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世称止斋先生，他师事薛季宣、郑伯熊，继承和发扬了永嘉事功学说，是永嘉学派承先启后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
陈傅良的学术思想具有“通世变”“重事功”的鲜明特点。《宋史·儒林传》称：“自三代、秦汉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全祖望在评述陈傅良学术特点时也说：“永嘉诸子，……止斋最称醇恪，观其所得，似较艮斋更平实，占得地步也”。①陈傅良于乾道八年（1172）登进士第，一生在地方和朝廷任官多年。他不仅为官清廉，颇有政绩；而且关心民瘼，且长于思考，对老百姓的生存生计问题——即“民生”问题有多方面的思索，并提出一系列主张。他认为，“民生”“民心”是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关系到王朝的安危存亡；他揭露导致百姓困穷、民生凋敝的种种弊政；他主张通过免税减税，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存状态。总之，“民生”政治思想是陈傅良学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闪耀着人民性、民主性的光辉。
“民生”不同于“民心”（人心）、“民本”。“民生”指的是民众的生活、生存和生计，是一个实践问题，民生问题从政治上看，实质上是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特别是两者的权利和利益的关系；“民心”（人心）指的是老百姓由自己的生存状况而直接引发的对于社会现状尤其是对于统治者的评价，并由此形成的心理、情绪、态度；“民本”指的是统治者自己或士大夫知识分子通过观察社会现实和总结历史经验，从思想理论上认识到人民的生存生计是国家能否安定、政权能否巩固的基础，强调民众是立国之本的理念，从而主动采取改善民众生活状况的政治措施。这三个概念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但无疑，“民生”在其中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陈傅良所言“民力”、“民困”、“民病”、“民穷”、“民艰”等，实际上都属于“民生”的范畴。
一、民生为国家安危之所系
民生问题的实质是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历史上凡是明智而有远见的统治者，无不关注民生，以及由民生问题引发的人心向背，主张对百姓要取之有度，采取轻徭薄赋、劝农务本的方针，以安定民心，巩固政权。相反，那些亡国之君，罔顾民生，只从一己私欲出发，穷极兵戈，大兴土木，竭尽天下民力，终至危亡杀身。由是，民生及其相关的民心向背往往成为历代政治家、士大夫和学者关注讨论的重大问题，并形成悠远的民本主义思想传统。
陈傅良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他撰写的《民论》、《收民心策》以及向皇帝的多次上书，专论民穷民困之现状，民心向背的力量，及重视民生的极端重要性。他提出，一个王朝“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宽不宽”②，因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应以“救民穷为己任”③。
在《民论》中，陈傅良写道：
天下之平，有可畏之势者易图，而无可畏之形者难见也。易图者亦易应，难见者必难支。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张之敌国，而深畏夫未见之隙之民心。盖民心之摇，操于敌国之变。其变之迟者其祸大，而患在于内者必不可以复为也。④
这是陈傅良站在统治者一方的立场，对历史上君民关系的经验总结。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常常注目于外部之敌国，因敌国有“可畏之势”，而却疏忽了内部的“无可畏之形”的民心。民心之变，是潜伏的无形迹可见的，而造成的结果对于王朝来说却是不可逆转的根本性的。陈傅良以秦王朝的兴亡为例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说：
秦之先盖七国也，自孝公至于庄襄，亟耕力战，荐食诸侯之境，历七世而并于始皇之手。吁！亦艰矣！始皇唯知天下之难合，而其患在六国也。故危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绝内争之衅。中国不足虑，而所以为吾忧者，犹有四夷也。于是郡桂林，城碛石，颈系百粤，而却匈奴于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为天下举无可虞，足以安意肆志，拱视于崤函之上，而海内安然者万叶矣。而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于大泽之卒，隐于钜鹿之盗，而其睥睨觇觊者已满于山之西江之东也。……秦以七世而亡六国，而六国之民以几月而亡秦。以秦之强，不能当民之弱，天下真可畏者，果安在乎？⑤
秦兼并六国，自孝公、庄襄至始皇，历经七世，不可谓不艰难。天下一统以后，秦仍以“有可畏之势”的六国残余势力为患，颠覆其社稷，分裂其土地，设置郡县以守御之。然后，又将目光投向周边的四夷，逐匈奴，拓边疆，造城池，设郡守。始皇自以为天下晏然，万无一失。岂知大泽乡戍卒揭竿而起，仅以几个月的时间推翻了秦的统治。可见，天下真正可畏的并不是敌国、四夷等外部力量，而是由民生问题造成的人民对统治者的敌对情绪，在于“民心”之所向。秦统治者虽然在制御敌国和四夷中是强者，但却肆行暴政，使老百姓再也不能生存下去，终于导致危亡。陈傅良由此指出，真正可畏的是有势之敌国，还是无形之民心，这不是很清楚吗？
陈傅良根据民生和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人心”（民心）决定国家治乱安危的历史经验，分析当时南宋朝廷所面对的“恢复”——即抗御金国侵略、收复失去土地的问题。其时士大夫们皆闭口不谈“恢复”，认为“时不可为”，其理由是国家的官冗、兵滥、财困三大忧患尚未解决。与之不同，陈傅良认为，“国家之患，何世无之。上有悉心委意之君，下有至公血诚之臣，虽多患必且强盛。君臣玩安，虚延岁月，虽无患亦且衰弱”。⑥陈傅良之意，以为忧患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忧患，有所作为。抗金恢复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是拼一时血气之勇的单纯军事行动，而是要抓住国家治理的根本，搞好内政，真正解决好民生问题和民心所向的问题。他说：
臣故曰以人心为本……臣之所谓恢复，非论边事以希戎功之谓，而结民心以祈天命之谓也。往者渡江诸臣僇力讨贼，大义明矣，竟无所成。陛下亦尝究其失欤，不鉴前辙，而以重敛济师。以王、蔡之遗法，图寇、邓之高勋，一战之余，民力已屈。纵微秦桧，其势不得不出于和。后之议臣不务反此，乍和乍战，莫知攸济。臣请略陈祖宗立国深仁厚泽之意，与熙宁崇观以来用事者之纷更动危邦本，以致夷狄之祸，……⑦
依陈傅良之见，“恢复”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国家要图恢复之计，根本的是在于改善民生，深结民心。如果一战无功，反过来又向百姓征税重敛，豢养战而无功之军队，于是民力愈困。在这样的情况下，假若没有秦桧也只能与敌国讲和。从而，国家于乍战乍和之中，陷入国贫民穷的恶性循环。陈傅良认为，“恢复”的根本基础在恢复民生、改善民生、深结民心，如此才能培雍国本。这样，无论和、战，国家都能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地。与之相反，“夷狄之祸”的根源正在于动摇了立国之初“深仁厚泽”的本意，而采取厚敛于民的治国措施，造成民穷财尽，人心涣散，以致敌国乘虚而入。由此，陈傅良说：“是恢复果在此而不在彼也”。⑧
以上可见，陈傅良从民生、民心为立国之本出发，看待抗金恢复之计，他不是如同一般士大夫那样，单纯地讲论和、战、恢复，而是远远高出于言和、战本身，强调国家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改善民生、培养民力，从而巩固立国之基，真正掌握战争与和议的主动权，这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非同一般的见识。
二、探究造成民力之困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在建立之初，由于新上台的统治者亲眼目睹旧王朝的覆灭，领略到老百姓民心所向的伟大力量，因而在处理统治者自身与人民的关系时比较收敛，也尽力采取鼓励垦殖、奖掖生产的种种措施，使社会经济获得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也相应改善。随着王朝的专制统治一代代更替，后来的统治者由世袭而继承王位，无尺寸之功而坐享天下，因而愈来愈趋向无知无能、奢侈腐败，加上统治集团食利阶层日益庞大，向老百姓的索取也越来越没有限度。于是渐渐造成民力困穷，民生凋敝，同时也激化了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宋王朝的统治实际上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陈傅良目睹老百姓的生存现状，总结北宋以来财政税收的历史演变，深刻揭露了造成民力之困的种种弊政。他认为，造成民生问题的根源在于朝廷对人民取之无度，征税过多过滥，使普通民众难以应付。他说：
国家肇造之初，虽创方镇专赋之弊，以天下留州钱物尽名系省，……可谓富藏天下。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诸路税款。熙宁新政增额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一路之增至十数倍，至今为额。其他杂敛皆起熙宁，是有免役钱、常平宽剩钱。至于元丰，则以坊场税钱、盐酒增价钱、香攀铜锡鋀称披剃之类，凡十数色，合而为无额上供，至今为额。至于宣和，则赡学钱、籴米钱、应奉司诸无名之敛，凡数十色，合而为经制，至今为额。至于绍兴，则又始以税契七分、得产戡合添酒五分、茶引盐袋、耆户长壮丁弓手雇钱之类，凡二十余色，合为总制，至今为额。最后则以系省不系省，总制有额无额上供赡军酒息等钱，钧拨为月椿，又至今为额。⑨
从陈傅良向皇帝的上书中，可以看出，宋代统治集团的税费征收，从早期的税负较轻，逐步加码，层层加码，旧税未去，新税又在旧税的基础上加增。从“免役钱”、“常平宽剩钱”、“无额上供”到“经制”、“总制”、“月椿”，税种愈来愈多，税额愈来愈重。并且，宋建国初年，征收的税款钱物，虽报朝廷却大部分留在方镇，所谓“富藏天下”。而后来的“三榷”之征，则尽归京师。由此可见，宋王朝的重征暴敛是民力困窘的根本原因。
陈傅良还揭露了“免役钱”征收、使用过程中的弊端。百姓交纳“免役钱”，本来是为了避免“役法之弊”，“本以恤民，使出钱雇力而逸其力也”。⑩但免役钱征收是归于“总制”一项之中的，并上交给朝廷。州县地方未能得到免役钱，但仍然要雇用壮丁、弓手等杂役，从而造成“役人无禄”。“夫使民出钱募役而逸其力未为非良法也，而反取其钱以赡他用。既取其钱以赡他用，则必且白著而役法不得不坏。”(11)于是州县将催科征税的职责交给由浮浪之人构成的胥吏和乡村的保正长，由浮浪之人构成的胥吏蠹民害民诚甚，而乡村的保正长却由于担任催科之重责而不能不破家荡产。由此，本以恤民的免役钱税法却演变成为扰民害民之坏法。陈傅良对免役钱征收的前因后果，分析细致入微，说理透彻，深受宋光宗赞赏与认同。
除了揭露朝廷税收征收方面的弊端以外，陈傅良对地方官吏扰民以自肥的不端行为也进行抨击。他说：
天下日愈嗷嗷矣。呜呼！天下非怨吏之可畏也。今日迁某守，明日易某令，其扰则妨民；其费则伤民；其无意于留而苟于治，则弊民；其自以为亟迁而求足于欲，则又困民。(12)
不仅朝廷科征愈来愈重，向民伸手的弊法愈来愈烦，而且从朝廷到地方的一些官员皆是蠹民之害。官员升迁、更替，就可能“妨民”、“伤民”；官员无意于留任就会疏忽职守，造成“弊民”；官员马上就要迁升了，就会乘机再捞一把以满足自己的私欲，又会“困民”。陈傅良所揭示的正是封建社会不法官吏为刀俎，老百姓为鱼肉这种官民关系的真实写照。
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层层盘剥和重压之下，人民生活难以为继，其生存的实际状态也就可想而知的了。陈傅良在他向皇帝的上书和自己的著述中有不少篇幅揭露朝廷弊政造成的民困之状。他说：
夫取之之悉如此。而茶引尽归于都茶场，不在州县；盐钞尽归于榷货务，不在州县；秋苗斛饾十八九归于纲运，不在州县。州县无以供，则豪夺于民。于是取之斛面，取之折变，取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脏罚，无所不至，而民困极矣。(13)
今之田赋视古有损，而征榷之入累数十百倍于古。(14)
方禾未登场之时，民正艰食，奈何有此暴政，全（州）之民力自是困矣！(15)
在这里，陈傅良指出，州县本来是向朝廷交纳征榷的基本单位，而州县的税源又纷纷为朝廷的一些部门所统制。如此，州县又只好向老百姓伸手，“豪夺于民”，手段用尽，无所不至，百姓于是困顿之极。他特别指出，宋之田赋，固然比前朝有所减少，但征榷之入却数十百倍地增加了。更可恶的是，一些地方郡守，在百姓新禾尚未登场之际暴敛于民，使百姓的生活更加陷入绝地。
以上可见，陈傅良不仅深入了解和掌握人民生活和实际情况，而且他熟悉国家财税征收的沿革，掌握翔实可靠的数据，剖析其中的种种弊端，因而对于论说自己的观点主张很有说服力，而其同情人民疾苦、为百姓的生计竭力呼吁的拳拳之心亦跃然纸上。
三、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
如何舒解民困、解决民生问题是陈傅良全部思考的中心，这从他向皇帝的一再上书和为官办事的作风可以看出来。
首先，陈傅良认为，朝廷对老百姓的科征应该取之有度，对过重的税负实行宽、免、减政策，以救民之穷，宽民之力。民生问题的实质是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特别是小农的关系，皇帝是封建统治集团的最高代表，是处理统治阶级与民众关系的最后决策者。皇帝认知、态度如何，与国家向老百姓征税多少、轻重、缓急的措施直接相关。因此，陈傅良向皇帝的一再上书，也是为了引起皇帝对民生问题高度关注，转变其认识和态度，确立和实行对百姓科征的宽、免、减政策。他劝说皇帝继承发扬宋王朝开国初年的“深仁厚泽”政策，对百姓轻徭薄赋，以收揽人心。他说：“臣恭惟艺祖受命平定海内凡所以创业垂统，无非可传之法。而深仁厚泽垂裕后人，则专以爱惜民力为本”。(16)陈傅良对赵匡胤开国初年政治措施的评价不无夸张，但他的用意在于劝谕宋光宗贯彻爱惜民力的精神。“陛下以睿圣之资，宽仁之德，诞膺天眷，方当继体之始，伏惟夤念高宗推本之意，钦承寿皇付託之训，以推行艺祖未泯之泽，为万世无疆之休，今其时也。”(17)他的意思，正是要光宗继承先祖“得民心而受天命”的遣意，实行改善民生的政策。
除了从正面劝谕，陈傅良还以“民心可畏”对朝廷提出警告。他说：“方今之患，何但夷狄。盖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宽不宽耳。岂不可畏哉！岂不可畏哉！”(18)夷狄之患是外部的，也是可见的；而由民力之困造成的民心离散、民心之变是内部的，不可见的，也是更可畏的。陈傅良认为，皇帝和朝廷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全力解救民力之困上。“驯至于今，而民力之困极矣。……陛下知畏，则宜以救民穷为己任，则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大臣不敢苟目前之安，则群臣陈力，何乡不济。”(19)只要皇帝定下决心，才能调动大臣，戮力共济，解救民力之困穷。
陈傅良认为，要实行民众税负的宽、免、减的政策，肯定会遇到朝廷内外的各种阻力，重要的是朝廷和皇帝必须有决心。他说：
凡事断之而有异论，勿断可也；行之而有后患，勿行可也。往者元祐至于宣和，尝罢新法矣，则有绍述之说起而为梗。靖康至于绍兴，尝用兵矣，则有讲和之说起而为梗。故上之号令，相反而不能定；下之朋党，相倾而不能合。若夫宽民力，谁独无是心哉！断之而无异论，行之而无后患，莫过此者，而何疑不决。陛下诚断之，则今之大臣皆足以立纲陈纪。二三大臣诚推行之，则今之人才皆足以受令承教。(20)
朝廷的任何法令、举措的施行，都会有人反对，都会有反复，独宽民力、解民困，是大家都赞成的，因此，只要皇帝定下决断，就会带动朝廷上下协力推行，达到目的。止斋此言，诚然有理，但他显然把问题看得简单化了。所谓“宽民力”的实质是调整统治集团与老百姓的利益关系，是要求统治者主动向民众让渡自己的利益，但是这一点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恰恰是难以做到的。
其次，陈傅良提出，应该罢免那些罔顾民生的官吏，奖掖致力于改善民生的郡守，以激励上下解决民生问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受朝廷之命，对湖南永州、全州等地的郡守进行刺举察访，然后向皇帝奏章报告。陈傅良在奏章中说，湖南各郡最难治理的是永州，最容易治理的是全州。但不同品质的官吏治郡的结果，使原来的状况颠倒过来了。永州本为难治之地，但在太守赵谧到任以后，治郡有方，爱惜民力，管理井井有条，不仅如期完成朝廷下达的科征任务，而且及时将朝廷减免的月椿钱下到各乡邑，使百姓皆能分享朝廷恩泽。“数内永州减月椿钱岁五千贯，亦是谧率先他郡，将所蠲减之数分为等第，均与诸邑，必欲上泽下及于民。今之州郡，大抵上欺监司而下不恤民，自非谧有志爱民，安能如此？”(21)
相反，全州本为易治之地，而太守施广文到任以后，不仅一再拖欠朝廷征榷，而且想方设法搜刮民财，以饱私囊。“施广文虽本书生，顾为鄙猥之计。及此垂满，略无顾惮。自上供军须至官吏之俸一切勿问。……郡帑并无见管钱物。且财赋若不在官，即须在民。而广文已将今年民户秋苗，并行预借一半。”(22)太守施广文，在将行任满离职之际，却图狠捞一把，不仅拖欠上供军须和下属官吏薪俸，并且预借百姓秋苗钱，正是刮地三尺。陈傅良气愤地说，这样的官吏“可谓负陛下使令矣”。(23)他在上书中提出，朝廷对勤于职守、爱惜民力的赵谧、王公弼等，和对贪赎职守、刻剥百姓的施广文都要采取明确的奖惩措施，以正戒劝。“今三人者各及满替，若更隐默，遂使施广文侥幸善罢，再窃官职，何以为负使令者之戒？赵谧、王公弼不蒙旌别，稍异伦辈，何以为不负使令者之劝？已具状奏闻，伏望圣慈加惠此方，首正诸郡，将施广文特赐黜责，赵谧、王公弼特赐擢用。”(24)显然，陈傅良强调治理郡县的标准，不只是指官吏不负朝廷使令，而其中包含的核心内容就是要爱惜民力、改善民生。
再次，陈傅良主张劝农恤农，发展生产，安定社会，以改善民众的生存条件，并在官宦生涯中身体力行。他知桂阳军三年，关心民众疾苦，注意发展经济，为当地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受到朝廷的肯定和表彰。一方面，他尽可能地宽减科征税负，减轻民众的负担。他在《桂阳郡告谕纳税榜文》中，提出不少免征减征措施及减免数额。“每银一两减五文足。搯子钱减三文足。役钱一百文足。收会钱八十三文足。每一贯减五文足。……苗米官田职田米每石减十二文足。每石仓用米减十五升。揽子米减五升。”(25)他提出在征税中“更不准前遣官差人下乡搔扰”。“再将本县久征无名科敛，并行蠲减”。(26)采取这些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安定百姓生活。另一方面，陈傅良鼓励当地百姓，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引进闽、浙一带的先进技术，提高粮食种植产量。他在《桂阳军劝农文》中说：“闽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锄耙数番，加以粪溉，方为良田。此间不等施粪，锄耙亦稀，所种禾麦自然秀茂，则知其土膏腴，胜于闽浙。然闽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间所收却无此数，当是人力不到，子课遂减。奉劝自今更加勤勉，勿为惰农，坐视丰歉。”(27)通过本地与闽浙土质、收成的比较，课劝民众勤于农事，发展生产。陈傅良还在《劝农文》中对如何减少争讼、共享水利、适量借贷、公平交易、不误农时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可见，陈傅良深入民间，熟稔民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合乎当地实际情况的意见措施，是一个能替民着想、为民解忧的循吏好官。
综上所述可见，陈傅良具有民生为国家安危之所系、民心为君主朝廷之所畏、民困当国家治理之所解的一套较为系统的“民生”政治思想。他不仅是一位重视历史和经制研究、强调实事实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关心民瘼、思考民生并付诸于行动的平民政治家，他的思想和品质值得后人永远崇敬和学习。
（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2期第105～109页，人大复印资料B5《中国哲学》2008年07期全文转载，编辑：郑伟）
注释：
①《宋元学案卷五十三·止斋学案》，《黄宗羲全集》第五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②③(16)(17)《吏部员外郎初对札子第一》，《止斋文集》卷之二十。
④⑤《民论》，《止斋文集·附录》。
⑥⑦⑧⑨《奏状札子第二》，《止斋文集》卷之十九
⑩(11)《转对论役法对子》，《止斋文集》卷之二十一。
(12)《守令策》，《止斋文集·附录》。
(13)(18)(19)《吏部员外郎初对札子第二》，《止斋文集》卷之二十。
(14)《代胡少钦监酒上婺守韩无咎书》，《止斋文集》卷之三十五。
(15)(21)(22)(23)(24)《湖南提举举刺列郡太守状》，《止斋文集》卷之二十。
(20)《吏部员外郎初对札子第三》，《止斋文集》卷之二十。
(25)(26)《桂阳郡告谕纳税榜文》，《止斋文集》卷之四十四。
(27)《桂阳军劝农文》，《止斋文集》卷之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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