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身处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 多元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既带来文化质素的嬗递与新变, 又招致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彷徨。如何重新底定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这一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问题正以前所未有的急迫态势无法回避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毫无疑问, 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既要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相承继相接续, 又要合理地采撷西方文化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成果。复返其根,会通创新, 这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回到中华文化原典, 我们的文明创造才有根脉可寻, 才可能元气充沛; 也只有主动地汲取西方现当代文化的优秀滋养, 借鉴他者镜像, 才可以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利弊有更清醒的认知, 从而在与西方文化的视界融合中, 推展中国文化自觉的思想起点, 延拓中国文化自信的原创空间, 锚定中国文化自强的现实出场路径。正是基于会通创新的理念,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近期邀请黄枬森、张世英、杜维明三位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 相聚于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以 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 为题进行 中西马高端对话 , 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拨云廓雾, 开路前驱。这样高层次的中西马对话与交流, 在当前国内学术界应是一大创举。本刊现将三位学者的讲话录音按照演讲次序整理发表, 以飨广大读者。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杜维明

非常希望听到两位前辈的发言。其实我不应该首先发言。我觉得非常荣幸, 因为在 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幸教了一门价值学的课,那时候黄枬森教授是系主任。我特意拜访过他,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有很多次机会能向他请教, 所以感到非常荣幸。另外张世英教授慕名已久。十多年以前, 台湾的钱穆先生, 在晚年口授了一篇很短的文章, 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可能的贡献。这篇很短的文章大概不到两千字, 当时在台湾的学术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有人说这是天人合一的老问题, 后来他的夫人就把他这段文字记录下来。他说我讲天人合一, 以前讲过, 但现在再重新讲是彻悟了。这段文字在台湾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 在内地先是季羡林先生很感动, 做出了非常好的回应。在这个过程中, 还有好几位教授也做了回应, 其中最使我感动的就是张世英教授的回应。回应里面不仅提到天人合一关系, 而且提到了知行合一的问题, 提到了情景交融问题, 也提到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最精华的东西。所以我非常荣幸有机会向两位前辈请教。

冯契先生曾经提到一个观点, 是说五四以来, 中华民族所碰到的大问题是古今中西之争。所以他从中西之争入手, 比如说传统和现代, 思考如何了解西方文化, 向西方文化学习。陈序经先生提出了全盘西化，胡适之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 后来他发现这个观点太极端了, 应该是充分的现代化。如何现代化, 从五四运动开始成为大家所关注的热点。这个过程进行了相当长的时段。其实从鸦片战争的 1840年到建国, 每年有很大的变化, 每十年有很大的变化。一些学者认为,五四以来不管是极端的革命思想还是极端的保守思想, 大家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所谓救亡图存, 当时的确是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除了中西之争以外, 这些人也提到古今之争, 也就是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可能有的新的对话空间。五四时期西方有很多重要的思想传到中国。有自由主义思想, 有实证主义思想, 有经验主义思想,有柏格森所代表的生命哲学, 还有达尔文的演化论思想。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反倒不是很突出。只是到了上世纪 20年代、30年代马克思的思想才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俄国革命以后, 也就是 1917年, 列宁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既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高峰, 同时又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中华民族从五四运动以来, 有非常强烈地向西方学习同时又强烈地反传统的意识, 像鲁迅、巴金、陈独秀、胡适之强烈地反传统、反儒家, 认为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有阴暗面, 乃至后来把儒家传统糟粕的糟粕和西方精华的精华相比较。在这个氛围之下, 一方面是强烈地反传统, 主张向西方学习; 另外是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 反对自由主义。列宁所代表的精神对当时的中国学术界、知识界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正因为有很多受到西方影响的重要思想家,认为如果不把封建糟粕彻底消除,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非常困难的。当时对儒家的阴暗面是用放大镜来看的。这终于把儒家传统的阴暗面突出了, 什么三纲, 都是权威主义、男权主义、专制主义。正因为有这段很重要的历史, 认同儒家的少部分学者也能够获得很多的资源, 重新对儒家传统做出反思, 进行新的了解、批判和认识。我认为当时这些最为激进的思想家们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这些人可能过于乐观, 他们认为通过批判, 将中国传统的糟粕彻底地消除, 中华民族就可以在新的时代、新的平台上向西方学习了。这里的困难在于, 文化的发展, 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一个静态的结构, 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动态的过程中, 传统文化必须有向前推进的认同。如果认同扩散, 要对外面的环境进行适应, 会有很大的困难; 认同太强了, 可能会变成封闭的观念。现在我们看到的原教旨主义, 它是封闭的, 而且对外是侵略性的。

我曾经提到这些观念, 如果你对你自己的文化没有亲和感, 你对你的文化的主体性彻底放弃,希望能够从西方学到先进的思想, 相信自己一定能够站起来。这个站起来靠什么? 就靠向西方学习所带来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造成极端的情况: 去掉中, 完全要西; 去掉古, 完全要今。以今天的西方作为我们的传统, 把糟粕的糟粕看成我们历史传统的真实情况, 认为阿 Q、祥林嫂、孔乙己这种人物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所以说丑陋的中国人, 中国人一无是处, 要向西方学习。这本来是好的策略, 但这个策略太乐观。因为传统是心灵的栖息地, 是每一个人塑造理想的地方,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的宇宙观, 乃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对自我的理解, 皆发源于此。如果我们心灵的栖息地不去发扬的话, 不去理解它, 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必须消除的对象, 那么有可能真正的价值被排除了, 它的阴暗面反而依然存在。

我认为必须要致力于几个问题, 而这几个问题是有机联系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对传统的阴暗面进行激烈的批判, 这个批判要持之以恒, 要全面而深入。第二是使传统文化成为我们数千年发展的精髓或者核心价值。所以我说, 我们反对三纲,但不能对此作简单理解。还有很多重要的思想, 如五常, 仁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同情与慈悲; 义就是公正、公平; 礼就是人与人沟通的最基本的文明礼貌; 还有智慧和诚信。这些不仅是儒家价值也是亚洲价值, 而且是扎根在儒家, 扎在亚洲, 包括韩国、日本、越南以及世界各地华人能够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价值。这些价值不仅是亚洲价值, 而且是扎根于亚洲的普世价值。这些价值与自由人权是可以进行长期对话的。任何人任何一种文化都应该以人权为普世价值。但同时同情、责任、社会和谐, 这也是普世价值。美国、西欧虽然也有这些价值, 但不甚突出。所以你要注重自由, 就不能不注重正义; 注重理性, 就不能不注重特别是同情和慈悲; 如果特别注重人权, 就不要忘记了责任; 如果太注重法治, 那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互相尊重、文明礼貌也必须注重。你如果突出了西方文化的其他核心价值, 也不要忘记伊斯兰文化的、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面向人类当今的实际, 这些价值必须得到尊重。如果你只尊奉启蒙的价值, 而启蒙的价值, 我个人认为,不是现在的普世价值。启蒙运动发展到现在, 像现代化, 也有它的缺失。它最大的缺失: 首先, 对自然, 不去了解和认识, 培根讲知识就是力量, 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 其次对精神世界,对人类文明的超越向往, 因为它是从反对基督教发展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 它是凡俗的运动, 有其局限性。它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男性主义的, 是强烈的对外侵略主义, 真正纯粹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使启蒙的价值扩大。如何扩大, 应该把东方的或者中国的, 儒家的、道家的、佛教的、伊斯兰教的, 还有拉丁美洲的乃至非洲的有些价值发扬光大, 形成对 21世纪人类文明的全面理解。所以今天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 能够向张世英先生所体现的西方的精神和黄枬森先生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请教, 我觉得非常荣幸。

作者简介: 杜维明, 1940年生,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