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万耕
Abstract：The author profoundly probed these questions of aim，principle，measure and means of social management，which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modern society．
《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之一。历代易学家和政治家都视《周易》为穷理尽性，开物成务，安邦治国，经世济民的教科书，认为只要把握了《易》道，就能够“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将事业引向成功。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将《周易》视为一部管理之书。经过历代思想家的不断阐扬，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管理思想体系。
管理，归根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其本质是协调个人活动与组织的总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围绕人的问题，就易学与现代管理谈几点粗浅的想法。
一、保合太和——管理的最高目标
战国时期，《易传》阐发《周易》的思想，提出了人类最高的价值理想和社会管理的最高目标，这就是“太和”，即最佳的和谐状态。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乾道”即天道。“大和”即太和。是说万物因天道之变化各得其应有的本性与寿命；能够保全天时节气的变化及其和谐，风调雨顺，则万物皆受其利。这是以“保合太和”作为自己最高的价值理想。历代易学家都热衷于阐发这一“太和”理想。汉初的帛书《易传》极力反对“亢龙”太过，恒动不中，而主张“知毋过数而务柔和”，强调只有“天地相率，气味相投，阴阳流形，刚柔成口”，才是“和之至也”(《易之义》)。宋代哲学家张载，以阴阳二气的气化过程处于高度和谐的最佳境地为“太和”，提出“太和所谓道”的命题。认为此境地中，涵有阳气清轻浮而上升，阴气重浊沉而下降，阳动阴静相互召感的本性。有此本性，方产生相互吸引，相互推荡，相互胜负，相互屈伸等运动形式。不处于此种气化的最佳境地，就不足以称为“太和”。因此，天地间一切现象皆以和谐为其归宿，此即“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明清之际的易学哲学大师王夫之，进一步阐发张载的思想，以阴阳二气合一之实体为“太和”。其特征是“絪缊相得，合同而化”(《周易内传·系辞上》)，即阴阳二气相互吸引，不相悖害，浑沦无间，融为一体。二者相渗透，絪绵不息，乃生化万物的根本。所以，王夫之特别强调：“天地以和顺而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只有和顺才能继善成性，“继之者善，和顺故善也。成之者性，和顺斯成矣”，才能使人成其为人，物成其为物(参见《周易外传·说卦》)。这样，经过历代学者的阐扬，“太和”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
有人可能会说，“保合太和”是一个价值命题，并不一定就是管理的最高目标。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了清除这一误解，我们不得不追溯一下历史，引述一些古人关于“和”的论述。《国语·郑语》记载史伯论“和同”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是把不同性质的事物的交杂、渗透称为“和”，而以简单的同一为“同”。在中国思想史上，似乎是第一次将“和”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提出来加以使用。《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与齐景公讨论“和同”之异，以和羹、调声为例，阐发“和同之辨”，基本上继承了史伯的观点。但他又以君臣关系为例说道，如果“君所谓可”，臣亦说可， “君所谓否”，臣亦说否，这就是“同”。相反，如果“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不同的意见相成相济，这就是“和”，这样，就可以达到“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这就把“和”“同”范畴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范围。所以，孔子在《论语·学而》篇明确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之用”，指以礼仪规范、行政制度治国处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引孔子之言说：“为政先礼，礼者，政之本与!”这就是说，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而“和”为其最高准则。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早在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古代哲人，就把“和”作为社会管理的最高目标了。易学中的“太和”理想，正是继承这一思想而提出来的。
易学推崇“太和”价值理想，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它清醒地认识到，在现实生活中，到处充满着对立、摩擦、冲突、祸乱和危机。社会现实的不和谐，更加突显了追求和谐理想的重要性。管理之所以必要，就在于现实的不和谐必须改变。因此，它要求管理者们，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化冲突为和谐。在易学看来，支配事物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是阴与阳的协调配合，相互推移。“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系辞传》)。独阳不生，孤阴不成，阴阳必相交合而始生。“天地交而万物通”，“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彖传》)；“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传》)。阴阳两个方面，“兼体而无累”(《正蒙·乾称》)，“合同而不相悖害”(《正蒙注·太和》)，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推移，互济互补，协合为一，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即“_阴一阳之谓道”。总之，谐调才是天地万物生存发展的基本法则，阴阳排斥或斗争，不过是达到谐调的一种手段，宇宙中的个体本质上是和谐一致的，而非彼此毁灭，此即“以气化言之，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乃其究也，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正蒙注·太和》)。
易学认为，“和”是与“中”联系在一起的，“中”是实现“和”的必要条件。只有中才能和，不中则不和。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过分，又无不及，是结合两个对立极端的最佳尺度，能够将各种矛盾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惟其如此，事物方能处于最佳状态，为其生生不已，不断更新，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所以，历代易学家有一个共识，都强调“《易》道贵中和”(惠栋《易例》)。《周易》解释卦爻辞，以“中”或“中正”作为一条重要原则，提出“中位”说，认为一卦六爻，二五爻居于上下卦之中位，一般情况下，中爻往往为吉。如《彖传》解释需卦说：“位乎天德，以中正也”；释诎卦说：“利见大人，尚中正世’；释履卦说：“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释小畜卦说：“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又释未济卦说：“未济，亨，柔得中也”。此类文句充满着《彖传》。推崇中道，是儒家学说的一贯思想。孔子赞赏“中庸”之德，批评“过犹不及”；孟子说“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孟子·尽心下》)；《中庸》一书则对中道作了全面论述。《易传》以此种观念解释卦象和卦爻辞的吉凶悔吝，则将“贵中”思想推向了极致。后世易学家也都阐发这一思想，如宋代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以中正仁义为人道的最高准则，所谓“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张载则说：“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大中至正之极，文必能致其用，约必能感而通”；“未正必矫，矫而得中，然后可大”(《正蒙·中正》)。“大”即包容天地、协合万类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亦即“太和”境界，如其所说“无所异者，和之极也”(同上)。这都是认为，中才能和，不中则不和。
易学的中和思想告诉我们：当人们依据“中”的原则，使阴阳两种势力相互配置得当，谐调相济，形成一种优化组合，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使事物得以亨通，顺利发展；相反，如果配置不当，阴阳失调，刚柔乖异，就会使和谐的局面受到破坏，以致发生冲突，使事物阻塞不通而出现危机。因此，《周易》把“保合太和”作为最高的价值理想和最高管理目标。这种观念经过历代易学家的阐发，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意识之中，成为人们处理各种矛盾关系的哲学基础，对现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尚贤养贤——管理中的用人原则
易学不仅提出了管理的最高目标和价值理想，而且十分重视管理的实际操作。从操作层面来说，管理的关键是人才问题。这似乎又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易学中提出了许多不大引起人们重视的独到见解，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又往往被高层管理者所忽略，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令人生厌地聒噪一番。
《易传》除了提倡任用贤才的“尚贤”主张之外，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养贤”说。《彖传》解释大畜卦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不家食吉，养贤也。”又解释颐卦说：“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其释鼎卦也说：“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这是说，不仅要崇尚尊重贤才，更重要的还要厚禄安养。此种学说也是儒家的共同思想。孔孟都提倡尚贤，而孟子于尚贤之外，又提出“养贤”说。《孟子·万章下》说：“悦贤而不能举，又不能养，可谓悦贤乎?”悦贤包括尚贤和养贤两个方面。孟子还讲了尧养舜的故事：尧发现了舜这个人才，就派他的九个儿子去侍奉舜，又将两个女儿嫁给舜，并配备了百官，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和大批的牛羊，把舜养育在畎亩之地，后才举荐他做了大官。孟子评论说：尧才真正称得上是尊重贤才的人啊!照这个说法，养贤又是举贤的前提。《彖传》关于“养贤”的论述，就是对孟子这一学说的进一步阐发。《系辞传》又说：“何以守位日人，何以聚人日财。”只有把各种人才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才能巩固圣人君主的权位，做到身安国保，而聚集人才的途径则是依靠物质财富。也就是说，领导者不仅要对人才表示人格上的尊重，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有可靠的保证，也即要“养贤”。剥卦《彖传》又提“上以厚下安宅”，认为最高统治者要关心下属，使他们得到丰厚的物质待遇，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安心工作，更好地发挥其辅弼君王、治国安邦的作用，这样，统治者的地位方能得到巩固。可见，在人才问题上，《易传》所强调的是厚禄安养。
《易传》提倡的尚贤与养贤说，在易学史上影响很大，成为易学家们的热门话题。而宋初三先生之一胡瑗著《周易口义》，对此作了系统发挥。他认为，治国之道，首在安民，安民之道约而有三，为首的就是“求贤”，并从求贤的意义、求贤的目的、求贤的途径、任贤的方法等不同角度作了全面论述。这里仅引其要者，以为参考。胡瑗认为，天下之广，生灵之众，国君一人不能独治，惟有进用贤才以为辅佐，方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生育天下之民物(《周易口义·大壮》)。即使国君有刚健之志，聪慧之才，居于至尊之位，如下无贤明之臣以为辅佐，则必“有倡而无和，有令而无从，有仁义而不能施于天下，有礼乐而不能宣布于四方”。所以，贤明之君，“终日之间，焦心劳思”，“梦寐之间，孜孜以求”天下之贤(同上，《姤卦九五》)。而宰辅之臣，“荷天子之重任，掌天下之繁务，其责至重，虽有刚明之德，亦不能独当之，必在广纳天下贤才以相辅助，然后可以成治也”(同上，《蒙卦九五》)。就是说，治国安民，必须广纳贤才。然而，要使贤才竭忠尽职，还必须“养”。其释《周易》鼎卦《彖传》文说：“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广，非一圣一贤之所能致，又非一耳一目之所能察，故圣人分其爵禄，大其优宠，以广求天下之圣贤，使皆得己之养。为养之大，莫大于此，故日大亨。……圣人既尽养天下之贤，又当以巽顺之道下接之，是以天下之贤者皆乐其所养，尽其谋虑，竭其忠信，以辅于君，以成其政。”又说：“人君之治天下，必有贵爵重禄养于贤者，使天下之贤皆进于朝廷，受禄于国而食于家。故邪欲不行而正道自兴，以树成天下之治而获其吉也。”(《周易口义·大畜》)这是说，对于天下贤才要“贵爵重禄”，“大其优宠”，厚赐安养，此乃兴正道、成治政的根本保证。所以其于颐卦注强调说，“圣人之有天下，必先养贤”，然后方可及于万民也。
其实，任贤使能，尊贤养士，一直是中华民族古老优秀的传统。文王亲姜尚，终以成帝王；秦孝公用商鞅，国富民乐，诸侯亲服；齐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魏有信陵君而削地复得；赵有蔺相如而秦不敢出；蜀顾诸葛亮而天下三分。孟尝君“食客数千人”，吕不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淮南王“养士数千，高才者八人”。即使到了现代，毛泽东也说，领导者的责任主要有两条，一是出主意，一是用干部。要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邓小平也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认为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使用人才”。只是养贤养士的风气被忽略了。“马儿不吃草，还要马儿跑得好”，几乎一度成为某些领导者的用人信条。“知识分子物美价廉”，也曾成为社会舆论的笑谈。而在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入国际市场竞争的今天，人才的竞争越发显得突出起来。易学中所提倡的尚贤和养贤的用人原则，尤其值得引起现代管理学的重视和发扬。让我们期待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真正蔚为风气吧!
三、观民设教——提高管理效果的根本措施
管理既然是对人的管理，那么，管理行为就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一种相互制约的双向行为。因此，在管理活动中，仅注意尊贤使能、唯才是举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注意提高被管理者，亦即广大民众的素质，开发他们的能力，方能取得管理的最佳效果，获得最大效益。在这方面，《周易》系统的典籍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借鉴。
在“尚贤”、“养贤”的基础上，《周易》又提出了“观民没教”，“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主张。其临卦《象传》说：“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观卦《象传》说：“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国家的最高管理者看到这些卦象，从中受到启发，设立教化，不断地对民众进行培养教育，以保证国家的安定发达。观卦《彖传》又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圣人观察四时的运行，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从无过差，就像有神灵主宰一样，于是设立鬼神祭祀，推行教化，这样，天下万民也就都顺服了。贲卦《彖传》也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进行人文教化，提高国民素质，是达到国泰民安、兴旺发达，也即“化成天下”的根本手段。
从古代管理思想的发展源流来看，观民设教以化成天下，也是儒家管理学说的一贯主张。孔子在论述政治管理的时候，就曾经提出过“富而教之”的观点。《论语·子路》篇记载，孑L子周游列国，到了卫国，看到人民众多，很有感慨。为他驾车的弟子冉有请教说：“既然民众已经很多了，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使民富足了，还应该如何做呢?”孑L子回答说：“教之。”这是认为，人民富庶了，还必须设立学校，进行教育，如此管理国家，三年就会大见成效。孟子在为齐宣王、梁惠王讲述他的理想的社会制度时都说：一个八口之家，有五亩之大的宅院，种上桑树，畜养鸡豚狗彘；有百亩之多的田产，勤奋劳作，勿失农时，这样，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绸衣服．七十岁的人可以吃到肉食。然后，“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如此就可以达到王道了。这也是将“富而教之”作为国家管理的根本措施。可以看出，《易传》所提出“观民设教”思想，是对孔孟这一主张的进一步发挥。后来的易学家们也不断对此加以阐发。
宋代胡瑗在其《周易口义》中，提出了丰富的教民思想，并从教民的目的，教民的内容，施教的方法诸方面作了全面论述。如其释贲卦《彖传》文“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若夫君圣臣贤，上行下化，仁义礼乐著于天下，是国之文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内，闺门之内，和谐肃穆，是家之文也。圣人举此文明之道发于天下国家，以文成其治，使刑罚措而不用，兵革寝而不作也。使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弟有礼，长幼有序，各得其正，故制作礼乐，施为政教，以化成天下，而成天下之治也。”胡瑗所列教育的内容，不仅包括礼乐之教，仁义之化，“养育其德”，而且还包括开蒙启智，“使其性明志通”(《蒙卦·象》)。胡瑗作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既注重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境界、知识水平，又注重培养他们的认识能力和专业技能。《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云：“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立‘经义’、‘治事’二斋，以求明体达用。‘经义’则选择心性疏通，有抱负能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民生，算历以明天数俱是。”这不禁使我们又一次想起了早期儒家大师们“博学”、“多能”的谆谆教导。更耐人寻味的是，此种教育观念和方法与现代管理学理论所提出的“雇员工作轮换制”或高层经理人员“非专业化的职业道路”的原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中国古代易学家们所提出并且推行的这些教育模式，不免粗陋幼稚，培养目标迥异，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管理的需要，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对于如何加强人的塑造，如何提高国民素质，从而达到更好的管理效果，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