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出生于公元32年。
这一年，在王莽的新朝被造反民众颠覆后出现的各路军阀的十年混战，正接近尾声。中国还剩下两个“皇帝”，已控制中原的汉光武帝刘秀，在益州建元“龙兴”的成家皇帝公孙述。夹在两大中间的，是陇右王隗嚣、河西大将军窦融。隗嚣已与公孙述结盟拒刘，因而窦融的向背，便是两帝争胜的关键。三年前，窦融已决策东向。据说“为融画策，使之专意事汉”的，即为班固之父班彪(注：班彪的事迹，见于《汉书》卷100叙传上，袁宏《后汉纪》卷5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卷13和帝纪永元四年，范晔《后汉书》卷40班彪列传上等。三者的陈述互有矛盾。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汉纪由刘攽任初稿，提及班彪有多处，大致依据范书本传，参照袁纪，但编年及文字，与二书或有不同。此处引文，见《通鉴》卷41汉纪33光武帝建武五年，而《汉书》叙传、袁纪均未提及此点所本；范书亦仅云“彪乃为融画策事汉”，而《通鉴》则改作“彪遂为融画策，使之专意事汉焉”。类似叙述文字不同，尚有其他例证，本文引用，但择信而征，不再逐点详考。)。到这年，刘秀进军陇右，与窦融会师，击败隗嚣，于是说：“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注：前揭范书卷17岑彭传。传谓乃建武八年(32)，光武帝敕岑彭书语。按，岑彭是明帝永远三年(60)表彰的“中兴功臣”，所谓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以后班固奉旨作功臣列传，或系范书所本。)
又过四年(36)，公孙述亡。依然据守河西五郡的窦融岂能安稳?当年即光武帝建武十二年，窦氏全族和所有官属宾客，都奉诏入朝。其中就有从事班彪。五岁的班固也随入洛阳。
在西汉晚期，班彪的姑母被汉成帝选为婕妤，于是北方大牧主班家，顿成国戚。他的伯父班斿，得成帝赏识，命助刘向校书，并被授予向皇帝朗诵新校本的阔差，因而获赐宫廷藏书副本，又顿成文化贵族，“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注：前揭《汉书》叙传上。)班彪生得晚，但扬雄死时已十六岁，而且班婕妤仍在，有机会既听扬雄辈高论，又聆近世宫廷秘辛，当然还曾饱读家藏赐书。(注：班彪卒于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年五十二，见前揭范书本传。据此推算，他当生于西汉平帝元始三年(3)，王莽居摄元年(6)年四岁，新朝始建国元年(9)年七岁。天凤五年(18)扬雄卒，班彪仅十六岁。故《汉书》叙传称扬雄为“父党”，必为班彪自纪，指扬雄乃其父班稚一代人。班婕妤在成帝中失宠，此后终身陪伴婆母王政君。由《汉书》卷10成帝纪赞，谓“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数为臣言”云云，可知班彪少年时还曾数见班婕妤，必于新朝中仍在世。又，叙传谓“家有赐书”，乃指班彪次伯父班斿所获成帝赐予的秘书。班斿卒后，由其子班嗣掌管，并决定是否借阅予人。)这对他以后续补《史记》，都有莫大影响。
新末大乱，班彪避难前往天水投奔隗嚣。他的选择并非盲目。隗嚣年青时受新朝国师公刘歆器重，被辟为“士”，是国师的属官，可知颇有学问，或许也曾造访班府，参与名流聚会。有一点是无疑的，就是公元25年隗嚣自称西州大将军，天水立即取代三辅的文化中心地位，吸引了大批名士前往任官入幕，宾客名单里就有班彪。(注：隗嚣于公元25年在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以好士著名，原汉都三辅地区士大夫多奔附。然所任官属名职，袁宏光武帝纪建武元年，范书本传大同小异。唯《通鉴》汉纪32光武帝建武元年末所记，与袁、范书有较大差异，而称“安陵班彪之属为宾客”，尤为二书所无。当别有所本，今从之。)
较诸在西州参政的经学名家郑兴、申屠刚、杜林之流，宾客只是备顾问的角色。班彪等了四年，到隗嚣复汉七年(29)，才蒙主子垂顾，要他谈谈历史废兴。班彪怀恋家族在故国的荣耀，声称“汉必复兴”。隗嚣怫然，说他知往不知来，“至于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得之，时民复知汉乎?”(注：隗、班对话，前揭诸书均载，然《汉书》不言何年，范书同；袁纪置于建武六年(30)；《通鉴》则系于建武五年四月，今从之。)
这次对话，显然冲击了班彪的信念，以为“狂狡之不息”，因为群雄都抱有隗嚣同样的心态，“乃著《王命论》以救时难”(注：此为《汉书》、袁纪语，《通鉴》则谓隗嚣称“秦失其鹿”云云，“彪乃为之著《王命论》以风切之。”)。这篇文章，古近学者引了又引，无论叹赏或者批判，无不在重述“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以及悖命必折寿伏诛之类詈骂之外，很少有人注意文内这样一段话：“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彰赤帝之符。”(注：按《王命论》，《汉书》、袁纪所载相同，范书仅述提要，《通鉴》则有删节。此据袁纪。)其意谓何?容后再析。
文章呈给陇右王，回应是拒绝。班彪不得不另投主子。他选择了也是前汉外戚世家的河西大将军窦融，时间即在他与隗嚣辩论的同一年。前述班彪任窦融从事，替窦融画策事汉。不过此事初见于五世纪初叶范晔的《后汉书》，这以前三百年里的史著，如班固的《汉书》叙传，袁宏《后汉纪》光武纪等，都没有提及窦融决定支持东帝刘秀，是班彪的建议。司马光《通鉴》，据范晔的班彪传，继言班彪在刘秀与公孙述决斗中，起了扭转双方态势的幕后机括作用，仍属有待证实的疑问。
也如前述，班固生于河西，至五岁方为汉臣班彪之子。有一点也很清楚，那就是隗嚣穷饿自杀，公孙述拒降被杀，窦融也因利用价值已尽而被迫举国迁洛，班彪并没有因著《王命论》，或者可能促使窦融附汉，而受汉廷重用。时人已指出光武帝心胸远不如他自认的汉高祖阔略。这个南阳土财主，帮派意识极浓，大者只信南阳宗族故旧，次者但用称帝前后效忠于己的功狗，而对曾拥兵自保或曾事二姓的臣僚，酬庸越厚，信用越薄。窦融便是显例(注：参看前揭范书卷23窦融列传，卷24马援列传。又袁纪、《通鉴》对于刘秀任人唯亲，好用权术，自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实则以图谶为圣经，用人决事均依伪造的图谶“神道设教”等等，多有揭露和批评。)。光武帝闻知窦融在河西的文雅章奏，都出于从事班彪的手笔，他还能信用其人吗?所以班彪入汉，得皇帝召见，却初官司徒椽，一任徐令，便长期赋闲，到晚年又任望都长，一个二等县长，就在建武三十年(54)死了，实龄五十一岁。他的长子班固，次子班超，女儿班昭，都曾名垂青史。(注：参看前揭范书本传附子固传，又卷47班超传，卷84列女曹世叔妻(班昭)传。)
班彪三易其主，而以事汉终，达十八年，大半岁月在坐冷席，带来的意外好处，便是能够潜心研经讨史；由王充拜他为师，可知也曾收徒讲学。他的著述不多，除《王命论》外，尚存的只有一二篇奏事，以及为《后传》所作总叙性的《略论》(注：《汉书》叙传，未载班彪著《后传》事。事见前揭袁纪和帝纪永元四年，范书本传。但《略论》之名，见范书；袁纪仅称“略曰”，文字只引范书所录前半。)。
顾名思义，《后传》就是续写司马迁未及见的汉武帝太初以后的汉史，其实也对司马迁关于前汉史的帝纪列传，作了修补。班彪的目光，专注于从刘邦开国到王莽代汉的前汉兴亡过程。由于刘秀与公孙述争帝，特别借姓氏来宣扬自称汉帝的历史合法性，所谓“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注：见光武帝致公孙述书，载清人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2。《通鉴》汉纪34建武六年(30)，曾节录光武帝此书驳公孙述“自陈符命”，称谓署曰“公孙皇帝”，可见当时刘秀仍承认公孙述是蜀帝。)，班彪岂敢据实承认王莽建立的“新朝”?不过他对隗嚣，还说王莽曾“即真”，做过真皇帝，而《后传》的“略论”，又避谈此书的下限，一副欲语还休的窘相，透露他实际以为前朝至王莽代汉已亡。因而不论班彪有心或无意，他对《史记》汉史部分的修补续作，都开创了“断汉为书”的雏形。
(二)
历史编纂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中间总有过渡性论著。司马迁整合古典时代各类历史记录，发现不同形式之间，具有结构的内在联系，可以也应该通过扬长避短而交织互补，藉不同形式来分别凸显历史过程的时空连续性和人事差异性。那贯穿的主线，便是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交互影响，怎样导引着往古来今的历史进程，也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由此司马迁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历史编纂学创造。人们可以追究《史记》五体的每体都早有范型，可以考证司马迁利用过的种种文献资源，可以批评太史公书的陈述矛盾乃至叙史谬误，却无法否认纪表书世家列传在《史记》中已构成了一种有机组合的全新历史编纂形式。
倘说《史记》的编纂形式有缺陷，就是这种形式着眼于“通古今之变”，难以映现自秦帝国为开端的中世纪王朝更迭运动(注：本师陈守实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首揭汉以后的断代王朝史，意义在于提供封建社会王朝更迭运动的历史实例。此说甚确。当年我继陈先生承乏中国史学史课程讲授，受此义启迪良多。可参看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上册《汉书》解题，见该书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初版，页147。)。这不能责难司马迁，因为他虽曾下了最大功夫探索秦楚汉八年三变的历史动因，结论却是“天道”有循环，而秦亡楚败汉兴的嬗变关键都在君臣将相的策略互动是否协调。造成这一认知失误的最大客观因素，就是到他著史的公元前二世纪初，开创“大一统”态势的王朝更迭运动，才有一轮，在司马迁时代还没有出现新一轮必不可免的整体态势。因而司马迁就史论史，将秦汉更迭归诸某种本可避免的人事因素，情有可原。
在司马迁以后，西汉帝国每况愈下。但历史考察特有的滞后性，使得西汉晚期作者辈出的现代史著，都因袭《史记》的编纂形式，而以续作司马迁书为满足。班彪亲历代汉而立的新朝，目睹成王败寇的刘秀击败群雄而变成唯一“天子”的全过程。他在晚年感到“世运未弘”(注：说见前揭范书本传班彪传后“论曰”。)，退而探寻王莽代汉而昭示的前汉兴亡的历史秘密，不足为奇。足奇的是他备览从褚少孙到扬雄、刘歆等人的《史记》诸续作，认为“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注：同上引传文。)。就是说他仍把《史记》当作写历史的最高楷模。他对司马迁的最大不满，就是扬雄《法言》已说的，没有“同圣人之是非”(注：同上引传所录《略论》。按，今本《法言》，多次论及司马迁及其书，既称道《史记》是“实录”，“圣人将有取焉”；又批评司马迁“以多知为杂”，“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凡此均为班彪《略论》所本。以往史学史研究，讨论《史》《汉》关系，多不及此。)。既然他的志向在于补足司马迁未竟之业，眼睛又盯住司马迁所悖孔之子“义”(注：见前揭范书所载《略论》，其说即本上注所引《法言》。)，同时对于刘秀“一姓再兴”后的统治现状感到失望，他在论前汉的必亡和为后汉继统合法性辩护的两难中间游移，最后实则“断汉为书”，却以续《史记》为名，自称“后篇”，人称“后传”，都可理解。
(三)
班彪死时，班固虚龄二十三岁，大约已在光武帝之子东平王刘苍的幕府供职。他照例辞职归里居丧。由他上东平王书来看，他将这个皇子比作周公，向这位当代周公推荐精通帝王治术的六人，顺便也显示自己有知人之明，可知此人的确“所学无常师”，预制可附会经传“大义”的多套对策，随时取用。(注：前揭范书班彪传附子固传，述班固出身，首谓“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曰”，下引奏记全文，继谓“苍纳之；父彪卒，归乡里。”按此说时序可疑。班彪卒于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此时班固即归里(右扶风安陵，在今陕西咸阳东北)服丧。越两年，建武中元二年(57)二月，光武死，明帝即位，同年四月，任命同母兄东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位在三公上，开府；次年改元永平。这时班固丧期甫满，即被人告发“私改史记”，下狱；约于同年即永平元年(58)获赦。因而，班固如有向刘苍奏记事，只能在任兰台令史以后。但他的奏记，将刘苍比作周公，说应“为国得人，以宁本朝”，然后向刘苍推荐桓梁、晋冯、李育、郭基、王雍、殷肃“六子”，末盼刘苍“咨嗟下问”。这是可能的。前揭袁纪说他“好傅会权宠，以文自通”，范书本传后论，也对他的品格多有讥评，已初见于给刘苍的奏记。)
东汉仍行三年丧，孝子需为亡父服丧二十七月。这对班固未免漫长，幸而在居丧初，便发现了父著《后传》遗稿，以为“所续前史未详”，提笔就改，大悖孔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遗训，岂会不遭报应?不久，东汉发生开国以来的首轮君主易代，新即位的汉明帝标榜孝道，凡光武帝的制度一概不改，特别“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注：前揭范书卷41钟离意传。)。这时见到有人上书告密，指控班固“私改史记”(注：据前揭袁纪和帝纪永元四年。按范书本传作“告固私改作国史”，不确，因两汉之际尚未建立修史制度，《史记》乃司马迁私撰，虽已受到普遍重视，却在东汉一代也没有列为“国史”。倒是作为泛称的“史记”，经过扬雄、刘歆等对司马迁书的称道，给时人以神秘感，似与光武帝迷信的“谶记”同类，才会引发汉明帝对这道告密信的高度关注。至于“国史”之名，当起于魏晋时，容别论。)，正值皇帝刚处死了班固同郡一个“伪言图谶”的家伙，立即下诏将其逮捕抄家。多亏班超赶紧诣阙上书替兄长申辩。而明帝也颇知经史，见到班固的改稿，反而好奇，给他一个考验机会，召入宫廷校书，以兰台令史的身份，与几位学者共同写成颂扬光武帝发迹建国的《世祖本纪》；接着任命他为校书郎，撰成开国功臣及造反群雄的列传二十八篇。看来皇帝对班固的表现感到满意，“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注：前揭袁纪、范书，均谓班固正式著《汉书》，自永平时。)。
这时已是汉明帝永平五年(62)或以后，也就是班固三十岁或以后。从此班固文名大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史才，得到汉明帝认可以后，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引发的如下悠久效应。
第一，由于汉明帝先后任命他为兰台令史、校书郎，负责编撰光武帝一代的本纪、列传，并受命典校秘书，入值东观，即宫廷藏书处，因此开了每轮君主更迭之后便任命史官在东观编撰前代史的先例。从此东汉王朝有了连续不断的官修本朝史，累积而成《东观汉纪》。
第二，也从班固开始，兰台令史和校书郎，由临时任命变成专职史官。只是校书郎俸四百石，兰台令史更是秩百石的微员，以后常以他官兼任史官，就统称“东观著作”。于是著作渐成史官专称。东晋南朝的史官，正职称著作郎，副职称著作佐郎，即由东汉为起点。
第三，班固获汉明帝特许，完成“断汉为书”的前汉兴亡史，并署名《汉书》。这又开了“隔代修史”的先例，被东汉以后各个大小王朝群起效尤，都要由朝廷组织专官或专门机构给“胜朝”编写一部始兴终亡的断代王朝史，并以前朝国号作为书名。
第四，班固是否首创“正统”概念?仍有疑问。然而他将其父对司马迁未能“依五经之法言”的批评，转化为政治谴责，说这名“史臣”(班固明知太史令非史臣，却称司马迁为西汉“六世史臣”，显然指其不忠于汉)，竟将本朝帝业的肇建圣人、上承“尧运”的刘邦，“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并颠倒史实，将司马迁著史说成“熏胥以刑”之后才开始的(注：《汉书》叙传下。下列百篇叙：“呜呼史迁!薰胥以刑，幽而发愤，乃思用精，错综群言，古今是经，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马迁传第三十三。”按，司马迁著史，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至天汉二年(前99)，方因李陵案，下狱受腐刑。参看朱维铮《司马迁》，载前揭《十大史学家》。)，这无非表明只有他班固真正懂得汉德，“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注：班固《典引》，前揭范书本传。)。从这一点来看，他堪称中世纪自觉地以“正统”观念指导断代王朝史编纂的官方史学前驱。历代“胜朝史”，都以《汉书》为“正史”圭臬，可谓不忘本。
第五，班彪修改《史记》结构，取消世家，将本纪变成只写汉朝刘氏君主在位时期大事记的专用形式，已表露一种意向，就是“非刘氏而王”的政权，在先如陈胜、项羽，在后如王莽、刘玄、隗嚣、公孙述等，都属于“外不量力，内不知命”的所谓神器僭窃者。班固的《汉书》，不仅把班彪区别纪、传的形态固定化，而且大幅度调整司马迁十表八书的结构。表名未改，篇减为八。删除非汉四表，原合断汉为书。但增设《百官公卿表》，已证“汉承秦制”无法否定；又添《古今人表》，更可证班固裁量一切真假历史人物，完全依照东汉统治集团确立的道德名分作为尺度。书改称志，或因班固自署所著为《汉书》，避免篇名干犯总名。然而《汉书》十志，对《史记》八书的体系大加改造，正凸显班固与司马迁处理现行体制源流的认知分歧。司马迁自述：“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可知八书涵泳着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底蕴。班固合律、历、礼、乐四书成二志，更天官为天文，易封禅为郊祀，改平准为食货，新增刑法、五行、地理、沟洫、艺文五志。分开看每志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以致大半都成为如今各门专史的雏形，合而观之呢?只能说班固已经丧失司马迁(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班彪)的历史通变认识，把十志的改作，当作论证现有权力结构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著作，充满着辩护论气味。例如增写《五行志》，多达五篇，份量占十志四分之一强，内容则山崩石裂，鸡啼犬吠，变无巨细，都看作天降灾祥的征兆，虽是早期宗教史研究的重要资源，却表明班固迎合光武帝及明章二帝用图谶指导政治的所谓南面术，藉历史以谀君。不过，时移境迁，王朝更迭习以为常。人们但看编纂形式，以为同属纪传史，《史记》求通而难学，《汉书》断代而易仿，尤其新王朝通过编纂胜朝史来论证“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已成惯例，于是历史官方史学都认《汉书》是“正史”的鼻祖，而班固的历史地位也水涨鸭子浮。这在中国史学史已是常识。
(四)
班固是东汉的第一代史官。他奉汉明帝特许而写的《汉书》，也可以称作中世纪中国的第一部官修“正史”。
因而，从唐初颜师古为之辩护，而南宋郑樵再度痛诋的班固是否剽窃父书的问题，迟至上个世纪仍属疑案，其实可以理解。
班固在服丧期间便改写班彪遗著，一如班彪续补司马迁书，也是私人修史。因此从东晋的袁宏到南宋的郑樵，用西汉中叶开始膨胀起来的“孝道”当作尺度，讥斥班固袭父书而没父名，顶多适用于班固出任帝国史官之前的那几年。然而，今本《汉书》，分明是汉明帝永平中到汉章帝建初中，由班固奉东汉君主旨意而写作的官修史书。虽然它仍由班固个人署名，虽然它的若干篇章表明袭用《后传》成稿，却不可说是剽窃班彪或司马迁的论著。理由呢?很简单，就是两汉经学家夹缠多年才在东汉初勉强趋同的“三纲六纪”教义所指示的，君为臣纲，既为人臣，便需“移孝作忠”，一切功劳归于君主才算尽忠。(注：参看《白虎通义》。关于此书的编撰，参看朱维铮著《中国经学史十讲》附录：中国经学史选读文献提要，6，《白虎通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页266-268。班固奉诏整理汉章帝裁决的经义标准诠释，对他历史观的影响，由其后作《典引》可见。)《汉书》作为史官奉诏撰写的官书，性质已经变成代天子立言的著作，署班固之名也无非表示书有过错应该由他个人负责。对于专制君主来说，哪有什么版权观念?自秦至清，有几个皇帝或僭主，不将臣子代写的文字据为己有?班固任史官而成《汉书》，倘若在叙传等篇中突出亡父的创始功劳，而班彪死于明帝即位之前，如此怎能彰显明帝识拔“良史”的圣知?
这不是说班固的个人品格没有问题。袁宏批评他“好附会权宠，以文自通”，又与范晔都揭露他放纵诸子和家奴犯法作恶(注：见前揭袁纪卷13，范书本传。)。他同意班彪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注：同上，范书本传赞，即袭用袁宏的评论。)可见他的行为和思想，即使依照中世纪的礼法，也是表里相悖的。
前面说过班彪追随窦融归汉。那以后，班、窦两个家族，结下不解之缘。两家本是同乡，而在窦融决策东向，被刘秀授凉州牧以后，班彪仍任从事，为窦融起草章奏文书。建武六年(30)窦融秉承刘秀意旨，致隗嚣书劝降，遭拒后又上疏请刘秀决定讨伐陇右的出兵日期：“帝深嘉美之，乃赐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并以长篇诏书，论证刘窦两家先祖早成至戚，勉励窦融再建匡扶刘氏奇功(注：见范书卷23窦融列传。按，外属图，当指西汉外戚世次的图表。司马迁的《外戚世家》和窦婴等传，记外戚诸家世次，均出于武帝太初间。此后诸续作，亦未见有绘制“外属图”的记载。此图或为刘秀称帝后命人所制。)。这是东汉初建，皇帝便附会《史记》以达现实政治目的之首次表达。这对班彪的深刻启发，由他在归汉后不受重用，把主要精力用于续补司马迁述汉史的帝纪列传，可窥一斑。
光武、明帝父子都对窦融家族既拉又打，通过联姻平息这个家族对军政权力丧失的不满，就是主要手段。窦融的对策是以柔对柔，越发表示谦恭，保存家族政治实力。当明帝末匈奴通过西域向东汉西疆进逼，皇帝就想起妹夫窦固自幼就随其父熟悉边事，命其率军西征，而窦固也立即想起父执班彪之子班超，召班超为假司马，使班超从此威震西域。(注：前揭范书卷47班超传。班超初为文吏，至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窦固以奉车都尉率汉军出天山击匈奴别部，召班超为假司马，即未经朝廷任命的奉车都尉属官司马。这是班超首次出征西域，可知他与其兄班固一样，都由窦氏家族提携，始得重用。)但明帝虽任班固著史，却如汉武帝对待司马相如、东方朔的先例，视作弄臣，终其一世，班固“位不过郎”(注：前揭袁纪卷13。按，班固初为兰台令史，秩仅百石，后迁校书郎，属于三署(五官中朗将、左、右中郎将)某一署。三署郎秩由比三百石至比六百石，校书郎秩不详，可能由年次累迁。故班固家贫，其弟班超须替人抄书养母。)。章帝即位，窦融的孙女由贵人晋位皇后，没两年皇太后马氏死了。摆脱养母控制的青年皇帝，专宠皇后，照例泽被后族。窦后之兄窦宪顿时权势大涨。班固也时来运转，证据就是建初四年(79)，章帝召开著名的白虎观会议，统一五经诠释，“亲称制临决”，而代皇帝写成钦定标准经义的正是班固，其书即为在唐代仍题汉章帝撰的《白虎通义》(注：见14页注②。)。
班固时年三十八岁，已任校书郎近二十年，骤然跻身“名儒”行列，未免得陇望蜀。他原来崇拜司马相如、扬雄，这时以为相如临终前作赋建议汉武帝“封禅”，扬雄到晚年作文“剧秦美新”，都有缺陷，前者“靡而不典”，后者“典而不实”，唯他才能合二美而达极致，于是“作《典引》篇，述叙汉德”(注：同13页注⑤。按《典引》作于白虎观会议后，班固或以为奉诏成书，代天子立言，当有以表见。司马相如临终作赋，预颂汉武帝封禅成功，扬雄投阁不死，反被王莽封为大夫(前此扬雄历成、哀、平三世，均为校书郎，所谓三世不迁官)，因作赋《剧秦美新》。班固批评二人颂帝文章均有缺陷，如本传云“盖自谓得其致焉”。此篇可看作《汉书》涵义的精髓陈述。)。《尚书》开篇不是《尧典》吗?他奉诏所作的《汉书》，不是强调“汉承尧后”，并且已写进当今皇帝裁决经义的《白虎通德论》吗?引者，续也。他上续《尧典》，岂非超相如而轶扬雄?于是，《汉书》的核心论点，即由高祖开国到光武中兴，“帝业”直接承袭唐尧，“盖以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蓄炎上之烈精，蕴孔佐之弘陈云尔”(注：司马迁尝谓汉得“天统”，乃指汉初“承敝易变，使民不倦”，抓住了天道的总束。班彪但言“王命”前定，不可以人力求得。班固谓汉朝(本朝)，自唐尧以来就属于一脉相承之“正统”，开中世纪断代王朝史基调。炎上语指赤伏符，由《汉书》高祖纪便提及刘邦受“赤伏之符”，可知刘秀借此符称帝，必谓此符自刘邦起便秘密流传。孔佐，指纬书谓孔子受天降血书，“为汉制法”，而作《春秋》。)，便由《典引》作了概括。
或许由于代天子立言，或许由于续作《尧典》而声名更噪，据说班固在受汉明帝诏以后，“研精积累二十余年”的《汉书》，也不胫而走，开始传播，“世甚重其书，学者靡不讽诵焉。”(注：袁纪、范书均有此语。)
《汉书》的扬雄传赞，对于扬雄自汉成帝时任郎，历哀、平二帝，“三世不徙官”，深表同情，而叙及扬雄入新朝官擢大夫，又绝口不提是在扬雄作《剧秦美新》一文献给王莽以后(注：《扬雄传》，乃《汉书》中第一长传(王莽传例外)，几乎尽收扬雄赋，独遗《剧秦美新》一赋，如叙传不提父作《后传》，均可映现班固心态。)。这是否班固讳言学晚年扬雄的丑态呢?有一点似可作为佐证，即汉章帝元和三年(86)，博士曹褒建议皇帝重订汉礼，“帝知诸儒拘孪，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立”，特别向玄武司马班固咨询。章帝当然希望得到皇后家族代言人的支持，没想到班固的回应，却是“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皇帝生气了(注：见前揭范书卷30曹褒传。)，班固随即以母丧去官。由此可知，班固作了《典引》，便官拜秩比千石的玄武司马，还有了政治发言权，便越发在朝廷派别争论中首鼠两端，结果终章帝世也不再起用。
(五)
章和二年(88)二月，才三十一岁的汉章帝死了，仅十岁的太子继立，即和帝，于是东汉首次出现太后临朝。年轻的窦太后，原是后宫弄权的能手，因而临朝数月，就开创了帝国历史未有的外戚专政局面。但秉政的太后胞兄窦宪，很快树敌满朝，被前朝权贵抓住把柄，逼迫太后绳之以法。正值附汉的南匈奴，愿助汉廷讨伐陷入饥乱的北匈奴，给窦宪提供了立功脱窘的机会，促使太后力排众议，决定发动对北匈奴的战争。
战争在次年(永元元年)夏天开始，窦宪以车骑将军挂帅，原定主帅耿秉改宪副手，而班固也复出了，担任中护军，即行营参谋长。
刚被鲜卑击败的北匈奴，怎经得起以南匈奴、鲜卑、羌胡为前驱的汉军打击?耿秉是久防匈奴的宿将，一战便大破北匈奴。窦宪、耿秉一路北追，直登塞北三千里的燕然山(今杭爱山)。这可是足以媲美当年霍去病破匈奴而追至狼居胥山的功业，该由班固显身手了。他当即写出华丽典雅的《燕然山铭》，歌颂“有汉元舅”窦宪建立了奇勋，“光祖宗之玄灵”，“振大汉之天声”，刻石立于山顶(注：其事其铭均载前揭范书窦宪传。)。既然窦宪功盖卫、霍，奏凯归朝，还能不做位极人臣的大将军吗?
班固还是中护军，但大将军的椽属，权势自非昔比。永元二年(90)，班固作为汉廷“大使”，出塞迎接愿入朝归顺的北单于，便以大将军中护军“行中郎将”，可知他已位同于朝臣的比二千石(注：此事见于范书窦宪传，而本传未言班固“行中郎将”。据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二，东汉宫廷宿卫有五中郎将，秩均比二千石，位次九卿。班固本职大将军中护军，非朝臣，而出使匈奴，以朝廷命官身份，即“行中郎将”，可知这个中护军，地位与中郎将相等。)。尤其他为窦宪“典文章”(注：“宪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等为爪牙，邓叠、郭璜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见前揭范书窦宪传。)，主持起草用大将军名义刊布的朝廷文件，那权力岂是位列二千石的九卿之类高官可比。
当窦太后初窦宪掌机密，崔骃就致书告诫他牢记历史教训，说是“生而富者骄，生而贵者傲”，西汉外戚二十家，“保族全身四人而已”，而骄横被杀的后族中间，就有窦氏先祖窦婴。崔骃是班固同学，很赏识他的章帝曾嘲笑窦宪：“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注：前揭范书卷52崔骃列传。)这话可谓不幸而言中，窦宪对崔骃始终敬而远之，最后将他遣出幕府，而对善颂善祷的班固则宠信不衰。
对于外戚专权的最大威胁，在于小皇帝会长大。和帝原非窦太后亲子，五岁成为皇后养子并立为太子，其生母小梁贵人就被皇后逼死。他十三岁已行冠礼，但太后一党仍然阻遏他亲接朝臣，身傍只有宦官。有名中常侍郑众，职掌安排小皇帝游乐，既亲幸又不遭忌。正是此人向皇帝献策发动政变除掉窦宪，参与密谋的还有被废的太子却与皇帝一起读书的清河王刘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名青少年谋杀部署模仿的“故事”，竟出自班固《汉书》已成的列传，主要是《外戚传》和窦婴等传(注：此事袁纪所述略，范书卷55章帝八王列传之清河孝王庆所记校详。)。据说郑众工于心机，计划保密极严。永元四年(92)夏末，十四岁的和帝突然现身指挥禁卫军发难，将窦宪家族及党羽一网打尽(注：汉和帝与郑众策划的这场政变，是东汉首次外戚专政的结束，也是首次宦官擅权的开端，其后诸书均有记述，以《通鉴》汉纪和帝永元四年(92)六月所述最为清晰。)，而郑众擢升总管宫廷事务的大长秋，“中官用权，自众始焉。”(注：前揭范书卷78宦者列传郑众传。)这又开了东汉宦官专权的先例。
班固呢?自然不免墙倒众人推，先被免职，继被下狱。“初，固不教儿子，儿子负固势，不遵法度，吏民苦之。洛阳令种兢尝出，固奴干车，诃，奴醉骂辱兢。兢大怒，畏宪，不敢发，心衔之。及宪宾客皆被系，兢因此捕系固，遂死狱中，诏谴责兢，而主者抵罪。”(注：前揭袁纪卷13，文字据中华书局2002年版张烈点校《两汉纪》本。)这时班固六十二岁。
班固死了，留下了一宗疑案，是《汉书》写完没有?
照例有二说。一种说法，依据袁宏《后汉纪》和帝永平四年纪、范晔《后汉书》班彪列传附班固传，都曾说其书建初中已成，受当世推重，学者都相传颂。这话应说不假，前述和帝兄弟曾参照《外戚传》等策划政变可证。
但袁、范二书，也都曾留下异说，可证《汉书》在班固死时尚未完成，并都说未完成的篇章，是八表和《天文志》。
不妨照录范书班昭传的两则记载。其一，“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其二，“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注：前揭范书卷84列女曹世叔妻传。)不过，据袁宏说，《汉书》所缺七表和《天文志》，“有录无书，续尽踵而成之。”(注：前揭袁纪卷19顺帝永和五年(140)。按范书卷24马援列传附兄子严传，谓马续、马融均为马严子，但谓马续“博观群籍，善《九章算术》，顺帝时为护羌校尉，迁度辽将军”。未言续《汉书》事。又同书卷60马融传，亦不载马融受班昭讲诵《汉书》。)后来，《史通》的作者刘知几，认为《汉书》有缺篇，却似乎在由谁继作问题上，摇摆于袁、范之间，因此既说班固死后，“其妹曹大家，博学能属文，奉诏校叙，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从大家受读”，派给班昭的角色，是整理和传授，并增添受读者十人的细节；又说“其八表《天文志》，犹未克成，多是待诏马续所作”，用疑词将继作功劳主要归于马续。(注：《史通》外篇二古今正史。)
这宗疑案，到上世纪仍有争论。大概地说，《汉书》在班固生前，本纪、列传和十志的大部分，应已完成，并有单篇抄本在上层社会里流传，当属事实。制表非文士所长，大概除《古今人表》用主观尺度给历史人物分等定级或出班固之手，另外七表(袁宏不称八表)，也许仅存提要。今本《天文志》，大半篇幅节录司马迁的《天官书》，却将后者论天人古今之变的段落删光，仅突显占星术记录，而所续部分也集中于占星记录，且非常简单，可推知当为马续继作，也有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序的片语可资旁证。(注：《续汉书》天文志上：“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而马续述《天文志》。”按此语含混，如司马彪意谓马续已在明帝时奉旨述《天文志》，则大误。因其父马严，其时与班固同著作东观。马严七子，续字季则，当为第四子，其时或尚未出生；否则曾与班固同时修史，在永平五年(62)，至少年逾弱冠，而至顺帝(126年改元)出任军职，已逾八十矣，岂有此理?姑以存疑。)其实，纪传也不全是班固改写。清代学者一再对勘《史记》《汉书》，都已指出《史记》已有诸篇，《汉书》主要作文字增删，新补材料很少，而《史记》所无，也有多篇直抄班彪《后传》，除元后传等连赞语都用“司徒椽班彪曰”，元、成二纪“赞曰”，一望可知是班固改父论为己作。还有没有别篇如此?难说。比如王莽传，有多处叙史就分明是亲见亲闻的口吻，当然不可能是东汉开国后才出生的班固所写。因而，我们不赞成对班固作诛心之论，所谓窃盗父书云云，但也不可陷入辩护论，把《汉书》看作班固生前已具完型的断代王朝史楷模。
班固还是《东观汉纪》的作俑者。这部由东汉历代史官接踵写成的东汉史，有纪有传，在唐以前与《史记》《汉》并称“三史”，但已亡佚。只能在此一提，希望有人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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