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易》学、《周礼》学、《春秋》学，是两宋经学中的显学。显学所以能“显”，首先是因为统治阶级的需要。两宋以降，中国封建社会步入了后期。这时，社会存在变了，社会意识不能不变。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需要重新构筑一整套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体系。经学家担当了重构的历史任务：《易》学主要是从哲学、从本体论方面实施构筑；《周礼》学主要是从伦理学、从制度论方面实施构筑；《春秋》学主要是从政治学、从民族关系论方面实施构筑。
《春秋》之学在两宋的发展情况，历史文献有着详细的记载。《宋史·艺文志》载录的，在胡安国之前就达128部。朱彝尊《经义考》载录更多，多达167部。许多经学家和政治家，都有《春秋》学方面的著作。
《春秋》是怎样一部书呢？孟子说过：“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司马迁也说过：“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在经过孔子删修的《春秋》里，寓入了孔子的“是非”原则，其中内涵着大一统的思想、正名分的思想和尊王攘夷的思想等等。
两宋时期，是社会矛盾急遽上升的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空前尖锐。积贫积弱的国势，分裂割据势力的发展和朝廷实施的委屈求全的政策，两宋经学家、政治家的忧患意识，促进了两宋改革思潮的泛起，这也就是《春秋》之学所以成为显学的氛围和动力。
纵观两宋《春秋》之学，是以阐明“尊王攘夷”微言大义为其侧重点的。但从其走势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宋初。经学家突破传统经学蕃篱，把《春秋》之学从章句训诂之学再次变为义理之学。一大批经学家“以《春秋》论时事”，这是学风的一大转变。
第二阶段是元祐以前。《春秋》之学的重点是强调“尊王室，明赏罚”。例如贾昌朝著《春秋节解》，就以此为旨归，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朱长文著《春秋通志》，其自序也是强调尊王。
第三阶段是两宋之际。随着民族矛盾的发展，《春秋》之学的重点是强调大一统，强调严夷夏之防，强调攘夷。如孙觉著《春秋经解》，自序谓“经书王正月者，大一统也。先王人者，卑诸侯也。”罗从彦著《春秋旨归》，自序指出：“尊天子，攘夷狄，使天下不遂左袵者，桓、文二公之力也……。二公之功，烈莫盛焉。”都把严夷夏之防摆在首位。
第四阶段是南渡以后。中原沦陷，南宋偏安。此时《春秋》之学在攘夷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突出了“恢复”、“复仇”的宗旨。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二册，有《宋儒好言恢复》条。指出：“自元祐三年至真德秀死，上下百五十年，宋盖无日不见胁于外族，而宋人固亦无时不言恢复，不言自奋。……宋儒好言恢复，容不尽合于时势，然究亦不失为卖国奸贼之顶门一针也。”胡安国著《春秋传》就以“恢复中原，祗奉陵寝”为其最终目的。
二
王梓材在校定《宋元学案》中，引了致堂《斐然集》所载录的《先公行状》中的一段话，说：“元祐盛际，师儒多贤彦。公所从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朱乐圃，得泰山《春秋》之传。”认为胡安国是孙复的再传弟子。考孙复所著，莫重于《春秋尊王发微》。《斐然集》“得泰山《春秋》之传”之说，实际上是指胡安国在学统师承上继承和接受了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一书中的一些观点。
全祖望说：“私淑洛学而大之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他认为，胡安国之与二程，有继承，也有发展，但却是“私淑”，而非嫡传。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胡安国常说自己从程颐《遗书》中得到过不少教益。他说：“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颐兄弟始发明之，然后知其所学而至。”他曾建议朝廷对程颐等人要“加之封爵，载在祀典”，对他们的著作也要“校正颁行，使邪说者不得作。”可见他对程颐等人的著作是另眼看待的。据《宋史·艺文志》，程颐著有《春秋传》一卷，而此书之序，载在《宋史》程颐本传。宋代有些经学家认为，胡安国《春秋传》，实际上是程颐《春秋传》的继承和发展，如张九成说：“近世《春秋》之学，伊川开其端，刘质夫广其意，至胡文定而其说大明。”陈振孙也说：“绍兴中经筵所进大纲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说为据。近世学《春秋》者皆宗之。”（见《经义考》）翻开《春秋传》，可见胡安国在许多地方都直接引用程颐的说教，说明程、胡之间确实存在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胡安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时期，是两宋之际。这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时期，是积贫积弱局面越发不可收拾的时期，这个时期，地主阶级保守派愈加保守；但是，地主阶级革新派却从国势日蹙中看到了危险，中兴呼声日益高涨。胡安国就是当时地主阶级革新派中的佼佼者。
钦宗靖康年间，胡安国上了一个奏议。这个奏议充分展示了胡安国的为人处世和力主改革的意向。他说：“为天下国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谋议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今南向视朝半年矣，而纲纪尚紊，风俗日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觎，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大势一倾，不可复正。乞访大臣，各令展尽底蕴，画一具进。先宣示台谏，使随事疏驳。若大臣议绌，则参用台谏之言，若疏驳不当，则专守大臣之策。仍集议于朝，断自宸衷，按为国论，以次施行。敢有动摇，必罚无赦。庶几新政有经，可冀中兴。”这个奏议，出发点是“更张”，是“中兴”，是“新政”。高宗绍兴年间，胡安国的“中兴”主张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上了《时政论》21篇，篇篇言辞激昂，锋芒毕露。如《定计篇》云：“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赋，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图，后悔何及！”《尚志篇》亦云：“当必志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诸如此类的政论，直言不讳。他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弊端，针砭了政治舞台上的腐朽，并提出了一套套改革时政的主张。胡安国是很自信的，自谓“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宋史》本传）
“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宋史》本传）胡安国说：“穷理尽性，乃圣门事业。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贯之，知之至也。”又说：“圣门之学，则以致知为始，穷理为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万象皆见，则不疑所行而内外合也。故自修身至于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矣。”还说：“学以立志为先，以忠信为本，以致知为穷理之门，以主敬为持养之道。”（《宋元学案·武夷学案》）由此可见，胡安国的经学，是一种学以致用的经学，是一种以致知为始，以穷理为要，以修齐治平为旨归，以中兴政治为着眼点的经学。这种经学，无疑是有活力的。
三
胡安国对《春秋》一书是潜心刻意，勤于钻研的。为了写出一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论著，他足足花了几十年时间。他说：“某初学《春秋》，用功十年，遍览诸家，欲求博取，以会要妙，然但得其糟粕耳。又十年，时有省发，遂集众传，附以己说，犹未敢以为得也。又五年，去者或取，取者或去；己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又五年，书成，旧说之得存者寡矣。及此二年，所习似益察，所造似益深，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信非言论所能尽也。”（见《宋元学案》）
《宋史》本传载：高宗绍兴五年，“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这说明，胡安国《春秋传》书稿写出来后，曾呈送高宗审阅。高宗评价颇高，但认为尚需修改完善，这就有了“纂修”这件事。纂修完毕，新的《春秋传》问世，胡安国备受赞赏，有了新的职事，可是不久他便谢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了这样的评价：“自草创至于成书，初稿不留一字。”这个评价是否夸张，无法判断。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就是，《春秋传》的成书的确花了胡安国大量心血。
《春秋传》长达十数万字，在展开正文之先，胡安国提纲挈领地谈了四个问题：一是述纲领；二是明类例；三是谨比例；四是叙传授。这四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胡安国的《春秋》观。四个问题，最重要的当然是“述纲领”。胡安国说：“学《春秋》者，必知纲领，然后众目有条而不紊。自孟轲氏而下，发明纲领者凡七家。”所谓“七家”，是指孟轲、庄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张载、程颐等七家。胡安国用了不少篇幅，把七家对《春秋》一书的基本看法条列出来。从旨意上看，无非是要强调如下几点：一，《春秋》的成书背景是世衰道微，而孔子作《春秋》，目的正在于拨乱世而反诸正。二，《春秋》是经世先王之志，非空言比；三，《春秋》之法是百王不易之法；四，《春秋》道名分，名人必须安于职守，不得僭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过一段话：“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言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罪。”这段话，被胡安国引用，纳入纲领，这就把《春秋》的经世致用价值强调到非比一般的地步。
《春秋传》阐发的微言大义，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无疑以“尊王攘夷”为着眼点。围绕尊王攘夷，主要阐发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大一统问题。大一统理论，是历代《春秋》学家的传统理论。对这一理论的阐发，《公羊春秋》开其端，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标其帜，或者说有了较为完整的表现形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董仲舒这个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大一统理论，为历代封建君主所肯定，也为历代《春秋》学家所接受。胡安国的《春秋传》，也是鲜明地打着大一统的旗帜。他对“隐公元年春王正月”的阐释，就反复强调大一统。他说：“元年，即位之一年也。必号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则与天地参。故体元者，人主之职。”这里所谓“体元”就是强调慎始，强调定于一。他又说：“王正月。……加王于正月者，公羊言大一统是也。”“谓正月为王正，则知天下之定于一也。”所谓“定于一”，从政治的角度讲，就是大一统，就是“土无二王”，就是“尊无二上”。胡安国说：“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天子与天地参者也。”（隐公元年）又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京师为室，而四方归往，犹天之无不覆也。”（僖公二十四年）还说：“《春秋》系王于天，以定其名号者，所履则天位也；所治则天职也；所敕而惇之者，则天之所叙也；所自而庸之者，则天之所秩也；所赏行刑者，则天之所令而天之所讨也。”（文公五年）这些，都是《春秋传》强调大一统的具体表述。
二是正人伦问题。庄公二十年，胡安国说：“礼义，天下之大防也。”文公十六年，又云：“三纲，人道之大伦，君臣之义不可废。”昭公十一年，又云：“三纲，军政之大本。君执此以御其下，臣执此以事其上。政之大本于是乎在。”僖公十六年，又云：“谨夫妇之道，正人伦之统，明王教之始。”成公十三年，又云：“谨以礼，以为国，辨尊卑，分贵贱，明等威，异物采。凡所以杜绝陵僭，限隔上下者，乃体险之大用也。”在《春秋传》中，胡安国“正人伦”的观点还可以举出很多。“正人伦”的观点是儒家的传统观点；但是，必须指出，胡安国是在宋代，是在两宋理学日趋兴盛的大背景下提出这一观点的，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春秋传》中，胡安国许多说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天理”与“人欲”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如隐公五年，他说：《春秋》是“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成公十三年，他又说：孔子作《春秋》，“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所以明君臣之义者至矣。其义得行，则臣必敬于君，子必敬于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伦必正。”胡安国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判，显然也染上了理学的色泽，如襄公三十年对宋伯姬的评判就是一个例子。宋伯姬的房子失了火，周围的人呼叫她逃出避火，但宋伯姬死守“妇人之义，傅姆不在，宵不下堂”的教条，结果活活被烧死。胡安国站在封建卫道者的立场，褒扬了宋伯姬，认为这正是应当提倡的“妇道”。很明显，这个“妇道”，其实就是当时流行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理学教义的又一注释。
三是恤民固本问题。在《春秋传》中，胡安国反复提醒最高统治者：民为帮本，本固才能邦宁。天灾人祸降临的时候，也就是社会矛盾趋向尖锐，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对此，在《春秋传》中，胡安国一般都要借题发挥，强调他的重民的，民本主义的主张。例证之一，隐公九年，夏城中丘。胡安国说：“为民立君，所以养之也。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足则生养遂，教化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例证之二，隐公五年秋，卫师入郕，胡安国借题发挥云：“卫宣继州吁暴乱之后，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众临戎，入人之国，失君道矣。书卫师入郕，著其暴也。”庄公九年冬，浚洙。胡安国云：“固国以保民为本。轻用民力，妄兴大作，邦本一摇，虽有长江巨川，限带封城，洞庭彭蠡，河汉之险，犹不足凭，况洙乎，浚洙见劳民于守国之末务而不知本，为后戒也。”胡安国“恤民固本”的主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国君要以“仁心”治民；二.爱惜民力，不搞过多兴作以扰民；三.锄强扶弱，打击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四.薄赋敛以厚民力；五.重内轻外，不搞黩武主义；六.天灾之年与民同忧，急民之所急。在两宋之际，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背景下，在大地主大官僚穷奢极欲尽情享受，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的背景下，胡安国“恤民固本”主张，无疑具有改良主义色彩。
四是尊君抑臣问题。胡安国认为，孔子是在世衰道微、乱臣贼子胡作非为的背景下，作《春秋》的，因此，在《春秋》中，内涵着孔子“尊君抑臣”的思想。僖公五年夏，“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止”对此，《春秋传》说：“及与会，尊之也。……《春秋》抑强臣，扶弱主，拨乱世，反之正。特书及与会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诸侯咸往会焉，示不得而抗也。……此圣人尊君抑臣之旨也。“成公六年，取。对此，《春秋传》又作了如下发挥：“，微国也。书取者，灭之也。灭而书取，为君隐也。……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谨于微之意也。”在阐发“尊君抑臣”微旨中，胡安国强调了两个问题很引人注目：一个是君臣之间要相互尊重，互尽义务的问题；一个是诸臣办事要为公，要公道，不搞朋党比周的问题。宣公十五年，《春秋传》云：“天下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则不臣；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则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倾也。”这里讲的是君臣之间要相互尊重、互尽义务的问题。隐公元年，《春秋传》云：“《春秋》大义公天下”；“天下为公，不可以私乱”；“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党之原，为后世事君有贰心者之明戒也。”庄公二十三年，《春秋传》云：“人臣不为交私之计，党锢之祸息矣。”这些，讲的是陪臣办事要出自公心，不搞朋党比周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与其说是谈历史，不如说是谈现实。众所周知，胡安国从事政治活动时期，是宋代统治阶级日趋腐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级内部党派之争日趋剧烈的时期。元祐党案搞得人心惶惶，也削弱了统治阶级自身。对此，胡安国十分担心，也十分反感。他的尊君抑臣、君臣互相尊重、臣下不搞朋党比周的主张，其针对性是一目了然的。
五是诛讨乱臣贼子问题。《春秋》中内涵着讨伐乱臣贼子的内容，则是自孟子以后历代《春秋》学家肯定了的。胡安国《春秋传》也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宣公十一年，胡安国云：“经之大法，在诛乱臣，讨贼子。有乱臣则无君，有贼子则无父。无父与君，则中国变为夷狄，人类殄为禽兽，虽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宣公元年，胡安国又云：“篡弑之贼，毁灭天理，无所容于天地之间，身无存没，时无古今，其罪不得赦也。”很明显，这些对《春秋》诛讨乱臣贼子大义的阐发，跟其尊君抑臣的旨意相承，目的都在于“拨乱世而反诸正”。
六是严夷夏之防的问题。从《春秋传序》中，从书成以后胡安国的进表中，可见谨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尊王攘夷、以夏变夷，是《春秋传》的所谓“大法”，亦即撰书的主要宗旨之一。
宋初经学家孙复有个说法，认为昭公以前，“天下之政，中国之事”；昭公以后，“夷狄”之患才冒出来，才有所谓“迭制”问题。（《春秋尊王发微》）胡安国不取这个看法，他认为，夷狄之事，实贯串着《春秋》的始终。因此，他从隐公二年开始，在论述中就展开了严夷夏之防的观点。
通观《春秋传》，有关严夷夏之防的论述很多。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作了论述。例一，僖公二十三年十一月，《春秋》云：“杞子卒”。杞子就是杞成公，原为伯，后因实行夷礼，被贬称子。对此，《春秋传》发挥云：“《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谨于华夷之辨。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人类灭矣。……夷不乱华，成公变之，贬而称子，存诸夏也。”例二，庄公二十三年夏，《春秋》云：“公至自齐，荆人来聘”。《春秋传》发挥云：“荆，自庄公十年始见于经，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郑，皆以州举者，恶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来聘，遂称人者，嘉其慕义自通，故进之也。朝聘者，中国诸候之事，虽蛮夷而能修中国诸候之事，则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进焉。见圣人之心，乐以人为善矣。后世之君，能以圣人之心为心，则与天地相似。凡变于夷者，叛则惩其不恪而威之以刑；来则嘉其慕义而接之以礼，迩人安远者服矣。《春秋》谨华夷之辨，而荆、吴、徐、越诸夏之变于夷者，故书法如此。”
如何全面、准确地认识《春秋传》鼓吹的“严夷夏之防”的思想呢？笔者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谨华夷之辨”、“严夷夏之防”的思想，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华夏中心主义，是后来形成的大汉族主义的理论先导。它对周边少数族公然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这种主义，这种态度，阻碍了国内各族人民间建立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无疑，这种理论是应该批判的。但是，这不应排除对“严夷夏之防”的思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春秋传》可见，严夷夏之防的思想，内涵着宗族认同的重要内容。是一种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也是一种鼓励周边少数民族向华夏、向汉族学习和靠拢的思想，其目的是实现所谓“以夏变夷”。同时也是“攘夷狄，安诸夏”，坚决打击周边少数族统治者对诸夏文明实施骚扰的思想。
四
宋、元、明三朝，经学家胡安国是备受推崇的。《宋史》本传云：“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虽数以罪去，其爱君忧国之心远而弥笃，每有君命，即置家事不问。然风度凝远，萧然尘表，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自登第迄谢世，四十年在官，实历不及三载。”胡安国的经学，以阐发“圣人”微言大义为宗旨，以义理之学为特色，以康济时艰为着眼点，以强学力行、注重实践为准绳，这些，就是胡安国的经学，尤其是他的《春秋》学备受推崇的主要原因。
据《宋史》本传载，南宋时期，胡安国《春秋传》被定为经筵读本，成了官学。元代，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下诏改革考试制度，规定以《春秋传》定经文，与《春秋》三传并行。明代，在所实行的科举制度中，仍规定以《春秋传》为主。明永乐年间，胡广撰修《春秋大全》，也以《春秋传》经文为主要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了这样的评述：“其书所采诸说，惟凭胡氏定去取而不复考论是非。”于此可见胡安国《春秋传》受重视的程度。
必须指出，胡传在宋、元、明三朝虽然被定为官学，地位显赫；但在成书之初，经学界反应也甚斑驳。其中，肯定他的人不少，否定他的人也很多。详细情况可参考朱彝尊《经义考》。在学术界所作的批评中，有三个问题是特别突出的：一是鼓吹“复仇”问题；二是与秦桧的关系问题；三是“夏时冠周月”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需要专题论述，于此不赘。
胡安国是地主阶级经学家，他的代表作《春秋传》无疑是一部地主阶级的著作，其终极目的也是为地主阶级的眼前和长远利益服务。但不应排除对他进行一分为二的评价。我们认为，胡安国是宋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他的经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色泽，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具有明显的改良和进取的精神。《春秋传》在历代《春秋》学研究中，曾经起过承前启后的作用。朱熹说：“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