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伯崑
Abstract：The outline raises many important issues(for our consideration)on stud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The Book of Changes．These are of great immediate significance with regard to scientific research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from now on．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一)关于哲学史观
(1)有两种哲学史，即本然的哲学史和人写的哲学史。人写的哲学史，随着人们对客观历史认识的深入，是不断改写的。哲学史研究中的独断论和不可知论，都不可取。古今中外的学术史证明，人写的历史总是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只要对客观历史进程有所揭示，有所认识，即作出了贡献。
(2)任何写的哲学史，都受某种哲学观和史学观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学派，相互争鸣，才有史学的进步和繁荣。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二十世纪影响深远的一大学派。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史学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形成自己的风格，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是否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我认为，由于大陆学人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思维的传统，论证宋明道学中，除程朱陆王学派外，还存在着以张王为代表的气学派，从而为写的中哲史增添了新的篇章。其取得的成果，是其它流派的中哲史研究所不能代替的。
(3)但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哲学史研究，也走过弯路，有许多失误，受到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同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哲史，可以形成不同的流派，不必强求一律。左倾教条主义则认为，只有他那一家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从而将百家争鸣引向党同伐异，破坏了学术自由讨论的原则，使中哲史的研究，长期陷于困境。我们这一辈的哲学史工作者身受其害，目前仍面临清理极左思潮的任务。
(4)但清理极左思潮的错误，不等于否定或抛弃“五·四”以来兴起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传统。我认为，这一学术传统，为我们揭示哲学流派的形成及其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大陆的哲学史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应珍惜这一传统，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这一传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何种观点写哲学史，是研究者的自由，不应干涉。至于其写的哲学史是否符合客观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不是靠作者的自我表白，而是靠学术群体的科研实践来检验。
(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
(1)各民族的哲学史，一方面存在共性，即理论思维的逻辑性；一方面又存在个性，即本民族文化的特色。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研究中国哲学，要防止两种偏向：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
(2)马克思主义属于欧洲的学术传统。左倾教条主义不是以其学术观点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而是向中国哲学中寻找其结论，其结果写的中国哲学史变成马列哲学的注脚，抹煞了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我们不能再走这条道路。但由于清理极左思潮的影响，从而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同其它民族的哲学思维相比，没有共同的语言，无共性可言，甚至宣称人类未来的文明都要走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这种夸大中国哲学特殊性和论点，难免将中国哲学的研究引向自我封闭和复旧的道路。
(3)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大的有儒、释、道三大系统。此三大系统的哲学家，从汉朝开始，大都以经学的注释和诠释的形式，阐发了其理论思维的内容，其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同其所依据的经典不可分割。一部哲学史，就其主流说，也可以说是一部对元典的解释史。此种学风，一直沿续到近代。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不能脱离各系统的经学史。各派对其元典所作的诠释，一方面有其理论思维的逻辑性，一方面又各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4)一部成功的中国哲学史，不仅要表明其内容是中国的，不是欧洲的；而且又要阐明其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将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人类精神财富之一，纳入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轨道。
(三)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
(1)写的哲学史，一方面要给读者以系统的历史知识，不同于阐明哲学体系的哲学论著；一方面通过历史的叙述，给人以智慧，历代哲人追求真、善、美的智慧，以提高和锻炼人们的理论思维水平和能力。总之，写的哲学史，要有哲学味，使人们读后在思想上有所受益。哲学是文化的头脑，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灵魂。弘扬中华文化及其哲学的优秀传统，将中国人的智慧传播于世界，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2)在极左思潮流行的年代，大陆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没有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成是自己的主要任务，而是将写的中哲史看成是宣传马列主义条条的教科书。当时的哲学史工作者致力于对历史上哲学家和哲学流派进行所谓的阶级分析，论证其归属于哪一阵营，从以为阶级斗争服务，很少去总结其理论思维成果及其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历史上的唯心论采取粗暴的否定态度。这种轻视理论思维的严重失误，今天，仍有清理的必要。
(3)然而历史上哲学家提供的理论思维的内容和形式，是丰富多彩的，涉及的领域和问题是多方面的。如果写的哲学史，只局限于一个方面，如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或内心修养的境界等，而忽视其它，也是一种偏向。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代表。哲学史也是对人类精神生活反思的总结，为人类未来生活提供借鉴。全面探讨中国哲人的理论思维发展的进程和成果，进而阐明其对中国宗教、科技、文艺以及社会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影响，使今人从中受到启迪，写的哲学史方有其生命力。这也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4)一部理想的中国哲学史，应包括释义，明理，求因和评判四方面。释义，是依据文字训诂，文献考证，对哲学家提出的慨念、范畴和命题作出确切的解释；明理，是分析其理论思维的内容和特征，考查其演变的历程；求因，是阐明其理论思维形成的原因，包括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评判，是指出其理论思维的价值及得失，引导人们向前看。这四者，缺一不可，要下苦功夫，方有收获。衷心期待中国大陆中青年一代哲学史工作者，在总结正反两方面治学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既符合历史实际又适合时代需要的高水平的中国哲学史，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新贡献。
二、易学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一)关于周易文化中的两种传统
(1)自汉朝以来，对周易的理解，存在经学和数术的分歧。前者是对周易经传的再诠释，阐明其学理；后者是利用周易中的占筮术语，为人卜问吉凶，以谋取钱财。近年来，在文化界兴起的“周易热”中，有些以研究周易为名义而建立的学会和创办的刊物，长期以来，宣扬和刊登占卜算命的言论和文章，出版了多种宣扬算命术的书籍，甚至称算命术为“科学的预测学”，有意混淆易学与数术的区别，严重干扰了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大方向。易学界的有识之士两年来发表了许多论文，同文化界的占筮派展开辩论，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占筮派并未因此退却，继续干扰和破坏易学研究的方向。此是有关科教兴国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我们衷心期待文化界的占筮派，勇敢地站出来，参加这场辩论。
(2)占筮派的言论所以迷惑一部分人，其中一条原因是，他们将数术纳入象数易学领域。象数易学是经学史上的一大流派，以象数范畴解释周易经传中的文句，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易学体系。而占筮派是利用象数学派提出的一些概念、范畴、炮制一套占卜吉凶的算命程序，二者不能混淆。盼望易学界的同仁，就此课题，即象数易学与数术的关系，开展深入研究，以正视听。对历史上的数术派的著作，包括讲阴阳风水的书，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澄清其影响。当前出版的“数术概论”一类的著作，不是研究，而是变象地宣扬古老的算命术。将这场论争，从通俗宣传，提高到科研的高度，是易学界面临的任务之一。
(3)在中华文化史上，从汉朝开始，出现了一批反对愚昧迷信，弘扬科学精神的学者，如王充、吕才、熊伯龙等，他们对占卜算命、阴阳风水等数术的批判，今天看来，仍有其生命力。我们应整理他们的著作，结合当代的科学知识，加以评价，以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教育青少年和受数术蒙蔽和欺骗的人。
(二)周易经传研究中的问题
(1)周易经传是易学的基石。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经传的研究取得较多新成果，特别是依数字卦和帛书本周易经传提供的新史料，围绕经传的形成和传播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许多新见解，加深了经传研究的力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但统观全局，有许多难点尚待突破，需易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将经传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2)关于易经的研究，尚待解决的问题有：今传通行本易经是一人一时之作，还是经过西周掌管卜筮的官吏们陆续编纂而成；作为易经符号系统的卦爻象，奇偶两画或阴阳二爻，八卦和六十四卦，其形成是否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如何评价数字卦的史料价值；作为易经文字系统即卦爻辞，其文字，文句，文风以及其所表术的内容，是否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易经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是否存在对应关系，如何理解其对应关系。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周易的性质和形成的问题，是值得深入研讨的。近年来出版了许多论易经性质和作者的专著，有些见解，十分奇特，但大都出于猜测和对经文的误解，并无可靠的史料为依据。盼望易学界的同仁，运用科学的治学方法，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写出一部新的《周易探源》，反映我们这一时代的研究水平。
(3)关于易传即十翼的解读问题，我曾提出两套语言即筮法语言和哲学语言说，说明易传解经的特点，因为近年来发表的谈易传哲学的论著，大都脱离筮法问题，泛谈其哲学思想，未能揭示出易传哲学的特征。我的看法是否妥当，可以讨论。关于易传解经的体例，有取象、取义和爻位三说，如何理解三者的差别，取象说是否最早，为易经的本义，还存在着分歧，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课题。关于易传的作者和学派归属问题，即属于道家还是儒家系统，易学界曾展开热烈的讨论。其意义在打破传统经学家长期坚持的尊孔读经的周易观，有助于探讨易传哲学的特征及其形成的过程。由于帛书本易传文的公布，再次引起易传是否孔子所作的争论，此争论对探讨儒家传易的历史也是有意义的。关于易传哲学思维的特征，特别是其阴阳观，近年来，学术界通过与西方辩证思维的比较研究，将其归结为两元互补论，应是一种突破。但探讨其它思维方式，如变易思维，观象思维，太极思维，易简思维，三才思维等的内容和价值，还刚刚起步。关于已出版的解释易传文句的著作，其解说，大都还是以传统经学家的注释为依据，很少有新的突破。辨别传与学之异同，揭示传文的本义，仍是一艰巨的任务。
(4)关于周易经传的注解，近年来已出版了多种版本，统观其内容，不外两种倾向：一是依传统经学家以传解经的学风，特别是义理学派解经的学风，解读经传文句；一是主张经传分开，以经解经，以传解传。这两种类型，各有所见，亦各有所不见，如何统一起来，是一大难题。有些论文和专著，处理此问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值得借鉴。进一步探讨经传之异同，特别是检讨彖、象二传对经文的解释，仍是刻不容缓的事。此问题不妥善解决，很难准确地将周易经传译为欧洲文字，传播于世界。
(三)关于易学的性质、内容及其历史
(1)易学这一学科，从汉朝开始，属于儒家的经学系统。按现代的学科分类，它应属于哲学系统。易经乃中国哲学的源头，是中国哲学史的第一章。但易学的内容，不限于周易经传，还包括历代易学家对周易经传的注释和阐发。其所作的诠释和阐发，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易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价值，是哲学和哲学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我写的《易学哲学史》只是初步的尝试，还不等于易学史。
(2)易学的影响，不限于中国哲学，而且渗透到中国文化的许多领域，从而使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易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近代以来，由于西学输入以及占筮派的干扰，易学的文化价值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探讨易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如宗教、社会、政治和伦理观以及军事、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的影响，也是易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此项研究，正在起步，已出版了一批专著，虽尚不成熟，但为易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面临的问题是，探讨二者的关系，不能局限于易传，应扩大到历代易学的有关论述，以见其全貌。我们期待一部高水平的《易学与中华文化》的专著，早日同读者见面。
(3)关于易学史的研究，近年来亦有进展，特别是有关象数易学和宋易的研究，但尚无较系统的通史问世。此项研究，应将历代易学家探讨易经中象辞相应之理，即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的对应关系，作为重点，加以评述。因为易学史上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的分歧，基于对解经体例理解的分歧。目前出版的有关象数易学史的著作，往往脱离或不分析此派对经传文句的解释，大都泛谈各种图说，应加以改进或补充。有的著作，所以热衷于谈象数易学的历史，甚至视其为易学的正统，其目的是为占筮派所炮制的取象说作辩护，这种研究，实不可取。关于易图说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澄清了许多误解，但仍停留在考证和辨伪的阶段。阐明易图所蕴涵的义理或思维方式，也是易图研究者的任务。近年来，易学爱好者发表了许多关于解释河图、洛书的文章和专著其中有的是阐发他自己的观点，然而却声称“揭开了千古之奥秘”。此种六经注我的学风，实有碍于易学史的研究。有些易学史的论著，旨在阐发各派易学的义理，以显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精华，有助于当代文明的建设，为易学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就易学史上的解字系统说，将历代易学家关于周易经传文字、训诂和校刊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评论其得失，目前尚无此类著作问世。这要靠文字学专家们的努力了。此项研究，实有助于周易经传形成和传播问题的解决。
(4)历代易学所以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于其所倡导的思维方式。其思维方式是丰富多彩的。初步研究，有直观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以及象数思维等，其中以辩证思维最为突出。此外，还有人提出联想思维，类比思维，三元联通思维等。关于易学思维方式的探讨，中国大陆的学者，颇有兴趣，已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专著。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定位易学思维方式的特征，进而说明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其中关于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关系，应是讨论的重点。就易学的符号系统说，卦象的结构和排列的程序，既是逻辑的，又是辩证的，二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以此种思维方式，考查世界，易学家提出许多可贵的命题。如能从中总结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无疑对新的思维方式的形成，会起积极作用。
(四)关于科学易的前途
(1)由于欧洲近代哲学家莱布尼兹对邵雍先天图式的解读和现代欧美一些自然科学家对东方思维方式的响往，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和易学爱好者受其影响，探讨易学与科技发展的关系，在学术界兴起了与人文易相对称的科学易。科学易是易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是对传统经学家以周易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圭臬的突破。在中华元典中，只有周易系统的典籍，同科技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展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无可非议的。但如何开展此项研究，近年来，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些见解，甚至针锋相对。此是一件好事，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2)关于目前已发表的科学易的论述，应加以分析，有的是有前途的，有的是没有前途的，应从其所从事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研究中，分别检讨其得失。就历史的研究说，有些关于论中国古代科技与易学关系的著作，企图从周易经传中的辞句中，引出古代科技成果，这种研究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专著，如关于易学与古代数学的研究，从古代著名数学家的成就中，分析其受易学思维的影响，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此种研究是有前途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科技家，如张衡、刘徽、一行、沈括、张介宾、宋应星、徐光启以及方以智等，都精通易学，有的则是易学大师。总结他们的治学经验，可以揭示出易学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目前有关中国科技史的著作，以阐述发明创造的成果为主，很少涉及古代哲学对发明创造所起的正面作用。通过易学的研究，可以填补这一空白。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谈到文化背景时，局限于儒道两家，特别是道家的思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欠。
(3)关于易学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关系，尚处于探索的阶段。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和专著，介绍了欧美和中国的一些科学家对易学文化的赞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还应进一步深入分析其所以赞赏的原因，并评论其得失。关于莱布尼兹二进制与易学的关系，由于第一手资料的中文译本已公布，此项研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澄清了所谓莱氏依易图而发明二进制的误导。探讨易学与当代科技的关系，应从思维方式问题入手，重点研究易学思维是否有益于当代科技思维的发展，以促进新的发明创造。目前已发表的科学易的著作中，有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即向古老的易学模式中寻找近现代科技研究的成果，视周易为包罗各种科学的百科全书，这种研究，是没有前途的。
(五)关于易学的现代化
(1)关于易学的研究方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强调应研究周易经传，从事文字训诂和文献方面的考证与解释，将易学研究纳入古籍研究和考古研究的领域。有的强调研究易学，不能脱离今人的现实生活，从而追求易学的现代化。我认为，两种方向，不可偏废，而且可以相互促进，不应排斥一方。关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有待解决的普遍问题。倡导现代化，无非是想使传统文化，从新获得生命力，不至于流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此涉及到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易学的研究也不例外。统观一部易学史，每一时代的易学家对周易经传所作的诠释，都反映了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要求。此是意识形态发展的一条规律。
(2)但如何实现传统易学的现代化，确实是当代易学研究中的一大难题，须从多方面探索。近年来出版了多种周易经传的今译本，这项工作，属于语言的表述问题，不涉及对其内容的理解，还不能称为现代化。就周易经传的解读说，如果从现代人的生活需要出发，注解其中的义理和文句，使人们读古典著作，产生一种强烈的时代感，从中悟出处理人生问题的某种智慧，这种工作，方称得上现代化。可喜的是，目前已出版了这种易经新解的著作，为推进易学现代化开辟了一条途径。
(3)关于易学现代化的另一条途径，是与当代科学相结合，即以易学思维为指导，促使某一学科的内容得以更新。此课题的难度也相当大，目前尚处于探索中。就社会科学领域说，近年来已发表了不少有关易学与管理学的论文和专著，即是一种探索。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管理学，包括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传统的易学思维同当代的科学管理思维融为一体。就自然科学技术领域说，由于信息科学的迅速发展，有些易学与科技专家，正在运用中国传统思维和易学符号思维从事电脑软件的更新。这需要科技家与易学研究者的密切合作，方见成效。如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能转化为生产力，易学现代化的工作，也就有了踏实的基础。
(4)创建新的易学体系，是易学现代化的另一种尝试。这种工作，不只是予传统易学以新的诠释，而更重要的是发扬传统易学思维的精华，吸收当代哲学和科学思维的积极成果，建立新的易学理论体系，如同中国当代哲学家们所从事的哲学体系的创新工作。实现这一任务，一方面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敢于破除传统思维的旧框架；一方面要有丰富的易学知识，深厚的哲学和科学的素养以及严肃的治学态度，方能有所建树。有一本名为《新易学》的专著，试图依传统易学中的阴阳观，创建一辩证系统论符号哲学和符号逻辑，这一设想是有意义的。但其内容，同传统易学提出的有关命题，毫无联系，此种脱离传统的创新，是值得商讨的。
三、中国哲学和易学研究中的方法论
(一)关于方法论问题
(1)这里谈的方法论，指哲学史和易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属于史学研究的领域。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应有所区别。前者是依传统哲学提供的资源，通过新的诠释，建立其哲学体系，其治学方法，因其体系而异。后者属于史学领域，其宗旨是求实，揭示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规律，则存在着共同遵循的治学方法问题。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前者为照着讲，后者为接着讲，二者虽有联系，但又有区别。
(2)研究哲学史的方法，从学术史上看，并非同出一辙，从古代到现代，各有所见。如果其使用的方法，对客观历史进程有所揭示，在求实上有所建树，即应肯定。我的治学方法颇受老北大重实证，老清华重分析以及唯物史观派的影响，这是我所处的学术环境造成的。至于运用这些方法，在研究中是否有所建树，那是另一问题。其经验教训是值得总结的。
(二)关于实证的方法
(1)“五·四”以来兴起的新史学，继承清代乾嘉学派的学风，以实证作为研究历史的方法。史学中的实证方法是将史料的研究置于首位，依史料下结论，所谓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靠史料证实其结论是否正确。运用史料，不能夸大史料提供的内容，或对史料加以任意解释。史料包括可信的文献记载和出土的文物。其对史料的研究，包括文字训诂，文献考证以及对史料的解释。如果出现了新史料，则修正前人所作的结论。这是一种较为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即是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哲学史的典范。近年来，在易学研究中，有些中青年学人，没有可靠的史料为依据，动辄将自己的设想和猜测说成是“揭开了千古之谜”未免太轻率了。有关哲学史的论著，如果在史料上不能过硬，其所立的新说，不可能流传下去。
(2)如何对待古代文献的记载，“五·四”以来有三种意见，被称为尊古，疑古和释古。这三派各有所见。对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不能一概视为传说，轻易加以否定，此是尊古派之所长。但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对以前历史的论述，往往含有渲染和神化的成份，不能尽信为实，此是疑古派之所长。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有些论述，虽然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并非凭空炮制，应予以合理的解释，作为考查史实的依据，此是释古派之所长。在对待史料问题上，应本着求实的精神，吸取各派的优点。
(3)实证的方法，并非研究历史，特别是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惟一方法。将历史的研究，归结为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解释，也是一种片面的见解。但脱离史料的证实，其所作的分析和论述，则成了空中楼阁。青年的哲学史工作者，应在史料上下苦功夫，为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奠定基础。
(三)关于逻辑分析的方法
(1)所谓逻辑分析，是指对历史上哲学家提出的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剖析，分别其异同，郭象称为“辨名析理”，哲学史家黄宗羲称为“中毛茧丝，无不辨析”。逻辑分析方法，并非只是西方的传统。近代以来，伴随西方的形式逻辑学的输入，增强了人们对这一方法的认识。逻辑分析法，是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必备的或特有的方法。因为任何哲学家的哲学体系，都是通过概念和命题来表述其哲学思维的。哲学史家不辨别其理论上的异同，确定其学说的宗旨，一部哲学史便成为一本糊涂帐。
(2)冯友兰先生是本世纪倡导运用逻辑分析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先驱，并且运用这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特别强调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运用这种方法。这同古代汉语的特征是分不开的。汉语非拼音系统，汉字为方块字，亦非曲折体。一字有多种歧义，写出的文章，往往言简意赅，文约义丰。对其提出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如不进行逻辑分析，后人往往不知其所云。如道家系统和佛家系统提出的有、无范畴，易学史上的太极范畴，各家的理解和论点并不尽同；哲学家们使用同一范畴或引述同一命题，其内涵往往存在着思维路线的分歧。如不从事逻辑的分析，不可能将各派理论思维的特征及其发展的进程，揭示清楚。对中国哲学中的概念、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切忌断章取义，须对其内容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方能切中要害，同样要下苦功夫。
(3)在极左思潮流行的年代，逻辑分析法遭到排斥，如同排斥形式逻辑一样，指责其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法，这是极大的误解。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致使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能实现总结其理论思维成果的任务。近年来，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逻辑分析法，不适用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属于直觉型，经验型，体认型。此种概括，难以苟同。即使中国哲学中存在这一传统，如禅宗和陆王心学所追求的，但这属于领悟或履行其哲学信条的修养方法问题，同哲学史的研究是两回事。
(4)运用逻辑分析法，除研究者本人具有逻辑思维修养外，还要熟悉汉语发展的历史。因为语言文字是概念和命题的表述形式。不通晓一个时代的语言特征和变化，所作的逻辑分析，往往脱离其本义。运用逻辑分析法，还要同一个时代文化背景结合起来，否则，所作的分析，则流为附会。如《荀子·天论》中头一句话：“天行有常”。他当时所说的“天行”，指日月星辰和四时的运行；“有常”，谓有常规。如果对此命题的分析，脱离当时的汉语水平和文化背景，导出这样的法论：“自然界的运动是永恒的”。这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了。
(四)关于唯物史观的运用
(1)构建某种哲学体系，无须运用唯物史观方法，但研究历史和哲学史，不能不运用这种方法。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创见。唯物史观的方法，无非是说，将历史上出现的学说、理论和思潮，置于其形成的历史条件下来考查，并以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依此而形成的社会制度的变迁说明一个时代思潮兴衰的原因。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哲学史工作者，依此方法，探讨了中国哲学形态演变的原因和过程，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是不容抹煞的。
(2)但在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唯物史观的运用，受到严重的干扰和歪曲。左倾教条主义者将其引向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他们认为，哲学家提出的概念、范畴和命题都直接来源于经济关系，甚至提出阶级分析法，将哲学思维的差异，一律归结为维护不同阶级的利益，从而导出唯物论进步和唯心论反动的结论。其错误在于不承认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形态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将认识问题同阶级关系混为一谈，不肯承认逻辑思维是全民共有的精神财富。以此种分析法，考查道德问题，导致对传统道德的全盘否定，为中哲史的研究带来严重的损失。但由此认为，哲学思维的发展，可以不受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阶级关系变化的影响，将逻辑的和历史的隔离开来，在研究中寻求哲学家的纯粹抽象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片面的见解。
(3)任何影响大的哲学流派，一方面是其所处的时代的产物，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有其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又含有永恒的东西，即逻辑的东西，人类认识世界的智慧结晶，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其价值。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研究一个时代的哲学形态，切忌将其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如同洗澡水中的婴儿，一起泼掉。如能正确区分一种哲学体系中时代的和超时代的内容，在评价问题上则不至倒向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形式主义。
(五)关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
(1)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的输入，欧洲的哲学不断传入中国，以欧洲哲学发展的历史为参照系，考查中国哲学的历史，乃时势所趋。今天，我们研究或写中国哲学史，不能回到《宋儒学案》、《明儒学案》一类学术史的老路。运用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有助于认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性，并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二三十年代，胡适和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开创了以西方近代治学方法研究中哲史的新风尚。
(2)西方哲学史家运用的史学范畴，如形上学，宇宙论，本体论或存有论，唯物论，唯心论，机械论，目的论，生机论以及一元论、两元论等，已被中国哲学界所接受，作为考查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借鉴。但运用这些史学范畴，研究中国哲学，不能忽视中国哲学的特色，否则流为中西比附，将中国哲学变成西方哲学的翻版。如在易学研究中，将中国的阴阳学说等同于矛盾论，即是一例。长期以来，在中西对比的研究中，中学西释的风气，颇为流行，即以西方某一流派的观点解释中国哲学中的理论思维。此种诠释，作为“接着讲”的一种形式，无可非议，但以此代替历史的研究，未免将中国哲学欧洲化了。
(3)由于清理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有人认为以西方的唯物论和唯心论解释中国哲学的内容是一种错误。我的看法是，无论西方和东方，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回答，确实存在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分歧。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将其普遍化，将一切哲学流派和哲学问题都纳入两条路线关键斗争的框架，而且采取扣帽子的方式，代替具体的分析和论证。以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考查中国传统哲学，就方法论说，亦属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领域。对此问题的处理，不要重蹈前人的错误。
1998年9月5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