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祝瑞开
约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和思想用英语全面、系统向西方介绍的译著，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这几部：一部是美国D．卜德先生(Derk Bodde)用英语翻译的冯友兰教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Volume Ⅰ．Ⅱ)，上卷由北平法文书店于1937年出版，下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一部是美国狄百瑞教授(Prof．Wm．de Bary)等编纂的《中国传统资料选》上、下两册(Sources of Cinese Tradition VolumeⅠ．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冯友兰教授的《中国哲学史》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后，近代中国学者总结中国哲学的一部具有力度又产生广泛影响的哲学史著作，美国狄百瑞教授等编纂的《中国传统资料选》则是美国学者和在美国高等院校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科研的华人学者合力编选，阐述较为详尽，有一定深度，是一部篇幅和影响都较大的中国思想史英文资料选。
冯友兰先生曾应邀赴美国讲授中国哲学史，用英语写了讲稿， D．卜德先生加以润饰，名为《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1948年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这是中国学者个人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英文本，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一定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以侯外庐教授为代表，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新的视野继续对中国哲学、思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巨著，在大陆、台湾、东亚和世界范围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侯外庐教授的一些学生和助手何兆武、步近智、唐宇元、孙开太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的基础上加工提炼，并进一步开拓、发展，通力写成了简明通俗读本《中国思想发展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此书受到广泛的好评，已再版数次，且有台湾版。为了促进中外学术交流，何兆武教授独立翻译此书，在翻译中对此书又作了修改。因而与原书有所不同，故书名改为《中国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由外文出版社(北京)于1991年出版。这是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英译本，狄百瑞教授《中国传统资料选》二卷英文本之后又一本篇幅较大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译著。它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与前两本都有不同，风格迥异。此书之出必将进一步充实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国际学术文库，促进西方学者对中国哲学、思想史更为广泛、深入的了解和中西学术文化交流。这是中国学术界、出版界出版的一本有份量的英文译著，值得重视。
此书最大的特色在于运用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对中国从古代到近代众多的重要学派和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思想内涵及其社会意义作了新的探索。着重给予社会的和历史的剖析和解释。较之单纯从思想观念到思想观念的研究，有其合理性和独到之处。这对推动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科学化，有其重要作用和贡献。
此书另一特色是改变过去一般哲学、思想史主要集中论述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状况，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思想文化中的方方面面，如经济思想、科学思想、历史思想、文学思想、宗教以及农民思想等等。对两汉、魏恶南北朝、唐代的经济思想都立专章；对秦汉、唐末、宋元、明末、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想；对宋元时期的道教思想都单立一节进行探讨。全书用较短的篇幅，比较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为主导的多种思想发展的全貌和全过程。头绪多而不乱，阐述要而不繁。这是此书又一显著特色。
这里需要说明，运用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这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或者说它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方法。并不排斥从思想观念本身及其演变发展作相对独立的研究，即用哲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在笔者看来，两种方法不是绝对对立的。相反，二者的结合和创新却是可行的，也是非常需要的。二者的充分、圆满结合必将更有助于了解中国和人类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及其发展的轨迹和深远的社会意义。
以侯外庐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运用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办法来研究中国思想文化，还只有几十年的功夫。从执笔到初步成形经历了艰苦探索的曲折过程。由于时代的限制和研究本身进展的局限，对中国长达数千年之久极为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不少问题不是一下子都可以梳理清楚。此书对有些问题的分析、探讨也并不都是很成熟、定型的。我个人感到特别需要提出的，对宋明理学Neo-Confucisism的消极、落后面谈得多，而对其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和贡献探讨论述则不够。这些需要在新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
何兆武教授在翻译《中国思想发展史》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一边翻译时，一边对此书进行了修改。在翻译中还补充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和译者个人的一些独到见解。这些修改、补充和发挥对读者理解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会有启迪和帮助。
这，反映了何兆武教授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同时进行了创作。当然，何教授是在征得原书几位作者同意时进行的。这就使现译本呈现在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者面前更为充分、完整和有说服力。
用英语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中国哲学和思想不仅需要对中国哲学、思想史有透彻的了解，同时更为需要熟练、精湛的英语知识和高超水平。兼备这两方面的学识和才能是难能的，也是不多的。何兆武教授殚精竭虑，穷二年之精力译著此书，参阅了大量英文译著成果，字斟句酌。包括怎样使用一些简单的学术词语，如ma- terialism和naturalism(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等，都煞费思量，其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特别是此书继冯友兰先生之后由中国治哲学史的学者自己用英语向世界介绍我国学术研究成果，改变长期以来这一领域更多的是西方学者的单向努力为中西学者共同的、双向的努力。这是很可喜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20世纪即将过去，新的21世纪即将来临，在此世纪之交，展望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西文化的从本世纪更多的碰撞必将走向更多的融合，相互借鉴和吸收，以创造、发展人类的新思想和新文化。此书之出，必将有助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的了解，促进相互补充、相互借鉴这一文化总趋势的发展。
注：侯外庐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略》也曾有英文译本(原由外语出版社1962年出版)，但均系外语工作者翻译，且原书较为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