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研究教授 杜维明
精神人文主义,与我心紧密相连。我相信,它对于文化中国,对于儒家东亚,对于亚太体系甚至全世界,都具有广泛意义。当前,文化中国正经历一场重大甚至是前所未有的精神复兴。如果将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看成是支撑经济繁荣和政治活力的象征性文化同一体,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协同努力寻回、挽救、恢复、重塑、重建和更新儒家传统这一人类史上可能理论最先进和实际最重结果的教育项目。
30 多年来,我一直主张世界各地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为迎接“对话文明”而共同努力。这涉及人心的情感深度和人脑的认知能力。这项合作必须包含具体步骤,将对话中的谈话转化为普通百姓生活世界中的行动。实质上,对话是启迪谈话的一种方式,因为它是人类互动、谈判、沟通和合作的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旨在取得理解和欣赏。它也是在新兴社会中显示人性,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伙伴的一种文明方式。通过真诚对话,我们学习不仅用耳朵同时也用心去倾听,扩大我们的生活视野,提高我们的自我反应能力。
我愿致力于“新人文主义”,以文化多样性特征作为“为当代人和后代人探索儒学潜力”的途径。通信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极大地拓展和提高了人类学习、再学习和抛弃无用旧知识的能力。空间和时间已经轰然倒下,一个新的现实耸立在人们眼前,有关上自天下至地以及天地之间一切事物的数据、信息和知识,都顷刻可得。假以航天员之眼,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第一回,我们可以用裸眼看到整个地球。我们认识到,几乎任何东西——矿物、土壤、水、作物、动物、人和空气都能见到、可数、可理解、很脆弱。自从 1969 年人类首次从月球观看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以来,地球上发生了人类历史上不可思议的变化。伟大宗教传统中的一些贬义词,如世俗、尘世、亵渎、庸俗,或佛教词汇“红尘”,被降至背景地位,而一些词汇如美丽、惊人、瑰丽、壮观和惊叹,常被用来形容从远处摄得的地球照片。关于这点,《地球宪章》运动完全可以被描绘为将地球,我们的家园,神圣化的一个进程。在《宪章》里地球被形容为“活着”这一事实,表明在当代人的认识中,地球不再仅是个在那儿的物体集合体,供人们观察、研究、分析、开采、使用和滥用,它也是我们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在“轴心时期”的各文明中,儒家的价值导向是专注于现世。确实,认为我们生活中的世界很宝贵,这点很独特。这里,假设的理由如下:人类世界于我们日常生活,不仅是存在条件,而且也是实体现实,需要我们极度关注。孔子说得很清楚,他宁可选择做人,与其他人为伍,而不与鸟类和动物为群,就像道教隐士诱使他做的那样。他进而又说,恰恰是因为礼仪、音乐和文明的人类世界在解体,他出于一份深深的责任感生活在世界上,以从内部改造世界。当然,上天作为创造力本身就是人类所有价值观源泉最终所在。我们敬畏上天的创造力和无穷的宇宙改造力,注定要跟随天道走。由于“只有人能使‘道’伟大,‘道’不能使人伟大”,我们受责任感之命,不仅作为创造物同时也作为共同创造者,伺奉上天。”人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界的进程。严格讲,我们不只是进化过程的结果,同时也是宇宙改造的积极参与者。在儒教秩序中,上天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但决不是全能的。在孔子之前,中国古代有一个谚语说,人可以幸免于所有的自然灾害,但人为的灾害除外:“如果上天是灾难之因,总有办法;如果灾难是人为的,我们注定灭亡。”
这一人文主义观点推定,生命的最终意义可实现,在普通人的存在环境中,应该能够实现。在生活世界中,我们吃、喝、行、歇、睡和梦,与他人谈话、讨论、辩论、争论和对话,这些并非只是世俗、非宗教、尘世和庸俗,而且具有创造性、活力、生机和高尚。荀子,与被誉为儒道最杰出的两个追随者之一的孟子一起,宣称“上天创造,人类完成”。此中的隐义,就是通过人的努力,上天的创造力可以在尘世实现。确实,作为宇宙改造的参与者和进化过程的共同创造者,我们有能力也确有义务去实现上天在人间的创造力。这种相互呼应的经典表现,在《四书》的《中庸》中得到清楚表述:
“只有那些绝对真诚(虔诚、真实、真正)的人,才能完全实现其本性。如果他们能实现自己的本性,他们就能完全实现人性。如果他们能完全实现人性,他们就能实现物性。假如他们可以完全实现物性,他们可以参与天和地的改造及培育过程。如果他们能参与天和地的改造和培育过程,他们就能与天、地形成三位一体。”
根据此含义,“天、地和万物成一体”明确是指人,个体的人和集体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和人类社会与宇宙中所有其他生物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不可分,因此对宇宙保持回应和负责,是人类的责任。中国的传奇圣贤禹王,以他的科学理性、同情心、魅力、勇气、自我牺牲、忍耐和谦虚,通过巧妙设计和结构耐用的水利系统,战胜了水灾,这是一个为人类福祉将天地连成一体的范例。
人性的四个方面:自我、社会、地(自然)和天,合成一体,可以解释人类兴盛的最高表现:(1)身体、心、脑、灵魂和自我精神的结合;(2)本人与社会(家庭、社区、村庄、城市、省、国家、世界)富有成效的互动;(3)人与自然界(动物王国、植物和树木、岩石、河流和空气)可持续和和谐的关系;(4)人心和脑与天道之间的共鸣。
这使我们想起托马斯·贝里的一句恰如其分的话:“自然不是物体的堆砌,而是物体的契合。”非洲最能启发生态智慧的谚语之一这样说:“自然不是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一件珍贵礼物,而是未来无数代人托付给我们的资源。”这促使我们探索非洲乌班图思想、《圣经》爱的思想(慈善),以及儒家“仁”的思想(仁慈)。比起公认的人类定义:“理性动物”、“工具使用者”或“语言生物”,这些思想对于人性至少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个文化多样性的世界里,我们需要共同的信念、对人类生存共同的看法,以及对人类兴盛普世道路的托付承诺。鉴于这份明确的责任,所有的“轴线时期”文明,除了其教徒特定的语言之外,必须不懈努力培育一种全球公民语言,成为扎根于信仰、爱和希望的象征性事实。精神人文主义是儒家传统发出的邀请,投入到 21 世纪人类的智力和精神合资项目这一伟业中来。
责任编辑:淡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