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台湾中华文化总会会长刘兆玄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讲，讲述中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阐明了王道文化是中国领导世界的根基。凤凰网大学问独家发表演讲内容，与广大读者分享。

 

    为什么是王道？孟子说：“以力假仁者弱，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就是国行仁政不在大小，几十米就可以开始了，但是他也是说：“千里之国……齐有其地……齐有其民……行仁政而王，犹反手耳。”如果大国行王的话，易如反掌的意思，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如何既大且王。

 

    其实我们看看一个王道的思维、多元的思维当中，其实不同层次的人不同性质的事情他有不同的设计来执行民主，只是太困难，这个讲话很容易，这样的制度设计非常困难。

 

    企业比较简单。在零和关系中王道很难实现，但企业不见得都是零和，不见得是你死我亡，如果能够共创更大的大饼的时候，分饼的时候有更大的格局跟气度的时候，其实王道是可以实现的，可以造成王道的企业。

 

    也许我们要不同的思维来考虑法律，重新考虑先的现代的这个道德跟理性，来处理这个互联网时代网络时代里面的限制资本，不正常不正义的快速累积的问题，加入一些强制性的公益观念，这是法律的学者不能去偷懒的一件事情。

 

    如果把王道的这个东西用在经济上的时候，它是发展的文明，最后把王道用在社会上它是正义的文明。所以你有了生态的文明，有了发展的文明，那种可持续发展。这一个文明，是中国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做最大贡献的点，我觉得可持续发展才会落实。

 

嘉宾介绍：

    刘兆玄：现任“总统府资政”、“国家”文化总会会长，台湾中央大学国鼎讲座教授。著有武侠小说《王道剑》。

 

以下为演讲内容精编：

    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到清华校园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是中华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领导世界不靠战争，要靠王道文化

 

    今年6月份，在台北有一件蛮大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叫唐奖的教育基金会，大企业家尹衍梁先生，他捐了一笔钱给他们。这在台湾被称作是台湾的诺贝尔奖。唐奖，这个奖金是全球最高的一个奖，大概有一百六七十万美金一个奖。这个奖是跟诺贝尔奖完全错开的，它不再给物理化学这些奖，它给的第一个奖是可持续发展，台湾叫有序发展，第二个奖是给生物技术，第三个奖是给法治，第四个奖是给汉学，这是对我们这个华人世界里面来讲，是有特别意义的四个奖。

    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奖第一届,就给了联合国布伦特兰报告的主持人，布伦特兰女士，她是挪威的前总理，她是这个报告的提出者，对20世纪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一个论述，就是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来表彰她对于这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创新的理念，实践方面推行的一些努力，我觉得这个是当之无愧的。

    这个学说，基本是由三个支柱所构成的，就是经济的发展与环境生态的保护以及社会正义这之间怎么取得一个最后的平衡，假设不能够平衡的话呢，它虽然可以希望推动一段时间，但是难以持久，也就是说在经济，就跟环境之间要求可存活的空间，经济跟社会之间要找到公平点，社会可承受，那么公平的可存活的可承受的交集，就是可持续，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注解。

    可是20多年看，经济的发展、环境的保护，应该找到更好的平衡点了，其实是有相当的成就，相当的发展，尤其是在国家里面做的相当的好，这几年来我常常来大陆，觉得其实中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

    可是第三支柱，社会正义，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都遇到一些瓶颈，可以说20年来乏善可陈，用一些数字看，其实是开始恶化，那有人就开始提，那么是不是这里面欠缺一个第四根支柱，就是文化，文化的多样性是不是应该放进去，就像我们讲的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但是经过思考以后，觉得文化不是第四根支柱，文化是这三技支柱的基础，它是在底下。

    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我们看一看对于人类文明的构建上面来说，英国在19世纪的时候就做了不得了的贡献，提到几个名字，法拉第、麦克斯韦尔到达尔文，提这个名字大家就已经五体投地了，这是科学上的贡献。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先驱，有议会的建制、现代教育、法治、金融甚至于医疗体系，这些都是一等一先进的制度，这些在对世界文明是有很大的贡献。

    20世纪的美国也如此，他平民化的民主政治，鼓励创意，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登陆月球，这些科技网络发展曾经是全人类大家要圆一个美国梦的热土，所以他在20世纪有非常重大的贡献。

    那么21世纪的中国是怎样的，假设汤因比的看法是有他的见地，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来问出一个问题，那么中国的崛起成为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崛起直接跳到G2，那么确实是一个经济大国，但它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我们思考的问题，在哪里？那么汤因比说，20世纪的时候人类思维像极了战国时候，就大家打成一团，21世纪人类文明的困境很明确地说，要从东方的特别讲儒家思想、讲佛法里面来寻求解答，你看这个是刚好很有趣的，孔孟讲仁义忠恕大乘讲真诚慈悲。

    那么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里面，这两三年来提中华文化文艺复兴的想法，从传统文化当中寻求精髓，跟21世纪主流思想的结合，那么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提出一个新的普世价值，从王道这两个字来切入，我为什么会写《王道剑》，其实这跟这个王道的思想是有关系的，希望在历史武侠小说当中带一些讯息，有些内容。

    为什么是王道？孟子说：“以力假仁者弱，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就是国行仁政不在大小，几十米就可以开始了，但是他也是说：“千里之国……齐有其地……齐有其民……行仁政而王，犹反手耳。”如果大国行王的话，易如反掌的意思，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如何既大且王。

    今天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要问大国实行王道是怎么样，那么今天的中国是大国，我在这里就要提一下，孙中山先生在他死前的几个月（他是1925年3月12号在北平的铁狮子胡同过世），他在1923年的年底就是上北京来的时候，经过日本，他在神户做一个演讲，就是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他跟日本人讲，他说：“你们现在有了欧美的霸道文化，也懂得亚洲的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文化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探。”

    可是为什么孙中山对日本人讲，为什么日本打赢了日俄战争，在一战里面又是一个战胜国这一点，它确实是这样的。那么孙中山高估了它对王道文化的理解，他其实是有深切的一个期待的，所以当时落空了。

    今天中国的兴起可以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们看两千年为什么王道文化不能够实现，现在来看王道有什么意义？孟子讲了以后，那是因为大国都不支持这个事情，大国为什么不支持？我们要看孟子去劝齐宣王，他是当时的霸主，听完他的话以后，就觉得我每天都在做你讲的相反的事情，这样我才有今天（的霸主地位），这些都是用战争得来。英国在19世纪的霸主是战争造成的，20世纪的美国的霸主可以说是整个一百年来都是用战争打出来的，那么今天两千多年终于有一个大国出现不是用战争造成的，大家想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崛起不是战争造成的，很多因素是我今天的主题，那么这是一个两千年来一个特别的机缘，这个大国的崛起不靠战争。

    可是，两千年来第一个不是靠战争的大国，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实行王道的大国呢？这里边有太多困难的问题，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新的政治经济体制，新的分配体系，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有序发展，这些东西是王道的思想，只是经济的大国还不够，你要考虑到这些问题。

 

民主不等于投票，王道思维是多元辩证思维

 

    那么很多东西都是孟子时代没有的，科技，那时候没有网络；生态，生态那个时候孟子知道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危机，那么没有全球化的问题，没有国际霸权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的社会正义的问题。

    我在台湾讲这个时候就遇到挑战，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复古，其实不是，我举一个例子，就讲“养”这个字，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老的也不用养，壮的也不用养，幼也不用养，为什么，有小康啊，已经到了小康的时候，70岁的可以穿丝衣服吃肉了，那谁要养？

    今天去查一查，所有的国家全部包括大陆，包括中国，你去查查，所有的社会福利定义其实就是“鳏寡孤独”（孟子语），就是残障跟独居老人。是不是在今天一个社会，尤其到两岸都是老年人的社会，每一个在座的人，你都有年长的父母在，你都已经过了中年他们还在，所以这个中年上面要管下有下面的，你的孙子出来的时候他还在，我们这些问题靠政府靠社会制度没有办法真正解决。

    我在大陆讲的时候，有人说你是封建八股，为统治者做背书。讲王道等于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不是在做这种，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辩证，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最原始的一个理念，君不可忠则忠于国，国不可忠则忠于民，民不可忠则忠于志、忠于事。这几十年来人民是很可怕的，所以这是一个辩证，社稷其实在中间，这个我觉得是很了不起，两千年前了不起的，不是随便讲讲。

    我们再看这个老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讲民主最原始的民主就是选贤与能，台湾实行民主这么多年，我回过头来看是什么，要找人才，两种方法，考试或科举，推荐，那考试大于推荐的时候就一试定终身，这不好。如果推荐大于考试的时候就走后门。还有就是民主投票，好像在台湾民主就等于投票，这里面很多问题，有的老百姓呢，这个里面不一定说他笨，他是被愚弄，有民粹，他们要靠媒体，所以媒体就可以去操控，每天听的消息是完全相反的满天飞。

    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看看一个王道的思维、多元的思维当中，其实不同层次的人不同性质的事情他有不同的设计来执行民主，只是太困难，这个讲话很容易，这样的制度设计非常困难，我回过头来看，比如说在台湾实行民主这么多年了，当然有成就，一定有很不错的地方，可是你看每一次选完不管是选总统选完了以后，在过去是有很多诟病，有人给钱去买票，现在这个现象已经没有了，过去很简单，他给你钱，这边放一个给你看一下，你拿了钱不投的话，就跟你算帐，现在这种现象给他看也没用，就是大家不吃这一套了，这是一个进步。

    制度非常进步，台湾小，投票投完了以后早上8点开始投，下午4点就开票，晚上7点结果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是什么，失败的人会带着他的团队向大家鞠躬，说我们努力的不够，有愧于支持我们的人，从制度上来看的话，完美。但我们最终的目的选举要干吗？是选贤与能。我们选了多少贤选了多少能，这样想的时候心就凉了。除了有非常漂亮的制度上面的设计，有很多地方连电子机票也有，穷乡僻壤之间的差距也很接近，可谓完美。可是制度跟形式上的完美不代表理想能达到，实现投票的目的。

 

相比政治，企业更容易实现王道

 

    但是用在企业上他就会有效。为什么，因为企业比较简单。在零和关系中王道很难实现，但企业不见得都是零和，不见得是你死我亡，如果能够共创更大的大饼的时候，分饼的时候有更大的格局跟气度的时候，其实王道是可以实现的，可以造成王道的企业，这就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包括企业家员工，包括消费者，包括投资者，这是可能做到的，也是不容易，但是它在推动着。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台湾有一个东西在起来，就是那种公益银行跟社会企业的结合，也就说公益企业和制度有结合的模式，它的银行是做公益的做善事的，所谓社会企业就是说他的企业要不要赚钱，要，以前的公益事业靠什么，给它捐出来，这个不捐，它自己去赚，但是它不以谋取最大的利益为目的，而是以做公益为目的。

    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都会提到尤努斯，他曾经发展小额贷款，有六百万个会员，最了不起有98%是女性，孟加拉女性是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他借钱给她们，但不是一个欠钱的债权的问题，他是会员互助脱贫的问题，两万个乞丐贷款，所以他就很骄傲，贷款促进民主，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社会企业在台湾是需要立法，那么台湾的法律是规定的很清楚，你假如是公益你就不能够去盈利，盈利的话就不能去接受捐款，这分开的，现在我们要找一个社会企业，介于这两者之间，两边都要的话要重新立法。

 

资本主义是倚强凌弱的文化，反垄断法无法约束这头怪兽

 

    我讲一下另外一个问题，去年我参加一个关于捷克总统哈维尔的会议，他自己是一个文学家，得过诺贝尔奖的文学家，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是：“ Is capitalism democracy still a model to follow?”资本主义的民主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吗？他已经开始在问这个问题，不只是我们在问，他也在问。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是什么，他怎么去解释这个资本，他说整个发展有两个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平均地权，一个是节制资本，各位想想看西方现在的问题是资本的问题，东方很多国家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他真的是真知灼见。

    你就回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它节制资本的方法是叫做反托拉斯法，那这个法什么时候通过，1890年。现在还是这个法，但有了一些改变，小小的修订，防止不正义的合并，反对独占这种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合理的限制财团资本的不正当的膨胀，所以这个法在资本主义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法，没有这个法的话资本主义早就出事情了。

    那么我们就用苹果的一个案例来看，这个事情你就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发展到可怕的地步。2012年9月到11月，八个礼拜之内，因为股市的波动，它蒸发了1700亿美金。这相当于可口可乐这种传统工业花了一百年的时间建立了这样的公司，被现在的新兴的企业短时间内蒸发掉了，这不合理性，但这是事实，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华尔街发生，所以让我们看到会吓一跳。

    那么从这个工业革命一直到网络，基本上产生了一个所谓的哥斯拉，我们看到这个21世纪的怪兽，用1890年的法律是没办法说服他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全球化把这个问题更严重化了。全球化什么意思？有科技的优势，新的制程，新的产品，新的软件，新的服务，这些优势通过GATT、WTO、FTA、TPP这些东西，消除国际间的贸易障碍。强势的一方积极推动，把刚刚我讲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一个强势的文化还有一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我到现在不太懂，也许很多社会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应该去研究这个题目，就一个强势的文化经常伴随的是自我道德化，这个意识加上去以后，就是说原来是一个强势文化，就变成正义的文化，就本来是一个你强我弱，今天变成你对我错，这个时候他讲己所欲必施于人，和孟子讲的是不一样的，你们都要照我这样子来，因为我这个很好，你看我表现得多好。

    文化冲突从这里而来的，我认为是一个自我道德化的结果，把强势的文化变成正义的文化，本来是一个强弱的问题，操作成一个对错问题。所以看到这一个1890年反托拉斯法，到2010年的monster的时候，没有办法。最好的一个案例大家可能在座朋友还记得，美国的联邦政府控告微软的一个案例，就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就是微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Window，大家也都知道EP，它把这个东西放在Window里，那这个东西放进去以后，那是两个产品还是一个产品？反托拉斯法是不准这样做的，你这样做的结果，其他的应用软件的制造者就没有路可走。

    所以这个案子呢，法院遭遇的困难是什么？就是这种东西新的科技的东西，它自然会产生排他，不像牛肉面点，你开我也开，大家竞争，不是这样，它开了以后别人自然就不愿意吃别家了，它有这种就天然的这样子的一个。你这里面如果别人说好，OK，那我可以发展不同的业务来产生竞争，可是你如果把它搭进去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就没办法做下去，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案子，结果没有结果，结果是部分的判决，但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Window是一个系统，他是一个连接的一个入口，他里面内置一个软体，是不是搭售？从工业关系上看也许是，可是从顾客的需求上，顾客喜欢，顾客觉得这样子很方便，所以这些论点是没有解决的。

    也就是说反托拉斯法是没办法驯服这个monster，也许我们要有一个反哥斯拉的办法，大家记得电影《哥斯拉》里的怪物。

    也许我们要不同的思维来考虑法律，重新考虑先的现代的这个道德跟理性，来处理这个互联网时代网络时代里面的限制资本，不正常不正义的快速累积的问题，加入一些强制性的公益观念，这是法律的学者不能去偷懒的一件事情。

 

王道用在法律上就是一个反托拉斯法

 

    再回到今天讲的第一章，唐奖的那个就讲法治，就是那个法治不是说只是政治上的创新，事实上我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网络世纪当中，法律是不管用的，商业的法律不管用，是需要有新的看法，我至少所认识的法界的教授们从事这一方面探讨的不多，这真的应该去加以加强的。

    如果我们定义一下，不符合比例原则的利益是“非义之财”，那我们也许就是要在法律上要设计，把这个非义之财的部分变成一个公益的CREDIT，就比抽税更直接，不要经过政府的手，而且抽税有上限，公益的CREDIT只要设下限。那么，王道就是用在法律上是一个反托拉斯法。

 

贫富不公的社会反应出市场机制被霸道的运作所操纵

 

    我下面要讲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贫富，刚才一直在强调是社会正义的这个部分，那贫富差距大家熟悉所谓的基尼系数，大家问清楚，假设是完全百分之百的分配，完美的分配的话是绿色的，真实的现在是红线，换句话说就说他的纵轴是累积的所得，横轴是累计的人口，就这条完美的分布就说我的人口累计到50%的时候，60%的时候，收入的累积也在60%，这是80的时候他也是80，所以这是完美的分配，全国每一个人一样的，但这个不会发生。

    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回到这一条黑线，人口不管怎么累积，就最后分配都是100%，这个事也不会发生。这个事情大部分就在他的中间，都是零点几，所以应该来说到了0.4的时候就很危险了，这个数字越大越坏，社会越不公平，到0.4的时候发生了警讯，你这个社会可能有问题，来看看一些重要的国家是什么样子，可能会想到美国，我们看最糟糕的就是哪些国家，南美的非洲的一些国家，香港在这个领域当中，他已经到了0.54，南非0.63，这是非常糟糕的，可是最坏的美国跟中国是在第二，零点四几，可能最新的数据都已经到了0.5了，两个国家到0.5了，那么台湾是0.34，很穷的国家跟很富的国家，在这个数据上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再来看，不平均以后他可以透过再分配的方式来减缓他，再分配方式就是用抽税，刚才讲的是税前，刚才讲的已经是税后，在抽税之前数字更不好这些蓝色的更不好，不超过0.5以上，经过调节以后就降下来，就是现在看的数据，美国是有钱的国家当中他再分配效果最少的一个国家，美国是这样，我其实不知道中国是不是这样，中国现在没有这个数据，我查不到，也许有。

    我们再看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致来看分成几种，一种是贫富差距不大，平均财富很高，这是比较理想的，整体的大家都很有钱，可是又均富，一些西欧、加拿大等国家。第二是贫富差距普通，平均的也是普通，都不是太大的差距，这都东欧中南亚这些国家。那贫富差距非常大平均的财富也很大，这些国家是什么，是美国英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国家，他整个的收入平均收入很高，然后第四是贫富差距非常大，最长的是这一块，平均的财富很小，但是贫富差距非常大，这些国家都在非洲。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假设我们要分析这个数据的话，最近有一本书非常非常轰动，就有个法国的经济学家皮克提，他写了《21世纪的资本主义》，1%的富人的钱大过90%的穷人的总和。另外是两次普立兹奖的得主，认为美国增加的薪资，就全国人总的这个薪资增加这个数目的93%落入到1%的富人的口袋，我觉得这个数据就更可怕，以后会更快，因为所有的财富增加了，可是却到1%的人的手上，这个比例是什么，是水涨，因为他整个增加了，船不高，水涨船高是不是，水涨的船不高的结果是什么，船会淹没掉，船还停在原来那个位置，水都盖过它，除了几条特大的船，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再看，这个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施蒂格利茨，他有一本有名的书叫《不公正的代价》，是什么？换一句话说，美国的不公正正是来自于市场机制的扭曲，把利益的诱因没导向创造新的财富，是这样的。

    可是，国际货币基金多年的研究却告诉我们，其实财富分配比较公平的社会，他的经济发展应该更快，这些人不是天方夜谭。各位看一看，二次大战以后的20到30年当中，美国的经济成长非常的快，贫富差距在缩小，那是叫文化震撼。就农夫蓝领阶级的工人，清洁工都开车子上班，家里都有冰箱都有电视机，所有的这些让我们认为是有钱人才有的，那是60年代，所以那时候他是全天下就只有美国梦的这些人他们的天堂。

    那个时候就是他有整个他的民族政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中产阶级上面，那是那个时候，事实上收入都在成长，贫富差距不增反而有点减，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乌托邦。

    我们看到后面，但是贫富不公的社会他反映出市场机制被霸道的运作和操作。举两个现在的例子，很近，第一个也是美国的例子，因为美国比较透明，取得他的资料比较容易，金融家是一种制度性的在赚的多交的少，那么为什么，因为基本上这些东西是他们发明的，就是华尔街的事情。第二个例子就是你看奥巴马总统的健保法案，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新闻，这个健保是什么呢，就是药商为了每一年500亿美金的过当的利益，不是说他的利益只有五百亿，他的利益已经有，但还要更贪心一点，他过当的利益有五百亿美金，药商为每年500亿美元的过当利益，阻止国会通过健保法案平价供药。如果他能够合法地阻止国会，这个比不合法更可怕。

    再看一个数字，最近美国的经济恢复，其实很多数据，有一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企业界对银行去融资，这代表了企业都要做大，生意好，所以他要去融资，可是我们看看在这里面总的融资在增加，但是小企业却减11%，这什么意思，企业这里面也在大的变得越大，小的变得越小，经过金融风暴以后他降到11%，金融风暴的结果美国去救这些大的，倒掉了几百上千的小的银行，小的银行是什么，首先他是小企业的地方银行，我们看到的是企业的现象。

    我们用黑人和白人来比，1960年的时候，一个所谓的中位数，不是平均值，就是统计学上的意思是刚好50%比他多，50%比他少的家庭收入，那个收入黑人只有57%，但是经过30年的努力，他将近三分之二，到了2000年的时候，最近这14年又降回到1960年的时候，就白干了，确实这14年当中有7年一半的时间有一个黑人的总统坐在白宫里面，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些其实蛮讽刺的，我相信不是这个总统不努力，是大势所趋，整个这个社会朝着这个方向在走，所有的资本主义这些问题已经出来了，到这个地步。

    除了收入以外，还有对未来的期待，对未来的期待各种的研究跟调查，他的都是指向负面，令人悲观的，这指的是美国。中国呢？我们看刚刚讲的这个基尼系数，美国是享受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繁荣，一百年以后，产生了这些问题。中国呢，改革开放30年进入到同一个问题，是不是特别警讯，是不是应该去想这个问题，所有的好处都还没有拿到，就先掉入这个陷阱里。

    其实啊，不公平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不公平创造了穷奢极侈的物欲。各位有一个想像的空间，其实合理的不公平，可以是一个激励进步，创造机会的动力。真的是每个人一模一样，我干的要死是250，不干也是250，那我为什么呢，就向上在进步的动力会减少。那怎么样去创造这个机会呢，教育是创造机会一个政策的工具，可是许多国家其实包括美国，富人直接说享受的公共的教育资源比穷人多很多，一个是现实上的问题，一个是对未来的期待，两件事情加在一起如果都是负面的时候，是非常值得警讯的事情。

    我讲一点台湾的经验，曾经有30年他的成长历史维持在8%以上，这一段期间贫富是没有拉大。就刚才讲的，越公平的时候，成长得越快，2000年以后，成长开始下降，贫富差距开始拉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两次的贫富差距拉大的最厉害的时间段当中，一次是电子工业的泡沫化，一次是2009年的金融海啸，这是最坏的时候，贫富差距拉的最厉害。

    金融海啸之后，我就提出一个“三挺政策”：政府去挺银行，银行去挺企业，企业去挺劳工。为什么不直接挺劳工，因为政府只有这么多子弹，一次给劳工打完以后，还没有效果的话，子弹就没有了，能救人的那种东西，先救一个，那全世界银行倒得一塌糊涂，很多关门了。台湾这件事情是值得骄傲的。我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全国的每一个人的存户，你的银行如果倒了，政府赔。全国每一个人全保，结果一个人也没有倒，一个人也没有去挤兑，信心建立渡过难关。因为我们这样做，他们怕钱流到台湾来，所以香港跟着做，新加坡开始做，马来西亚开始做，整个亚洲跟着做，亚洲经济就出现了。

    可是我很惭愧，事后我来反省，这个没有达到我希望的问鼎。为什么，因为政府去挺金融机构，挺银行，我们那个政府投的不是全保，全保就是百分之百兑现的事情。可他去帮企业，台湾有句话，下雨收伞，开始下雨我就把伞收起来了，那好的时候天天希望你来借钱，不好的时候你要借钱我一毛不给你，你去要求凡是对资助过的这些银行，不能因为你的企业拿了银行的，银行也不能收伞。要到最后，它得了好处，它就照顾老百姓，可是只有这样子是百分之百的打包票，到后来等到海啸渡过，那些银行保住了，企业很快恢复了，很多老百姓可以恢复。因为我们刚才讲他没有百分之百做到的时候还有很多失去工作，要花很多时间慢慢来，再就业。

    越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政府敢说我先救穷人，他没有这样子的力量，唯一做的一件事情是发消费券。就春节的时候发了全国每一个人包括刚生下来的BABY，见到犯人也会有钱，一人发三千多台币，刺激经济，我不是发钱给他，我发消费券，你要用不掉那个只是当邮票贴，你要用掉的话这个经济就会活络。

    我在一个论坛中提到怎么渡过2008年、2009年海啸，很多国家的元首或者是政要对我都表示恭喜，我很诚实告诉他们，那个政策的目标没有完全达到，受损的是穷人，因为贫富差距拉得厉害。

 

贫富差距扩大促进反省可持续发展

 

    新世纪当全球经济荣景不再，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必须要有不同的思维，过去以成长为挂帅的思维不足了。西方国家那些智库，那些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研究，要发展新的指标来引领新的世界需求，换句话说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已经开始反省。哈佛大学教授提出了2年前提出了叫做社会进步指标，来替代GDP。这里面它有什么？它有人类基本需求，还包括营养、基本医疗、水资源、卫生、居住、人身安全等等。它有福利的基础，建立了包括一些基本知识的可及性，通讯的可及性，健康身心的保健、生态、是否能够可持续性。他是更全面的来看，来建立指标。

    我们看这个指标建立完了以后，我们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纽西兰，美国降到第16名去了，中国排在第90名。这个数据供各位参考，他的积分是很机械的，我刚刚讲的这三样东西，“A＋B＋C”除以3一样重要，比较简略的方式在做。

    那我看到这个数据以后，跟我的想象中是有差距的，所以我就仔细看了看到底怎么回事。在这个里面中国跟美国来比，现在比较我们中国的得分特别低，有一些东西，譬如说讯息通信的可及性，美国也不是很高，但是在这个我们是排名106名，全球排名106名，它也有它的根据，但是我不知道，我没有根据。但是它做这个是这样，一定他强调的某一些事情对中国来讲是特别不利的。

    也许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中国的反思在哪里了？我是举例，其实像《经济学家》这一类的杂志已经看到这些资源可持续发展，定量分析这些动态的关系，相正负关系性，这些。这些东西已经有学者动起来了。也有对经济利益、生态利益当中与怎么去平衡竞争，局部利益跟整体利益怎么去竞争，那么短期利益跟长期利益怎么去竞争，那这些都有学者在开始做。我觉得为了要建立研究这个复杂问题的，你现在建立方法，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我们方法需要建立，这些仍然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范畴之内，社会正义的议题还没有进入。其实最近的一些政策上倒是看得出来，比如说打贪，这是跟社会正义有关的，但这方面的学术基础我觉得是薄弱。

    无论是Social policy，还是经济表现，看起来它的定义上是比较能够贴近可持续发展的观念的，但仍然是以纯西方的思想观念设计的，它缺乏两样东西，一个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已开发的国家或者开发后的这些国家，它的一些情形是不是能够把这件衣服或者这根尺，同样来量正在开发的国家。我觉得这些例子，比如说这些野生动物的保护，可是这些已开发的国家他们已经把这些动物杀光了，现在开始保护，怎么是这样子？这里面是不是应该不同的考量？当然，这里面有不同的考虑。

    另外一个它缺乏的是同理心的看文化差异，我觉得这个更严重。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文化，假如不去面对这个问题的话，中东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不从文化面去看这些问题。就是所谓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些是不能解决。所以我们要创造一套有中华文化的思维跟价值这样的一个系统。现在严谨定义衡量发展中国家，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是什么？那这个非常不容易。这不是做政治宣传，我讲怎样好就是好，不是。在后面要有非常深的学术背景支撑它，很多验证科学在支撑它，它在国际上才会被大家重视，被大家当一回事。

 

王道文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最大的贡献

 

    开发中国的国家重新框出一个公平合理的定位，警惕它，鼓励它，往对的方向走，往正能量的方向去发展。我们从王道来看，这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相对的来讲，美国其实现在很多已经败坏了，队内的时候，他还是讲究人权、讲究人的自由、司法平等、注重环保、社会方面这些。所以他是一种王道的自由，但是在国际上就是完全霸道，包括我们看它国际去监听，海外去触觉这些，战争频繁，我就不讲了。

    中国，我们现在说对外王道是必要的手段，他援助外国，基础建设贷款都是非常优厚的条件，和平共处不介入战争，对边界的纠纷尽量克制，我们可以看得到。同时在国际的维和总兵里面，中国的部队是最主要的力量。所以国际上其实是在行王道，但是在国内的话，它很多治理是霸道。这跟美国有一点相反，对这样子的情况。比如说这里面民主跟人权是受限的，它是有条件的自由。环境破坏的厉害，贫富差距非常大，市场不给力。对我们看看这样子比较之下，我们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往后走的时候要从什么地方走。

    王道追求的不是我们像刚刚讲，对外面很王，对里面很霸，不是这种概念。是要内力的王。还是回到，你没有力的话，你没有办法谈王道，你只谈王道是论述，所以这里面有很强大的内力在支撑，这个内力不武力，不只是武力。可能是经济的力量，可能是文化的力量，可能是整个民族有凝聚的力量，哪一个国家更能凝聚在这样子的力量，这个力量更强大。但如果一个国家一盘散沙，这力量也会变小，就像是一个综合的这样的力量，作为后盾，但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我们表达是不是用王道式的方式去表达？这个就对了。

    那个时候，我们把王道文化注入到这种，再回过头来看，可持续发展是什么？是王道的环保，用王道去对环保的时候，它是生态文明。这个最近在大陆做，很有前途。我最近去贵阳参加了生态文明的国际论坛，上面有很多建树。那么如果把王道的这个东西用在经济上的时候，它是发展的文明，最后把王道用在社会上它是正义的文明。所以你有了生态的文明，有了发展的文明，那种可持续发展。这一个文明，是中国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做最大贡献的点，我觉得可持续发展才会落实。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是第一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指标，这里面要有坚强的学理基础，可信的数据来支持，大家才能认同，国际才能够认同。不然别人认为你这是宣传文件。

    一个大国，它在处理很多事情上，它有话语权，不是宣传资料，是有坚实的学术做后盾的，有道理的东西，每样事情你和一个大国发展的时候，他有一个说法，我们这些两岸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责任来做这个后盾。所以从两岸的学术开始合作，我建议建立共同的智库。那么智库是考虑到操作性，那么这个智库它的结合，从两岸开始，结合港澳，海外华人，甚至全球有共同理念的学者专业各界领袖，共同来建立一个新的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当中，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来自中国文化的底蕴作为一个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