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郑万耕
本世纪以来，学术界研究《论衡》成了热门，研究者众多，海内外出版的专著、校释，不下几十种，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有上千篇。这些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如果把这些研究著述比作一场波澜壮阔的交响音乐，那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桂钿教授新著《虚实之辨》，则是其中最雄浑的乐意。
一、高屋建瓴，融会贯通
周桂钿教授钻研王充，从入门、深入到完善、成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艰苦过程。如果从1978年读研究生算起，到1992年初秋
*《虚实之辨》，周桂钿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大32开，32万字。写成“虚实之辩”，已有十四年之久。周教授写了三本专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王充哲学思想新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王充评传》，人民出版社作为《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于1994年推出的《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
第一本书写了三论，即《天论》、《气论》和《知论》。这是从自然观、宇宙论和认识论角度，对王充哲学思想所作的初探，带有以西方哲学的框架分析中国哲学的痕迹。第二本书写了十论，即《天论》、《气论》、《形神论》、《性命论》、《适偶论》、《知论》、《政论》、《贤佞论》、《儒论》、《文论》等。这已经深入到了中国哲学本身的逻辑，剖析了王充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和命题，揭示了王充思想的实质和独特贡献。第三本书即《虚实之辨》，它在前两本书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疾虚妄”、“归实诚”这一哲学主旨，从“称治泰隆”、“祸福偶适”、“岁月禁忌”、“性命在本”、“圣神贤妄”、“鬼神考订”、“龙无实验”、“书多失实”、“广评诸子”、“天道自然”诸多方面展开论述，高屋建瓴，融会贯通，一气呵成，不事雕琢，避免了近几十年哲学史研究中那种削足适履，肢解固有哲学体系的弊病，给人一种浑然一体而又清晰明快之感。通过叙述、考辨、分析、商榷、评论，作者最后加以综合，得出结论：王充曾提出“知为力”的命题，与近代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相一致，但不能说王充是中国的培根，而“应该说培根是英国的王充”。王充唯实疾虚，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一无依傍，二无党派，只讲对错，考论实虚，“表现了执著求真的精神”。由于旨在求真，王充在知识方面“特具科学精神”。他对自然客观性的信仰，对描述精神性的强调，对理论实证性的注重，对科学创造性的追求，都具备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表现了王充在近两千年之前的“超前觉醒”。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使他既不同于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一类伦理型哲学家，也不同于以庄子为代表的艺术型哲学家，而成为一位求真崇实的科学型哲学家。
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是，作者通过“书多失实”、“广评诸子”和“天道自然”等章节，以丰富的学术和天文知识，对王充的论断或猜测进行了考察、剖析和开掘，完全可以构成一部从先秦到东汉初的简明学术批评史和简明天文学史。这是已往王充研究，所未能达到的新水平。这些，充分显示了《虚实之辨》是王充研究的新高度。
作者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屋建瓴，浑然天成的学术成就，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中国知识界历来有一种优良传统，即为了学术事业呕心沥血，如痴如醉的精神和治学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的态度。周桂钿教授钻研王充，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也完全称处上“十年磨一剑”了。
二、缜密分析，升华理论
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通过逻辑分析，摆事实，讲道理，上升为理论，为人们提供思维方式的借鉴。《虚实之辨》作为一本哲学史著述，也具有长于分析的特色。
《虚实之辨》在深入讨论了王充利用墨子的“三表”驳斥有鬼神论，论证无鬼神论之后，又缜密分析了王充对鬼神现象的探究。王充是怎样解释社会上言之凿凿的鬼神现象的呢?本书从八个方面作了分析。第一，凡天地之间有鬼，乃人的“思念存想所致”，是心理恐惧引起的幻觉。第二，人之见鬼，是由于“目光反照”。由于精衰气倦，目光反照，原来所见之事物似乎历历在目，反以为见鬼。第三，鬼是病气，是天上星象不和之气降落地面的显现出的人物形象。因为这种气会伤人致病，也叫“得病之气”、“病气”。第四，鬼为老物之精，是物老之精气变成人的形象。人常接触此物，病时就见到这种鬼。第五，人生未成，变化而去则成鬼。常人有病就会碰到这种鬼。第六，鬼为甲乙之神。甲乙日值班之神是天的特别的气，人病将死之时，它就出来。第七，鬼是有形之物，与人无异，只是居住边远地区，是一种凶恶的东西。第八，鬼为妖怪之气，妖气像人之形象，人就认为是鬼。而妖气也就是太阳之气。所以王充的最终结论是：鬼神就是自然界中的太阳之气变化的。不仅如此，王充还从形神关系的高度揭示了鬼神的本质：人是阴阳之气结合而成的、阴气组成骨肉形体，阳气即精气产生人的精神。人死之后，阳气离开形体，只有形象没有形体，一见恍惚，辄复灭亡，这就是鬼神。这样，他又返回到了他所极力批评的人死精神为鬼的观点。所以，王充也承认，鬼神问题是极为复杂的，自己也不能完全解决，只是提出一些猜想而已。
书中通过分析指出，王充认为，要探索真理，不但要闻见，更需内心思考。如果以为耳闻目见都是真的，不必再加思考，那一定会被假象的迷惑，得出错误的结论。墨家只信闻见，不重视思考，虽然满足了愚民的欲望，却不合智者的心意。他们重视经验，缺乏理论思考，忽视理论研究，是一个重要缺陷。王充批评墨家的经验论，又批评道家的唯理论，“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观点。讲经验不要局限于经验，要深入思考，上升为理论。讲理论要结合实际的具体事例，不要空谈理论。王充就是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对鬼神问题进行了复杂的探讨。给人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启迪。
深重分析，然后升华为理论，是贯穿《虚实之辨》全书的一条主线。比如关于“超前觉醒”的分析。王充为什么能够’超前觉醒”呢?首先是他能独立思考。他不迷信经书，不守师法，不搞章句之学，才能使他摆脱旧学的束缚，冲破世俗陋见，研讨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其次，凡事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问题，是他超前觉醒的根据。第三，生活苦难，忧患意识是促成超前觉醒的重要动力。第四，博学多才，知识丰富，融会贯通，是他比较分析的重要依据。
三、汉宋兼宗，考辨精详
《虚实之辨》一书不驻作出了缜密的逻辑分析，精当的理论升华，而且将这种分析和评论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可以说是汉宋兼宗，考辨精详。关于性命异同的辨证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王充认为，人在禀气的时候，性和命就同时确定了。那么，它们是什么关系呢?本书对此作了考辨，指出王充的说法有两种：一是命就是性，命与性是统一的。如身体强壮之“性”和寿命长短之“命”，是统一的，“故言有命，命则性也”。这是在人的自然属性上，生理学意义上讲的。一是性与命异，是不统一的。操行善恶为性，祸福吉凶为命，“性自有善恶，命自有吉凶”。这是在人的社会属性上，社会学意义上讲的。王充又讲三命说：正命、随命和遭命。正命就是好命，随命是行善得福，行恶得祸，随操行而有吉凶，遭命则专指行善得祸。这是王充对汉人命论所作的理解。但他不同意这种说法，而作出了新的解释：正命是能活到应活的年龄，即百岁；随命是活到五十岁而死；遭命是妊娠时突然遭逢恶物，如遇雷惊，就有的命，它使人天死。与此相对应，王充认为，性也有正、随、遭三种。人禀有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性，是正性；随父母之性，即生物学上的遗传之性是随性；妊娠时遭遇恶物凶象，这个人就有了遭性，同时也就有了遭命。遭性与遭命相一致。这样，通过对性命异同的辨析，就为评论王充的性命学说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再比如，关于王充传记资料的辨析，也颇见工力。本书针对古今学者，特别是台湾学者徐復观所提出的质疑，从“乡里称孝”、“后入京师”、“师事理彪”、“屏居教授”、“特诏公车征”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考辨。如“特诏公车征”问题：首先，谢夷吾了解王充。二人同郡邻县，在接触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样，谢了解王充推荐王充完全有可能。同时，王充传和传记两部史书同时记载“夷吾荐充”，不可轻易否定。其次，谢夷吾是可以推荐王充的。他任荆州刺史，颇得汉章帝赏识。调任巨鹿郡太守，并亲自召见予以勉励。这说明，他具有推荐人才的资格。夷吾荐充和特诏公车征的时间，史无明文，可能就在章和元年之后。第三，王充青少年乃至壮年时代功名心可能很浓，由于得不到朝廷的注意，到了晚年功名心始淡薄，兴趣转到著书立说上，以前期的功名心较浓，否定晚年因病不应召，是不妥当的。同时，范晔写史作传极为严肃，三国虞仲翔亦称王充为“征士”，征士即被征召而不应征的隐士。可见史传所载是可信的。由此，我们也可窥见《虚实之辨》中汉宋兼宗，考辨精详之一斑了。
近世以来，对王充多有评论，如胡适、黄晕、冯友兰、蒋维乔、徐後观、罗光、徐敏、苏思光、除丽桂、黄云生以及日本、俄国学者等，好之者甚众，攻之者终不绝。这些评论褒贬不一，互有得失。《虚实之辨》也采用王充“考论实虚”的方法，选取有代表性的观点。广泛予以评说，“订其真伪，辩其实虚”，从而树立起自己的观点，成一家之言。
王充哲学的主旨是“疾虚妄”、“归实诚”，本书定名为《虚实之辨》，其内在的逻辑主线就是“考论实虚”，所使用的方法是破“虚”立“实”，从而将王充的思想体系组织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浑然整体。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观点，这是一种辩证分析的方法，这是一种批判的科学精神。这就是《虚实之辨》所要晓喻读者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