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理学兴起，程颢、程颐、张载等新儒学者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和儒学式微、伦常扫地的局面，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创建以求义理和天理为标志的理学思想体系。与之相应，在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上，理学家们以义理为指导，解经释经，发挥心性道德之说，而与汉唐经学重训诂注疏、轻思想阐发的学风旨趣各异。
至南宋吕祖谦（1137～1181）之世，即宋孝宗乾道、淳熙（1165～1189）年间，理学有了大的发展。其时，朱熹继承二程，与同时代包括吕祖谦在内的诸多理学代表人物及其学派展开辩论和学术交流。他们创办书院，开门授徒，会友讲学，著书立说。在相互辩难、相互交流中，形成了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江西学等几大流派，朱、吕、张号称“东南三贤”，在当时影响很大。在治经学上，与宋学以义理解经的经学变古的时代思潮相适应，吕祖谦以理学思想为指导，明确提出“以理视经”的思想，跳出汉学繁琐释经的窠臼，而不以经视经，批评章句训诂之学；并提出“经非疏我，而我则疏经”的解经原则，强调解经人在经典诠释中以理释经的主动性，主体与经典结合，而非以经为我心的注脚，体现了吕祖谦经学的特色；总结归纳出自己的一套先治一经，触类而长；先识得大纲，再做工夫；读书必务精熟的治经方法论，具有一定的辩证思维的因素，为当时经学与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以理视经”，批评章句训诂传注之学
与汉学重训诂注疏的学风不同，吕祖谦提倡以理解经，认为儒家经典乃载理之文，故须以理视经，而不以经视经，流于支离之弊。他说：
二帝三王之《书》，牺文孔子之《易》，《礼》之仪章，《乐》之节奏，《春秋》之褒贬，皆所以形天下之理者也。天下之人不以理视经，而以经视经，刳剔离析，雕缋疏凿之变多，而天下无全经矣。圣人有忧之，泛观天壤之间，虫鸣于夏，鸟鸣于春，而匹夫匹妇欢愉劳佚，悲怒舒惨，动于天机不能已，而自泄其鸣于诗谣歌咏之间，于是释然喜曰：天理之未凿者，尚有此存，是固匹夫匹妇胸中之全经也。遽取而列诸《书》、《易》、《礼》、《乐》、《春秋》之间，并数而谓之六经。羁臣贱妾之辞，与尧舜禹汤文武之格言大训并列，而无所轻重。圣人之意，盖将举匹夫匹妇胸中之全经，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经，使学者知所谓《诗》者，本发乎闾巷草野之间，冲口而发，举笔而成，非可格以义例而局以训诂也。义例训诂之学，至《诗》而尽废。是学既废，则无研索扰杂之私以累其心，一吟一讽，声转机回，虚徐容与至理自遇，片言有味，而五经皆冰释矣。是圣人欲以《诗》之平易，而救五经之支离也。孰知后世反以五经之支离而变《诗》之平易乎？盖尝观春秋之时，列国朝聘皆赋诗以相命，诗因于事，不迁事而就诗；事寓于诗，不迁诗而就事，意传于肯綮毫厘之中，迹异于牝牡骊黄之外，断章取义，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区区陋儒之义例训诂，至是皆败。春秋之时，善用诗盖如此。当是时，先王之经浸坠于地，《易》降于卜筮，《礼》坠于僭，《乐》流于淫，史病于舛，虽多闻诸侯，如左史倚相者，亦不过以诵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为能，独赋诗尚未入于陋儒之学，是先王之教未经践躏，岿然独全者，惟风、雅、颂而止耳。此孔子所以既论之六经，而又以首过庭之问也。火于秦，杂于汉，别之以齐鲁，汨之以谶纬，乱之以五际，狭之以专门，铢铢而析之，寸寸而较之，岂复有诗。噫！安得春秋赋诗之说语之？（《左氏博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三，《晋文公秦穆公赋诗》）在这里，吕祖谦明确指出，《书》、《易》、《礼》、《乐》、《春秋》等儒家经典“皆所以形天下之理者也”，即认为经书皆是体现理的，乃载理之文，所以应该“以理视经”，而不应“以经视经”。然而，由于人们“不以理视经，而以经视经”，造成了“刳剔离析，雕缋疏凿之变多”的消极后果，使得天下已无全经。圣人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取《诗》并列于《书》、《易》、《礼》、《乐》、《春秋》之间，而谓之“六经”。由于《诗》出自民间，乃冲口而发，举笔而成，所以不可以义例训诂来加以局限，而应在讽咏吟诵之中与理自然相合，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表明《诗》与《书》、《易》、《礼》、《乐》、《春秋》之间有所区别。在吕祖谦看来，圣人并列“六经”的目的是为了以《诗》之平易，来救五经之支离。但后世却不明此意，反以五经之支离来变《诗》之平易。导致“陋儒”的义例训诂之学盛行，带来先王之经浸坠于地的不良后果。使得“《易》降于卜筮，《礼》坠于僭，《乐》流于淫，史病于舛”，惟有《诗》尚能独全，未入于陋儒之学。然而孔学之“六经”经过秦火和战乱，至汉代已杂乱不堪，汉学学者未能以理释经，而是以齐学、鲁学来区分经学，又混入谶纬，乱之以五际之说，两汉经师专守师法家法，繁琐释经，“铢铢而析之，寸寸而较之”，不仅五经陷于支离破碎，亦不复有《诗》之平易。吕祖谦在对先秦及两汉经说的批评中，提出以理视经的思想，批评不以理视经，而以经视经，格以义例，而局以训诂的治经方法之流弊，目的是为了救五经之支离，而提倡和重视以义理解经。
从以理解经出发，吕祖谦强调治经以求实理，而不必把注意力放在“角词章，博诵说，事无用之文”上面，并批评佛老、异端之乱真害正。要求学者毋徒袭先儒之遗言，毋徒作书生之陈语，以抵制佛老、异端乱真而害理。他说：
问宪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学，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群居，上非特为饰治之具，下非借为干泽之地也，所以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也。盖尝论立心不实，为学者百病之源。操管而试，负墙而问，布席而议，学则宗孔孟，治则主尧舜，论入德则曰致知格物，论保民则曰发政施仁，论律身则曰孝弟忠信，论范防则曰礼义廉耻。笔于纸，发于口，非不郁郁乎可观矣。迫而索之，则或冥然而昧也；叩而穷之，则或枵然而虚也。意者骛于言，而未尝从事所以言者耶？洙泗诸子亲见圣人出语，岂不知所择，然问答之间，受责受哂者相望，反自不若后世学者之无疵。古之人其为己不为人如此，今日所与诸君共订者，将各发身之所实然者，以求实理之所在，夫岂角词章，博诵说，事无用之文哉？孰不言圣学之当明也，其各指实见，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袭先儒之遗言，孰不言王道之当修也，其各条实事，何者为纲？何者为目？毋徒作书生之陈语、佛老乱真者也。勿徒曰清虚寂灭，盍的言其乱真者，畴深畴浅，申韩害正者也。勿徒曰刑名术数，盍确论其害正者，畴亡畴存，辟喭愚鲁，人人异质，不可胜举；刚柔缓急，色色异宜，不可胜陈。至于为学者之通病，论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东莱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五，《太学策问》）指出虞、夏商周三代建学的宗旨是“所以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也”。认为如果治学立心不实，则为学者百病之源。要求学者以孔孟为宗，行尧舜之治，致知格物，发政施仁。强调立德立言，贯彻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原则。主张治经以求实理为目的，批评“角诃章，博诵说，事无用之文”的治经路向。并修王道，行实事，批评佛老乱真、异端害正，而流于清虚寂灭、刑名术数之学。指出受佛老异端影响而形成的这些通病，当察而去之，以维护理的权威。
在以理解经、求实理的基础上，吕祖谦批评了章句训诂传注之学。他上疏宋孝宗云：“今陛下不待箴谏，此累自除，恢明圣道，无若此时之易。章句陋生乃徒诵诂训，迂缓拘挛，自取厌薄，不知内省反归。……陛下所当留意者，夫岂鈆椠传注之间哉？”（《东莱集》卷三，《乾道六年轮对札子二首》）指出章句之儒乃徒诵诂训，迂缓拘泥，而不知内省反归。批评章句训诂传注之学自取厌薄，请孝宗皇帝不必留意于传注之间。并云：“传注之学，汉之诸儒专门名家，以至于魏晋梁隋唐，全经固失，然而王肃、郑元（玄）之徒说存，而犹有可见之美。自唐太宗命孔颖达集诸家之说为《正义》，才经一番总集。后之观经者，便只知有《正义》，而诸儒之说无复存。”（《左氏传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庄公》）指出汉之诸儒专门名家的传注之学，到了魏晋梁隋唐，已使全经固失。然也一定程度地肯定传注之学，认为汉儒专门名家，王肃、郑玄之说，犹有可见之美，但经孔颖达正义，则只知有孔颖达疏，不知有诸儒之说，对此提出批评。并对北宋初以来学风的转向，由“守训故而不凿”到理学的兴起，做出了自己的评述。他说：
某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阨，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祖宗尊右儒术，分之官书，命之禄秩，锡之扁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当是时，士皆上质实下新奇，敦行义而不偷，守训故而不凿，虽学问之渊源统纪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进德之地矣。庆历、嘉祐之间豪杰并出，讲治益精。至于河南程氏、横渠张氏相与倡明正学，然后三代孔孟之教、始终条理于是乎可考。熙宁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学制，教养考察宾兴之法，纲条甚悉。不幸王氏之学方兴，其议遂格，有志之士未尝不叹息于斯也。建炎再造，典刑文宪浸还旧观，关洛绪言稍出于毁弃剪灭之余，晚进小生骤闻其语，不知亲师取友，以讲求用力之实，躐等陵节忽近慕远，未能窥程、张之门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贤圣之病，如是洞之所传习道之者，或鲜矣。然则书院之复，岂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与揖先儒淳固悫实之余风，服《大学》离经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约，自下而高，以答扬熙陵开迪乐育之大德，则于贤侯之劝学，斯无负矣。至于考方志、纪人物，亦有土者所当谨，若李浚之之遗迹，固不得而略也。侯于是役重民之劳赋功已狭率损其旧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则有余矣。兴废始末具于当涂，郭祥正所记者皆不书。（《东莱集》卷六，《白鹿洞书院记》）吕祖谦记述书院教育及当时之学风，认为宋初学者“士皆上质实下新奇，敦行义而不偷，守训故而不凿”，至庆历、嘉祐之间豪杰并出，讲治益精。又至二程、张载相与倡明正学，理学崛起，使三代孔孟之教、始终条理于是乎可考。熙宁初，明道先生在朝倡建学制，以行教养考察宾兴之法，纲条甚备。不幸王安石新学兴起，使程颢之法未行，关洛之学遭毁弃。有志之士无不为此而叹息。南宋初建炎以来，典刑文宪浸还旧观，理学逐渐复兴，但由于后之学者骤闻其语，不知亲师取友，以讲求用力之实，以至于躐等陵节，忽近慕远，而未能得窥程、张之门庭，不得其门而入。由于王学之病，使书院所传习之道，鲜有人知。然而书院之恢复，非苟且权宜之计。吕祖谦要求当时学者相与继承先儒淳正朴实之余风，服行《大学》之始教，由博而约，自下而高，以不负贤达之劝学。对于考方志、纪人物，吕祖谦也主张有所关注，比如人物之遗迹，亦不得忽略。表现出吕氏既提倡义理，批评王学，又强调用力之实，反对躐等陵节，忽近慕远，而不废考证之学风。
在批评传注之学“守训故而不凿”的同时，吕祖谦也一定程度地对传注之学有所保留。他说：“学者多举伊川语，云：汉儒泥传注。伊川亦未尝令学者废传注。近时多忽传注，而求新说，此极害事，后生于传注中，须是字字考始得。”（《东莱集》，《东莱外集》卷六，《己亥秋所记》）主张于传注中，须是字字考始得。认为伊川也没有叫学者完全废弃传注。表明其对传注亦有所肯定，而批评近时学者忽视传注，而求新说，认为这样做极为害事。可见其治学方法倾向于朱熹，而有别于陆九渊。但吕祖谦又强调心，与陆氏心本论类似。
二、“经非疏我，而我则疏经”
在对待经典与解经者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主张我注“六经”，虽提倡以义理为标准来诠释儒家经典，但强调以经典的原文和原义为经典诠释的依据，即以我心之理来疏解儒家经典，从中阐发义理；而陆九渊则主张以“六经”为吾心的注脚。由于陆氏心学的特点是不立文字，求心于内，不受儒家经典的束缚，提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卷三十四，《语录上》，第395页）的思想，其知本即知心，认为“六经”不过是我心的注脚，所以不必著书。在陆九渊看来，心的地位在“六经”之上，心比经典更为重要，把经书作为吾心的记籍，通过读经书来发明其心。
而同时代的吕祖谦在对待经典与解经者的关系问题上，则提出“经非疏我，而我则疏经”的思想，认为经典不是疏解我心的，而是以我为主体来疏解经典。这不同于陆氏“六经皆我注脚”的见解，而倾向于朱熹我注“六经”的解经原则。他说：
学欲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盖以深切自命，而传经者亦谓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君子将用力于切近之地，置是经其何从。昔者某尝读是经矣，降隐讫哀，阅君十二，其褒者既往之功也，其贬者既往之罪也。其国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陈迹也。终日历数古人之臧否，而我无与焉，不识所谓切近者果何等语意者，夫子之褒贬，借古而警今邪。生同世，居同里，荣悴戚休，尚有旁观平睨，茫然如不见者，况用赏罚于冢中枯骨，若今人何？圣人作经，殆不如是也。然则《春秋》所谓切近者，岂无所在耶？通古今为一时，合彼己为一体，前和后应，彼动此随，然后知吾夫子之笔削，本非为他人设，苟尚有丝发之蔽，判然已为二物矣。经非疏我，而我则疏经，盍内讼我之未近，不当妄疑经之远也。某始学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敬因诸君问津焉。（《东莱集》，《东莱别集》卷十三，《春秋讲义序》）吕祖谦以解《春秋》为例，认为夫子之褒贬，借古而警今，通古今为一时，合彼己为一体，前和后应，彼动此随，然后知孔子笔削《春秋》之意，本不是为他人所设，也不是用赏罚于冢中枯骨，而是为了寓大义即义理于其中。强调圣人作《春秋》，不是为了赏罚褒贬古人，而是为了借古而警今。由此，吕祖谦认为，在解经中，应把经作为客观的认识对象，通过释经来体认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乃在于寓义理于其中，通过对经典的疏释，以我心来贴近经典的原义，从而阐发、明白其中的道理；而不是以经来疏我，判为二物，流于主体与经脱离，以致妄疑经离吾心太远的弊病。通过提出“经非疏我，而我则疏经”，来检讨我之未近经，而不当妄疑经之远。虽然吕祖谦提出“经非疏我”，目的在于批评忽视经的重要性而把经作为我心的注脚，但对于经与心分离的倾向，亦提出批评。他说：
后面一段只是教万章以正心之说，其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凡厥庶民，不论贤愚，均有此经，只缘吾心之经不正，故不能唤起人心之经，吾心之经既正，则事事可正，此是正人心之说。大抵君子之心，常于身上求，不是责他人。且如元气不正，则疾至。我若能自治元气则自无疾矣。（《丽泽论说集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门人集录孟子说》）认为经在心中，吾心之经既正，则事事可正；吾心之经不正，则不能唤起人心之经。正因为经在心中，故吕祖谦强调“我则疏经”，将我心与经合为一体，发挥解经人在经典诠释中以理释经的主动性，而不是以经疏我，把经与心视为二物。
由于吕祖谦重视心在疏释经典中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合彼己为一体，所以他在以理解经的基础上，亦重视“心悟”，批评在解经中，只以理喻之，而忽视以心悟其理。他说：
岂非徒以理喻之，而未尝以心悟之邪？盖祸固可使人畏，然遇骄慢而不畏者，则吾说穷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则吾说穷矣。臧僖伯之谏，隐公先之以不轨不物之乱，次之以搜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讫不能回隐公观鱼之辕者，殆未尝以心悟之也。彼隐公之心，方溺于观鱼之乐，虽有显祸将不暇顾，虽有至理将不暇信。僖伯无以开其心，而徒欲夺其乐，亦疏矣。为僖伯者，诚能以吾道之乐易观鱼之乐，使隐公之心怡然自得啐于面，盎于背，畅于四支，则反视世之所共嗜，若犬马，若声色，若珠玉，若文绣曾土芥瓦砾之不如矣。虽与之观天池之鲲、龙门之鲤，鬣翻云而鳞横海者，犹不足以易吾之真乐，况一勺之棠水乎？吾尝论之人君之游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为而未知其不当为也，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当为而未知其不足为也，惟释然心悟，然后知其不足为。知其不足为，虽劝之为亦不为矣。（《左氏博议》卷一，《臧僖伯谏观鱼》）认为如果仅以理喻之，那遇到昏惑而不明理之人，则再明白之理也发挥不了作用，使得吾说穷矣。只有以心悟之，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使人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既知不当为，亦知其不足为的道理。这都需要释然心悟，心与理一，才能掌握经书中的深层道理。这样，对于不当为之事，即使你劝他为，他也不为。表现出吕祖谦重视心悟的思想，而不仅仅以理喻之。可见，在吕祖谦看来，心悟重于理喻，强调在我心对经书的疏解诠释中，主体之心能动性的发挥对于明理的重要性和价值。反映了吕祖谦经学对主体之心的重视。
三、治经方法
吕祖谦通过治经，而提出自己的经学与理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他总结归纳出自己的一套先治一经，触类而长；先识得大纲，再做工夫；读书必务精熟的治经方法。其治学方法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融会贯通，体现了吕祖谦治学的方法论，正是在这种治学方法的指导下，吕祖谦得以成为南宋时与朱熹、张拭、陆九渊等鼎足并立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
（一）先治一经，触类而长
吕祖谦治经，从具体处入手，要求学者先治一经，通达明晓之后，再及其余，以贯彻触类旁通的原则，这样诸经皆可掌握。读史也是这样，以至于读其他书，均须从头到尾，循序而进，而不可躐等超越。他说：
学者当先治一经，一经既明，则诸经可触类而长之也。史当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读，则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于观其他书，亦须自首至尾，无失其序为善。若杂然并列于前，今日读某书，明日读某传，习其前，而忘其后，举其中，而遗其上下，未见其有成也。（《东莱集》，《东莱外集》卷六《杂说》）强调读书治经的方法应是，学者当先治一经，一经既明，然后诸经可触类而长，即把诸经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明白了其中的一经，其他诸经便可触类旁通。吕祖谦认为，读史亦当是这样，应从读《左传》始，依次读来，到读五代史，对上下前后的历史的发展演变，均了然明白于胸。并指出，不论读经、读史或读它书，都应掌握循序渐进，从头到尾，依次而读，不失其序的方法，如果杂乱读之，今天读某书，明天又去读另一书的传，前面读的，后面又忘了，不能接续，从中举例，也上下脱节，这样将未见其有成。并云：“读书必渐见次序，某今年读书，方似渐见蹊径，方欲再将五经诸史以次再讨论一番，况如吾弟妙年无事，尤不宜虚度岁月也。……小三弟所说读书件数太多，今当只看一经一史为常课，而以诗文之类为余课，乃是耳。相见之日尚远，故缕缕以代面言，他惟力学自爱。”（《东莱集》，《东莱别集》卷十，《与内弟曾德宽》）强调学者须循序读书，将五经诸史依次讨论一番。重视读经史，以看经史为常课，而以读诗文之类为余课。可见在吕祖谦看来，经史重于诗文。
吕祖谦将其先治一经，然后触类旁通的原则运用于解《尚书》。认为《尚书》蕴涵着圣人精神，而体现在《尧典》篇里，故就治《尚书》而言，应先通《尧典》，然后可触类而推之。他说：“《书》者，尧舜禹汤文武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术尽寓于中，观书者不求其心之所在，何以见书之精微？欲求古人之心，必先尽吾心，读是书之纲领也，通《尧典》则它可触类而推之矣。”（《增修东莱书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尧典第一》）把通《尧典》作为治《尚书》之先务，掌握了《尧典》，便可见圣人之心，亦能见《书》之精微。这是读《尚书》，求圣人之心和吾之心的纲领。
不仅读书应先治一经，其余则触类旁通，而且吕祖谦将此原则作为普遍的治学方法论原则，加以推广运用，要求从一事一语中通万事，解千语，触类旁通，掌握天理。他说：“见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观事者也；闻一语而得一意，非善听语者也。理本无间，一事通则万事皆通，意本无穷，一意解则千语皆解。”（《左氏博议》卷二十，《随会料晋帅》）批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治学方法，强调不能停留在对具体一事一物的追求上，不应局限于个别事物，而是要从一事一理，一语一意中触类旁通，以求通万事，解千语，最终是为了掌握事物之中的理。吕祖谦这种从具体事物入手，由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以求得事物规律的治学方法值得借鉴。
与此相关，吕祖谦从先治一经，触类而长的治学方法出发，要求学者随时代发展、社会变迁而与时偕行，融会贯通，而不可就事论事，孤立地看问题。他说：“学者观古今之变，时俗之迁，亦当如此看。若看一事止见得一事，看一人止见得一人，非所谓旁通伦类之学，须当缘一人见一国风俗。”（《左氏传说》卷十三，《周原伯鲁不说学》）主张观察事物，应观古今之变，时俗之迁，要触类旁通，不可孤立地看问题，只见一人一事，而不见一国之风俗。要从一人一事中觉察人、事中的普遍规律，进而通过一人的所作所为看到一个国家的风俗人情。这是吕祖谦从个别到一般，先治一经，再触类而长的治学方法的运用。
（二）先识得大纲，再做工夫
与先治一经，再触类而长的治学方法相对应，吕祖谦亦提出看似相反的先识得大纲，再做工夫的治学方法，这是从一般到个别，由普遍到特殊的治学方法论原则。他说：
大抵为学，须先识得大纲模样，使志趣常在这里。到做工夫，却随节次做去，渐渐行得一节，又问一节，方能见众理所聚。今学者病多在闲边问人路头，尚不知大率问人。须是就实做工夫处，商量方是。（《东莱集》，《东莱外集》卷六，《门人周公谨所记》）强调为学须先识得大纲，以此大纲为指导，再做工夫。这样随节次一节一节地做去，就会掌握众理所聚，即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并批评学者只去关心细小的具体问题，而不知把握大的方向，不知志存高远，识得大纲，这样难免有蔽。
从先识得大纲，然后再做工夫出发，吕祖谦指出：“看经书须是识他纲目。读《易》则识简易便是纲目。”（《丽泽论说集录》卷十，《门人所记杂说二》）强调看经书应是识他的纲目，纲举目张，方能更好地认识经书。指出《易》的纲目便是简易，掌握了简易这一《易经》之纲目，便能更好地去理解、认识《易》之书。
吕祖谦并以《左传》为例，来说明先识得大纲，然后再看一书之得失的具体原因和道理。他说：“看《左传》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能如此看，则所谓先立乎其大者。然后看一书之所以得失。……《左氏》一书接三代之末，流五经之余脉，学者苟尽心于此，则有不尽之用矣。故今特言其大概耳。”（《左氏传说》卷首，《看左氏规模》）主张读《左传》要“先立乎其大”。所谓“先立乎其大”就是要先识得《左传》一书的大纲，即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的原因，从中掌握大的方面，即春秋大义：“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诸侯受命于天子，此天地之常经，《春秋》之闳纲大原也。”（《东莱集》，《东莱别集》卷十三，《春秋讲义·不书即位》）强调立君臣之王纲，通过《左传》史实，立春秋大义，以此大义来分析评判春秋之史事。认为《左传》一书接三代之末，流五经之余脉，学者苟尽心于此，则有不尽之用。所以今只是言其大概，以大义大纲教人，让学者自己领会。可见吕祖谦对春秋大义的重视。
吕祖谦先识得大纲，再做工夫的治学方法看似与他自己先治一经，触类而长的治学方法相反，其实一个是从个别到一般，一个是从一般到个别，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具有辩证的因素，均为读书治经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而更加全面融通，避免了各执一方的片面性。
（三）读书必务精熟
吕祖谦治学，虽博览群书，经史结合，遍注群经，贯通经学与理学，但他仍强调读书必务精熟，从中掌握道理，勤学善问，以求道为宗旨。他说：
大抵后生为学，须是严立课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须读一般经书，一般子书。不须多，只要令精熟。须静室危坐，读取二三百遍，须令成诵，不可一日放过也。史书须每日读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见功。须是从人授读，疑难处便质问。须是孜孜就人，不可自家先自放慢也。然此是学之业，又须理会所以为学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语一然，须要尽合道理，求古圣贤用心，竭力从之，亦无不至矣。夫指引者，师之功也。行有不至，从旁规戒者，朋友之任也。决意而往，则须用己力，难仰他人也。（《少仪外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上）要求学者每日须读一般经书和子书，不须多，只要令精熟。须在静室中危坐，每天读取二三百遍，须令成诵，不可一日放过。史书亦须每日读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见得其功。应从人授读，疑难处便提问。应孜孜就人，不可自家先自放慢。然这只是学之业，应明确所以为学的目的，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中符合道理的原则。以求道为宗旨，求圣人之心，以行事做人。又须理会所以为学者何事？认为指引方向是老师的职责，相互规劝是朋友的责任。如果你决意问学，就须依靠自身的力量，不须仰仗他人来做。并对学者提出：“凡读书必务精熟，若或记性迟钝，则多诵遍数自然精熟，记得坚固。若是遍数不多，只务强记，今日成诵，来日便忘，其与不曾诵读何异？”（《少仪外传》卷上）要求学者读书务必精熟，多诵读遍数，自然精熟。否则今日成诵，来日便忘，而无补。
从读书必务精熟，从中掌握道理的要求着眼，吕祖谦对诸经的文字加以归纳，并计算出通读完诸经的年限，表明其熟读而温习，必务精熟是建立在泛观博览、通读经书的基础上，日日读书，从不间断，坚持不懈，由博返约，积累以至贯通，遂成其大。他说：
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且以中才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减中才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著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里谚曰：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后生勉之。（《少仪外传》卷上）吕祖谦重视读经，强调立身以力学为先，而力学以读书为本。读经的内容包括“六经”和《论语》、《孟子》、《孝经》，共计九经。要求通读经书，统计大小九经共约四十八万四千九十五字。以中才为率，如果日诵三百字的话，不过四年半便可读完。或以天资稍钝者而言，减中才之半，日诵得一百五十字，九年也可读完这九经。并主张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著心，用心领会，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强调积累之功，引用里谚之语：“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丈匹。”认为此语虽小，但可以喻大。鼓励后生学者勉之。这与陆氏心学不读书的治学方法不同，而倾向于朱学多读书，积累以至贯通的治学方法。
质言之，吕祖谦在经学上提出“以理视经”的思想，重视以理解经，批评章句训诂传注之学；强调“经非疏我，而我则疏经”，既以理喻之，又崇尚心悟。提出一套先治一经，触类旁通；先识得大纲，再做工夫；读书必务精熟的治经方法。以义理为指导，以经典为研究对象，在经典诠释中，讲求实理，把经学与理学结合起来，在当时南宋思想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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