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宗书
Abstract：The social security programme of Confucian and Mencius contained three great systems of social aid．well-being of society and safeguarding the unemployed．The improvement of so- 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 tion today can draw some lessons from Confucian and Mencius’so- cial security ideologies with the quality of progressing and peering a- head
一
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并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不仅是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为重要的环节，而且也是关系到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大事。我们除了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经验及教训外，更要立足于中国现实的国情，即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家、单位、个人承受能力，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同时，也有必要总结和吸取中国古代社会保障的经验和教训，继承和弘扬包括孔孟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保思想的精华，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1]然而，只要我们检索有关社保方面的研究成果，就不难发现，学术界似乎只专注于现实国情的研究和国际经验及教训的借鉴，而对于中国国情的另一重要方面——古代的社保传统、社保思想和社保制度则少有人问津，孔孟的社保思想更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而检索对孔孟经济思想本来就不够重视的中国经济史有关研究成果，孔孟的社保思想至今仍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我们拟对孔孟的社保思想作一探讨，以期对当前的社保制度的改革和正在走向深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二
虽然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德国，“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一词作为一个舶来品传人中国更是在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之后才发生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中国没有社保制度和社保思想，也不表明中国的社保制度和社保思想的起源晚于西方。历史更悠远的姑且不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儒家学派的代表人孔丘和孟轲就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且成系统的社保思想，并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社保制度和社保思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把仁爱看作是高于一切的道德原则的孔孟儒家，对社会保障是重视有加的。可以说，社保思想是孔孟财经思想乃至整个仁政思想的重中之重。在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记》的“礼运篇”中，儒家圣人孔子为儒家绘制的、令后世儒家孜孜以求的“大同社会”的远景蓝图，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设计出了儒家社保体系的最高纲领：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孔子这一大同社保纲领至少包含了社会互助(“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社会福利，即使那些无生活来源的孤、老、残、弱、病者得到最基本的生活待遇(“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和失业保障(“壮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等三大社保体系。虽然大同思想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乌托邦思想，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此种理想不可能实现，但是，由于它本身不是一个反对社会进步的主张，而是人们对现实不满而提出的一个理想社会，所以它对后世所起的进步意义是完全可以值得肯定的，它所提出的社保思想因而也是值得弘扬和光大的。由于大同社会是一种理想社会，所以孔子在这里提出的社保思想只代表着儒家社保制度的最高理想，因而没有囊括儒家社保体系的全部内容，例如孔孟经常强调的“社会救济”在大同社保思想体系中就没有体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大同社保思想是非常具有进步性和前瞻性的。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现代社会保障主要包括九项内容，即医疗津贴、疾病津贴、失业津贴、老龄津贴、工伤津贴、家庭津贴、生育津贴、残疾津贴和遗属津贴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失业津贴、工伤津贴、老龄津贴、残疾津贴和遗属津贴等等。《公约》还规定，一个国家只要实行了三种津贴(其中至少包括最主要的一种津贴)就可被认为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以此观之，则孔子的大同社保思想至少包含了其中的“疾病津贴”(“疾者有所养”)、“失业津贴”(“壮有所用”，“男有分，女有归”)、“老龄津贴”(“老有所终”)、“遗属津贴”(矜、寡、孤、独有所养”)和“残疾津贴”(“废者有所养”)等五项，其中四项是主要项。这就意味著，早在两干多年前孔子提出的社保思想就颇具现代社保制度的雏形。当然，由于孔子所处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方式与现代社会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中外古今国情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我们不能单纯从形式上把孔子的社保思想同现代社保制度作肤浅的历史对比。诚如马克思所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2]因此，“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要考察孔孟社保思想体系，就必须把它置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环境之中，结合他们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财政思想等综合加以考察。
三
大家知道，孔盂对一切经济问题的论述，都浸染着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他们的社保思想同样没有游离于这一特征之外。
众所周知，“仁”是孔孟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和最高范畴，是儒家最高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所谓：“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4]、“土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5]等即是真实写照。孔孟对“仁”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最有概括性的就是“仁者爱人”[6]。当然，孔丘所谓的“爱人”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热爱人民群众，也不同于西方启蒙学者所宣扬的博爱，而是一种按照亲疏、贵贱而有所差别的等级性道德原则。那种不问亲疏贵贱而无差别地爱一切人的“爱无等差”[7]的主张，是儒家所坚决反对的。虽然如此，但是，孔丘的“爱人”还是没有把处于社会底层的奴隶和普通劳动者排除在原则之外，这不能不说是对传统的奴隶主贵族道德原则的一个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这个突破，正是奴隶制解体过程中劳动者地位的变化(由奴隶变为农奴或封建依附农民)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8]。把这种“爱人”尤其是爱那些因年老、伤残、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或就业机会，或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等原因而面临生活困难的人的思想推行到治国安邦中去，就自然而然地转化成了孔孟的社会保障经济思想。换句话说，孔子的社保思想是他的实施仁政思想的必然产物。之所以如此，是有其深厚的阶级根源的。孔孟在强调仁义道德教化重要性的同时，也认识到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教化是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条件的。要有效地驱使人民，就必须使人民有基本的物质保障。所谓“民匿其生，饥寒切身而不为非者寡矣”[9]、“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10]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孔孟“仁”的思想体系中，“孝悌”是极为重要的，孔孟把它视作“仁”的根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1]“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12]他们认为，要施行仁政，治国平天下，就必须推行孝道。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13]所谓孝悌，简言之，就是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与“仁者爱人”相一致的。按照孔孟“爱有等差”的理论，孝悌首先强调的是血亲之爱，其次是爱自己的亲近，最后才是爱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人。正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原则，孔孟的社保思想就产生了这么三项鲜明的特征，即一是社保体制的基础主要建立在家庭制之上，二是特别注重养老，三是提倡社会互助。在这方面，孔孟都有过许多很好的论述，如“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4]“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敬，何以辨?”[15]“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奕，好酒色，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16]“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17]、“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18]、“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9]、“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20]等都是典型之例。虽然从孔孟的一生活动和事业成就来看，他们主要是学者而不是政治上当权的贵族或官僚，虽然孔子一再强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21]，但是，“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22]。因此，孔孟的社保思想也就不能视作是一般的学术观点，只能视作是孔孟所处时代和所处阶级社保思想的反映。换句话说，孔孟社保思想就代表着春秋战国时代封建地主阶级的社保思想。
除特别重视养老外，孔孟对于因病、死、伤、残而丧失劳动力的人同样特别关注，同样认为必须实行社会保障。最典型的例证是孔子在大同社保思想中所阐述的“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此外，在《孔子家语·王言解》中，孔子也强调要“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在《国语·鲁语》中孔子也说：“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征调徭役是以户丁计算的，而免除老人和小孩。因此要免除鳏夫、寡妇、孤儿、疾废这些人的徭役。在有出兵打仗之事时，征收军赋，否则，不征收)。等等，例子不一而足。
在孔孟的社保体系中，社会救济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细分起来，孔孟的此项社保制度包含有如下三方面内容：
1．对因自然灾害遭受损失或发生其他不幸事故而暂时生活困难的人提供物质帮助。如孟子对梁惠王实行的“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23]的社会救济行为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就是典型之例。这句话，朱熹《孟子集注》是这样注释的：“河内、河东、皆魏地。凶岁，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给其老稚不能移者”。可见这里实行的是政府赈荒行为。
2．对众多的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的饥民实行救济。孟子不止一次地批评执政者“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途有饿莩而不知发”[24]。朱熹《孟子集注》解释道：“检，敛也。莩，饿死者日莩。发，发仓廪以赈贷也。”这就是说，对于这些饥民，孟子要国家打开粮库实行赈济。孟子把此项社会救济制度看得很重，认为执政者若不实施此项制度就不配做百姓的父母官，就应该受到谴责。例如齐宣王在执行此项制度方面不力，孟子就不留情面地批评道：“疱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途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25]
3．“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此项制度最早由晏子提出，孟子对此加以继承并推广。它的意思是说，在春耕农忙之时，国君要派官吏到地方省察民情，有粮食不能接济的农户，政府就予以补充救济；秋收时节，同样派官吏视察农民收获情况，歉收者，政府也应予以救济。孟子在向齐宣王讲述仁治之道时，就特别推荐了此项社保制度，并劝谏齐宣王采取实际行动，“兴发，补不足”，实施“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焦氏正义》；兴发义同，谓开发仓廪而出其粟)。[26]这一社会救济方法，孟子在其他场合也多次提到。[27]
四
社会保障既是一项社会福利事业，也是以政府为主体参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分配行为，在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财政分配的重要内容。因此，社会保障与财政之间关系极为密切，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要探讨孔孟的社保思想，就不能不研究他们的财政思想。
大家知道，孔孟财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在财政收入上采取轻徭薄赋政策，而在财政支出上又采取“节用而爱人”[28]的节用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9]政策。根据他们的量人为出的财政原则，轻徭薄赋与节用而爱人似能顺理成章地达成统一，而轻徭薄赋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则似相抵牾。其实则不然。这是因为，第一，轻徭薄赋与博施于民的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富民”。第二，轻徭薄赋与博施于民同孔子提出的“惠而不费”的利民原则是一致的。何谓“惠而不费”?孔子是这样解释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30]可见“惠而不费”的原则，就是人民须在不增加政府支出的前提下增加收入，得到益处。这就要求政府一要减轻人民负担，二要允许受惠者有为自己创造一部分财富的权利。因此，在孔子的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博施，并不是政府的积极支出，而是在政府不增加支出的情况下，使人民受益。这种具有孔孟特色的财政原则就产生了具有孔孟特色的社保原则——自保公助。具体地说，就是社会保障体制主要建立在家庭制基础上，国家只给予少量的补贴，更多的是给予政策性优惠照顾，其社会目标是通过“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的互帮互助的原则，保证百姓不陷入贫困，以达到既保护政府统治的安稳、社会的稳定及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保证百姓在既有的“礼制”社会秩序中都有所得，不至于因贫困而无法生存下去。
关于国家给予少量补贴以支持社保事业，前文已介绍过，兹不赘言。这里就简要地说说国家有关优惠政策。在这方面，孔子虽然提出过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节用而爱人”、“废山泽之禁，驰关市之税，以惠百姓”[31]、“十一而税，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入山泽以其时，而无征，关机市廛，皆不收赋”[32]等有价值的优惠性政策思想，但相对来说不如孟子的针对性、系统性强。在这方面，孟子提出过多项政策建议，例如“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33]、“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饿殍，用其三而父子离’[34]、“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35]、“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而耨；……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36]等都是著名的例子。但最著名的还属他的“恒产论”。所谓“恒产”就是指恒定的财产，即为百姓固定地占有或使用的财产。这种恒产必须使劳动者能够利用它生产出可以维持劳动者一定的生存所需的基本生活资料，做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37]说得更确切一些，恒产就是百姓私人所有或归私人恒久使用的足以维持本人及家庭成员生存和社会保障需要的财产。孟子认为，作为国家的一项优惠政策，恒产不是农民自行占垦土地，而是由国家来“制民之产”[38]，即国家把给予每一农户的恒产作为一种制度规定下来。具体规定如下：
天下有善养老者，则仁人以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39]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40]
可见孟子所谓恒产，具体地说是指维持一个八口之家(包括一个男丁和他们的父、母、妻及四个子女)的农户的生活所需要的耕地、住宅以及其他农副业生产资料，这包括：
1．百亩之田
百亩之田(约合今亩31．2亩)有多大收入?孟子同时代的人李悝曾作过这样的统计分析：“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卒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钱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伤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41]这就是说，百亩之田的收入不能满足一家五口人的生活需要。具体地说，若仅供吃饭，百亩之田充其量也只能供七个半人吃饭；如果按一家五口人计算的话，那么百亩之田的收入除供应吃饭外，所剩费用尚不能维持穿衣，更谈不上用于“不幸疾病死伤”等社会保障了。孟子本人对百亩之田的收入也作过统计分析：“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42]这样看来，孟子的统计结果与李悝的统计结果基本相近。孟子在这里仅从吃饭的角度来分析。按这种统计结果，则孟子恒产论中提出的八口之家拥有的百亩土地属于上等稍次的土地。即便如此，充其量也只能使全家八口人免于饥饿，至于穿衣和不幸疾病死伤等生活来源和生活保障则必须仰赖其他经济生活资料。
2．五亩之宅
基于上面的理由，所以孟子认为八口之家除了有百亩之地以解决吃饭问题外，还必须有五亩之宅解决住宿和穿衣问题。五亩之宅约合今1．56亩，相当宽敞，除建屋外，周围有许多空地。孟子认为，利用这些空地种桑、植麻、养蚕、发展庭院经济，来解决家中五十岁以上老者的穿衣问题。
3．鸡豚狗彘之畜
要改善老人的饮食生活以便更好地养老，孟子还在农户的恒产中规定了家畜的数量。大体上是五只母鸡、二头母猪，至于公鸡，公猪、小猪(豚)和小鸡的数量不包括在内，对于母鸡和母猪不要错过交配的时机，影响繁殖。此外，养狗也不是用作守夜看门，而是供食用。孟子认为，五母鸡和二母猪可以使“老者足以无失肉矣。”
在提出恒产论的同时，孟子还提出了井地方案。如果说五亩之宅，百亩之地是为民制产的具体内容，井地则是它的实施方案。何谓井地方案?孟子是这样设计的。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43]……
孟子称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是仁政之本，称井地方案是仁政的出发点。这说明在孟子的思想中，恒产论与井地方案是统一的。长期以来，学术界都把孟子的恒产论和井地方案看成是孟子经济思想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这无疑是对的，不过，大家似乎都忽略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是社保思想。我们认为，无论是恒产论也好，还是井地方案也罢，其重要精神之一就是为了更好地实施社保方案。恒产论的主旨就是“天下有善养老者，则仁人以为己归矣”。如果说百亩之田是想使八口之家免于饥饿的话。那么五亩之宅的庭院经济及饲养家畜则完全是执行养老制度：蚕桑工作就是提供老人之衣帛。鸡彘无失其时，就是要提供老人之肉食。而井地方案提出的“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更是倡导一种自保互助型的社保制度。[44]因此，孟子的恒产论和井田制不仅是当时经济制度的根本，也是当时社保制度的基础。它们的出台进一步凸现了孔孟社保制度的特征：社保体制的基础建立在家庭制度及社会互助上，社保的重点放在养老之上。这种社保体制不仅可减少政府负担，做到“惠而不费”，且可强化家庭伦理，邻里相亲相睦，推广“仁者爱人”和孝悌思想，做到博施而爱人。因此，这种具有孔孟特色的社保制度就不但为统治阶级所支持，而且在温情脉脉的血亲之爱的面纱下也为广大百姓所接受。
五
“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45]孔孟的社保思想也不例外。孔子虽然生活在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化的生产方式交替期，虽然他时常有复古的言论，但是对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制度孔子是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的。生活在封建生产方式兴起初期的孟子，对此更持满怀信心的欢迎态度，他的恒产论中所描述的经营方式是一个八日之家的农户，男耕女织，饲养五母鸡、二母彘，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产品“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拥有维持一家人生活的必要生活资料，完全是一种典型的封建性农户，是当时以地主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封建生产方式的细胞。“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的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46]因此，孟子的恒产论中所描述的经营方式归根到底是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孔孟把社保体制建立在个体家庭基础上，说到底，当然也是封建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47]
恩格斯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48]因此，当我们探讨孔孟社保观时，就不能停留于道德规范的一般分析，而必须深入分析这种观念所反映的经济利益的实质。事实上，孔孟在阐明他们的社保观时，就没有隐讳他们的阶级倾向。所谓“惠足以使人,,[49]；“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50]；“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51]；“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52]；“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等都是这种观念的鲜明反映。下面再举一例略加说明。孟轲之所以提出恒产论，是有其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的。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到处都有逃亡和起义的奴隶，有被战争和剥削压迫弄得破产了的农民、手工业者，有被剧烈的社会动荡弄得脱离了正常生活轨道的其他大量一无所有的游民，他们饥寒交迫，无家可归，“老赢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54]、“民有饥色，途有饿莩”[55]。然而，正是他们的反抗和斗争曾经促使奴隶制度归于灭亡。新的统治阶级如果仍不能给这些人以生活出路，不对他们实行社会保障，其统治地位同样也难于维持。孟子的恒产论就是要通过“制民之产”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和社会保障，从而使他们成为可供封建政权“驱而之善”的有“恒心”之民，进而达到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因此，孔孟的社保观都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56]。今天看来，对于孔孟社保思想中的这些消极落后的因素自然是应该予以批判和扬弃的。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57]、“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8]_因此，对于孔孟社保思想我们就不能一棍子打死、一概地予以拒绝，而应该在剔除其糟粕的同时积极地吸取并弘扬其精华，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撇开孔孟的阶级目的和阶级局限，我们认为孔孟社保思想的大部分内容，特别是养老思想、抚恤鳏、寡、孤、独、废、疾、穷、困思想、“壮者有所用”的失业保障思想、“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恧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社会互助思想、赈济灾民、饥民、农民、减轻农民负担的社会救济思想等都是可以改造、吸取和发扬光大的。李鹏总理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中提出的“‘九五’期间，要加快养老金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造，发展社会救济，……社会互助，……初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的“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大力倡导尊老爱幼，……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我们认为是对孔孟的养老思想、社会互助思想、社会救济思想等中国传统社保思想精华在社会主义社保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所给予的高度肯定。这也从一个重要侧面深刻说明，继承孔孟社保思想精华在今天仍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
[3]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
[4] 《论语·卫灵公》。
[5] 《论语·泰伯》。
[6] 《论语·颜渊》。
[7] 《孟子·滕文公上》。
[8] 参见赵清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
[9] 《孔丛子·刑站·第四》。
[10] 《孟子·梁惠王上》。
[11] 《论语·学而》。
[12] 《孟子·告子下》。
[13] 《论语·为政》。
[14] 同上。
[15] 《礼记·坊记》。
[16] 《孟子·离娄下》。
[17] 《孟子·万章下》。
[18] 《孟子·尽心上》。
[19] 《论语·公冶长》。
[20] 同[10]。
[21] 见《论语》“泰伯章”和“宪问章”。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3页。
[23] 同[10]。
[24] 同上。
[25] 《孟子·梁惠王下》。
[26] 同[10]。
[27] 同[12]。
[28] 同[11]。
[29] 《论语·雍也》。
[30] 《孟子·尧曰》。
[31] 《孔子家语·五仪解》。
[32] 《孔子家语·贤君》。
[33] 同[18]。
[34] 同上。
[35] 同[10]。
[36] 同上。
[37] 同上。
[38] 同上。
[39] 同[18]。
[40] 同[10]。
[41] 《汉书·食货志》。
[42] 同[17]。
[43] 同[7]。
[44] 这句话，赵岐注释曰：“同乡之田，共井之家，各相营房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守望相助，相助，察奸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赢弱，救其周急，皆所以教民相亲睦之道。”《韩诗外传》卷四：“古者八家而井，……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爱，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
[4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4页。
[46] 同上书，第29～30页。
[47] 《毛泽东选集》第4卷，合订本，第885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4页。
[49] 《论语·阳货》。
[50] 同[11]。
[51] 同[10]。
[52] 同[16]。
[53] 同[10]。
[54] 同上。
[55] 同上。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2 134页。
[57] 《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58]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