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实质与核心价值，是近年来为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一个常议常新、见仁见智的开放话题。从笔者所接触到的情况看，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多还处在以当下的某种世俗需要为主题，从儒家经典中找寻相关价值元素的阶段，还未见有联系儒学的基本问题来对儒学的实质与核心价值进行分析概括的。笔者认为，如果只是以现实需要为趋动，或许能够找到为眼下所需要的东西，但不一定能够抓住儒学本来的实质与核心价值。本文拟从分析儒学的基本问题入手，就儒学的实质和核心价值作一探讨。
一、使人成其为人，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是儒学最基本的问题。
笔者认为，讨论儒学的实质与核心价值，首先需要搞清楚什么是儒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什么是从孔子、孟子到历代大儒所一直关注和思考的共性问题。
我们知道，儒学原本是关于中国人人伦日用的学问，是古圣先贤对他们那个时代所面对的共性问题及其困惑的对策和主张，而不是形上意义的玄学和空谈。也就是说，儒学作为一个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其中的每一项价值观念都是针对当时社会所凸显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提出来的，而不是脱离社会实践空想出来的。这些问题和矛盾，涉及家国天下等方方面面。如何响应这些问题和矛盾，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所以，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历代大儒终其一生，都是在为到达修齐治平的理想彼岸寻找理据和路径。正是经过历代儒家的不懈努力，儒学才日益发展成为放之家国天下而皆准的一整套文化和价值观念系统。
儒家价值观念体系的内涵十分丰富，不是这样一篇短文所能表述清楚的。但如果把它放在基本问题的维度中加以分析和概括，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如何使人成其为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方面；二是如何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与丛林世界相区别--的方面。从孔子、孟子到历代大儒，尽管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所提出的思想和主张各异，但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始终没有离开过"使人成其为人、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这样两个最基本的方面。
所以，笔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儒学是从人的本位来构筑自己的价值观念体系，它是关于人及人类社会应然状态的学说，这种学说与社会实然现实构成的张力，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儒学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两句话：使人成其为人，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如何使人成其为人，如何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这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千五百多年来，儒家的所有义理、所有努力，都是围绕着这样两个基本问题展开的。我们今天讨论儒学的实质和核心价值，如果不联系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就只能是缘木求鱼。
二、"仁"与"礼"，是儒学全部价值观念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元素。
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那么，在这个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体系中，什么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元素呢？
笔者认为，儒学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元素，应该是最能够有效地响应儒学最基本问题的观念要素和功夫要素。这种集观念和功夫于一体的价值要素，就是历代儒家所倡导的"仁"和"礼"。儒家的其他价值观念，比如孔子一再强调的仁、礼、义、知、忠、恕、和、敬、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中庸等价值观念，孟子一再强调的仁、义、礼、智、恻隐、恭敬、辞让、善恶、诚信、良知、民本等价值观念，程、朱所倡导的存天理、去人欲等价值观念，陆、王所倡导的尊德性、致良知等价值观念，都可以归结到"仁"和"礼"这两个最核心的价值观念范畴之中。可以说，"仁"和"礼"是直接指向儒学最基本问题的两个观念范畴，也是儒家开出的"使人成其为人，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的有效药方。
先看儒家是如何做到使人成其为人的。在儒家看来，要想使人成其为人，最关键的就是使人拥有和保持"仁"，从而与禽兽相区别。所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第19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人和禽兽的差异就那么一点儿，一般人抛弃它，君子却保存它。舜明白一般事物的道理，了解人类的常情，于是从仁义之路而行，而不是为行仁义而行仁义。"在这里，儒家把"仁"看作是人和禽兽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凡是拥有和保持了仁的就是人，反之就是衣冠禽兽。所以，使人成其为人的关键，就是要时时刻刻依仁行事。至于怎样做才算是仁，孔子分别给出了这样的回答：仁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第19章）；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第3章）；仁者"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第6章）。可见仁的标准是很高的。
再看儒家是如何做到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的。在儒家看来，要想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最关键的就是使社会和顺。那么如何才能使社会和顺呢？儒家给出的答案是用"礼"规范家国天下的方方面面。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第12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礼法的应用以和顺为可贵，从前圣明君主治国的方法，这一条做得很好，无论大事小事都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在这里，儒家把"礼"看作是社会和谐还是不和谐的重要标志，一个讲求礼法的社会必然是和谐的社会，反之必然是不和谐的社会。至于怎样做才算是礼，儒家给出了一个最通行的准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第11章）具体说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第4章）。
由此我们看到，儒家的"仁"是从道德理性出发，由内在确立个人对理想道德境界与完善人格的追求目标；儒家的"礼"是从伦理秩序出发，由外在规范群体对美好社会愿景的共同行动。儒家正是通过"仁"和"礼"这两个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为如何使人成其为人，如何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提供了理想而且可行的路径和答案。
由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传统中国社会与现代西方社会的设计理路是大相径庭的。传统中国社会的理路是，从自然人出发，首先将自然人教化成为仁人，然后在仁人的社群中建立一个用礼制规范的社会。所以，传统中国社会可以说是典型的"礼制社会"。而西方现代社会的理路则是，从自然人出发，首先将自然人教化成为自由人，然后在自由人的群体中建立一个用（契约）法制规范的社会。所以，现代西方社会可以说是典型的"法制社会"。中、西方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是由于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际遇等诸多因素决定的。严格地说，中国今天的社会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制社会"，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制社会"。因为，作为传统的"礼制社会"，我们首先需要做好将自然人教化成仁人的工作，如果不能把自然人教化成仁人，以德治国就只能是"对牛弹琴"。作为现代的"法制社会"，我们首先需要做好将自然人教化成自由人的工作，如果不能把自然人教化成自由人，以法治国就只能是"一厢情愿"。坦率地讲，我们现在所缺少的不是"德治"或"法治"的理念或承诺，而是缺少在"仁人"或"自由人"教化上的功夫。如果我们不能在实行这两种教化上下功夫，我们的理念再创新、承诺再动听也是达不到预期目标的。所以，我们目前只能算是不够格的"礼制社会"和不够格的"法制社会"。要想建设一个够格的，也就是名副其实的"礼制社会"和"法制社会"，就必须重新认识和评估传统、重新认识和评估现代，切实从传统和现代这两种文化资源中寻找发展的动力和支撑。否则，我们的社会就只能在"德治"或"法治"的口水中摇摆。
当然，我们也可以使用其它的维度，从其它的方面对儒学的实质和核心价值进行分析与概括。比如，我们可以从家庭伦理的维度，将孝悌看作是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可以从社会伦理的维度，将君臣父子看作是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等等。不过笔者认为，单纯讲儒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能对破解社会的基本问题起多大的作用，如果对重建当下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和精神家园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么，再好的归纳和概括也是没有意义的。
三、超越性思维，是发展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体系的重要路径。
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体系似一棵长青藤，宠辱而不惊，历久而弥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从孔子、孟子到历代大儒都具有超越性思维，能够不断提出符合天道及人性要求的价值观念分不开的。比如，孔子提出以"义"超越"富且贵"的观念，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第16章）。再如，孟子提出以原善超越原恶的观念，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第6章）又如，程、朱提出以"天理"超越"人欲"的观念，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可以说，正是这种超越性思维，使得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体系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和深入人心，成为一代又一代合格中国人的精神依托和行为指南。
联想当下的实际，新中国建立60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但同时也毋庸讳言，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灵物化、精神家园失落和由此导致的种种社会问题也日益突出和严重。比如，我们在使民"庶之"、"富之"方面可以说是卓有成效，但在"教之"方面却收效甚微，甚至多有失误。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这句话在今天仍然具有警世作用。反思原因，并不是我们对教民的工作不够重视，而是采取了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治式思维，缺少儒家那种针对问题而又超越问题的超越式思维。我们更多地是从具体到具体的就事论事，而不善于从具体到抽象的就事论理，尤其不善于从直指人心的文化和观念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思路。结果是你定你的调，他吹他的号；你出台你的章法，他搞他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而在许多本应讲求原则和规则的管理和服务领域，形成了不正常的"猫鼠游戏"或肮脏交易，社会在集体失忆中滑向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黑洞。对此，我们只能说：一个失去了自己珍贵历史文化呵护的转型大国，什么样的不确定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事实上，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经过了数千年文化变迁的检验，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有利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精神财富。从儒学现有资源中挖掘具有永恒价值的道德伦理规范，无疑是医治现代社会精神疾病的一剂良药。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毕竟是古人针对他们那个时代社会及精神家园问题所提出的对策方案，不能够也不可能完全满足当下社会重建道德伦理和精神家园的需要。因此，在回首儒家文化，从儒家现有价值观念体系中汲取对当今社会有益成分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学习儒家那种超越性思维，提出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这个时代家国天下问题的新思路和新主张，推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儒学。
早在160多年前，清末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就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主张,强调学术不能脱离政治,要面向现实,关心国计民生。所以，比简单重拾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目前存在的影响人成其为人，影响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的种种问题，进行认真系统的反思，对古人已经有现成答案的，名正言顺地从古人那里汲取经验和智慧。对古人没有现成答案的，应积极运用儒家的超越性思维，提出相应的观念和主张。同时，还应注意学习借鉴世界上所有文明的智慧和经验。唯如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美好愿景才能曙光初现，我们这代人也才能够向后辈交出一份无愧于祖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本文的结论是：讨论儒学的实质和核心价值，必须联系儒学最基本的问题，即如何使人成其为人，如何使社会成其为人的社会的问题。"仁"与"礼"是儒学全部价值观念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价值范畴，它为解决儒学的基本问题提供了理想而且可行的路径和答案。处在社会全面转型阶段的我们，迫切需要从传统和现代这两种文化资源中寻找发展的动力和根脉，尤其需要运用儒家的超越性思维，破解前进道路上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各种难题和挑战。
李祥熙（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山西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主编、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副主任兼学术传播委员会主任）