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三人谈（17）

王华丽 (山西财经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同时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转变文明理念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将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

     山西如何利用良好机遇，改善生态环境，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创新生态治理模式显得尤其重要。在治理主体上，要改变过去政府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的局面，实现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让民间组织、企业、公众等成为治理主体，共同投入生态治理中。在政府定位上，政府要在生态治理的重大决策和统筹全局中居于主导地位，更多职责是制度设计与供给、资金筹集、生态补偿、利益相关方冲突的协调等。在治理方式上，要充分给予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以尊重，赋予其平等的参与权力，在参与和对话中建立信任，形成多元平等、彼此尊重的治理网络。在参与程度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不仅要作为规划制定的参与者，而且要成为决策者、出资人、监督者、环境影响评价者等，使其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个环节中。在法律地位上，要从法律层面上赋予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合法地位与合法权力，以保障其治理能力的充分发挥。在价值理念上，要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及社会价值观等思想体系之中。

武小惠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山西作为资源大省，“煤焦冶电”等煤系产业企业长期占据经济主导，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破坏制约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实属必然。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就是要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根本出发点，根据生态功能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等多种因素进行核算，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调整各区域相关各方的利益关系。

     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大量财政支出。山西应着力推动煤炭产业向“生态环保型”转变，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一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对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的财政支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由中央财政承担全部或绝大部分的提供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费用；扩大用于生态移民和扶贫的财政资金规模；以更多的财政资金支持进行交通、通信、生态环境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产业结构合理化规划，以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绿色产业的发展，引导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要求的产业外迁；坚决杜绝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开发活动。二要积极推进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改革，力争在矿产资源税费制度综合改革、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突破。三要争取环境保护税开征试点。

尚慧辉（山西日报政法部记者）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提法和要求都很好，但具体的实施和落实，更需要多动一番脑筋；离任审计、责任终身追究都必须有可具体操作的措施。

     领导干部主政一方，决策科学与否、眼光长远与否直接关系着当地的生态环境，一着不慎，轻则影响当时，重则殃及子孙。而且，环境问题大多难以在短时间内看到，从种下因到看到果大多间隔多年甚至数十年、百年，如果离任审计才发现已酿成大错，山河被污、环境受损，要怎么个追究才能恢复，要消耗多少时日才能重新山清水秀。

     生态环境保护更须“治未病”、重在防微杜渐。要源头查堵，可参考目前实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评估和跟踪监测。不论项目多好、对当地有多少益处，一个条件，环境影响评价通过才能上。要严格执法，对敢于偷排偷放者，伺以重典严苛，使其想到惩罚就不敢，同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条款，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在全社会营造环境优先发展理念，政府致力于培育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体系，引导人们的生态文明自醒意识，倡导全社会的生态文明自觉行为，让更多公众知晓、参与、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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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永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不少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但如果经济发展不能转到低消耗、低污染的模式上来，生态文明建设的种种努力所产生的效果将会被抵消。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领域问题存在的错综复杂联系，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十分严峻，这背后有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的深层面制度原因。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不是干预太多了，而是干预太少了，不是政府越位而是远没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