处痛加绳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来黜其悖戾而究其所从起，庶几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有以得之于我；不当坐谈既往之迹，追饰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为全体，而谓其真不异于古之圣贤也。(24)
强调尧舜及三代圣君与汉唐君王有严格区别，尽管汉唐之君有时也能暗合于三代，但从全体上看，终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尧舜三代之圣君行的是王道，推行义理之心；而汉唐君王则推行霸道，以追求利欲为价值标准。这是从总体上看，汉唐君王未能接续三代圣王之道的根本原因。
朱熹指出：“汉高祖私意分数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25)“唐太宗分明是杀兄劫父代位，又何必为之分别说！”(26)当回答“太宗杀建成事，及王魏教太子立功结君，后又不能死难”的问题时，朱熹说：“只为只见得功利，全不知以义理处之。”(27)在价值观上以义理为标准，批评只讲功利的汉唐君王。并认为这是汉唐君王以智力把持天下，不能接续三代之统绪的基本原因。朱熹道统中没有三代以后历代君王的地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抗君权的意义。
如上所述，朱熹以汉唐诸儒溺心于训诂，见道不全和汉唐君王只见功利，陷于私欲而不及义理为根据，得出圣人之道不传于汉唐的结论。这与陈亮的道论形成矛盾，由此而引起了两人关于道统的争论。
三、陈亮、朱熹道论的差异
陈亮的道论虽与朱熹的道统思想有某些相合之处，但存在着基本的分歧。陈亮与朱熹同时，皆为当时著名学者，两人相互访问，又通过书信往来，交流学术，相互辩难，于数年之中主要是在甲辰、乙巳两年（公元1184、1185年）展开了一场关于道统问题的争论。由于双方在宇宙观尤其在价值观上见解不同，辩论的结果，都未能说服对方。但通过辩论，使双方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集中，刺激朱熹完善和发展了自己的道统思想，也使陈亮的观点鲜明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集中反映了正统理学与浙东功利学派在道统问题上的思想分歧。
朱熹提出道本论哲学，其所谓的道，作为道统传授的内容，是超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上无始终、无古今的形上宇宙本体。他宣扬的道统论是说，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承的圣人之道，在孟子以后失传，直到一千多年以后出现了周、程，才上承孟子，得不传之绝学，而自己又承继周程，接续了圣人之道，使道统得以延续下来。陈亮提出以物为宇宙间客观真实存在的思想，道作为事物的规律而不是万物的本体，存在于事物之中，与事物不相脱离。朱陈两人在宇宙观上的思想分歧引起了双方对道统的不同见解。朱熹认为，三代行的是王道，到了汉唐，由于圣人之道失传，故行的是霸道。虽然圣人之道在汉唐失传，但道可以超越时代、脱离一定的社会历史而独存，是个亘古今而不灭之物。陈亮对此提出批评，他说：“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盖天地赖以常运而不息，人纪赖以接续而不坠；而谓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预，则过矣。汉唐之贤君果无一毫气力，则所谓卓然不泯灭者果何物邪？道非赖人以存，则释氏所谓千劫万劫者是真有之矣。”(28)陈亮站在浙东功利学派的立场，肯定汉唐诸君的事功修为，他认为道不能离开人而独存，汉唐诸君对于道的接续起了重要作用。而朱熹则以义理为标准，来衡量汉唐君王的行为多不合乎义理，只见得功利，流于私欲之中，因而未能接续三代圣人之道，故把汉唐诸君排除在道统之外。朱熹的观点具有某种“从道不从君”，以道抗势，以道统抗衡君权的意义，而陈亮则倾向于维护君权。陈亮反驳朱熹所说的圣人之道在汉唐“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29)的观点，他指出，如果说道不行于天下，那么这个卓然不灭之道是怎样存在的呢？如果道不依赖于人而存在，那么佛教所谓世界灭而复生的千劫万劫之说也是可以肯定的了。陈亮说：
夫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使人人可以为尧，万世皆尧，则道岂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无异于桀，则人纪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废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30)
陈亮不同意朱熹所说的圣人之道在汉唐中断的观点，批评朱熹关于道超越天地自然，脱离人的传授而独存、独运的思想。他认为，圣人相传之心、法尽管有“不尽”、“不备”的时候，但总的来讲，“无常泯”、“无常废”，一直传续下来。所以他指出朱熹所谓超越时代的心传，“得不传之绝学”的观点“皆耳目不洪，见闻不惯之辞也”(31)。
朱熹则坚持自己的思想，他把陈亮《乙巳春书之一》的观点概括为：“来教云云，其说虽多，然其大概，不过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32)对陈亮把三代与汉唐等同，而“推尊汉唐”、“贬抑三代”的思想加以批驳。其具体作法是以赞同陈亮的话，来驳斥其思想内涵。朱熹说：
来书“心无常泯，法无常废”一段，乃一书之关键。鄙意所同，未有多于此段者也；而其所异，亦未有甚于此段者也。盖有是人则有是心，有是心则有是法，固无常泯常废之理。但谓之无常泯，即是有时而泯矣；谓之无常废，即是有时而废矣。盖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断或续，固宜如此。……夫谓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为道者，正以道未尝亡，而人之所以体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谓苟有是身则道自存，必无是身然后道乃亡也。……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之，所谓“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正谓此耳。……此汉唐之治所以虽极其盛，而人不心服，终不能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也。(33)
陈亮所说的心“无常泯”，法“无常废”，是指尧舜相传的道未有间断，一直延续下来。而朱熹也认为此处是问题的关键，他赞同陈亮所说的“心无常泯，法无常废”这段话，但却反对陈亮所指的意思。朱熹指出，既然谓之“心无常泯，法无常废”，那么就有“有时而泯”，“有时而废”的时候，这个“有时而泯”，“有时而废”便是汉唐之时。正因为汉唐之时道不传，所以朱熹提出超越时代的心传理论，并论述了“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传心诀乃圣人相传之“密旨”。然而，朱熹提出汉唐时期道不传，却未说道已亡。道不传与道已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汉唐时诸儒未能体道，以及君王陷于利欲中，不能接续三代圣王之道统；后者指道已息已亡，而事实上，朱熹认为“道未尝息”，“道未尝亡”，只是由于汉唐诸儒未能体道，汉唐君王未能由道，使道不传罢了。朱熹以义理为标准，把三代与汉唐作了严格区别，认为三代是理想社会，天理流行，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汉唐推行霸道，人欲横流，圣人之道失传。陈亮则以功利为标准，把三代与汉唐相联系，认为三代之治赖汉唐贤君得以接续而不坠，圣人之道并未失传，只要有除乱之功，即使所为不尽合义理，也不失其为一世英雄。即在一定意义上把三代之王与汉唐之霸联系起来，王霸可以并用。正因为陈朱二人的历史观、价值观存在着区别，以及陈亮的道行于事物之间的思想与朱熹的道本论哲学存在着差异，导致二人在道统问题上的不同见解。这是陈亮、朱熹道论之争的逻辑起因。
通过辩论，朱熹明确提出“十六字心传”的思想，认为“十六字传心诀”，“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34)朱熹以“十六字心传”为圣人相传之密旨，此思想出自朱熹《答陈同甫（八）》一文，此文是针对陈亮《又乙巳春书之一》而提出的反驳，作于陈亮的《又乙巳春书之一》与《又乙巳春书之二》两书之间，也就是作于乙巳年（公元1185年）春。这比朱熹本人在《中庸章句序》提到的道统心传还要早四年。可见陈亮朱熹关于道统问题的辩论，对于刺激朱熹提出道统心传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亦充分体现了陈亮道论的学派特征。
（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6期第101～105页，人大复印资料B5《中国哲学》2007年04期全文转载，编辑：郑伟）
注释：
①《陈亮集·又甲辰秋书》。
②《宋元学案·龙川学案》。
③《陈亮集·六经发题·书》。
④⑤《陈亮集·与应仲实》。
⑥⑩(11)(12)《陈亮集·勉强行道大有功》。
⑦《陈亮集·六经发题·诗》。
⑧《陈亮集·问答下》。
⑨《论语集注·述而》。
(13)《陈亮集·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
(14)《朱子语类》卷十九。
(15)(16)(17)(18)(19)(20)(22)《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21)(23)《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
(24)(32)(33)(34)《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八）》。
(25)(26)《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
(27)《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六。
(28)(30)(31)《陈亮集·又乙巳春书之一》。
(29)《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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