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田原嗣郎
Abstract：The inflH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n Japan from5th century till 19th century was very deep．Japan was surrounded by Chinese civilization．Afterward Japart accepted and absorbed the Western culture．A Question for diSCHSSion on idecdOgical history of Japart is to probe into a proper place of Japanese spirit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 in ideological history of Japan and relations between them．
一、前 言
日本列岛由于自5、6、7世纪到19世纪为止深受中国文化、其后是西欧文化的影响，并将其吸收，所以日本的思想看似是外来思想的堆积。在日本列岛中，文化的发展较中国大陆迟1000～1500年。儒教、佛教以及律令等中国文化经由朝鲜或是直接传来时，列岛中尚未存在能与其匹敌的、具有高度抽象化理论的思想，但已经形成了能够将其自主地接纳的思想基础。外来思想在此基础上堆积，在影响着这个思想基础的同时，其本身也在变化着。但在表面上，却好像中国的思想原封不动地被移植到了日本。在这之后，中国文化也不断流入，直到19世纪中叶，说列岛一直在中国文化的包围中也不为过。在这期间，从中国传来的思想与日本的思想基础间的相互作用持续着，后来形成了接纳西欧思想的基础。到那时为止，在日本，学问意味着汉学，思想性的表达词汇的半数以上是借用中国的。
二、作为学问的日本思想史的成立
作为近代性的学问的日本思想史学是由村冈典嗣(1884～1946)及津田左右吉(1873～1961)创立的。村冈假设在本居宣长的古典学的基底存在着德国古典学者August Boeckh(1785～1867)的“被认识者的再认识”这一文献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本居宣长》一书。日本思想史这一学问，凭借在本居宣长中发现西欧的学问的方法而继承宣长，并以宣长为对象的著作而成立的这一点是象征性的。本居宣长认为，自古以来，日本人的思想被中国思想=汉意改变，为了弄清未被汉意淆化的古代日本人的思想，以日本最古老，虽使用汉字却是用和文书写的《古事记》为对象，自觉运用排除一切被汉意淆化的后世的推理与解释，无先人之见地、原原本本地接受《古事记》的方法，著了《古事记传》。村冈是从排除日本的儒教与佛教思想这一点上发现日本固有的思想(在宣长的认识上是“普遍的思想”)的宣长的研究出发的。
津田的登场稍迟于村冈，他站在独特的立场上，几乎看不出来自他人的影响，自1916年起花了21年的时间出版了4册《文学中体现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1]它概观了古代至江户时期的日本思想史，力图将思想放在与现实生活的关联下去理解。他认为儒者和佛教思想家的教义、哲学是与国民的现实生活几乎无关的知识分子的书本上的知识及思辩的产物，对此给予了极低的评价，与之相对应，广泛地使用了平民的文艺等材料。
井上哲次郎出版了运用西欧哲学的范畴研究德川儒教的三部作(《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是在1900～1905年，这成为村冈等人的前史，但可以称作日本思想史学的创始者的村冈、津田却采用了与其相反的方向。这也是对以井上为代表的“国民道德论”的研究的排斥。国民道德论是指主张在“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将西欧的伦理混合于传统中所欠缺的部分，从而树立国民必须遵守的新的道德。这里的传统思想意味着儒教、佛教、神道，核心是儒教。井上的研究是将德川时期儒教的历史作为思想史对待的最初的成果，但他的研究中先行着“国民道德”的振兴这一政治目的。这一流派成了本世纪30年代以后的“日本精神”论的源流。“日本精神”论是认为存在着贯通古今的“日本精神”这种东西(实体)，并认为其在历史性地以各种各样的状态自我发展。这样，所有的外来文化都被看做本来就潜在于日本精神内。从井上的成果中可以看出，这不是想排除西欧思想，而可以说向往着无原则地将东西方思想混合，这又在深处与统治阶层的保守的政治倾向相关联。日本思想史的学术性研究排斥这种政治性的潮流，站在非政治的立场上，根据文化史的方法，主张在与这种“传统”不同的地方存在着应该弄清楚的日本的思想。稍迟于此二人，受德国文化史的方法的影响，于1926年出版了《日本精神史研究》的和迁哲郎(1889～1960)也属同一行列。
1922年在东北帝国大学设置了法文学部，开设了研究日本思想史的讲座，村冈出任了教授，而除此之外，没有学术性地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地方。作为另外的系统，还有永田广志(1904～1947)、三枝博音(1892 1963)、羽仁五郎(1901～1983)等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但他们的登场太迟，属1934年以后的事情，没能取得充分的成果。1931～1945年是军国主义、“日本精神”横行的时代。这时期被讴歌的“日本精神”受明治时期的国民道德论的影响，不是单纯的对日本固有的东西的复原，而是意味着加入“超越”英美为中心的近代的“世界新秩序”。
这一时期的学术性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很薄弱，儒学由支那哲学、佛教由印度哲学、和文书写的东西由国文学的学者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一般是个别地、对学者、思想家的见解分散地进行的研究。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之所以没能发展，虽然也有排斥“日本精神”的原因，但最大的原因是研究院的关心基本上被西欧的学术、思想所占领。但是，这种研究本身也有问题。那是因为由于回避了作为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思想，于是研究日本思想的意义便不明确了。但在这一时期，丸山真男(1914～1996)写了两篇对战后的研究起决定性影响的论文，即《在近世儒教发展中的徂徕学的特性及其与国学的关联》(1940年)、《在近世日本思想史上的(自然)与(作为)——作为制度观的对立统一》(1941年)。在古代至近代的广泛的领域内对日本思想史学界做出巨大成就的家永三郎(1913～ )也出版了《在日本思想史上否定的论理的发展》(1940年)、《在日本思想史上的宗教的自然观的发展》(1944年)。
三、日本思想史学的展开
1935年至1945年，学院式的世界也受到了军国主义和“日本精神”的压迫，但它的主流却一贯保持了正统的西欧化路线。正统的西欧路线是指认为明治以来的近代化是不彻底的，而追求市民社会、近代的个人的实现。它又具有抵抗培育“政治的”资本主义，大量包含前近代因素的过大的国家权力的倾向。
丸山的研究是反时代潮流的，但却是纯粹的学术性的研究，并不是直接地批判社会的现实，丸山的研究发表于东大法学部的研究纪要《国家学会杂志》上。这种研究在社会上属尚未广泛传播的范围内，它的存在是被承认的，丸山的论文在学院式的世界里得到了共鸣而被接受。
战后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是在丸山论文的强烈影响下开始的。(但是对古代、中世纪的以佛教为中心的日本思想史的研究的影响很小)他的第一篇论文以德川时期的儒教为主要对象，但却不是从题目可以预想的儒教思想的研究。丸山从Karl Mannheim(1893～1947)以及Franz Borkenau(1900～1952)学取方法，不是着眼于德川期儒教的内容，而是思维方法，论证了德川初期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的思维方法分解的过程即近代意识成长的过程。这些论文对战后的研究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一个原因是清楚地展示了根据西欧的学术方法，可以将以与西欧思想完全不同的思想即儒教为中心的德川时代的思想史同西欧的思想史同样对待。第二个原因是将德川儒教分解过程置于历史发展的方向即近代化的道路上。从正面论述带着外来思想的面孔却成为日本传统思想的核心的儒教，作为分析的对象这一点也很重要。在“传统”思想以外寻找日本思想史的主流这一初期的偏向被指正之后，作为日本思想史的材料，涉及到儒教思想已成为很普通的事情。这些论文到了1952年12月作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版，增加了影响力。
丸山论文的问题点是将朱子学的思维方式置于德川思想史的出发点上。第一点是认为德川初期的朱子学与中国的“朱子学”保持相同的思维方式；第二点是认为朱子学是德川初期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从第二点来讲，自称正统的朱子学的山崎暗斋和朱子学批判者山鹿素行、伊藤仁斋都是同时期的人物，作为社会意识形成的朱子学的普及和批判是同时进行的；第一点指出德川期的朱子学者及朱子学批判者作为“朱子学”所理解的思想在关于朱子学核心的“理气说”上与本身的朱子学显示了不同的理解，而在德川社会中朱子学是被“修正主义地”接受的。因此，认为德川思想史的过程是朱子学的思维方式的崩溃过程，即近代思维方式潜在的成长过程的丸山论文的构想是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的。
而且，丸山论文中欠缺说明中国与日本思想差异的部分。为了补充这些缺欠，就有必要比较研究中国与日本的思想，例如朱子学是如何不同的；其次，既然思想的实态不同，就必须将其具体地重新弄清，这样，德川思想史的构成本身也会变得不同。继丸山论文之后的研究将这些问题收入视野，可以说是在通过这些研究重新认识德川思想史的构想下进行的。
四、现 状
战后25年，到了本世纪70年代，为了实现现代的课题，对能够成为历史遗产的思想的再评价成为问题，研究者也增多，日本思想史的主要文献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介绍、出版(《日本思想大系》、《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等)。在大学等地也经常举办日本思想史的讲座。但是，进行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培养研究者的设施很少。[2]
以丸山为首进行的战后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姿态是根据西欧起源的合理主义，弄清日本思想实际的应有状态。这个研究的方向轴是自战前开始的日本学院风气的主流，是站在西欧的立场上，对待作为他者的日本思想这一姿态。评价“传统”思想的，自明治以来几乎一贯是当权者一方，因为它一直阻碍合理主义及个人的确立，所以学院式的一方未能转变其基本姿态也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构成支持战前天皇制的传统的各种思想的核心的儒教思想逐渐失去明确的姿态而扩散，到了1970年左右新宪法体制固定，天皇制的威胁变小。与此相对应，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也逐渐分散。也曾出现过不是将德川思想史作为一条线，而是各种思想的复合来理解的观点，但没有达到综合全体的阶段。
最近对近代合理主义、西欧中心的思想、学术的批判性方向变得有力，出现了尊重西欧以外的各地域独特性的倾向，对于日本思想，文化的姿态也有了变化，出现了将丸山为代表的方向作为近代主义批判的人，但是我认为，这一倾向本身深受西欧的影响，大的框架并没有改变。
五、课 题
日本思想史研究最大的课题是写通史。在日本思想史上，主角是外来思想，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更替，因为没有能够成为核心座标轴的思想或是意识，所以写作为持续发展的历史的通史很困难。在开始我也提到过，开始接受中国文化时期没有抽象的理论，却存在着自主地接收，吸取外来思想的基础。这一点，从接收外来思想时采用一定的倾向或是角度上可以看出。例如，外来思想被日本社会接收时，它的形而上学，终末论却不被接受。暂不究其原因，单从结果来看，外来思想没有达到从根底上规定日本人精神生活的领域。这意味着儒教和佛教等的思想分量轻。日本几乎不存在因为这些思想而自杀或被杀的事实。
从生活中涌出的native(土著)思想从根底制约着共同生活的人类集团的生活，但移入另外的人类集团，被吸收的思想却只在有用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我认为外来思想的根基浅，在其根基的根基处有另外的自古以来固有的意识在控制着。表层的思想由于根基浅，当出现另外更有用的思想时，就可能被替换。日本思想史看似是外来思想的交替史就是这个原因。只有将invisible(无形)的思想从基础到顶点全部收入视野，才能写出通史来。试图弄清关于这个“思想的基础”本身的构造与机能相关联的问题的是丸山的“古层”论，[3]对于这个问题尚未进行充分的探讨。
第二个课题是弄清日本思想的机能。一般，思想是指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这成为思想史的对象，但此外还有思想在社会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这也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关于这个问题，很难说进行着充分的研究。经常提到在江户时期儒教是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在何种程度上是统治性的，这个问题并不很明了。关于某种思想在何种程度上支配着人心的问题，有必要从思想周围的社会现象考虑，而且有必要比较同一种思想在另外的人类集团发挥作用的状态。我认为，根据积累关于思想的机能的研究，日本思想史的性格会变得更明确。
注释：
[1] 《文学中体现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由(贵族文学的时代)(武士文学的时代><平民文学的时代)上、中组成。此外，津田还有对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的古典加以尖锐的文献批判，全面否定记纪神代神话以及神武天皇以下的皇室系谱与神话传说所具有的作为史料的价值的著书——《神代史的研究》、《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的研究》、《日本上代史研究》、《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1913～1933)，另外还有《道家的思想与其发展》、《左传的思想史的研究》、《论语与孔子的思想》等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立足于文献批判的独自的学说。津田在战争时期，被衰田胸喜等原理日本社一派批判为大逆思想，并以不敬罪被告发。1940年，上述关于日本古代史的津田的著作受到了禁止出售的处分，并以亵渎皇室尊严的理由被起诉。
[2] 即使在现在，就算加入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开设日本思想史讲座的大学也不足十所。进行日本思想史讲义的大学是它的若干倍，但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西洋哲学的讲座，而且大规模的大学设有多个讲座，而中国哲学，印度哲学的讲座与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置的西洋哲学相比，也是很薄弱的。
[3] 关于这个问题的丸山的论文是《历史意识的古层》(1972年，丸山真男集10所收)《原型、古层、执拗低音》(1984年，同12所收)、《政事的构造——政治意识的执拗低音》(1985年，同12所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