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通史著作，尤其是司马迁在把握和叙述历史大势方面的成就，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史记》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楚汉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等，这些篇的设立，体现出司马迁将上古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具有不同特点之演进阶段的看法，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深入研究这些表的价值，并与相关的本纪、列传联系起来分析，即可以明了：司马迁著史做到对于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和演进趋势有准确的把握，了然于胸，并且生动翔实地叙述出来。而把各个历史阶段贯通地考察，便是司马迁所出色地做到的“通古今之变”。白寿彝先生讲过：《史记》写得最详细和最精采的是汉朝的历史，这是司马迁的当代史。[①a]这个看法对我们很有启发。从汉朝上溯，中国怎样从战国分立攻战而走向秦的统一，秦又如何由强盛到骤亡，这一历史阶段是司马迁的近代史。司马迁不愿做纯客观记载的超然的历史学家，他要“成一家之言”，写出自己对历史变迁和当前社会的看法，主张“法后王”，因此对于撰写这段近代史，同样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考察《史记》对战国时期和秦的历史的记载、评论，总结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卓识，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史记》的历史思想和编撰成就，无疑将有所裨益。
一、《六国年表》所表达的历史大势
“表”是司马迁创立的五种体裁之一，紧依于“本纪”之后，它对于反映历史发展大势有重要的作用。然则，自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始，学者们对《史记》中“表”的价值的认识，却经历了很长过程。刘知几曾把“表以谱列年爵”列为《史记》长处之一，[②a]又称“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内雁行有叙。”[③a]这些话，肯定表在整理帝王、诸侯世系和谱列各国异世同时的年代，使之眉目清楚上很有作用。但《史通》在另一处又说，将表“载诸史籍，未见其宜”，认为既有本纪、世家、列传所载互相考核，史实已经清楚，而再“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④a]这种看法失于片面，且与前者相矛盾，后代学者几乎无人赞成。宋以下，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肯定《史记》十表的价值。郑樵称作表是司马迁之功。吕祖谦认为表的形式，可以观天下大势和寓经世之意。顾炎武则认为表中所记人物可补“传中有未悉备者”，“年经事纬，一览了如，作史体裁，莫大于是”。[①b]这些学者的看法对于后人有所启发，惜其往往仅是点到而已，因而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当代学者中，白寿彝先生对《史记》十表予以充分重视，他在《史学史教本初稿》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其中，如《十二诸侯年表》，是要表达“周室衰微，诸侯专政”，“王霸更盛衰”的历史。《六国年表》是表达“春秋之后，陪臣秉政，强国相王，以至于秦，灭封地，擅其号”的历史。……司马迁写每一个表，就是要写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写它在“古今之变”的长河中变了些什么。把这十个表总起来看，却又是要写宗周晚年以来悠久的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由封国建侯走到郡县制度，由地方分权走到中央集权。这跟本纪、世家、列传之写汉初的风云人物由布衣而帝王将相，同样显示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如椽的大笔。[②b]
这段话，精到地论述了《史记》十表表达西周以后长时期中历史发展大势的特殊价值，较前人的见解远为深入。笔者在本节中冀图在以下两点发挥先生的论点：其一，《六国年表·序》的精华在于驳斥西汉时期流行的庸俗见解，高度评价秦在结束战国分立到实现统一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其二，由此决定了《六国年表》记载大事明显地以秦为主干。
西汉皇朝代秦而立，拨乱反正，逐步达到国家的强盛，就是反复地以秦朝的过失为鉴戒而实现的。汉初人士自陆贾起，此后有贾谊、贾山、张释之、主父偃、徐乐、严安，直至东汉的王充、班固等，都严厉地谴责秦朝不行仁义、滥施刑罚……的种种罪过，论证汉朝继立的历史必然性。概言之，用秦的暴虐来反衬汉朝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的功绩。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出现过头的看法，如贾山《至言》中论“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仁义，故天殃已加矣”，[③b]把用暴力“并吞海内”与“天殃”即灾难报应联系在一起，主要从批判的角度看待统一。《汉书·王莽传·赞》中，班固把短促的秦朝与短命的“新朝”并提，称它们为“紫色郌声，馀分闰位”，只是历史上的小插曲，不具有“正统”皇朝的资格。王充论历史，直斥为“亡秦”或“秦无道之国”，又将它与蚩尤并提：“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纷纷；亡秦之路，赤衣比肩。”[④b]真是“墙倒众人推”。按照这类言论，秦简直成为历史上“恶”的势力的代名词。
司马迁写通史，以总结中国历史客观进程自任，做到“通古今之变”，他把秦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来考察，既看到秦负面的作用，更看到其推动历史前进的正面作用，提出了迥异别人的卓越看法。
《六国年表·序》提纲挈领，中心是论述秦的历史作用。首先指出，秦国的强盛和兼并六国代表了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主导方向。秦自文公攘夷狄、穆公修政，国势始强，与齐桓、晋文这些中原霸主相侔列。以后进入战国时期，各国武力攻伐，纷争不已。“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最后兼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其次，总结自夏禹、商汤、周文王，至秦、汉兴起，都符合崛起于西北、而最后获得成功的规律。这段话似乎带有某种神秘色彩，这一层姑且不论，其中主要价值，显然在于把秦与夏、商、周、汉这些对中国历史有重大贡献的朝代相并提。这是在前一层评论秦兼并天下“盖若天所助焉”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秦的历史地位。进而，司马迁针对汉代流行的否定秦的历史贡献之偏颇观点，提出中肯的批评：“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既谴责秦在统一过程中的暴虐行为，又明确肯定秦统一中国是符合形势发展的巨大成功，对于“不察其终始”即不认识历史发展趋势的俗学浅见予以辛辣的讽刺。有的论者曾将“盖若天所助”理解为迷信的说法，[①c]其实，这里的“天所助”，是指历史发展趋势的推动，相当于今日之谓“必然性”。司马迁另一处论秦的统一符合客观必然性，见于《魏世家·赞》：“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以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两处讲“天”，都是指明秦的统一行动符合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司马迁的论断，以其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洞察力，以其对复杂问题作辩证分析的深刻性，以其勇于辟除俗议坚持正确见解的气魄，给后代研究者以宝贵的启迪，堪称千古巨眼卓识！
《六国年表》记载战国时期255年间大事的方法，是以秦为主干。秦在表中的位置，列于六国之上。记载秦国史事独详，如：秦灵公四年，作上下畴。简公六年，初令吏带剑。七年，初租禾。献公二年，城栎阳。孝公二年，天子致胙。十年，卫公孙鞅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十二年，初聚小邑为三十一县，令。为田开阡陌。十三年，初为县，有秩史。十四年，初为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会诸侯于泽。朝天子。惠文王二年，天子贺。行钱。四年，天子致文武胙。凡显示秦逐渐强大的事件均有明白记载。又，战国时期的异常天象，如日蚀、彗星、蝗灾，也一律记在秦国栏目之内。六国亡后，又继续记载秦朝14年间史事，直至子婴降，表示记载自秦国兴起至秦朝结束，首尾完整。
以上所举证据，都足以证明《六国年表》记载史事的确以秦为主干。实际上，前代学者评《史记》，已有人敏锐地道及这一点。清人汪越论《十二诸侯年表》及《六国年表》云，前表“以周为主”，后表“以秦为主”。又谓，《十二诸侯年表》“断其义不骋其词，非独具年月世谱而已”，旨在显示“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大势”。[②c]推而言之，则《六国年表》旨在显示秦逐渐强大至最终统一海内之势。方苞进而认为：“（《六国年表》）篇中皆用秦事为经纬。”他强调司马迁议论之精采，正在于把握到战国之情势已异于古代的特点，秦适应时势变古之制，故不仅能取得统一天下之成功，非侥幸所致，而且秦的政制因其符合近世的特点，故多为汉所沿用。故云“迁之言亦圣人所不易”，[③c]年表以秦事为经纬更有充分的道理。方氏这段议论，在前代学者中是相当突出的，因它已实在地触及《六国年表》表达历史发展大势这一实质性内容。
二、如何评价秦的历史地位
《六国年表》与《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内容密切相关，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更有助于认识司马迁洞察历史发展大势的非凡史识。
《史记》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置《秦本纪》，这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然则前人对《秦本纪》的设立却有不同的看法。刘知几根据“以天子为本纪，诸侯为世家”的标准，批评《周本纪》记文王以前和《秦本纪》设立不当：“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嬴白伯翳至于庄襄，爵乃诸侯，而名逮本纪。若以西伯、庄襄以上，别作周、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岂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简约，别加一目，不足成篇，则伯翳之至庄襄，其书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辄与本纪同篇，此尤可怪也！”[①d]《史记索隐》也有类似的指摘：“秦虽嬴政之祖，本西戎附庸之君，岂以诸侯之邦，而与五帝三王同称‘本纪’，斯必不可。可降为《秦世家》。”[②d]蒋湘南也批评太史公以秦之先世僻在西戎者，亦称本纪而不称世家为“自乱其例”。[③d]刘知几、司马贞等拘于“本纪”只能用于天子、表示至尊这一“史例”，要求削足适履，让内容去迁就形式。司马迁创立“本纪”，固然用以代表帝王为中心，而更重要的是，本纪在全书中起到史事总纲的作用，故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④d]科条者，即整理记载历史事件之大纲目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论《秦本纪》撰述义旨所言：“维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昭襄业帝。作《秦本纪》”，已经点明昭襄王时，秦之帝业已成，这是作《秦本纪》的原因所在，他们也未加细察。故牛运震对刘知几、司马贞的说法予以驳正：“以《史记》之编次条理考之，则有不得不纪秦者。……如欲降《秦本纪》为世家，则史家无世家在前、本纪在后之理，势必次《始皇本纪》于《周本纪》之后，而列《秦世家》于十二诸侯之中，将始皇开疆辟土席卷囊括之业，政不知从何处托基，其毋乃前后失序而本末不属乎！……至《史通》以姬嬴并伦，惜徒为局外闲观而未察乎太史公编次之苦心也。”[⑤d]
让史例服从史实，或反过来要求史实适应于史例，二者的分歧实则在于能否透过表象看到历史发展的实质性内容，能够把握到历史发展的趋向。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该较前人有所前进。以下即从三个方面加以申述。
第一，《秦本纪》起到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历史总纲的作用。
秦在战国初期开始强大，在春秋时期，它的国势尚未足与此相比，为何也具有春秋时期史事总纲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春秋、战国具有共同特点，各国纷争，周王室仅有名义上的地位，实际上已降为小国。故《周本纪》提挈历史总纲的作用，乃只限于西周时期。司马迁在《周本纪》与《秦始皇本纪》之间安排《秦本纪》，作用即在于提挈自春秋至战国历史的总纲。试以周惠王元年至周襄王三十三年（公元前676年至619年）间约六十年史事为例证明之。
此六十年间，《周本纪》只记了王子颓之乱、王子带与戎狄之乱及晋文公召襄王三件事，大致只限于记周王室本身史事，而对诸侯各国大事很少涉及。反观《秦本纪》，则除记载秦国大事（秦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秦穆公得贤臣百里奚、蹇叔，穆公运粟救晋饥荒，助重耳归晋，秦军兵败于淆，秦穆公得由余、霸西戎等）以外，还提挈了各国大事，如：宣公元年，卫、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颓。三年，郑伯、虢叔纳子颓而入惠王。成公元年，齐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穆公四年，齐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晋骊姬作乱，太子出奔。九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可见，《秦本纪》不仅突出记载秦国自德公至穆公崛起，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而且兼及此六十年间周王室、晋、齐、郑、楚等国大事，显然起到这一时期历史事件总纲的作用。
第二，《秦本纪》又一撰著特点，是以秦逐步奠定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为主线。这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由各国并立向实现统一的方向发展的客观趋势。
司马迁重笔浓彩记载秦孝公对奠定帝业的重大贡献，即是很有说服力的例证。他的出生，司马迁即郑重载入史册：“（献公）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六国年表》也破例记载，同是寓含微言大义的史笔。）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则表明孝公继位富于春秋，正是大有作为之时。紧接着叙述秦孝公面临的形势：“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七国并立，攻战不已，而秦僻居西隅，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孝公乃励精图治，“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土，明功赏。”作为建立帝业的重大步骤，孝公招募宾客群臣能出奇计强秦者，予以重赏。于是卫鞅西入秦，助孝公变法。
由于孝公君臣奋发有为，使诸侯各国刮目相待，而变法获得显著的成效，更使秦的国力迅速增强。至孝公十年，围魏安邑，降之。十二年，秦徒都咸阳。秦的疆域向东越过洛水。十九年，天子致伯，承认秦有霸主地位。二十年，诸侯毕贺，秦率师在逢泽会诸侯，朝天子。仅二十年间，秦即由“夷狄遇之”的受歧视处境，一变而为合法地取得号令诸侯的地位。此后，孝公二十三年，虏魏公子印，二十四年，又败晋于雁门，虏其将魏错。故虽然此年商鞅被诛，秦已形成的对诸侯各国支配的地位已不可逆转，惠文君刚继位，“楚、韩、赵、蜀人来朝。二年，天子入贺。”“四年，天子致文武胙。”
《秦本记》所载秦历代国君奠定帝业雄厚基础之奋发努力，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为何能实现统一的历史根源，这是中国历史发展上的大事情。显然，只有把这一篇设置为记述“王迹所兴，原始察终”的本纪之一，编撰体例才能与内容需要相一致。
第三，从《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结构上的特殊处理，看司马迁对秦之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这两篇本纪在结构上的特点是紧相衔接，联合照应。《秦本纪》的末尾，记载秦攻六国接连取得胜利。昭襄王三十年，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五年，初置南阳郡。五十一年，秦攻西周，西周君尽献其邑三十六城。庄襄王元年，灭东周国，韩献成皋、巩，秦东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三年，攻赵，取三十七城，北攻上党，初置太原郡。最后更归结到：“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而《秦始皇本纪》开头，即概述秦始皇登位时秦国已有包举天下之势：“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上下两篇针线缝合，互相紧密呼应。这种结构在《史记》全书中也很特殊。司马迁如此精心安排，是为了透过纷纭复杂的历史事实，揭示出春秋战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共同主线：历史的趋势，是由各国分立攻战逐步走向统一，而秦历代国君苦心经营，成为这一历史使命的担负者，最终实现天下一统。这正代表了司马迁对秦历史作用的高度评价。所以《魏世家·赞》中又称“天方命秦平海内”，而《六国年表·序》更将秦与其他四个重要朝代并列。这同汉代人士动辄称“亡秦”，列之为闰位，排斥在“正统”以外的观点相比，见识不知要高出多少！
总结上述三项，我们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在《秦始皇本纪》之前设置《秦本纪》，是司马迁基于认识历史进程复杂性和确切把握历史发展走向而独运匠心之安排，是根据表达实质性内容需要而对于手创体例的有意突破，决非“自乱其例”。在十二本纪中，秦占了两篇，唯有这样做，才与秦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称。分析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通史著作中如何体现“通古今之变”，对于认识《史记》全书是一个体现卓越史识和完善体例的有机统一体，以及了解历史思想与编撰体例之辩证关系，都是极有意义的。
三、记载人物活动以反映历史大势
《史记》把记述秦推动中国走向统一作为全书又一重点，读史者于此切不可轻轻放过。司马迁为众多的有功于秦的帝业和统一的人物立传，有商鞅、张仪、樗里子、甘茂、魏冉、白起、王翦、范睢、蔡泽、吕不韦、李斯、蒙恬等，占有汉以前人物列传很大的份量。这些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的活动，汇集起来，便构成秦由小国崛起到一统天下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商鞅佐孝公实行变法，奖励耕战，废除贵族特权，移风易俗，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张仪富于权智，成功地实施连横策略，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范睢劝说秦昭王内废擅权之太后、穰侯，外陈远交近攻之策，蚕食诸侯；白起率大军一举攻取鄢陵，再战南并蜀汉，又接连击败韩、魏、赵之主力，为秦攻取七十余城；王翦以不可阻挡之势，先后破赵、破燕，又率六十五万之师大败楚军，平楚地为郡县：司马迁笔下这些秦国文臣武将的活动，都构成战国时代空前历史变局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司马迁做到把人物放在特定环境来写，并进而从哲理高度回答“人物活动与历史时势”二者之关系问题。《范睢蔡泽列传》篇末赞云：“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总结范、蔡二人入秦前后的经历，指出他们所以获得成功，凭借的主要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秦所具有的统一中国的实力、条件，也就是说，中国需要走向统一的“势”和秦能够统一的“力”，为二人建功立业提供了历史舞台。正因为司马迁深刻地把握到战国分立必将走向统一这一历史动向，他才可能对个人作用与历史时势的关系作出如此发人深思的阐述。此一认识，也应视为对所有有功于秦统一大业的将相人物之总概括。司马迁也讲到“偶合”，即历史的机遇：“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恶能激乎？”机遇，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交汇。在众多材能之士中，正好范睢、蔡泽二人先后得秦昭王任用为卿相，这当中自然有偶然性在起作用。然而二人因先遭困厄而发愤，故入秦以求立功成名，这又说明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
司马迁对历史趋势的洞察力，还在于清楚地区分秦统一中国之功和实行暴政而致败亡之过。在历史现象极其复杂、功罪集于一体面前，司马迁相当清醒地运用符合于“二分法”的分析方法，不仅体现于记述之中，而且作了理论的阐发，这是很可贵的。《李斯列传》、《蒙恬列传》诸篇，都明确贯串了这一基本观点。
李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总参谋长，如《太史公自序》所言：“遂得意于海内，斯为谋首。”前后三十年，从秦实现统一到诸侯反秦前后两大变局中，他都处于政治旋涡的中心。司马迁以鲜明的倾向性和生动的史实，分别写出李斯在前后两个时期的功与过，实则借此以显示秦政权前后成败的关键，故《李斯列传》应与《秦始皇本纪》并读，以收互相发明之效。司马迁鄙视李斯利欲薰心的性格，且道出这是他最后酿成悲剧的重要原因。而贯串全篇传的中心，则是李斯的政治活动，以此反映他的时代。开头写李斯之所以告别其师荀卿、决计入秦，即因为看清“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而秦“欲吞天下，称帝而治”之势已成，故决计入秦，欲佐秦统一天下，交代这一背景已为全篇定了基调。司马迁从大处落笔，肯定李斯的三项功绩：一是劝说秦王嬴政把握有利时机，下定兼并六国的决心，并献离间六国君臣、分别击破之策。于是大得秦王信任，拜为客卿。二是谏阻逐客。陈述“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众；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的道理，警告若实行不问曲直、为客皆逐的法令，后果必是“弃黔首而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断送统一事业，并使秦处于危险境地。此后二十年间，用李斯计谋，完成统一大业。三是秦皇朝建立后，李斯任丞相，反对实行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又统一法令制度，统一文字，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秦并六国后，时势已发生绝大变化，李斯却不以安民抚民为务，反而继续其暴力统治的政策：“禁《诗》、《书》百家之语以愚黔首”；“治离官别馆，周遍天下”；身为丞相，竟追随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扶苏自杀，立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暴虐无道，李斯因贪恋权势，处处阿意求容，上书引申、韩之说，主张对臣下督责重罚，排斥仁义之人，谏说之法，死节之行。遂使秦国“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成积于市。杀人者为忠臣。”李斯助纣为虐的结果，是遭赵高构害，具五刑，腰斩咸阳市！此为秦二世二年七月，反秦烈火已经遍地燃烧。《李斯列传》撰述的义旨，是借李斯三十年的政治经历来显示秦政权成败的关键，因此这篇传并不止于李斯受刑被斩，而一直写到李斯死后，赵高令二世自杀，孺子婴用计杀死赵高，沛公入关，子婴自系其颈迎降，完整地写出秦由成功到败亡的结局。
篇末论赞中肯地评判了李斯的历史功过。认为李斯入秦“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若按其佐秦统一大业成功的功绩而论，几乎可与辅助周王室的周公、召公相侔列。同时严厉谴责李斯的罪过：背叛所学儒家学说，“不务明政而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又驳斥俗议所谓李斯对秦极忠、被五刑死、死得冤枉之说，指出李斯何尝称得起“忠”，从个人来说是咎由自取，从大局来说则对秦亡负有直接责任。司马迁的卓识，正在于他洞察历史时局的变化，牢牢地把握住秦统一之后治国政策应该转变这一关键，故对于助秦实现帝业的名将王翦、蒙恬的功过，也有切中要害的评价。他论王翦：“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①e]又论蒙恬：“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②e]不因秦行暴政导致灭亡而否定秦统一天下之功绩；又不因秦实现“平海内”之历史使命而减轻对其弊政的谴责。忠实于客观史实，正确地评判历史的功过，使他运用辩证法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峰。
综观《六国年表》、《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及这些文武大臣的列传，司马迁记载的“近代史”场面广阔，事件演变复杂，人物活动多姿多采，而历史发展的大势又了然显现于读者面前——由分立政权到中央集权，由分封制到郡县制；秦政权则由推动历史前进变成历史的严重阻力，新的时代变局已经到来。所有这些都证明：善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历史发展的大势，正是《史记》最大成功之处。
四、大一统历史观与“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表达历史大势的卓识，同他的大一统历史观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中国历史很早就出现统一的趋势。这种历史特点，是由于中国大陆广袤，周围有高山、沙漠、大海与外界阻隔，中央有富饶的平原这种地理条件形成的。古代政治结构和古代思想也都突出地反映出这种统一的趋势。西周建国后，以周天子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分封诸侯，各诸侯国臣属于周王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因而大大推进了中国统一的规模和程度。周代诗人吟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f]表达的就是歌颂统一的思想。至东周以后，王室衰弱，地方分权的倾向发展，出现春秋十二诸侯和战国七雄并立的局面。然而从历史发展的主流看，统一趋势与分立倾向相互斗争中，统一的力量仍在根本上起主导作用。因为人民大众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割据造成生产、生活、交通等的困难和痛苦，更反对战争造成的惨祸。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总是统一的趋势越来越加强，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分立，实际上酝酿着更大规模的统一。《周礼》、《禹贡》这些产生于战国时期的典籍，都反映出天下共归于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思想。尤其是孔子和孟子主张统一的思想，更直接被司马迁所继承和发扬。
孔子修《春秋》，用褒贬书法，贯彻正君臣名分的原则，对诸侯国无视周王室的僭越行为严加挞伐。司马迁对此极为尊崇，称：孔子修《春秋》，乃因愤慨于“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故吴楚之君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的“道”，即根本原则或政治理想，就是实现统一的王权，重新实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有序局面，对此而“惧”的“乱臣贼子”，则是僭乱而破坏统一秩序者。孔子主张“从周”、梦见周公、志在“为东周”，都是愤慨于当时各国互相攻伐的纷乱局面而倡导统一。孔子的主张虽有保守性一面，但其思想内核和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却在于呼吁实现天下一统。所以大一统成为儒家学派的政治理想，以后历代皇朝都拿统一的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这也是孔子被尊为“圣人”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联系到统一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意义，我们对此应当得出新的结论。以往有过的将孔子主张“王道”、恢复周礼肆意谩骂的做法，不过出于对历史十足的无知。孟子处在战国时期，各国纷争征伐，赋敛残酷，民众痛苦不堪。孟子痛感时事之非，要求“解民于倒悬”，他以弘扬孔子学说为己任，先后游说魏惠王和齐宣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被采用。全部《孟子》，论述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做到“天下归之”，及阐发孔子所言“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的道理，倡导推动中国走向统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①g]这两段话，可以视为《孟子》全书的纲领。孟子鼓吹“王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行仁政，减轻剥削。二是“王天下”，反对霸政，反对尚武勇战，主张“服战者用上刑”，并明确预言：“不嗜杀者定于一。”[②g]断言战国纷争局面终将被统一所取代，而且预见最终由“不嗜杀者”来统一。孟子表达的对历史前途的看法，正好被战国至西汉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汉代的董仲舒和司马迁都是孔孟大一统主张的继承者。董仲舒（以及公羊学派儒生）主要是进行经义的阐发。司马迁则整理史料，撰成一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统一的信史，使之流传后世。
从纵向说，记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不断加强的统一趋势，构成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重要内容。《史记》首篇《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诸侯相侵伐。黄帝打败侵凌诸侯的炎帝，又擒杀“作乱不听帝命”的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司马迁根据《五帝德》等儒家典籍和传说材料整理成这段历史，称黄帝为“天子”，显然是后世“天子号令天下”这种统一局面在传说时代的投影。司马迁又整理出，自传说中的颛顼、帝喾、尧、舜，至夏、商、周，这些古帝王都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黄帝。从社会史角度看，如此整齐的古帝先王系统无疑是后人排比加工而成的，但它恰恰反映出后人对统一的愿望。诚如郭沫若所说：“如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便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的前后（即嬴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而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③g]
司马迁之所以具有远远高于俗儒的见识，高度评价秦的历史功绩，撰写“近代史”的出色篇章，就因为他确实做到“察其终始”，把秦实现帝业放在中国统一的历史长过程中来考察，看到由商周王权到秦的中央集权是统一之规模和程度的飞跃，又看到秦的统一为西汉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把《史记》有关汉代的几篇表合起来看，即表达出中央集权制越来越加强、中华民族的统一越来越发展的趋势。《秦楚之际月表·序》认为汉高祖“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实现西汉统一，是建立了“轶于三代”的空前功业。《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概述自汉初至武帝时朝廷一步步战胜封国势力，强干弱枝之势已成，“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序》则肯定汉武帝解除边境少数民族对内地的威胁，“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货殖列传》、《太史公自序》等篇也对西汉实现经济上、政治上空前统一局面表示由衷赞美：“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至明天子……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从横向说，司马迁为春秋各诸侯国立了“世家”，表明春秋各诸侯国是兄弟或亲戚关系。鲁、晋、蔡、卫、郑各国原来都是周王室成员所传下，燕、陈、杞、楚、越等也都是黄帝之后。古代的荆楚是“蛮”，偏处于东南的吴也被视为落后居民，司马迁却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④g]《史记》设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背景极其广阔地描绘出周边民族围绕中原政权整齐有序的图画。司马迁大力肯定周边民族与汉政权关系的加强，《太史公自序》论述上述篇章的撰述义旨：“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汉既通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司马迁以其进步的观点和确凿的史实证明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不断加强，表达了民族的共同心理，自然对推进国家的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著史最重要的撰写要求。通过分析《史记》中记述战国、秦、汉的有关篇章，证明司马迁对中国历史由周初的分封，春秋战国各国分立，到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这样的发展大势，确实有深刻的洞察力；因此也推进了我们对“通古今之变”内涵的认识。司马迁提出的这一命题，包含两个层面的重要内容。一是“承敝通变，见盛观衰”，国家政治的成败，民心的向背，是导致朝代更迭、盛衰变化的根本原因。这一层是总结历史上治乱兴衰之“变”。二是中国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发展，秦的统一天下是一大成功，而汉的文治武功又把中华民族的统一推向空前的规模。这一层是总结统一的趋势不断发展的“变”，揭示出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久远源泉。
由于《史记》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就，因而才成为具有宝贵历史价值和高度思想价值的不朽巨著。白寿彝先生最近一再谈到：中国古代史书体例很多，但主要还是通史。司马迁的三句话，“通古今之变”为最重要。中国史学，以通史成就为最高，过去对这一点不大清楚。有些形式是断代史，但也是有通史的方法和见识，不做到“通”，怎样看出社会的发展变化？《汉书》的内容，一直写到当代，也是通史。唐初修八史，八史合起来是一部书，故也是通史。中国古代史学中“通古今之变”等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讲的道理接近，掌握其精华，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更容易，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要求考察历史的发展运动。我们今天写通史，如何做到“通古今之变”是一个考验。不仅是体例问题，而且是如何体现历史发展趋势问题。（大意）认真地探讨和总结司马迁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洞察力，对于改进今天的历史编撰显然是大有启发作用的。
注释：
①a参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720页。
②a《史通·二体》。
③a《史通·杂说上》。
④a《史通·表历》。
①b《日知录》卷二六。
②b第二篇第一章“司马迁”五“‘通古今之变’”，《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第885～886页。
③b《汉书·贾山传》。
④b《论衡·寒温篇》。
①c如刘知几曾谓：“论成败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其理悖矣。”见《史通·杂说上》。
②c汪越：《读史记十表》。
③c《望溪先生文集》卷二《读史》《书史记六国年表序后》。
①d《史通·本纪》。
②d按，《索隐》此条为中华书局排印本所无。兹据《史记会注考证》卷五及牛运震《史记评注》卷一引录。
③d《七经楼文钞》卷三《读史记六国表书后》。按，蒋湘南《再书史记六国表后》中又论云，“三代之运已终，一统之局非变，因生始皇，以雄才大略创之。而儒者犹以灭古为始皇罪也。世异变，成功大，非迂儒所能知也。”此则有见到的地方，不可埋没。
④d《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d《史记评注》卷一《秦本纪》。
①e《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赞》。
②e《史记·蒙恬列传·赞》。
①f《诗经·小雅·北山》。
①g引文均见《孟子·离娄上》。
②g《孟子·梁惠王下》。
③g《郭沫若全集》历史编1，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223页。
④g《史记·吴太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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